一切問題歸邊境——美墨邊境關係小史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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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曾一再主張要在整個美墨邊境上修建一堵牆，並讓墨西哥方面為此掏錢。

2019年6月7日，美國那位以“發推”著稱的總統特朗普在其“推特”上表示，美國已經與墨西哥就邊境安全和非法移民問題達成了協議，墨西哥承諾將採取“前所未有的措施”來遏制非法移民，美國對墨西哥加徵關税的計劃也“無限期暫停”。

乍看上去，原本因特朗普的“極端言論”而急劇降温的美墨關係現已恢復正常，不過，綜觀美墨兩國的關係史，基本都是圍繞着“邊境”和“移民”展開的：自1848年兩國正式確定將格蘭德河作為界河以來，美墨之間的關係總是起起落落，既有時不時會冒頭的“極端國家主義”，也有佔主流且和平務實的“實用主義”。而這一切，總是離不開“邊境”二字。

上圖：一名男子正沿着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的邊界圍欄行走。

美墨邊境，這條從大西洋一直延伸到太平洋，蜿蜒三千多公里長的國界線，一路穿越無數河流、山丘、沙漠和龐大的城市居民區。單從長度上來看，它是地球上長度排名第九位的邊界線（僅相當於美國和加拿大邊界線長度的一半）。但從人流量上來看，它是地球上最“繁忙”的邊界線——每天的過境人次達百萬以上！在這條邊界線的北面，是一個富裕、先進、已實現後工業化的第一世界國家；而在這條邊界線的南面，是一個較為貧窮、人均收入較低的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一百多年來，來自南方的移民不斷穿過邊界向北方流動，而來自北方的投資則陸續流向南方便宜的市場。這種嚴重不平衡的流動關係也是當今美墨經濟關係的一個縮影。

除了作為地理、經濟上的分界線，美墨邊境也是一條具有重要民族文化意義的分界線：在這條線的北邊，是傳統上將自己視為歐洲白人後裔，主要信奉新教的美國；而在這條線的南邊，生活着作為西班牙殖民者和拉美土著民族（阿茲特克人、瑪雅人等）融合後代的墨西哥人，而且他們絕大多數信奉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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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美墨邊境

今天美國和墨西哥的邊界線是在1846年至1848年的美墨戰爭結束後劃定的。這場戰爭的始作俑者是美國總統詹姆斯·諾克斯·波爾克，他渴望通過這場戰爭將德克薩斯地區納入美國的版圖，並加強美國對西南部遼闊領土的控制。美國第18任總統尤里西斯·格蘭特對這場戰爭的評價可謂是一針見血：“（美墨戰爭）是一個強國對一個弱國所做的最不公平的事情之一。”經此一戰，墨西哥失去了一半以上的國土，並在日後的歲月裏始終對其強悍的北方鄰居心存芥蒂。

上圖：表現1846年至1848年美墨戰爭期間布納維斯塔戰役的繪畫作品。

結束了兩年的廝殺後，隨着兩國關係的緩和，邊界地區也開始朝好的方向發展：大批新移民紛至沓來，一座座嶄新的村莊、城市、工廠出現在了地平線上，鐵路交通、農業開墾和跨境貿易也在蓬勃發展，這一切甚至影響了今天兩國的經濟格局。從德克薩斯州到加利福尼亞州的美國西南部長期是美國最重要的經濟帶之一，而墨西哥毗鄰美國的北部地區則一直是其國民經濟的“起搏器”。

上圖：詹姆斯·諾克斯·波爾克，美國第11任總統，1845年3月4日至1849年3月4日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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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與穩定

隨着時間的推移，跨邊界的經濟和文化融合塑造了一種獨特的邊境經濟和社會形態：生活在兩國邊界地區的人們有了共同的利益和文化認同。這導致的一大後果就是，兩國都希望維持邊界地區的穩定，避免人為製造分裂。自1848年以來，美墨邊界地區長達一個多世紀的密切的經濟合作，伴隨着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1994年簽署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建立了一個包括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內的巨大的自由貿易區）而取得了巨大的進步。這也是為何特朗普修建隔離牆的提議遭受了巨大反對的原因之一。

除了經濟，進入20世紀以來，美國和墨西哥在國內政治方面也有類似的經歷：20世紀初，兩國都力捧“進步主義”；20世紀30年代，兩國都推行了“新政”；20世紀90年代，兩國又都開始奉行“新自由主義”。這種政治上的相似經歷也讓兩國的邊境關係更加融洽，甚至在發生危機和爭端的時候（20世紀初至二十年代的墨西哥革命期間，以及20世紀70至80年代初美國發生經濟危機期間），邊界兩側的共同利益也都成功地緩解了緊張局勢，並彌合了兩國尖鋭的矛盾。客觀地説，美墨關係能在起伏中維持相對和平與穩定是相當不容易的，因為在發生危機時以往掩蓋的矛盾大多會爆發（例如，同樣是在20世紀70至80年代初發生經濟危機期間，愛爾蘭和英國的關係就一度變得劍拔弩張）。在這方面，兩國邊界地區的經濟聯繫功不可沒。由此也可看出，一旦特朗普建牆成功而顛覆了這種歷史模式，那麼未來再爆發危機時美墨兩國的關係恐怕真的就沒人知道會走向何方了。

上圖：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和墨西哥總統阿維拉·卡馬喬在一起，時間是1943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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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起落落

1848年的戰爭結束後，美墨兩國國內都發生了動盪（部分原因是戰爭本身造成的）：在美國，大片新領土的吞併使奴隸制問題更加嚴重，從而進一步助長了爆發內戰的可能；在墨西哥，戰敗和丟掉了國土的創傷使政治兩極分化，並導致一代激進的改革派自由主義者掌權，後者在19世紀60年代還挫敗了法國的入侵。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兩位標誌性的領導人出現了：亞伯拉罕·林肯和貝尼託·華雷斯。他們二人雖然從未見過面，但都抱有大致相同的改良式共和主義價值觀。此外，他們二人也都因反對歐洲（特別是法國）對美洲事務的干預而團結了起來。正是基於這種共同的地緣政治利益和對歐洲列強的反對，格蘭德河兩岸的這兩個國家沒有繼續互相為敵，而是在客觀上結成了同盟，這也促進了兩國的跨境聯繫。

上圖：墨西哥總統貝尼託·華雷斯。

同樣，到19世紀中後期，隨着資本主義的高速發展，美墨兩國都開始向更加商業化的路線上轉變：美國成就了所謂的“鍍金時代”（從南北戰爭結束到20世紀初）；墨西哥統治者波菲里奧·迪亞斯以無情的實用主義執政，也實現了秩序穩定和經濟增長。來自美國和歐洲的投資首次開始大量流入墨西哥，湧向鐵路、公共工程和出口部門（採礦、石油、熱帶種植園等）。在這一時期，美國和墨西哥的經濟初現一體化的端倪，邊境往來也愈發頻繁。一個側面的例子就是：基於在墨西哥獲得的巨大經濟利益，代表資本勢力的美國外交官和投資者對迪亞斯的種種鐵腕政策視若不見，卻交口稱讚迪亞斯那“明智的政治家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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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革命

1910年，就在偏左翼的改革派在美國搞“進步運動”搞得風生水起的時候，墨西哥革命爆發了。這場革命的矛頭直接指向總統迪亞斯。雖然一些陰謀論認為，是某些美國政客煽動或挑起了這場革命，以便把他們越來越看不順眼的迪亞斯趕下台，但客觀來説，這場墨西哥革命確實嚴重影響了美國人的商業活動和邊境利益。

此時美國上下對這場革命的反應不一：享受了短暫繁榮的既得利益集團（如大型石油公司）譴責革命者，並贊成採取強硬的對策。他們要求美國進行徹底的干預，並對迪亞斯總統及其政府表示了明確的支持；自由派人士（如伍德羅·威爾遜總統）試圖往“温和的民主方向上”引導革命；而左翼的激進分子（如極端改革派）則已經開始籌劃向邊境以南的“戰友”提供援助。在此後的十年間（1910年至1920年），墨西哥發生了嚴重的動盪和內戰，嚴重威脅着美國的投資和邊境安全。威爾遜總統雖然拒絕進行徹底的武裝干預，但他還是兩次派軍隊進入墨西哥：1914年，美軍佔領了墨西哥海港韋拉克魯斯港口，並稱這是為了“温和地推進革命”；兩年後，為了對付潘喬·比利亞起義軍的“跨境襲擊”，美國再次出兵，將一支所謂的“懲罰性遠征軍”派往墨西哥北部，旗號是消滅那些“冒犯美國”的叢林大盜和沙漠匪徒。

上圖：墨西哥革命期間的潘喬·比利亞起義軍。

然而，派遣“懲罰性遠征軍”無異於緣木求魚。在經過一年多徒勞無功的“剿匪”後，潘喬·比利亞的武裝力量悉數撤回墨西哥境內。更重要的是，此時正在歐洲進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才是美國人最關注的。美國出兵對墨西哥革命的進程影響不大，但卻助長了墨西哥人對美國侵略的恐懼。更糟糕的是，這開啓了美國對拉美國家發生革命時進行武裝干涉的壞苗頭：如20世紀20年代的尼加拉瓜，60年代的古巴，80年代的格林納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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緩和

到20世紀20年代，墨西哥已經建立了相對穩定的革命政權，新政權致力於土地和勞動力改革政策，在經濟上奉行民族主義，而且產生了強大的反宗教主義勢力，這一切都讓北面的美國大為驚懼。同樣，此時在右翼共和黨統治下的美國也是在胡蘿蔔和大棒之間搖擺不定。最終，到20世紀20年代後期，“胡蘿蔔派”，或者説“鴿派”佔了上風，墨西哥政治高層也調整了其對教會和外國投資者的政策，從而使局勢趨於緩和。

上圖：20世紀20年代的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

隨着“大蕭條”的爆發，緩和政策得到了兩國的進一步青睞。當時，兩國的政治都變得左傾：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大力推行其新政；墨西哥總統拉薩羅·卡德納斯，這位號稱是“革命的最後一位偉大的激進改革者”也不遑多讓。相似的國內政治理念加上法西斯勢力崛起的全球環境，加速了美墨兩國關係的緩和。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打之後，美國和墨西哥實現了前所未有的雙邊合作——無論是軍事、經濟還是其他方面。冷戰進一步鞏固了美墨之間這種緊密、甚至可以説是“愜意”的關係。正是在二戰和冷戰期間，得益於美國國會正式批准通過的《戰時墨西哥短期合同工計劃》（1942—1964年間推行），墨西哥人開始大規模移民美國，並徹底改變了北美地區的政治經濟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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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主義勝過極端主義

雖然美墨關係在20世紀初經受了革命的嚴峻挑戰，但始終未脱軌（相比之下，1959年的古巴革命就引發了美古關係的尖鋭對抗和持久破裂）。隨着時間的推移，在邊界兩側，實用主義最終戰勝了極端主義：墨西哥革命領導人雖然是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卻能理智地做到不那麼極端地反美；而美國人在邊境地區的實質性經濟利益也讓他們暫時把種種政治理念拋到一邊，而選擇務實地做生意。

由此產生的緩和經歷了戰後半個多世紀的和平歲月。移民、邊境供水、投資規則等一系列雙邊問題最終都被證明是可以通過談判來解決的。20世紀70年代，當墨西哥在國內外短暫地採取更激進的政策時，美墨雙方又發生了較嚴重的爭執，並導致墨西哥經濟在80年代陷入蕭條，政治不穩定也加劇了。不過，進入90年代後，美墨邊界經濟合作再度興盛起來，而且是基於共同的政治理念（“新自由主義”）。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進一步鞏固和深化了這一合作關係，之前的種種齟齬也煙消雲散了。即使是進入21世紀後新出現了不少問題，如墨西哥向美國走私毒品的活動逐漸猖獗，以及由此產生的邊界地區的暴力活動，但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對美墨邊界地區經濟高度一體化的一個側面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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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之“牆”

2016年11月，特朗普贏得大選。在其競選總統期間，特朗普曾一再主張要在整個美墨邊境上修建一堵牆，並讓墨西哥方面為此掏錢。在特朗普看來，這樣一堵“隔離牆”能嚴密地封鎖邊界，把那些他所謂的“殺人犯、販毒者和恐怖分子”擋在外面。

上圖：2016年，訪問墨西哥的唐納德·特朗普與墨西哥總統恩裏克·佩尼亞·涅託在墨西哥城的洛斯皮諾斯總統官邸握手。

很難説這是不是一種譁眾取寵的選舉策略，特朗普也曾在許多問題上採取這種策略以吸引選民的注意。但客觀來看，“修牆”根本無力有效地封鎖邊界，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動還會繼續下去，而非法墨西哥移民造成的“危機”在很大程度上已成為過去，過去十年間，移民人數已大幅下降，其中墨西哥移民人數減少了一百多萬（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這裏只是指合法移民）。相反，更多的是來自中美洲、渴望來美國尋求庇護的人，他們紛紛逃離家園，冒着風險（多數人被拒絕入境）穿越墨西哥到達美國邊境，這也給墨西哥造成了嚴重的國內問題。

綜觀美墨兩國關係圍繞邊境問題的種種起伏，可以説大體上還是互利互惠的；即使在革命劇變期間，衝突也沒有失控，更沒有爆發全面戰爭。在美國，強大的既得利益團體（邊境商人、邊境移民遊説團體、邊境移民社區）是維持美墨兩國不撕破臉皮的重要調解力量，也正是在這些人的活動下，特朗普關於重新簽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提議在很大程度上沒有通過（但對協定進行了適度的調整）。然而，特朗普對墨西哥的抨擊確實在邊界以南產生了可預期的強烈反彈：在2018年的總統選舉中，掌權的墨西哥革命制度黨下台，左翼民族主義者安德烈斯·洛佩斯·奧夫拉多爾贏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至於美墨關係未來會走向何方，還是讓我們拭目以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