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早報蔣沁志、田弘：中美貿易戰加速兩極體系形成_風聞

發佈/2019年7月4日 3:30 AM

文/蔣沁志, 田弘

來自/聯合早報

中美貿易戰的不斷升級使得兩國關係陷入建交以來的新低。儘管北京一直試圖通過協商談判達成協議，但在隨後的幾輪磋商中均無法實現真正的和解。

從最初針對鋼鋁徵税到如今對華多個領域全面打壓，華盛頓加徵關税舉動背後，有着對華強硬的朝野共識，中美陷入一場持久的權力博弈已成定局。眼下，“貿易戰沒有贏家”的論點，已成為民眾看待這場爭端的普遍認知。除此之外，我們不妨轉換角度，從國家間權力變遷這一宏大歷史視角，來分析貿易戰及其後續發展對世界格局的影響。

中國加速融入世界貿易體系

隨着中國的興起，中美間的實力比較被外界延伸至各領域。一個有趣的對比是，相較於華盛頓的孤立主義，中國這個以黨領政的共產主義國家，如今已成為自由經濟秩序最堅定的捍衞者。

北京對於經濟自由化的堅定態度，得益於幾十年的改革開放在全國積累了深厚的民意基礎，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基層民眾，都認定只有堅持開放才能維持中國經濟的增長。如果説這是一種基於思想層面的主觀因素，那麼目前的現實環境，則是促使北京延續開放政策的客觀原因。

首先，國內巨大的消費市場和不斷擴大的中產階層規模，仍會不斷激勵外資進入內地市場，毫無疑問，14億的龐大人口是北京在面對美方打壓時，依然保持戰略定力的關鍵。其次，美國佔全球經濟比重已小於25%，美國以外，北京面對的是以印度、非洲、中亞等存在巨大基礎設施需求的新興市場。這些經濟體已成為全球最重要的外資流入區域，並且對華貿易依賴度日益升高。

事實上，當華盛頓企圖將北京孤立於其所主導的貿易體系之外時，中方已不斷出台各種靈活政策以接納更多的合作者。2018年以來，北京開始縮減外商投資負面清單，取消外資在銀行、電網等領域的一系列限制，放寬市場準入，擴大外商的投資範圍。其尺度之大，某些政策甚至觸及西方社會所認知的敏感領域，即使放在這些歐美國家，未必能獲當局全力支持。

與此同時，北京也正積極利用自身技術與資金優勢，不斷擴展同南方市場以及以亞細安為代表等區域共同體的經貿往來，加快經濟整合，以此分散對美貿易依賴度。雖然遏制中國已成華盛頓的上下共識，但連任壓力已使特朗普在對華政策上喪失理性，這無疑會進一步加深北京與美國之外國際社會的連結。

零和思維再造“兩極體系”？

對於美國而言，無論是經貿打壓還是技術封鎖，這種零和思維還存在不小的戰略風險。就經貿而言，如前所述，美對華打壓強化了中方支持自由貿易的態度，並且激發後者對現今貿易格局的結構性調整。

事實上，幾年前北京所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就是對當下嚴峻經濟形勢的未雨綢繆。這項耗資幾萬億美元的倡議，正逐漸加深中國與新興市場的相互依賴，在歐亞非摸索出一個相對獨立的“絲綢之路”貿易體系。而在科技領域，美對華的壓制與封鎖將迫使後者不斷強化自主研發能力，並發展出一系列有別於美國的技術準則。

在與各國的互動中，為分散成本與掌控風險，北京會持續推動他國吸收這些規則與標準，最終創建一套自主性更強的生態結構。這種趨勢，將會很快在東亞地區與中南半島實現，並逐步擴展到美國以外的國家，5G的推廣就是一典型範例。

如果上述情景在未來走向現實，這就意味着，世界將開始出現以北京和華盛頓為首的兩極體系，學者鄭永年也提出“一個世界、兩種體系”的類似概念。但這一體系和舊時代的美蘇格局有着本質差別。首先，自改革開放以來，務實的中國領導人已經放棄意識形態的輸出與追求。兩國間因此不會發生意識形態對抗，也不會將國際社會分化成兩個排他性，衝突性的集團，全球性世界秩序仍然充滿自由主義特徵，但已非華盛頓所主導。

其次，由於中國早已完全融入世界經貿體系，新的市場體系將以東方和西方各為中心，以中美為代表的兩大貿易集團仍然存在往來，互不排斥，但兩國更多投入於各自主導的體系內，屆時，中美間的互賴性也將低於現在。

美式霸權衰落　世界走向何處?

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視閾中，常以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能力來衡量霸權的興衰，並認為霸權的更替將大概率引發守成國與挑戰國之間的戰爭。自特朗普上台以來，新一波的孤立主義應運而生，從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到要求盟友負擔駐軍支出，可見無論是維持自由貿易還是國際安全秩序，美國承擔國際公共產品成本的能力已大不如前。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美國要求中國對智慧財產權遵守的背後，實則反映出其技術優勢的不斷衰退。然而，開放技術授權以維持其所主導的貿易體系，乃是霸權國應盡之義務，這種行為也是承擔公共成本的一種途徑。

顯然，美國在科技領域優勢的不斷喪失，削弱其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能力。然而，美國也不願他國在該領域對其構成挑戰，畢竟，隨着北京支付公共產品的能力不斷強化，華盛頓的影響力只會進一步減弱。因此，對北京的技術打壓，成為其在無法快速提升科技水平情況下的唯一選擇，更深層面則顯示美式霸權的再次衰落。

不得不説，從經濟學所引進的公共產品概念，對於衡量霸權的興衰具備一定説服力。但其論述中，所謂守成國與挑戰國間必然發生衝突的這種修昔底德式思維，對決策者的政策施行具有極大的誤導，理論本身也是有着宿命論味道的話語陷阱。首先，科技革命已成為影響權力轉移的重要變量。

自核子武器面世以來，兩個擁核國間的直接衝突已趨近於零。然而，核威懾理論只能放置於美蘇冷戰格局，或許在未來的大國鬥爭中能成為不錯的解釋因子，但如何解答二戰前的權力變遷，仍需找到一般性的解釋。

比如，早在20世紀初，英美間就曾締造出“偉大的和解”，對於缺乏核子武器的時代，這種權力的和平轉移似乎依賴於更復雜的國際關係。一種基於大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觀點，或許能很好的詮釋英美間的權力轉移。這一觀點認為，美國之所以能實現權力的和平轉移，很大程度在於依靠國內市場的發展模式，而當時的德國則主要依賴海外市場，和英國相似的貿易模式使得兩國在國際市場面臨激烈的競爭，並最終走向兵戎相見。

這一觀點的核心要素，在於國家間的發展模式，是否會形成相互競爭的格局，而以國內市場為主的經濟模式，則能很大程度上避免擴張所帶來的衝突。

借鑑這一思路，我們不妨從兩個時間維度來探討中美間權力轉移的狀態。顯然，當前中美出現摩擦的根源，在於兩國已在多個領域出現競爭。儘管兩者的經濟增長模式依然存在很大差別，前者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下憑藉投資與出口帶動增長，後者則依靠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業。

但近年來，隨着北京開始出台相關產業政策，並威脅到華盛頓對全球產業鏈的控制，加之中國在臨近地區不斷擴大的地緣影響，與美國二戰後勢力範圍的重疊，這一系列的變化自然引起後者對自身霸權地位的擔憂。短中期內，中美間的摩擦加劇已不可避免。但這是否意味着中美未來註定一戰？

從長遠來看，如前所述，美對華全面打壓可能會將世界導向以東西方各為中心的兩極體系，體系內兩個系統的相對獨立性，將很大程度降低兩國間的衝突概率。

首先，中美的注意力將集中於各自主導的貿易體系，並在各自區域內擴大其他領域的影響，地緣政治將呈現清晰的界限；其次，中國未來的發展路徑將出現類似美國以科技、金融以及消費性服務業帶動經濟增長的模式，兩國主導的不同市場將形成相互獨立的產業鏈，進一步減少競爭。

最後，中國與外部世界的互動，將建構出更加包容開放的政治文化，秉持實用主義的中國領導人，並不期待以戰爭的方式改變有利於自己的格局。若此圖景在國際秩序的演變中一一實現，則國際體系將長期維持在中美主導下的兩極體系。這一體系會因各自雄厚的經濟基礎與獨特的貿易格局，而獲得比美蘇霸權更高的穩定性，體系的變更或在百年甚至更長時間以後才會出現。

兩名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生（兼職台灣研究中心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