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一個非常多元的時代_風聞

【文/白謙慎】

1573年，明神宗朱翊鈞登基，年號萬曆。直至1620年去世，萬曆皇帝在位長達四十八年。在這“萬曆年間”，中國文化在諸多方面取得了偉大成就。即使在清軍入主中原之後，漢族讀書人也常會以無比依戀的心情懷念那個時代。

董其昌《草書懷素自敍帖》此卷是崇禎十三年（1634）中秋節出遊時，董其昌於舟中興起書寫之作。八十老翁與一行同好出遊，偶然欲書，當場表演一段背臨的功力，展現了董其昌對於古帖熟稔的自信，可謂人書俱老。他提出“南北宗”的理論，劃分了文人畫與職業畫家的界線。

清代初年，江西文人徐世溥（1608—1658）寫給朋友的一通信札，評述了萬曆年間的繁榮景象：

當神宗時，天下文治響盛。若趙高邑（趙南星，1550—1627）、顧無錫（顧憲成，1550—1612）、鄒吉水（鄒元標，1551—1624）、海瓊州（海瑞，1514—1587）之道德風節，袁嘉興（袁黃，1533—1606）之窮理，焦秣林 （焦竑，1541—1620）之博物，董華亭（董其昌，1555—1636）之書畫，徐上海（徐光啓，1562—1620）、利西士（利瑪竇，Matthew Ricci，1552—1610）之曆法，湯臨川（湯顯祖，1550—1617）之詞曲，李奉祠（李時珍，1518—1593）之本草，趙隱君（趙宧光，1559—1625）之字學。下而時氏（時大彬）之陶，顧氏（名不詳）之冶，方氏（方於魯，1541—1608）、程氏（程君房，1541—1610後）之墨，陸氏（陸子剛）攻玉，何氏（何震，1535—1604）刻印，皆可與古作者同敝天壤。

學者李兆良撰寫《坤輿萬國全圖解密：明代測繪世界》一書，指出該地圖上有千種以上西方人不曉得的中國地名，除非親自走訪該地才能得知。論證《坤輿萬國全圖》實際上是明代人所作，由利瑪竇取方誌重新考訂而成。該地圖讓中國的知識分子大開眼界，萬曆皇帝對它愛不釋手，把它做成屏風放在牀頭。

從道德風節到學術思想，從書畫藝術到文學、戲曲，從天文歷算到傳統醫學，從文字學到刻印，從冶煉到琢玉，徐世溥一一列舉了萬曆年間文化代表人物的卓越成就，並相信他們堪與古代的英傑媲美。

倪元璐《與祝湯齡書》

何創時書法藝術文教基金會（中國台灣）藏

何國慶先生的《萬曆駕到》一書，便把我們帶到了那個令人嚮往的時代。除了文字描述，此書附有上百件由萬曆年間的人物創作的書畫，其中便有徐世溥名單中提到的焦竑、徐光啓、袁黃、董其昌、李時珍、湯顯祖等人的手跡。睹物思人，書中的先賢因此變得更加親近可愛。

徐光啓《題琴鶴高風詩》為上海名賢六萬言《琴鶴高風冊》而作。新北市徐匯中學、光啓社、上海徐家彙，這些名字都因徐光啓而起。

湯顯祖《行書七絕》書寫此作時，他十九歲。2016年是湯顯祖與莎士比亞逝世四百週年，我們對這兩位戲劇大師都應致以崇高的敬意！

回顧萬曆年間，對於曾經以政治學為業的我來説，總有兩個揮之不去的問題：是什麼造就了萬曆年間的輝煌？又是什麼使得這輝煌在明神宗去世二十餘年後便走向土崩瓦解？

獨立性易《養生銘》相傳獨立性易精通醫術，並將種痘法傳至日本，有許多流傳在民間的醫書都託名為他所作。

對這兩個問題，從來不乏探討的學者。無論是從大航海時代開始講起，還是用白銀時代來描述當時的經濟狀況，都是在探討萬曆時代的外部環境。而朝廷政策的寬鬆，商品經濟的發達，城市文化的繁榮，印刷文化的蓬勃，都被視為萬曆年間多元文化的內部催化劑。分析總是冷靜而又理性的，而三百多年前那個充滿着令人目眩的變化的社會卻遠比今天的理性反思複雜得多。

傅山《太原段帖》選，傅山苦於應酬文字，更批評了當時自作聰明、以為能分辨傅山父子書法的人們。

二十世紀的學者吳訥孫（Nelson Wu）這樣描述晚明的社會文化景觀：

晚明的中國展現的圖景是如此的錯綜複雜，以至於連“錯綜複雜”這個詞在這一特定的時間框架外都將失去其所特有的意義。在地域之間呈現出豐富差異的背景下，政治運動與學術思潮的多元性，以及人們對生活、對朝廷所持的各種不同態度，產生出由多種異質所構成的現象。我們姑且稱之為“晚明現象”。

徐渭《觀音圖》畫面上半部抄錄《心經》，下方繪《鸚歌寶卷》故事中的主角白鸚鵡。徐渭詩書畫俱佳，更被稱為紹興師爺之祖，教出抗倭大將李如松。

多種異質的相互激盪，令人振奮和戰慄，即使是一個輝煌的時代，也並非完全由偉大的成就及高尚的動機所造就，它還常常會伴隨着普遍的政治腐敗和道德淪喪。所以，當明王朝因國內擾攘及八旗兵入侵而覆滅後，那個充滿蓬勃生氣的“文治響盛”的時代，亦隨之告終。

藍瑛《仿梅道人山水》此畫仿吳鎮的山水，藍瑛畫風多元，陳洪綬曾向他學畫。

陳洪綬 荷花雙蝶圖

中國美術學院藏

對明代覆亡的反思，從覆亡的那一刻起，便已開始。當代學者也嘗試着給出種種答案。令人矚目的是，李伯重先生在最近的研究中，從環境史和全球史的角度來重新探討明亡。氣候的變化對經濟造成了巨大影響，明末自然災害頻仍，瘟疫橫行，“在這些嚴重而且長期的大災荒中，原有的社會秩序崩潰了……明朝的滅亡，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咎於氣候變化。換言之，就是‘天’亡大明。”

李先生進而從十七世紀世界各地面臨的挑戰，指出了小冰河期的氣候給全球帶來的巨大動亂，指出了明亡只是世界性的“十七世紀危機”中諸多危機之一。如果果真是“天”欲亡大明，那麼生活在明亡前萬曆年間的人們，盡享和平與繁榮，確實是幸運的。

藍瑛《與越翁書》先前越翁交代藍瑛商請其藝友代為刻印，正好此友寓於藍瑛家中。刻成之後，藍瑛將刻好的印章隨信附上，希望越翁滿意。

李先生雖然強調了氣候在明亡中的重要作用，他的觀點也並非是宿命論的。在其完整的論述中，還引進了另一個變數：早期經濟全球化，特別是其中西方先進武器的傳播。無論是李自成攻入北京，還是清兵揮師中原，明朝的覆亡最直接地呈現為軍事抗爭失敗後的政權迭替。

不過，一旦這個變數被引入，情況就比列舉氣候變化複雜多了：一個政權能否有效地調動自己的人力、財力來應對外部的軍事威脅，涉及它的機構是否有效率、主流的意識形態能否匯聚人心等等一系列軍事抗爭以外的問題。

傅山《嗇廬妙翰》局部，其中寫道：“字原有真好真賴，真好者人定不知好，真賴者人定不知賴，得好名者定賴。”

清兵入主中原後，政治情勢丕變。晚明之繁榮，其衰敗之勢亦如秋風中的落葉，一切來得如此突然、慘烈，顧炎武等懷有天下之志的讀書人，都不得不思考明亡的原因。有意思的是，《萬曆駕到》一書中赫然在列的大儒顧炎武，正是在清初對萬曆年間的政治文化反思最多、批評也最多的讀書人，在他看來，某些亡明的種子，恰恰是在萬曆年間埋下的。

顧炎武《與元恭（歸莊）書》信文中認為歸莊之詩稍流入宋調，應該“通經學古，以救時行道”。

顧炎武的反思和批評是否切中要害，可能見仁見智。但是，這位曾經在萬曆年間生活，又經歷了明清鼎革的讀書人的反思和批評，卻承載着明亡後第一代讀書人最真切的感受。

王世貞《李於鱗罷官歌》此詩卷贈給另一位大文人李攀龍。如果沒有王世貞寫序推薦，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也許就無法出版，可見他的文字影響力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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