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王阿里的主流形象敍事：1970年至今的紀錄片分析_風聞

摘要

本文分析了拳擊、文化與政治偶像——穆罕默德·阿里的紀錄片。作者追溯了有關拳王阿里主流敍事的演變，明確了這些敍事背後潛在的意識形態立場，並剖析這些影片在敍事製作和傳播中所起的作用。作者還探討了檔案材料如何融入這些電影中的，以及如何破壞或複雜化它們旨在説明的敍述。最後，作者提出了一種研究文化偶像——阿里的理論方法，這種方法既不限於動機，也不侷限於由意識形態決定的敍事，而是集中在檔案資料中拳王阿里的表現行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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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紀錄片《穆罕默德·阿里的試煉》（2014）中的最後一幕，記者和阿里傳記的作者——羅伯特·利普西特對觀察這位拳擊手的行為提出了看法：“有很多方式看着只與作者們有關，而與他本人無關。”利普西特認為這些投射行為所代表的阿里的核心特徵是正確的，但究竟誰是他所指的“作者們”？電影觀眾？白人自由主義者？那個被滑稽稱為的“美國公眾？”相反，他説的“阿里”是什麼？在1960年羅馬奧運會上獲得金牌的的無懈可擊的年輕人？直言不諱的黑人民族主義者和受到白人組織辱罵的反戰活動家？或者在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上點燃火炬的安靜人物，用Gerald Early（1998）的話説，成為“偉大的美國烈士”？

阿里形象的變更

在20世紀70年代，製作了三部關於穆罕默德·阿里的特色紀錄片。這些都是由懷着政治目的的電影製片人所製作，並且他們都同情種族的鬥爭。儘管這些作品將他描繪成一個種族和政治分裂的人物，一個表明美國和世界發生巨大社會變化的爭議象徵。這種象徵意義的重要性在20世紀80年代有所減弱，其中包括阿里退役、遠離激進左派政治、其文化和政治格局更廣泛地轉變、經濟困難以及帕金森症狀的發作。這些因素導致十年間沒有關於阿里的紀錄片項目，後來的紀錄片製作人完全沒有關注這一時期。

20世紀90年代是嘻哈和自由多元文化主義的黃金時代，阿里被重新稱為民權運動的英雄。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萊昂·加斯特獲得奧斯卡獎的紀錄片《當作者們是國王》。然而，拳王阿里早先對白人組織直言不諱的憤怒現在已經被他的顫抖（帕金森）和細微的形式所取代——一個1996年點燃奧運火炬的不可磨滅的形象。患有帕金森病的阿里重新出現，標誌着他與主流文化和政治機構之間關係急劇轉變的開始。正如學者邁克爾·埃茲拉（Michael Ezra，2009）所説，這種不斷變化的關係反映了“阿里的全面運動”，使他“成為美國價值觀的標準載體，也是這個國家所能提供的最好東西的體現”。

無論是和解、同化、佔有還是剝削行為，21世紀阿里譴責9.11恐怖主義分子，加上他對穆斯林的和平與理解的呼聲，這種變化進一步加速，使他成為一個自由主義者與和平主義愛國者。2005年，在伊拉克戰爭的陣痛中，當喬治·W·布什總統授予穆罕默德·阿里（和阿里接受）總統自由勳章時，這一形象得到了進一步鞏固。這一轉變的媒體內容包括關於拳王阿里的紀錄片爆炸式增長。大多數電影對阿里的新觀念，呈現出一種線性敍事和道德偏頗的形式，通過他的自由主義救贖結束關於他的故事，被認為是美國民主的必然勝利。

阿里正在進行的“封聖”，使他既是美國“過去”種族主義的倖存者，又是過去對集體國家超越的象徵。目前對穆罕默德·阿里體現出自由主義勝過種族不平等的看法，與奧運會對其生活的主導性敍述不可分割。為大量觀眾提供肯定和易讀的救贖故事，這在1996年以後製作的大多數紀錄片中無處不在。但是，有關阿里的檔案資料並不總是支持這種敍述。學者Joshua Malitsky（2014）認為，“影像文件常抵制完全融入紀錄片論證或敍述”（第209頁），作者認為從檔案中大家可以找到這種敍事的侷限性，從而開始構想其超越性。這通常要求確定Jaimie Baron（2012）在紀錄片中所謂的“故意差異”，即一件檔案“原始”的意圖（或者正如作者所説，穆罕默德·阿里出現在相機前面的個人意圖）與電影中意圖之間的差異（第111頁）。

無論贊成還是反對他們的預期用途，與拳王阿里的檔案資料和電影資料的細心接觸，都有可能採用新方法來理解阿里，這使得對拳王阿里的主流敍事變得複雜化。但這為學者提供了一個機會，可以更廣泛地反映檔案文獻資料與紀錄片交叉的歷史化敍事、意識形態、情感和表現問題。

勝利的阿里

在一次關於電影《當作者們是國王》的採訪中，西格爾將亞特蘭大奧運會視為“將阿里復活為’安全’人物”的時刻。從那時起，我們就能夠將他置於“心愛的”範疇內。然後，他繼續暗示，阿里出現在奧運會上也是為了擦除歷史記憶。對於拳王阿里收到總統自由勳章的反映，西格爾想知道：“你認為喬治•W•布什真正理解他將這枚獎牌放在哪裏嗎？”。

這是一個值得回答的問題，也許應該問比爾·西格爾本人。《穆罕默德·阿里》這部影片儘管對阿里的激進過去進行了干預，它有力地喚起了一個年輕而激進的阿里，但在試圖“理解”或解釋阿里有朝一日會如何發現自己被授予總統自由勳章時似乎不知所措，特別是在對穆斯林占主導地位的先發制人的國家戰爭中，這種鮮明的並置性破壞了大多數奧運會紀錄片所使用的自由主義敍事。

另一方面，雖然電影製作人更好地瞭解阿里是誰，但這位前總統更加堅定了阿里的成就。在2006年，阿里與現任妻子Lonnie合作，與廣告公司CKX Inc.達成了5000萬美元的交易，獲得了Ali名字、形象和肖像以及他所有許可協議權利80％的股份。“（Ezra，2009，p.191）。出售阿里的字面行為當然可以解釋為對他流亡歲月收入損失的長期“賠償”，但這並沒有減少與他激進的過去的不和諧。正如學者邁克爾·埃茲拉（Michael Ezra，2012）所指出的那樣，阿里目前的立場“並不反映20世紀60年代的勝利，喪失了黑人權力、公民權利、反戰運動或其他任何你希望他代表的當代標籤，在某些方面反映了他們的失敗。”

“你想作者成為什麼”

通過紀錄片，作者追溯了人們對穆罕默德·阿里的普遍看法的演變及其文化和政治意義。作者大部分的批評都集中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目的論敍事中，這種敍述將阿里描繪成美國正在進行的種族平等鬥爭中自由進步的象徵。在提出抵制這種敍述的策略時，作者想通過重新審視那些在其優勢之前和之後製作的紀錄片來結束它。

卡西烏斯·克萊抓住了阿里是誰以及他可能成為誰的問題。當《We Were Kings》為阿里的檔案資料和影像資料提供了一個可供參考的拳擊手肖像。隨着穆罕默德·阿里於2016年6月去世，拳擊手的所有鏡頭都成為了檔案，並貼上了最終明確的灰暗色調。阿里不再是過去或現在，而是隻有歷史的阿里。這當然不意味着對拳擊手文化遺產的辯論結束。事實上，如果作者們將遺產定義為當它們消失時留下的遺產，那麼到目前為止的所有爭論都只是前言。從這個意義上説，關於穆罕默德·阿里文化遺產的真正辯論現在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