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海林：中國崛起與次要戰略方向挑戰的應對 ——以洞朗事件後的中印關係為例_風聞

葉海林：中國崛起與次要戰略方向挑戰的應對

——以洞朗事件後的中印關係為例 內容提要：近年來特別是洞朗事件後印度對華認知變化和策略調整有助於我們討論國際體系轉變過程中崛起國如何應對次要戰略方向上主要競爭對手的挑戰。南亞地區屬於中國崛起的次要戰略方向，印度是中國在這一方向的主要挑戰。大國在崛起進程中不但會在主要戰略方向上受到國際體系主導國家的壓制，也會在次要戰略方向上遭遇其他崛起國以及地區強國的挑戰。崛起國在應對次要戰略方向挑戰時需要避免陷入兩線作戰，但過度擔憂這種風險將導致兩種思維誤區：一是戰略決心不足，過度誇大風險，導致在次要戰略方向上心態消極、行為被動；二是戰略期待過高，過度估計可能收益，採取不必要的妥協策略，導致對手獲得不應有的博弈優勢，反覆以訛詐手段侵蝕崛起國的威信和利益。崛起國要避免這兩種思維誤區，首先需要正確判斷次要方向對主要方向牽制作用的程度；其次需要正確判斷次要方向上主要挑戰者的真實意圖和雙方矛盾的性質；最後需要正確判斷崛起國在次要方向上與主要挑戰之間的力量投入變動趨勢，對挑戰者構成有效制衡，打消挑戰者利用有利國際形勢彌補實力差距、尋求超越其實力與能力範圍之外的收益的企圖。

　　 關 鍵 詞：中印關係  崛起國  次要戰略方向  地區強國  “一帶一路”

一 引言

　　 2017年5月，中國施工人員開始在中國西藏自治區日喀則市亞東縣靠近中國、印度、不丹三國交界的洞朗地區進行邊境公路建設，並通過中印邊境會晤機制向印度通報。6月18日，印度300多名邊防人員攜帶兩台工程機械、數十支槍械越境進入中國領土，阻撓中國施工人員作業，釀成了洞朗事件。直到2017年8月28日金磚國家廈門峯會召開前，雙方對峙人員才脱離接觸。洞朗事件是30年來中印兩國最嚴重的邊界對峙，也是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上台以來中印關係走勢的分水嶺。

　　 經過中印兩國的外交努力，洞朗事件最終得到了妥善處理，雙方前線態勢恢復原狀。但是洞朗事件後，印度對中國的心態和策略出現了明顯變化，這迫使中國重新思考中印雙邊關係的性質、狀態以及發展趨勢。洞朗事件對中印關係的影響也成為中國南亞學界關注的重點和熱點問題。然而就理論和政策價值而言，對這一事件後續影響的分析研究不應該侷限在中印雙邊關係和南亞地區研究的範疇內，而應當置於大國崛起的宏觀研究範式中。洞朗事件後的中印互動及雙邊關係走勢向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和戰略研究界提出了一個此前一直被忽視的問題，即在國際體系進行深刻調整、國際秩序面臨重大變化的當今，中國作為崛起國應當如何應對來自次要戰略方向的挑戰。對於崛起國而言，次要方向儘管並不主導戰略全局，卻絕非可以忽視，否則也將影響崛起進程。本文將嘗試回答這一核心問題，並以洞朗事件後的印度對華挑戰作為案例。

　　 文章的第二部分在提出問題的基礎上簡要回顧了歷史經驗與教訓，以説明次要戰略方向及其應對策略對於一國崛起的影響不容小覷，並提出筆者對這一問題的分析思路。第三部分分析了國際體系轉型對中國周邊態勢的影響，強調了中美矛盾日趨激烈的背景下週邊戰略對中國崛起的關鍵意義。這説明了後續戰略分析的前提和環境約束，同時也是在次要戰略方向做出策略選擇的基礎。第四部分明確了西南方向是中國崛起的次要戰略方向。第五部分在判定印度是中國在次要戰略方向的主要和唯一挑戰者的基礎上，討論了印度在洞朗事件後的對華心態與策略的調整以及驅動印度對華策略調整的國際體系因素。第六部分分析了崛起國在應對次要方向挑戰時可能陷入的思維誤區以及應對策略。

二 問題的提出

　　 中國崛起是近年來國際關係研究的熱點問題，因此就大國崛起的理論和案例研究而言，國內外學界成果甚豐。國際關係語境下的大國崛起研究大多集中於崛起國和霸主國在主要戰略方向上的互動。①美國既是當今國際體系中的最主要行為體，也是影響中國崛起的最關鍵外部因素，因此被視為主要戰略方向。對美國戰略意圖和行為的分析以及中美兩個全球性大國的互動，在大國關係研究中處於主導位置。由於崛起國與霸主國的互動被視為構成國際體系變動的核心因素和動力來源，這導致“次一級”地區大國的戰略行為在宏觀全球體系和大國關係的研究中容易遭到忽視。近年來中國在周邊地區不斷遭遇的挑戰表明，周邊國家在中國的對外關係和國際戰略中同樣佔據至關重要的位置，像印度這樣具有很大外交自主性的地區大國對中國崛起的影響更是不可低估。然而，目前對周邊和地區大國對華戰略及其與中國戰略互動的研究遠遠落後於對國際體系變動下中美戰略互動的研究。與此同時，地區研究的視角、方法也無法為宏觀戰略研究提供堅實的基礎。南亞研究的主流範式總體上缺乏宏觀戰略視角，主要在雙邊關係內討論競爭與合作，或者在雙邊關係框架下側重某一維度的展開，很難從中國崛起的整體戰略架構下認識和把握各雙邊關係及其戰略關聯。

　　 任何大國的崛起都是全方位的，涉及各個對外方向，因而要求崛起國的對外戰略必須全面統籌佈局。早在2000多年前，中國人就已經認識到了戰略的實質是如何分配力量。漢朝著名經學家桓譚將戰略類比成圍棋：“世有圍棋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遠棋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坐罫，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②按照桓譚的理論，優先的戰略要着眼全局，“遠棋疏張，置以會圍”；中等水平的戰略着眼於兵形險要之處，以“爭便求利”，勝負如何取決於戰術對抗；水平低劣的戰略則只知道“守邊隅”，只能“自生於小地”。由此可見，國家在空間範圍內對配置自身力量、確定正確的戰略方向對於國家前途和民族運勢具有近乎決定性的影響。正確的戰略佈局和策略應用在德國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Karl von Clausewitz)看來意味着“集中兵力”，在英國戰略學家利德爾·哈特(Basil Liddle Hart)看來則要求“迫使敵人分散其實力”。③歷代戰略學家都非常重視如何在主要方向上集中主要力量，將之作為戰略研究的主要內容，但是同時也十分關注次要方向的戰略制定與運用。法國軍事統帥和戰略家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認為，戰略是“把所有資源傾注於某一時機、某一地點的藝術”，不能“讓其中某個部分只起某些死板的不變的作用”。④將軍事上的指導原則應用在國家的對外戰略上，意味着國家在高度關注主要戰略方向上的策略及其實施的同時，也要關注次要戰略方向上的態勢和對策，爭取形成主要方向與次要方向的良性互動。以次要戰略方向的成果服務於主要戰略方向上的目標，避免因為策略失誤導致在次要戰略方向上陷入不必要的困境，影響主要戰略方向的形勢。

　　 就歷史經驗看，崛起國因為在次要戰略方向上應對策略有誤導致崛起遇挫甚至中斷的案例並不罕見，由於在次要戰略方向上採取富有遠見的策略從而顯著促進崛起的案例也屢見不鮮。

　　 德國的遭遇警示了國家在次要方向上策略選擇不當的後果。1890年起，德國的外交決策者篤信“由於英國同大陸兩翼國家之間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德國在對外政策上可以自由行動，待機行事”。⑤這在很大程度上干擾了德國的主要對外戰略。儘管德國的對外戰略始終將西線的法國作為自己的主要對手，正如德國總參謀長阿爾弗雷德·馮·施裏芬(Alfred von Schlieffen)所言：“整個德國必須撲在一個敵人身上，撲在最強大、最有力、最危險的那個敵人身上，而這個敵人只能是法國。”⑥但是在實踐中德國卻四面出擊，不但混淆了主要戰略方向和次要戰略方向，而且即使在意識到錯誤後也沒有在次要戰略方向上採取有效的彌補手段。德國以抑制法國為主要戰略目標，以西線為主要作戰方向，為此就必須在西線集中最大規模的兵力。因此德國在戰略上應該努力在東線爭取沙皇的同情和支持，儘量避免在東線留置過多兵力、影響西線的攻擊力。

　　 但1893年秋天，德國總理列奧·馮·卡普里維(Leo von Caprivi)置此前德國為爭取俄國傾注的大量努力於不顧，在國內企業界的壓力下對沙皇俄國發動了力度空前的關税戰。這一舉動引發了非常嚴重的政治和外交後果，促使沙皇俄國下決心尋求和法國結盟。在德俄關税戰爆發之後僅僅數月，法俄兩國便於1893年12月27日簽訂了軍事同盟條約。歷史學家卡爾·博恩(Karl Born)認為是“德國政策推動了俄法條約的訂立”。⑦當戰爭不可避免且德國無法寄望沙皇俄國保持中立時，德國政府還在東普魯士容克地主集團的壓力下於東線留駐了相當規模的兵力，並在戰爭爆發後增加到了15萬人。雖然德軍在坦能堡會戰中擊敗了俄軍，但東線的軍事行動原本是可以通過外交手段加以避免的，其對德國主要戰略方向的干擾是在次要方向取得的戰術勝利所無法彌補的。會戰不但“並未改變整個戰爭的結局”，⑧而且正如利德爾·哈特所評價的那樣：“由於俄軍入侵到東普魯士，迫使德國人從西線抽走了兩個軍，這至少是幫助法軍在馬恩河畔獲得了復甦的機會。”⑨德軍沒有在戰爭初期迅速擊敗法國的後果則是之後漫長的陣地戰以及最終的失敗。

　　 次要戰略方向上的行動對主要戰略方向產生積極效果的案例同樣不少，中國戰國時期秦國對巴蜀的經略可以被看作其中的代表。戰國時期，秦國在崛起過程中首先遭遇的是鄰近的強魏。在秦國爭霸戰爭的前期，主要作戰對手是中原的魏國。公元前340年(周顯王二十九年)，秦國在魏國遭遇馬陵之敗後大舉攻魏。此後的110年中，秦國先後攻滅趙、韓、魏、楚、燕和齊六國完成統一。崤山函谷關通道在秦國崛起之前是秦國的主要威脅來源方向，在爭霸過程中則是秦國建立霸業的主要出擊方向，秦的崛起和爭霸也開啓了中國歷史上完成統一的“關中模式”。⑩然而考察歷史卻會發現，在秦國崛起的早期階段，其擴展並沒有始終沿着崤函通道這一主要戰略方向不斷投入力量與主要對手展開直接對抗。公元前338年至公元前328年(即周顯王二十九年到四十一年)，秦軍連續四次對魏取得勝利，原來的頭號強國魏國遭受重大損失。山東諸國均感受到來自秦國的巨大威脅，採取“合縱”戰略，試圖沿崤函通道遏制秦國對中原的征伐，多次組織聯軍試圖叩函谷關入秦。在這一時期，秦國在正確選擇戰略主次方向及應對策略的基礎上成功破解了“合縱”戰略，緩解了自身的崛起困境。面對山東諸國以連橫遏制強秦的態勢，秦國暫緩向中原進攻，按照司馬錯的建議向蜀地擴展，開闢了崛起道路的第二個戰略方向。

　　 司馬錯在比較是繼續沿主要戰略方向攻擊韓國還是開拓新的作戰方向奪取巴蜀這兩條策略的優劣時指出：“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張儀則認為：“今夫蜀，西闢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11)反對司馬錯意見的張儀和司馬錯在秦國崛起的戰略方向上的分歧實質是直接路線戰略和間接路線戰略的論爭。秦國最終選擇向巴蜀地區進行擴展，暫時避開主要戰略方向上的中原諸強。公元前316年(周慎靚王五年)，秦惠文王以司馬錯、張儀等為將，率兵攻取巴蜀兩地。(12)在具體的策略上，秦軍以威懾和安撫為主、征伐為輔。在陣斬蜀王俘獲巴王后，秦國以蜀王子弟為蜀侯，巴王為新設巴郡之君長。這種策略與秦軍在中原征伐中嗜殺伐重威嚇的作風形成了對照，表明秦在開闢次要戰略方向時的主要意圖在於收取民心。秦國伐蜀的成果正如司馬錯所預言的那樣，“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為貪”。清初顧祖禹對此的評價是“秦欲兼諸侯，則先並蜀，並蜀而秦益強，富厚輕諸侯”。(13)從後來秦國攻滅六國的歷史進程來看，秦先伐巴蜀、恩威並施、立德為主的策略對秦國取得天下做出了至關重要的貢獻，堪稱次要方向經略支撐主要戰略方向目標的典範。

　　 從上述正向及負向歷史案例可以看出，次要戰略方向的確定與策略應用可能會對大國的崛起產生關鍵性影響。如果德國能夠保持其次要方向政策的連貫性，通過拉攏和威懾策略穩住沙皇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避免德俄關係惡化，或者避免為保護東普魯士而減少主要戰略方向的兵力投入，在全局高度做到“遠棋疏張，置以會圍”；如果戰國時期秦國在沒有打破合縱之前按照張儀的策略繼續沿主要戰略方向對韓、魏保持攻勢，直接挑戰中原諸強，集中全部力量“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那麼歷史便可能會沿着不同的道路前進。

　　 需要特別説明的是，這兩個歷史案例旨在揭示大國在崛起進程中應明確辨析並充分重視戰略的次要方向、做出正確策略選擇的重要性，而非將這兩個歷史案例中的具體策略選擇作為經驗樣本提出。由於所處的國際體系和戰略環境不盡相同，大國在針對次要戰略方向做出策略選擇時既要考慮整體形勢的變化，也要根據次要方向的實際情況針對性地做出靈活策略選擇。

　　 本文就大國崛起進程中如何應對次要戰略方向提出的假説和核心思路如下：次要戰略方向與主要戰略方向的關聯和作用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主要和次要戰略方向的劃分，二是對次要戰略方向上的大國定性並選擇策略。隨着國際體系的變動，當主導國家逐漸戰略收縮、對崛起國進行選擇性遏制的時候，崛起國在次要戰略方向的策略選擇對崛起國在周邊的威信與戰略利益的影響將呈上升態勢。崛起國在面對次要方向的主要挑戰者時，選擇的策略需要服務於崛起國的周邊威信塑造和戰略利益實現。本文試圖以中國崛起和印度對華策略調整為案例檢驗上述假説。印度所在的南亞區域是中國崛起的次要戰略方向，印度是中國在這一方向的主要挑戰者。下文在這一戰略框架下討論中印關係，以此揭示崛起國在應對來自次要方向的挑戰時可能出現的思維誤區和可能產生的行為風險，探討有效的應對策略。

三 國際體系轉變對中國周邊態勢的影響

　　 對國際體系的變化趨勢和主要戰略方向大國行為的判斷是崛起國確定次要戰略方向及對策的前提和基礎。在穩定的國際體系和變動的國際體系下，中國面臨的周邊壓力的性質與程度也有所不同。與之相應，次要戰略方向的意義和需要採取的策略也不盡相同。因此有必要先討論當前國際體系變化對中國周邊態勢的影響，以助於後文對次要戰略方向的定性和策略選擇分析。

　　 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就在《世界政治中的變革與戰爭》中闡述了國家間實力的重新分配對國際體系的影響：“體系中的不平衡變得越來越尖鋭，這是因為衰落的大國試圖保持其地位，而新興國家試圖把這一體系納入促進自己利益的軌道，作為這一持續不平衡的結果，國際體系被緊張、不穩定和危機所困擾。”(14)這一論述作為抽象而具有普遍意義的理論原則，直到今天仍然可以用來描述導致國際體系變動的大國關係因素。

　　 國際體系的變化首先是這一體系中主要行為體相互關係的變化。這種變化的結果決定了國際秩序能否保持穩定以及國際規範能否繼續有效。張建新指出，在後西方的國際體系中，雖然權力讓渡會導致國際體系產生某種程度的緊張，但總體上不會失序。世界正在走向一個沒有霸權、力量相對均衡的國際秩序。(15)秦亞青則認為，冷戰後全球性問題不斷湧現，至今得不到有效解決，正是全球治理失靈的反映。世界正處於一個新的歷史關口，如果全球性問題得不到有效解決，走回弱肉強食的霍布斯叢林並非完全不可能。(16)

　　 不論是認為國際體系不會總體失序，還是擔憂霍布斯叢林有可能再現，中國國際關係學界比較普遍的共識是，作為體系主導國的美國對待國際體系以及崛起國的心態正在發生重要變化。這種心態轉變呈現出漸進、不平衡以及多面的複雜特點，導致國際失序的危險加大，國際規範的維持成本越來越高。當前世界正處於舊秩序坍塌、新秩序亟待建立的非常時期。(17)中國崛起被視為當今國際體系調整的重要動力，其既是體系變遷的重要結果，更是推動國際體系進一步變遷的關鍵變量。(18)美國為國際體系提供公共產品的意願越來越低，與此同時對中國崛起的態度也越來越強硬，對被中國取代的擔憂越來越強烈。霸權國以維護霸權為基本目標，對崛起大國的“敏感度最高、容忍度最低和制約能力最強”。(19)出現這種現象主要是因為國際體系主要行為體的實力差距發生了變化，導致主導國家對維持全球秩序的信心越來越低，而對崛起國顛覆國際秩序的擔憂越來越高，其對外戰略和對外行為越來越以自我為中心。

　　 雖然學術界對於作為主導國的美國是否已經衰落到難以擔當體系主導、維持國際秩序、提供公共產品仍然存在爭論，但一般觀點認為美國的衰落只是相對於其自身鼎盛時期而言，其仍然是國際體系中最強大的國家，享有唯一的霸主地位。一方面，儘管有學者通過評估認為美國遠未進入霸權衰退期，新興大國也遠未崛起到足以取代美國的程度，(20)但仍然不可低估體系主導國家在信心和實力下降、相對其他國家仍具有較大優勢時的行為方式變化，特別是遏制崛起國的決心和力度變化；另一方面，儘管一些學者在討論霸權依賴與領導國家權勢衰落時指出，由於新興大國的崛起，領導國家的權勢地位會相對衰落，國際權力將從集中走向分散，(21)但是這一過程不會是線性的。美國不會甘願接受自身主導地位的弱化，更不會坐視崛起國“侵蝕”美國霸權。美國沒有能力或者意願繼續提供公共產品和美國沒有能力或信心遏制崛起國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實際上，體系主導國家越是在提供公共產品、維護體系穩定和秩序上力不從心，在遏制競爭者、防止主導地位被取代以及體系被顛覆上就越會不遺餘力。

　　 因此，對於崛起國來説，在討論國際體系是否出現了不可逆的本質變化之前，首先需要判斷的問題是體系主導國家是否已經下定決心、不再允許自己主導的體系繼續為崛起國提供成長空間。一些學者呼籲，美國作為守成大國應該對中國採取“容納政策”，即守成大國以適當減損自身權力、利益或者調整規則的方式，在現有國際秩序框架中主動給予新興大國更多的空間，承認後者應當擁有與其實力增長相匹配的權力地位，從而避免新老大國發生重大沖突、避免世界秩序發生重大動盪。(22)這種主張與其説是站在維護體系穩定的角度向守成大國發出呼籲，還不如説反映了中國國際關係學界對美國將中國定義為戰略“威脅”、推動對華全面遏制的擔憂。2017年12月，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簽字頒佈了新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將中國定性為美國的戰略對手，稱“中國和俄羅斯對美國的權力、影響力和利益構成了挑戰，企圖侵蝕美國的安全和繁榮”。(23)雖然中國的國際關係學界和政策界依然有人主張不能根據這份報告斷言特朗普的對華戰略已經轉向全面遏制，但無論如何，繼續呼籲中美建立“共生型國際體系”或“中美共治”已經不合時宜。

　　 中國的美國研究存在兩種不同視角。一種是從中國希望中美關係處於何種狀態入手，另一種則強調中國應該基於中美關係實際處於何種狀態來制定戰略。早在特朗普推出新版國家安全戰略之前，後一視角的學者就已經對中美關係的下行趨勢提出了警告。時殷弘認為，指出中美大國關係的一種不祥或甚為危險的可能前景是有必要的，因為中美之間的大國“結構性對立”正在變得更為廣泛、深刻和顯著。出於“底線思維”，中國應當有應對這一可能性轉變為現實的心理和戰略準備。(24)崔立如認為，中美關係對未來亞太地區秩序的形成意義重大，雙方戰略競爭凸顯。在全球力量結構層面，權力向更多力量中心擴散，開始了新一輪的權力平衡。美國力求在去中心化(美國霸權)的多極秩序中繼續保持主導地位，為此加強了對新崛起的力量中心的制衡。(25)

　　 當主導國家對於維護國際體系懷有較高熱情的時候，崛起國的周邊地區往往是主導國家控制下的國際體系的邊緣地帶。這是因為如果一個潛在的崛起國正處於主導國家控制的國際體系的核心地帶，那麼除非其得到了主導國家的鼓勵和支持，否則絕無可能崛起。英國之所以在兩次世界大戰中不惜以自身霸主地位的毀滅為代價阻止德國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德國所在的歐洲是英國霸權的核心地帶，德國崛起和英國霸權本身構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而美國的崛起雖然顛覆了英國的大洋霸權，卻使得英國可以集中力量壓制德國在歐洲和北海建立霸權的企圖。中國能夠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實現快速發展，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於在中國周邊地區不斷得以拓展。其之所以可能恰恰是因為中國所在的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區在20世紀的最後20年間並不是美國戰略中的核心地帶。忙於在歐洲繼續圍堵俄羅斯和在中東進行地緣政治結構甚至文明重塑的美國“容忍”了中國在周邊地區的力量和利益擴展。當然，問題的另一面也在於，正是因為美國沒有將中國的崛起看成是對現行國際體系和美國霸權的致命威脅，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特別是印度洋東部和太平洋西部地區才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沒有吸引美國的戰略注意力。而一旦美國下定決心遏制中國的崛起勢頭、防止中國動搖美國的霸主地位，那麼靠近中國遠離美國、對中國更加關鍵、中國的戰略投入也更大的中國周邊地區自然就成了美國和中國角力的主戰場。這也符合中美兩國的現有力量對比。

　　 從國際體系主導國和崛起國博弈的角度分析，當崛起國的崛起進程在主導國看來已經構成威脅時，崛起國的周邊區域將成為主導大國施加壓力的首要場所，崛起國的周邊壓力將明顯增大。從崛起國的崛起戰略出發，也可以得出同樣結論。劉豐認為，中國崛起面臨的挑戰在於當今時代對崛起的規模、強度和持續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國在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地位與其實力並不匹配，具體表現為在全球經濟治理架構中的權責不均，在地區安全議題的處理和解決中缺乏主導權。(26)其中，崛起國最希望獲得主導權的地區安全議題主要是崛起國自身的周邊安全。畢竟，中國沒有能力跳到美國的“內線”即加勒比和拉美地區對美國進行牽制，也不會有強烈的興趣去關心美國周邊的安全問題。

　　 綜上所述，基於中美相對實力變化導致的國際體系變動將首先影響中國周邊的態勢，而中國的周邊地區也將首當其衝地成為美國遏制中國和中國突破崛起困境的焦點地區。正如閻學通所指出的，今後幾年國際格局將呈現兩極化趨勢，但中國的綜合國力仍然要弱於美國，中國對外戰略的性質要定位於崛起戰略而非世界主導戰略，戰略目標和策略要匹配世界第二大國而非世界第一大國的實力地位。這要求中國堅持以國家利益為導向，制定最有利於實現和維護國家利益的外交政策；根據自身在國際體系中的實力地位特別是具體議題上的能力來界定具體的國家利益；中國外交也應堅持周邊優先。(27)中國崛起的第一步只能是成為所在地區的秩序主導者和規則制定者。這要求中國以周邊為優先戰略方向，努力排除美國對中國周邊地區的干擾，在中國周邊地區建立中國主導的區域政治和經濟秩序。(28)

　　 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中指出：“中國積極發展全球夥伴關係，擴大同各國的利益交匯點，推進大國協調和合作，構建總體穩定、均衡發展的大國關係框架，按照親誠惠容理念和與鄰為善、以鄰為伴周邊外交方針深化同周邊國家關係，秉持正確義利觀和真實親誠理念加強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29)根據這一論述，不難看出大國、周邊和發展中國家仍然是中國外交的三大對象，這三個對象如何排序特別是大國外交和周邊外交如何協調始終是中國外交的關鍵問題。在國際體系發生重大變化、主導國家加大對崛起國的遏制力度時，作為崛起國的中國應該將周邊地區作為推進對外戰略的優先區域。一方面，崛起國已經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周邊；另一方面，主導國家不斷加大的壓力也主要體現在崛起國周邊。這就使得崛起國的周邊地帶成為崛起國和主導國戰略競爭的核心地帶。國際體系越多中心化，主導國家對維持國際秩序穩定的興趣就越低，維護霸權的決心就越大，崛起國和主導國的競爭就會越激烈，崛起國周邊地區的戰略重要性就會越突出。如何在周邊建立大國威信和維護自身利益將成為崛起國崛起進程能否持續的關鍵。

四 西南方向在中國周邊戰略中的地位

　　 在討論中國崛起的周邊戰略時，對中國戰略方向選擇的分析非常必要。因為儘管一般認為中國是一個東亞國家，然而作為一個國土西至帕米爾高原、西南至喜馬拉雅山的亞洲大國，地緣政治概念上的東亞並不足以涵蓋中國及其周邊區域。某種意義上，中國不只是一個國家，還是一個地理和地緣意義上的大陸。戰略方向本來是一個軍事概念，指“遂行作戰任務並對戰爭全局有決定意義的行動方向，通常指具有一定戰略縱深和幅度的空間範圍”。“按照戰略行動類型，可分為戰略進攻方向和戰略防禦方向；按照重要性，可分為主要戰略方向和次要戰略方向。”(30)在這裏我們借鑑軍事理論中狹義的戰略方向概念，將其引入宏觀戰略分析。

　　 作為崛起國的中國不可能同時在所有戰略方向上採取齊頭並進的政策，確定主要戰略方向並集中優勢資源在這一方向上取得突破不但是一般的軍事戰略常識，也符合作為崛起國的中國和作為國際體系主導國的美國之間的力量對比關係。按具有整體性的次區域標準劃分，中國周邊依次是從東北亞到東南亞的西太平洋方向、南亞次大陸的西南方向和中亞俄羅斯的北方方向。

　　 關於中國崛起的主要戰略方向，任為東認為：“中國對外經濟和政治關係是全球性的，從這個意義上説，向中亞的西進和向印度洋的南下不無道理。但是，戰略方向問題不是一般的發展對外關係、擴展國際影響的問題，而是事關生死存亡和前途命運的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説，東亞、東海、西太平洋才是最主要的戰略方向，東進才是最緊要的戰略選擇。”(31)應該説，這一觀點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東北亞黃海方向、東海日本方向、台灣海峽方向、南海方向共同構成了中國周邊戰略的主要方向——西太平洋方向。這一判斷有如下三個理由：第一，璦琿—騰衝線以東以南區域與上述四個區域連接，而中國自然地理的第三級台階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政治和經濟的核心區域，乃國運之所繫，其重要性非西北西南可比。自中國19世紀後半葉被迫參與全球國際體系以來，這裏就是決定中國興衰榮辱的外部力量的來向。改革開放以後，海上通道又成了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與接入國際市場的主要橋樑，與海外夥伴的經濟往來則成為中國累積財富的主要方式。第二，上述四個區域具有明顯的聯動效應，其態勢相互影響，區域行為體相互作用，具有強相關性。這四個區域中的行為體綜合國力均在中國之下，均對中國崛起懷有某種程度的不安，其平衡、對沖中國海上維權行動的方式具有明顯的相互學習特徵。第三，最為重要的是，這四個方向上影響中國安全與利益的最關鍵因素均非區域成員，而是西太平洋地區安全秩序的維護者美國。不論是在朝鮮半島、南海，還是中日和台海關係，美國都是中國安全焦慮的根本來源。中國應對來自上述四個方向的安全挑戰，實際上就是應對美國及其聯盟體系的挑戰。如果中國無法抵禦住美國及其聯盟體系從海上方向施加的壓力，中國的崛起努力便會付之東流。倘若中國不但抵禦住了美國的壓力，並且在海上方向針對美國的聯盟體系取得了突破，則可以判定中國的崛起取得了至關重要的階段性勝利。因此，由四個存在聯動關係的海上方向構成的西太平洋戰略方向是中國崛起的主要戰略方向。

　　 相形之下，中國的北方戰略方向由於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存在以及俄羅斯對中亞的強大影響力，中國在這一地區並不面臨重大的傳統安全威脅。推行以中俄戰略合作為核心內容的地緣戰略，再輔之以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極端主義的安全戰略和致力於對接歐亞經濟聯盟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足以保證中國在這一戰略方向的安全和利益。在中國的三大戰略方向中，北方方向在目前和未來一段時期內都將是最為穩定的，並不需要中國在這一方向投入過多戰略資源。

　　 印度所在的南亞和印度洋地區是中國的西南戰略方向，這一方向是中國崛起的次要方向。其理由如下：

　　 第一，南亞和印度洋地區不是中國國家安全的主要風險來源，這一地區遠離中國的核心區域，歷史上從來沒有對中國的國家統一和民族強盛產生過決定性影響。中國與南亞地區間隔着天然的地理屏障喜馬拉雅山，山北是中國自然地理的第三級青藏高原，雪山高原使得中國獲得了相對於南亞鄰國更廣闊的戰略縱深。但基於同樣理由，中國對南亞地區施加影響力的難度也相應增大。因此，中國在這一方向上的戰略一直是防禦性的，戰略目標是以有限投入確保領土安全。實際上，除非中國下定決心要徹底解決和印度的領土糾紛、採取進攻性策略，否則在這一方向上就會始終採取着眼於節約成本的防禦原則。

　　 第二，南亞和印度洋方向既不制約“一帶一路”的實現，也無法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提供關鍵外部支持。雖然“一帶一路”倡議的旗艦項目中巴經濟走廊就位於南亞地區，作為中國周邊經濟合作規劃重要組成部分的孟中印緬經濟走廊也着眼於南亞次大陸孟加拉灣的互聯互通，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南亞次大陸和印度洋就由此扼住了中國海外經濟利益擴展的咽喉。“一帶一路”並不僅僅是從中國到歐洲的連續通道，還包括很多分佈在這兩個廣大地域上的點(港口)、面(產業園區)和線段(通道)，每個具體項目並不互為成功條件。中國未來的經濟發展部分取決於中國經濟要素的海外佈局能否成功，但是並不取決於中國的“一帶一路”是否能夠綿延到歐洲、非洲和大洋洲並保持其暢通。衡量“一帶一路”成功與否的標準應該是“一帶一路”框架內各個項目的實施狀況，而不是“一帶一路”的整體聯通性。趙干城強調了南亞對“一帶一路”的重要性，但即便如此他也認為：“歐亞大陸方向並不與南亞對接。即使是海上，‘到印度洋延伸至歐洲’的路線其實也無須依託南亞。因此，南亞作為獨立的變量，在該戰略的實際推行中，將發揮輔助或助推的作用。”(32)至於南亞地區的經濟成長潛力及其海外市場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價值則是一個經常被過度強調的因素。印度的經濟增長是否具有長期性仍存在爭議，無論如何都不能用一個財政年度、幾個季度甚至月度的經濟數據來證明印度經濟增長必然具有長期性或者未來一定能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發動機。

　　 第三，印度洋海上通道對於中國並不具有決定性的制約能力。不少學者因為印度洋航道在全球海上通道(SLOCs)中的突出地位以及該地區的豐富能源而將這一地區定性為未來甚至當前國際戰略格局的關鍵地域，即“印度洋是世界海權體系的核心”。(33)羅伯特·卡普蘭(Robert Kaplan)也斷言印度洋對於全球海上通道具有決定性意義。但是，對這些説法都可以提出質疑。卡普蘭之所以認為“中國面臨地緣政治挑戰，21世紀的中國是不完整的，而且充滿潛在危險”，(34)很大程度就是因為中國穿越印度洋的海上通道非常脆弱。全球海上通道作為至關重要的國際公共產品，對以工業品輸出為經濟增長主要方式的中國來説的確非常重要，但這並不意味着中國的戰略競爭對手可以由此獲得針對中國的巨大優勢。印度和中國在陸地上存在漫長的爭端邊界，兩國的接壤制約了印度憑藉其更接近印度洋海上通道而對中國進行封鎖的能力，這是印度戰略界不可能意識不到的現實。而美國如果想要封閉中國的海上通道，中國南海顯然更加適合。不但如此，還要看到這種戰略封鎖只有在世界大戰或者重大局部戰爭爆發的情況下才會出現。一旦爆發全面戰爭，中國的“一帶一路”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再推行下去，那麼討論印度洋海上通道的封閉對“一帶一路”的遏制作用就失去了意義。

　　 基於上述理由，可以認為南亞—印度洋地區至少在現階段和未來一段時間內對中國的崛起不具有決定性意義，中國周邊戰略中的西南方向是中國的次要戰略方向。

五 洞朗事件後印度對華認知和策略的調整及其原因

　　 明確以南亞—印度洋地區為指向的西南方向為中國的次要戰略方向，是分析印度以及本地區其他國家在中國崛起過程中會產生何種影響、發揮何種作用的前提。中國的南亞政策需要服從中國整體對外戰略，要在大戰略背景下統籌考慮，以確立具有政策約束性的指導原則。南亞國家的對華策略應該被置於中國崛起次要方向上的機遇與挑戰的定位上來分析和研判。接下來，筆者將在上述前提下分析洞朗事件後印度的對華認知和策略調整，並將之作為崛起國在次要方向遭遇挑戰的案例。

　　 從地緣政治和經濟結構看，印度是南亞地區唯一一個可以被稱為強國並有希望成為世界大國的國家。印度一家獨大是任何外部力量都無法改變而只能接受的南亞地緣政治的基本結構。印度以其龐大的人口、巨大的市場潛力、遠超過南亞其他國家的軍事和經濟實力，當仁不讓地居於南亞地緣結構的核心，是這一地區的最主要行為體。不僅中國將處理與印度的關係作為南亞地緣戰略的核心問題，所有其他世界大國也同樣如此。印度在任何區域外國家的南亞戰略佈局中都居於中心位置。

　　 那麼印度到底是西南這一次要戰略方向的主要合作者，還是主要挑戰者？對這一問題的研判是中國確定次要方向的戰略投入與對印策略的基礎。對於這一問題的判斷，國內很多研究是建立在期待印度與中國形成合作關係而非立足現實的基礎上。(35)與此形成鮮明反差的是，印度和印度裔學者大多對中印合作的前景持悲觀和消極態度。他們的研究秉持鮮明的現實主義傳統，基於中印的競爭性關係提出了諸多制衡中國的政策主張。(36)

　　 洞朗事件是近年來中印關係走向的分水嶺。印度對華認知在洞朗事件後明顯轉向負面，態度更加強硬，手段也更加激進。雙邊關係上，印度政府決定耗費巨資在中印邊境爭議地區增派兵力、大力推動基礎設施建設，擺出和中國在邊境進行軍備和基建競賽的態勢，(37)還加強了對中國的抵邊飛行偵查。2017年12月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西部戰區聯合參謀部作戰局副局長張水利證實，一架屬於印度軍方的無人飛行器侵入中方領空並墜毀。(38)在地區事務上，印度明確了排斥中國的目標。印度陸軍參謀長拉瓦特(Bipin Rawat)聲稱不允許印度鄰國“漂向中國(drift away to China)”，(39)公開干預斯里蘭卡、馬爾代夫內政。在國際層面，印度歡迎美國推出的“印太”概念，大力推動“向東行動政策”，向中國傳遞了明確的對抗性信息。最為嚴重的挑釁是在2018年2月15日中國農曆除夕，莫迪訪問了所謂的“阿魯納恰爾邦”。這是莫迪擔任總理以來第二次前往偽“阿邦”，他還公開宣稱將有更多的印度中央政府官員和政治家定期前往。(40)雖然在洞朗對峙中，印度官方多次強調願意和中國保持合作，但是洞朗事件後印度採取的一系列舉動明確表明印度的對華政策已經從2015年的寄希望一攬子解決問題經2016年和2017年的“問題外交”，過渡到企圖通過運用軍事和外交能力在與中國的對抗中迫使中國做出讓步，並削弱中國在南亞的地區影響力。這種對華策略意味着印度已經在心理上將中國定性為戰略競爭對手。

　　 洞朗事件後，中方多次呼籲：“中印是重要鄰國，當前雙方都正處在國家發展和民族復興的關鍵階段，兩國理應加強戰略溝通，消除戰略疑慮，開展戰略合作。我們敦促印方按照兩國領導人的重要共識精神，多做有利於維護邊境地區和平穩定的事，不要做任何可能使局勢進一步複雜化的事，要以建設性的方式處理兩國間事務，推動中印關係的健康穩定發展。”(41)但隨後的事態表明，中國的期待並沒有獲得印度的回應。

　　 與之相應，洞朗事件後的中國國際關係學界特別是南亞學界在中印關係上的態度也由整體謹慎樂觀轉向整體謹慎悲觀。實際上，早在莫迪上台之初，中國國際關係學界和政策界就已注意到印度對華政策的兩面性。然而主流觀點仍希望能夠説服印度接過中國遞來的橄欖枝。(42)隨着莫迪對華“問題外交”策略的逐漸形成，(43)中國學界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爭取印度非常困難。(44)面對莫迪政府越來越強硬的對華態度，中國南亞學界對中印關係的性質、狀態和前景進行了反思。(45)特朗普推出“印太戰略”後，南亞學界將印度納入中國全球戰略進行整體考量的研究開始增多。這些文章從南亞研究的角度出發，高度關注地區行為體的戰略調整對中國國際環境和對外戰略的影響。(46)張家棟提出，洞朗事件後中印關係面臨三大嚴峻挑戰：一是印度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態度更加明確，從以前的消極觀望發展到直接反對並提反制倡議；二是提示了中印關係的複雜性和敏感性；三是中印兩國在印度洋地區的競爭態勢日益明顯。(47)不管中國多麼希望爭取印度，現實是印度已經用實際行動告訴中國，莫迪時代的印度將奉行對華強硬政策，將以排斥中國在南亞的地區影響力、平衡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對沖中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作為對華政策的主要目標。

　　 印度之所以在洞朗事件後對華態度更加強硬、挑戰姿態更加明顯、將中國定性為戰略競爭對手並連續挑釁，除了雙邊關係中存在諸多難以解決的結構性問題以及彼此的戰略定位存在衝突以外，(48)至少還與三個因素有關。

　　 第一，印度對中印兩國迅速解決邊界問題的期待沒能實現，在印度看來這意味着獲得與中國對等地位的心願沒有被滿足，因此對中印關係的整體狀態感到不滿。很大程度上，洞朗事件就是印度在發泄這種不滿情緒以及試探中國對印政策的底線。早在洞朗事件爆發前，印度就已經積累了相當程度的對華負面情緒。印度前外交秘書薩仁山(Shyam Saran)指出：“在中國看來，中印關係的戰略和全球價值正在下降，雙邊事務重新變得突出。在最近的中印互動中，中國的學者建議印度承認雙邊力量對比已經發生改變並且接受兩國‘不平等的’力量對比關係。中國從增強自身在中印關係中地位的角度出發，不再認為解決邊界問題屬於當務之急。”(49)洞朗事件後，印度並沒有改變對中印關係走勢不滿的心態。曾為《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記者的伯蒂勒·林特納(Bertil Lintner)就聲稱：“保持邊界爭端能夠更多地滿足中方的重要利益，因此中國不像其他國家那樣希望找到問題的永久解決方案。但是由於中印間巨大的貿易額，兩國不太可能發生1962年式的戰爭。只要讓邊界爭端處於中方的掌控之中，就可以藉此對不丹施加影響力，或者對印拒絕加入‘一帶一路’表達不滿。中國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處理外交關係，但是這種方式並不遵循一般模式或者國際承認的規範和準則。”(50)

　　 第二，在洞朗事件發生後，由於中國的剋制，印度並沒有為自己的情緒發泄和試探舉動付出代價，這進一步激勵了印度的對華示強心態。需要注意的是，中印兩國對洞朗事件結果的理解並未遵循同樣的損益判斷標準。中國認為洞朗事件通過自身努力成功避免了武裝衝突，而印度則認為對中國施工作業的干預取得了成功。雙方對博弈結果的不同理解建立在雙方政策期待的差異的基礎上，在這種心理差異的作用下，印度並不會像中國期待的那樣努力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印度隨後採取的舉動表明，印度是將其在洞朗事件中使用的手法當作了可以複製至少是可以借鑑的經驗。

　　 第三，受到美國推出“印太”概念的激勵，印度強化了與美國合作制衡中國的信念。特朗普在2017年12月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大談“印太”概念的戰略意義，渲染“印太地區正在上演自由和壓迫這兩種理念之間的地緣政治博弈”，表示“歡迎印度作為世界大國以及強大的戰略和防務合作伙伴的崛起，將致力於推動美日印澳四邊合作”。(51)“印太”概念被美國重新包裝並公開闡述後，印度明顯強化了與美國的協調。薩仁山認為中美關係的變化對於印度來説是一個機會，他説：“如果兩個主要的經濟大國爆發貿易戰，並且導致安全領域的緊張態勢，中國在壓力之下可能會對印度採取更加積極的政策。在這種情況下，印度應該做好準備，將這些機會作為槓桿推動地緣政治的變化。”(52)印度前總理國家安全顧問希夫尚卡爾·梅農(Shivshankar Menon)表示：“印度追求國家利益所依託的環境正在日益複雜化，亞太地區的複雜形勢給了印度一個機會去選擇夥伴以及協作者，我們可以在追求利益的時候與它們共事。”(53)在很大程度上，印度是將機會用來和中國競爭甚至對抗。在瑞辛納對話(Raisina Dialogue)中，印度海軍參謀長蘇尼勒·蘭巴(Sunil Lanba)公開質疑中國海軍在印度洋的活動，他聲稱：“雖然我們被告知中國海軍不會(在印度洋)尋求永久駐紮，但中國正在開發的港口和基礎設施根本沒有經濟合理性。”(54)

　　 需要注意到，在促使印度加速以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的三個因素當中，美國“印太”概念的推出和落實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作為影響中印關係的第三方因素，美國版“印太”概念的提出獲得了印度的熱烈反應。這證明了隨着主導國對崛起國戒備心理的加深，崛起國周邊地區在主導國針對崛起國的戰略佈局中的地位也會隨之提升。相應地，崛起國在次要戰略方向的策略選擇對崛起國國際威信與戰略利益的影響亦將呈上升態勢。其重要性和關鍵性上升到一定程度後，崛起國應對次要戰略方向的策略得失就可能產生影響全局的後果。

六 崛起國面臨次要戰略方向挑戰時的困境與破解

　　 現階段，印度已經成為中國在西南戰略方向的主要挑戰者而非合作者。實際上，考慮到印度在南亞次大陸的明顯優勢地位，印度也是中國在這一次要戰略方向上的唯一挑戰者。中國能否妥善應對來自印度的挑戰，是中國西南方向戰略成敗得失的主要衡量標準。那麼中國作為崛起國應該如何應對次要戰略方向的挑戰呢？在這一過程中，最可能的戰略風險是什麼？又應該如何管控？

　　 崛起國在次要戰略方向上的首要目標是維持整體態勢穩定，避免付出過大成本和精力，防止資源配置失焦，以免影響應對主要戰略方向的壓力及追求主要戰略方向的目標。崛起國在應對次要方向的挑戰時，既要考慮到問題本身對自身利益的影響，也要從整體戰略的角度思考具體策略的宏觀後果。

　　 以維持整體態勢穩定為目標的輔助性戰略，首先需要避免的錯誤是完全改變穩定的整體態勢。這具體表現為缺乏戰略忍耐力，為次要方向上挑戰者在一時一事上互動所刺激、貿然改變對整體戰略態勢的判斷，結果或者失去戰略重心兩線出擊，或者變次要為主要、求一時之功。這種冒進不只是犯下了在次要方向上的戰略錯誤，也是在對外戰略的基本判斷上犯下了錯誤。

　　 國際關係史和軍事史反覆證明，在大國崛起的過程中試圖同時在兩個以上的戰略方向上尋求突破的國家都遭遇了慘重失敗，導致國家崛起進程的中斷。拿破崙戰爭時期的法國、1890年後的德國、20世紀30年代的日本，都是因為沒有始終遵循在主要戰略方向上集中主要力量的原則，在一個戰略對手的威脅還沒有被消除的情況下就貿然轉變國家戰略方向，試圖取得決定性成果，結果遭到了慘重失敗。如前文所述，德國從189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東線策略混淆了主要和次要作戰方向的差別。在對俄方向上手段與目標明顯不匹配，最終導致了非常嚴重的後果。實際上，自《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來，唯一同時在兩條戰線上作戰並且取得了戰爭最終勝利的大國只有二戰中的美國。而當時的美國已經不能被視為崛起中的大國了。儘管在21世紀基於核威懾以及經濟相互依存，大國之間爆發全面戰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然而在崛起國與主導國和其他區域強國競逐博弈的過程中，“集中優勢兵力”的軍事戰略原則依然適用。就連當前國際體系的主導國美國目前也沒有能力在兩個戰略方向上同時擁有制勝的絕對優勢。近10年的國際關係實踐證明，美國未能在國際體系出現重大轉變、地區力量中心紛紛興起的情況下，同時確保中東、歐洲和亞太霸權的穩定。考慮到主導國和崛起國客觀存在的力量差距，包括中國在內的崛起國更不可能同時在兩個戰略方向上取得突破。

　　 儘管必須高度強調主次不分、兩線作戰的風險，然而這也絕不是崛起國在次要戰略方向上可能犯下的唯一錯誤。雖然上述錯誤在國關史上中反覆出現最為引人注目，但是另外一些容易被忽視的風險同樣應該引起警惕，這就是因為主觀上過於擔心陷入兩線作戰的不利局面而導致策略失當。考慮到中國的外交傳統和當前的對外戰略，這一風險或許更加值得關注。

　　 崛起國由於試圖避免兩線作戰而措置失當有兩種可能：第一是戰略決心不足導致戰略畏縮，過度誇大戰略風險，導致在次要戰略方向上消極被動、採取迴避行動，最終造成利益損失，或者用很高的成本換來明顯不相稱的收益。造成崛起國在次要戰略方向上決心不足的原因可能是漢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所列舉的國家在博弈時常犯的一種錯誤，(55)即崛起國過高估計了次要戰略對手的力量和決心，認為對手有可能不顧一切地對自己發起衝擊。特別是在得到體系主導國的慫恿和支持的情況下，對手的決心和力量都將進一步強化。因此有必要不斷安撫對手，維持次要方向的穩定。

　　 在次要戰略方向上戰略決心不足幾乎是崛起國的一種“天然”傾向，因為國家通常會因為缺乏實力而缺少決心。但是，這種傾向並不是絕對無法克服的。如果能夠認清次要方向上主要戰略對手的真實意圖和力量上限，崛起國有可能通過針對性的力量調整實現雙邊力量平衡。畢竟，相對於次要方向的對手崛起國的實力明顯佔優，在不給主要戰略方向造成過大壓力的情況下還是能夠建立起與次要對手之間的平衡。實際上，加大在次要方向的力量投入對於崛起國來説相對容易。真正的困難在於如何克服對對抗後果不可控制的擔憂。

　　 崛起國在整體實力佔優、更具資源潛力的情況下，為什麼還容易戰略決心不足？關鍵原因通常在於崛起國擔心主導國利用崛起國和次要方向挑戰者的矛盾從中獲益：要麼是趁機在崛起國的主要戰略方向上施加更大壓力，要麼是將次要方向的挑戰者納入自身的聯盟體系，形成對崛起國的戰略包圍。這種風險在理論上確實存在，在實踐中也為美國和印度在洞朗事件前後的互動所證實。國際體系的主導國和崛起國在次要方向上主要對手之間實現戰略協調甚至締結戰略同盟的前景會極大地抑制崛起國在次要方向上與挑戰者對抗的決心，在主導國從主要戰略方向上向崛起國施加了強大壓力的時候就更是如此。

　　 崛起國另一種可能的對策失當是預期過高導致的戰略冒進。為獲得預想中的利益，崛起國對挑戰者和競爭對手會採取不必要的拉攏策略，導致次要方向的對手獲得不應有的博弈優勢。導致這類對策失當的原因往往和摩根索所説的另外兩種錯誤有關。崛起國有可能過度估計次要戰略方向上主要國家的價值，試圖爭取後者與自身戰略對接，以滿足自身主導的地緣政治戰略和地緣經濟規劃。出於這一目標，崛起國可能會認為自身的整體力量優勢足以對次要方向的競爭對手產生足夠的戰略壓力，迫使對手不敢突破崛起國劃定的“紅線”，只能選擇與崛起國合作。崛起國往往對自身提供區域公共產品特別是在經濟利益的能力過度自信。然而，這種自信並不是建立在對次要挑戰者政策的實際效果基礎上，具有很強的主觀期待色彩，極容易被對手利用、敲詐，甚至是反覆敲詐。

　　 對於這種風險，早在2015年時殷弘就發出過警告。他指出“無論是‘戰略軍事’還是‘戰略經濟’，都有一個重大的內在平衡問題，亦即‘戰略衝勁’與‘戰略審慎’的平衡”，“中國將在可預見的未來同時從事多項或多線‘戰鬥’，從戰略常理來説這是一種令人憂慮的局面”。(56)除了學界已經反覆討論過的印度對華戰略疑慮這一不利於中國爭取印度的因素之外，中國作為崛起國對自身的軟實力估計過高、對自身規範的吸引力過於樂觀、過於強調自身與次要方向上具有決定意義的行為體之間的共同利益，的確給中國在西南方向上的戰略擴展帶來了冒進風險。樂於見到中印合作的中國學者往往強調中印兩國的共同利益，強調中印戰略對接的價值和兩國在國際事務中的相似立場，認為這些因素可以構成爭取印度參加中國主導的區域合作規劃、完成戰略對接的基礎。然而，印度在上述三個方面都與中國存在懸殊或者微妙的認知和立場差異。洪菊花、駱華松關於如何平衡中國地緣政治和經濟的觀點為中國過度熱情的對印政策提供了思維方式上的註腳：“地緣經濟與地緣政治就如同一個光譜的兩端，都是理想模式，中國應根據自身利益和地緣環境，確定介於兩端間的地緣戰略……與地緣政治相比，地緣經濟更符合中國現實利益和中國現狀，是當下和未來一段時期內中國地緣戰略主要方向。”(57)這一論述儘管在宏觀視角下和長期維度上具有合理性，然而也含有重地緣經濟、輕地緣政治的傾向。這種傾向在中印圍繞地緣政治主導權矛盾越來越深、邊界爭端越來越激烈的當下，容易導致中國在推進區域經濟合作倡議時主觀期待過強，對手由此獲得了利用中國的強烈期待反覆訛詐的機會。一段時間以來，印度不斷口頭釋放中印合作的良好意願，同時又不斷採取挑釁動作，表現出強烈的訛詐戰術色彩。印度之所以採取這種看似矛盾的策略，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印度篤定即使在洞朗事件後中國也仍然願意爭取印度支持中國的區域合作倡議。

　　 崛起國上述兩種思維誤區的外在表現都是企圖通過向挑戰者提供利益以實現維持次要方向戰略穩定的目的。但前者是對沖突的後果過於悲觀，屬於缺乏自信的表現；後者則是對自身的影響力過於樂觀、戰略期待過高，屬於自信膨脹的表現。不論是過度安撫還是過度爭取，共同的風險在於安撫或者爭取都可能無法達到目的，甚至成為挑戰者進一步索求和訛詐的刺激因素。崛起國被次要對手反覆訛詐不僅會造成實際的周邊利益損失，而且會導致在周邊的信用和威懾降低，從而影響崛起進程。除此之外，中國還要看到如果挑戰者在國際體系主導國的挑唆下自信過於膨脹，有可能導致其更加偏愛冒險策略，從而迫使崛起國在底線被不斷衝擊時不得不採取強力手段，使得本來力圖避免的兩線作戰的局面反而更加容易出現。

　　 崛起國如何才能規避在次要戰略方向上因為戰略決心不足或者戰略期待過高而產生的政策風險呢？崛起國應認識到在與次要方向主要挑戰者的博弈中，決定戰略成敗的關鍵並不是選擇威壓或者懷柔，而是選擇不同手段的時機是否得當。手段是否得當的關鍵判斷依據則是對雙方可用力量對比的精確計算。

　　 首先，崛起國需要正確判斷次要戰略方向與主要戰略方向相互作用的關聯程度。做出這一判斷需要思考三個問題：一是次要方向的挑戰者可能給崛起國造成的最大傷害是否足以導致崛起國的崛起進程遭遇嚴重挫折；二是在次要方向上崛起國可能獲得的最大收益是否足以為崛起國在主要戰略方向上關鍵任務的實現提供重要支持；三是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的聯動可能性。雖然國際體系的主導國願意看到崛起國次要方向的挑戰者向崛起國發難，但主導國是否有決心切實配合和支持，作壁上觀的可能性是否存在？上述問題的答案將決定崛起國是否有必要採取果斷手段回擊直至粉碎對手的挑戰。

　　 其次，崛起國需要正確判斷次要戰略方向上主要挑戰者對自身發起挑戰的真實意圖和雙方矛盾的性質。做出這一判斷需要思考兩個問題：其一，挑戰者是希望用挑釁行動直接迫使崛起國在遭遇挑釁的具體問題上做出讓步，還是在實施交換策略，寄希望於挑釁時提出的要求被拒絕後向崛起國索取其他方面的補償。其二，挑戰者在多大程度上願意冒雙邊關係嚴重受損的風險，有沒有做好崛起國調整對外戰略佈局甚至改變戰略方向的主次順序、以主要力量向挑戰者施壓的準備。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將決定崛起國是否有必要對挑戰者進行安撫以及如果無法安撫，是儘量冷處理挑戰者的挑釁行為、保持戰略忍耐，還是以短促激烈的手段迫使挑戰者付出沉重代價。

　　 最後，崛起國還需要正確判斷在次要戰略方向上與主要挑戰者之間力量投入對比的變化。在判斷中，除了需要對雙方的力量對比趨勢有清醒認知以外，還必須注意到國家的不同戰略方向儘管重要性不同，但均需投入並耗費一定的戰略資源。因此在計算力量對比時不能將博弈雙方的全部力量作為計量參數直接使用，而只能以雙方在各自整體戰略框架中所能投入的最大力量為參數。

　　 崛起國應在上述判斷基礎上，重視實力分配、能力運用和決心貫徹三個因素的相互支撐。以實力為依託、敢於並善於運用實力優勢，綜合運用威懾與合作兩種策略有效制衡挑戰者，打消挑戰者利用有利國際形勢彌補實力差距、尋求超越其實力與能力範圍的收益的企圖，確保次要戰略方向上的穩定態勢。

　　 感謝《世界經濟與政治》雜誌匿名審稿人提出的意見和建議，文中疏漏由筆者負責。

　　 ①國際學界的相關研究主要圍繞權力轉移理論展開，參見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New York:Alfred A.Knopf,1958; A.F.K.Organski,World Politics,New York:Alfred A.Knopf,1968; Ronald L.Tammen,et al.,Power Transitions: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New York:Chatham House Publishers,2000; Douglas Lemke and William Reed,“Regime Types and Status Quo Evaluations: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the Democratic Peace,”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Vol.22,No.1,1996,pp.143-164; Douglas Lemke and Suzanne Werne,“Power Parity,Commitment to Change,and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40,No.2,1996,pp.235-236。中國學者的研究參見閻學通、孫學峯等：《中國崛起及其戰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周方銀：《韜光養晦與兩面下注——中國崛起過程中的中美戰略互動》，載《當代亞太》，2011年第5期，第6—26頁；周方銀：《鬆散等級體系下的合法性崛起——春秋時期“尊王”爭霸策略分析》，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2年第6期，第4—23頁；高程：《市場擴展與崛起國對外戰略》，載《國際政治科學》，2011年第3期，第1—43頁；楊原：《大國無戰爭時代霸權國與崛起國權力競爭的主要機制》，載《當代亞太》，2011年第6期，第5—32頁；楊原：《崛起國如何與霸權國爭奪小國？——基於古代東亞歷史的案例研究》，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2年第12期，第26—52頁；楊原：《大國權力競爭方式的兩種演化路徑——基於春秋體系和二戰後體系的比較研究》，載《當代亞太》，2014年第5期，第4—50頁；姜鵬：《海陸複合型大國崛起的“腓力陷阱”與戰略透支》，載《當代亞太》，2018年第1期，第4—29頁。

　　 ②《新論·言體》。

　　 ③安德烈·博福爾著，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譯：《戰略入門》，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頁。

　　 ④福煦著，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譯：《作戰原則》，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頁。

　　 ⑤卡爾·艾利希·博恩等著，張載揚等譯：《德意志史》(第三捲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425頁。

　　 ⑥參見芭芭拉·塔奇曼著，上海外國語學院英語系翻譯組譯：《八月炮火》，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頁。

　　 ⑦卡爾·艾利希·博恩等：《德意志史》(第三捲上)，第431頁。

　　 ⑧戴耀先：《德意志軍事思想研究》，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81頁。

　　 ⑨利德爾·哈特著，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