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墨西哥的小鎮被打劫是一種怎樣的體驗_風聞

文：張青仁

隨着為期一個月的田野預調查的結束，我逐漸熟悉了聖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薩斯及周邊村落的狀況。2014年9月，當我再次回到聖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薩斯時，我已能夠不需要嚮導的幫助，獨自進行田野作業了。這樣的工作大多數都是在聖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薩斯的城區完成，每當我需要深入到周邊的農村，或是在深夜進行調查時，我都會約上瑪利亞教授的學生或是在這邊結識的朋友，讓他們陪同我前去。因為各種原因，並非每一次稍有風險的田野作業都有嚮導的陪伴，偶有例外的田野亦是我一人完成。2014年10月7日，我獨自一人前往聖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薩斯周邊的恰穆拉鎮調查玫瑰夫人節。這次獨自進行的田野，再次讓我度過了驚魂的一天。

恰穆拉（Chamula）是一個距離聖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薩斯有着半個小時車程的佐齊村莊。恰穆拉是佐齊語種“濃密的水”的意思。西班牙殖民者到來前，恰穆拉是恰帕斯佐齊人聚居區內的重要城鎮，也是當地印第安人勢力最為強大的區域。1524年，西班牙殖民者路易斯·馬丁（Luis Marín）佔領恰穆拉。1524年至1528年，恰穆拉成為貝爾納爾·迪亞斯·德爾·卡斯蒂略（Bernal Díaz del Castillo）的封地。1869年，在當地精英佩德羅·狄阿思（Pedro Díaz）的領導下，恰穆拉曾經爆發過反抗包括傳教士在內的統治階層的起義。雖然這次起義以佐齊人的失敗、州長潘德勒翁·多明戈斯（PantaleónDomínguez）判決印第安人在低地農場做奴隸而告終，但卻並沒有磨滅印第安反抗壓迫的鬥志。1912年，在哈辛託·佩雷斯（Jacinto Pérez）的領導下，恰穆拉的佐齊人再次爆發起義，要求解決印第安人的土地問題。1925年的6月4日，恰穆拉正式成為恰帕斯州一個鎮。

雖然大革命後的墨西哥政府一直致力於控制廣大的印第安人聚居區，但在佐齊人聚居的恰穆拉，國家權力的滲透卻並沒有動搖當地傳統的族羣勢力。在當地，25%的耕地、75%的林地仍然屬於印第安村社集體所有。除了傳統村社的自治組織外，各種農民組織和準軍事團體也混雜其中。因為在統治勢力上表現出強烈的傳統取向，恰穆拉也是聖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薩斯周邊區域中最為保守的地域，當地有着強烈的排外傳統。20世紀70年代以來，一些外來的宗教人士深入這一區域，試圖傳播新教等天主教之外的其他宗教，結果引起了當地根深蒂固的天主教勢力驅逐。1970年至2000年間，當地爆發了134次宗教衝突。不少印第安人異教徒遭到當地統治勢力的驅逐、屠殺。即便是在2010年當地發展旅遊產業後，恰穆拉仍然表現出強烈的反全球化的地域特徵。

當我第一次在恰帕斯進行田野預調查時，瑪利亞的學生安娜帶我去的第一站便是恰穆拉。在前往恰穆拉的小麪包車上，安娜告誡我，恰穆拉是一個危險的村莊，我去了那裏務必不要隨便拍照，尤其是在教堂附近，也不要隨意跟人搭訕。安娜的告誡讓我想起了此前被搶的經歷，我不禁開始緊張起來。但同時也激起了我的好奇心，想看看這樣一個危險的村莊究竟是怎樣的面貌。

從聖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薩斯來的公路在經歷了一大段下坡路後，便到達了恰穆拉城市中心的教堂與廣場。以廣場為中心，四周散佈着許多小餐館和商店，廣場的南側是遊客服務中心、一個菜市場和小學。整個城鎮最為耀眼的便是廣場東側的大教堂了。安娜告訴我，這個16世紀修建的，迄今有着差不多500年曆史的教堂是恰穆拉的地標，所有前來恰穆拉遊玩的遊客都會選擇來此參觀。在她的引薦下，我們一同走到了教堂門口。出人意料的是，一位身着傳統佐齊服飾，腰間繫着羊毛腰帶的佐齊族老人將我們攔下：

“進去參觀，需要購買30比索門票。”

“教堂也需要嗎？”我一直認為神聖的宗教場所會對所有民眾免費開放。

“是的！”

見他神情如此堅定，我只好掏出我門票錢。

“進去可不要照相！”

付完錢後，他嚴肅地提醒我。

“如果照相會有什麼後果呢？”我好奇地問到。

“兩個月前，有一對阿根廷夫婦，他們不聽我們的勸告，就再也沒有走出這個教堂。”

他的回答不禁讓我打了個寒顫，後背忍不住地發涼。雖然如此，但我堅持認為這一趟不能沒有任何記錄。於是，我和安娜小聲説着，希望會印第安語的安娜能夠跟老人仔細解釋一下，詢問能否拍攝一張關於教堂的照片，哪怕是在教堂門口也行。或許是得知我來自遙遠的中國，老人答應我的請求，但是要求我只能在教堂門口拍照，而且必須要跟他合影。在完成合影后，老人原本微笑的臉瞬間又變得嚴肅起來，

“不僅不能拍照，也不要在裏面畫畫，做記錄。”

在他的告誡聲中，我和安娜有些忐忑地走進了教堂。與墨西哥的其他教堂一樣，教堂最中央是聖母瑪利亞的雕像，四周擺放着許多蠟燭、松樹枝，地上鋪上了滿滿一層的松樹枝。教堂的兩側各放着五個神台。每個神台前面擺滿了白色的蠟燭。不少神台前跪着一些印第安信眾。他們雙手合十，眼睛緊閉，似乎在祈禱着什麼。臨近門口的神台前，一位病人躺在神台前的墊子上，看樣子病情非常嚴重。他的家人圍着他，朝向神台處祈禱着。琥珀燃燒的煙霧使得整個教堂恍如仙境，在一片竊竊的祈禱聲中，身處其中我和安娜也有些恍惚。不一會兒，我便和安娜離開了。

這一次的造訪雖然遇到了一些小的波折，但總體上來説還算順利。儘管遇到了警告，但卻並沒有遭遇到傳説中的搶劫和殺戮。就這點而言，這座尚未開化的印第安小鎮給我的印象並不差。當我2014年9月再次回到聖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薩斯時，總想着再次造訪這個村落。10月初，這樣的機會終於來臨了。

9月份的時候，我結識了在聖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薩斯一家餐館打工的佐齊族女孩瑪麗薩。瑪麗薩出生在恰穆拉的一個單親家庭。母親在懷她的時候，男友便拋棄了她。天主教不主張墮胎，母親堅持生下了她。年幼的瑪麗薩自幼和外祖父母、母親生活在一起，一家人以種植咖啡為生。兩年前，因為種地收入太低，瑪麗薩和母親搬離了恰穆拉，來到聖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薩斯務工。瑪麗薩告訴我，雖然這幾年恰穆拉開始發展旅遊業，但並沒有太多的起色，當地民眾的收入仍然非常微薄。因此，不少年輕人紛紛離開恰穆拉，到聖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薩斯和圖斯特拉古鐵雷斯等城市謀生。雖然離開了恰穆拉，但瑪麗薩每個月都會回到恰穆拉看望自己的外祖父母，每逢一些重大節日，瑪麗薩也會回到恰穆拉。

10月6日那天，我去餐館吃飯，又一次碰到了瑪麗薩。那天的她一改往日爽朗的笑臉，一臉愁容地跟我訴苦：“巴勃羅，我都快被老闆氣死了！”原來，明天是天主教玫瑰聖母節。恰穆拉會有着一系列的慶祝活動。她跟餐館老闆請假，希望今天能夠回家過節，但老闆拒絕了她的請求。“巴勃羅，玫瑰聖母節一年只有一次，我真的很想回家。”瑪麗薩的話引起了我對玫瑰聖母節的興趣。但她告訴我，她並不知道這個節日的具體由來和含義，只知道玫瑰聖母節是恰穆拉最為重大的節日之一。“或者是玫瑰聖母來到恰穆拉的日子，或者是玫瑰聖母的生日吧！”瑪麗薩告訴我，在恰穆拉，玫瑰聖母節的慶典從早上7點開始。白天，人們以家庭為單位，拿着蠟燭、松樹枝來到市中心的教堂做彌撒。彌撒完畢後，人們在廣場上唱歌、跳舞和狂歡，這樣的慶祝一直持續到深夜。

事實上，玫瑰聖母節與恰穆拉並沒有太大的關聯。這個節日起源於天主教的西班牙。1571年，西班牙驅逐穆斯林的摩里斯科人的戰爭進入了關鍵時期。10月7日那天，教友們集體頌念玫瑰經，基督徒的軍隊在勒班多（Lepanto）大獲全勝，教宗比約五世便將這個日子定位“勝利之母節”。此後，教宗格列高十三世改為“玫瑰節”。1960年，羅馬天主教會將慶節名稱改為“玫瑰聖母節”，梵二新訂教會年曆時定為紀念日。在天主教傳入墨西哥後，原本屬於殖民者的節日傳統也為印第安天主教徒所沿襲，並融合了印第安文明的傳統，成為恰穆拉天主教徒的重要節日。出於對這一有着強烈文化混合主義特徵的“玫瑰聖母節”的興趣，我向瑪麗薩請求，告訴她如果老闆明天放假，希望她能帶我一同前去。瑪麗薩滿口答應。

第二天一大早，我並沒有等來瑪麗薩的消息，打她的電話也沒有人接聽。我到瑪麗薩工作的餐館，老闆告訴我，因為昨天瑪麗薩一直在苦苦哀求，他便答應放她一天的假，她一大早便坐車回去了。得知這一消息，我有些失落。雖然如此，我還是決定一個人前去恰穆拉，看看這個混合主義的節日究竟有着怎樣的形態。

與安娜的恰穆拉之行已是半年前的舊事，我早已忘記去恰穆拉的公交車站和線路。我一路打聽，最終找到了位於城北的汽車站。此時已經快接近10點了。因為節日的緣故，前往恰穆拉的車輛很少。直到接近11點，我才等到一輛麪包車。半個小時後，我終於到達了恰穆拉市中心的廣場。

偌大的廣場上擠滿了攤販，我並沒有看到瑪麗薩所言的跳舞、唱歌和狂歡的場景。教堂門口瀰漫着充滿異香的煙霧，跪拜着的信眾一直延伸到教堂外的數十來米。或許是因為信眾太多，兜售門票的佐齊老人早已不見了蹤影。見此情形，我便在教堂門外等候。不少做完彌撒的印第安人三三兩兩的離開教堂，或是成羣騎馬，或是結隊步行。我觀察着這些離開教堂的信眾。突然，我發現其中幾位信眾的家就在教堂右側的小巷子裏。我迫切地想知道，這些信眾們又是如何在家居空間內慶祝這一節日呢？我尾隨着他們，在他們到家後，我便在遠處觀察着他們。遠遠望去，家庭成員們的分工各不相同。男人們在正廳內打掃，並用松樹枝折成拱形門，佈置成一個神位。神位前面的地上，鋪滿了松樹枝。年幼的孩童在旁邊燃燒着琥珀，遠遠地散發出一種奇特的異香。年輕的小夥子們在屋外操弄着各種樂器，這是晚上家庭狂歡必不可少的組成。家庭的女性則在門外的小溪旁清洗着豆子、牛肉，準備晚餐的食物。

正當我心無旁騖地觀察時，突然，一個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心頭一顫，回頭一看，發現是一個年齡與我相仿的印第安小夥。“在這裏偷看可不行。”我以為他是這户家庭的成員，想起此前安娜對我的告誡，我連聲跟他道歉，請他原諒。他向我解釋，他並不是這户家庭的成員，只是出於安全的考慮，提醒我不要輕易地接近他人。注意到我明顯不同於印第安人的膚色和不太流利的西班牙語，他便開始用英語自我介紹起來。他告訴我，他叫做保羅，家就住在不遠處的山上。因為此前曾經在美國打工，所以能説流利的英語。受到美國文化的影響，他非常樂意結交新的朋友。他詢問我是否對玫瑰聖母節感興趣，如果可以的話，他可以帶我去不同的人家看當地人是怎麼過節的。

對於身處陌生環境，且西班牙語不太熟練的我而言，一個能説英語的本地嚮導自然是求之不得的。然而此前在墨西哥城機場轉機時警察的告誡與安娜的提醒讓我不免心生警惕。我的人生閲歷也告誡着我，陌生人無緣無故的熱情並非什麼善事。我擺了擺手，準備離去。他卻僅跟着我，跟我解釋着，他是一個好人，只是因為太想結交世界各地的朋友，才冒昧地打攪我。他翻開自己的錢包，將身份證遞給我看。

在他的不斷堅持下，我停了下來。見我有些遲疑，他便跟解釋着，恰穆拉城區玫瑰聖母節的慶祝活動已經結束，只有信眾家中還有着一些分散的儀式。他可以免費帶我去他和幾個朋友的家中，看看他們是如何做儀式和過節的。見他如此真誠，我便點頭示意，向他致謝。見我不再抗拒，他指了指遠處的山包，“瞧，山間的房子就是我的家。”我詢問着他，是否需要什麼報酬，他斬釘截鐵地説，他就是出於結交朋友的目的，不需要任何報酬。見他如此堅毅，加之我也將他的身份證拍了照片，我便答應了他的要求。當然，這不僅是基於他的執着，也是因為我從內心深處希望給自己一個改變對恰帕斯、恰穆拉印象的機會。

雖然保羅堅決説他不會收我任何費用，但我卻有些過意不去。正好已是下午2點多了，我便邀請保羅在廣場一側的餐館吃頓便餐。或許是為了恪守自己不收取任何報酬的承諾，保羅始終堅持不願意吃飯。在我幾個回合的據理力爭下，他才坐了下來。我拿着菜單讓他選擇。他左挑右選，選了四個最便宜的豬肉捲餅，並一再表示不願意浪費我的錢。見他如此堅決，在為他點了一瓶可樂後，我便不再勉強。因為上菜需要一段時間，我便跟保羅聊了起來。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普遍有着早婚的習慣，我便禮節性地詢問保羅，是否已經成家。原本興致盎然的保羅突然變得沉默不語。半響後才慢慢的説了一句“我是一個無家可歸的可憐人”。原來，保羅18歲時跟隨村裏的夥伴前往美國加州，在當地的一家高爾夫球場擔任球童。在那裏，他結識了墨西哥裔的女朋友勞拉，並與她一同生活了六年。前年，勞拉懷上了他的孩子，而他卻因為簽證過期被遣返。勞拉不願意跟他回到墨西哥，便和他斷絕了往來。“我的孩子應該有兩歲了吧，我也不知道是男孩還是女孩”。説着説着，他竟眼淚掉了出來。

無意間戳破保羅的傷心事，我有些自責。或是是因為這份自責，也或許是因為保羅的故事深深地感動了我，我逐漸撤去了對保羅的防備之心，完全地相信起這位印第安哥們。我甚至在內心裏竊喜自己竟然能夠偶遇到這麼真誠、善良的田野嚮導，也許保羅能給陷入困頓的我帶來不少線索呢。

午飯後，我們沿着小路朝山間走去。我向保羅打聽着玫瑰聖母節具體的儀式過程。保羅卻一改此前的滔滔不絕，只是簡單的説到了他的家裏，就能夠看到具體的儀式過程了。我詢問着他，家裏的老人是否在準備晚餐。他冷峻地回答我，他的父母早已去世，家裏只有他一個人。

“那麼，我們是去哪裏看儀式呢？”

“去我的鄰居家。”

保羅態度微妙的轉變與語焉不詳的回答讓我不免警惕起來。但一想到此前保羅的真誠，我又懷疑起自己的直覺。或許是我提起保羅父母的事讓他有些難過。我安慰着自己，甚至為自己對保羅的無端猜忌產生些許自責。見保羅沉默不語，我不再説什麼，只是在身後跟着他，沿着小路往山間走去。

十多分鐘後，我們走到了半山腰。路旁的人家已經非常稀少了。我突然發現，我離最初保羅示意給我的村莊越來越遠了。明明那些人家在山頭的西邊，而此時的我們卻在往東邊走。這顯然不是一個好的徵兆。此時，我們正好經過一個岔路。我停下了腳步，詢問保羅，村子不是在西邊嗎？為什麼我們往東走。

保羅沉默了片刻，一分多鐘後才慢慢的回答我：

“因為西邊沒有路，我們要走到東邊的半山腰才能夠往西走。”

保羅的話明顯是在騙我，在視力所及的範圍之內，我明明能夠看到西側的路一直通向山頂，那正是保羅最初指給我的村莊。意識到這一點，我突然緊張起來。我意識到，保羅並不是真心的幫助我，他對我肯定有所企圖。在這人煙稀少的山間，如果遇到意外，我肯定不是保羅的對手，我必須儘快回到市中心。但是，如果貿然質問保羅、強硬回去，必然會打草驚蛇。為了安全起見，我只能在趁其不備時，偷偷往市中心跑。我裝作漠不關心的樣子，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在保羅的身後東張西望。當我和保羅的距離差不多有50米的時候，我立馬轉身，往市中心跑去。

我並沒有注意到保羅一直在暗中觀察着我。當我轉身的一剎那，他便發現了。我還沒有來得及跑，他便追上了我。

“你要幹什麼呢？”

“我的朋友是聖克里斯托瓦德拉卡薩斯的警察，是他陪我來恰穆拉的，他給我發了消息，讓我趕快回去。”

我不願意，準確的説，是我並不敢戳穿保羅的謊言。我怕激怒於他，引來不可想象的後果。然而，保羅似乎卻並沒有遮掩的意思，他直接從褲兜裏掏出了一把水果刀。

“我不想傷害你，給我一點錢就可以了。”

在聖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薩斯兩個多月的生活經驗告訴我，除了極個別情況外，大部分搶劫的印第安人真的非常窮困，他們並不會真正的傷害你。因此，當保羅卸下偽裝的那一刻，雖然我有着些許憤怒，但卻多了幾分輕鬆。我跟保羅表示，我可以給他錢，希望他放下武器，不要這樣緊張。顯然，保羅並不相信我會給他錢，他粗暴地拒絕了我的請求。

“別廢話，我只要錢，證件不用給我。”

保羅態度的惡劣讓我頓時心生緊張，我擔心他因為不相信我而傷到我，便快速地掏出自己的錢包，將錢包裏的500比索給了他。為了安撫他，我一邊掏錢，一邊跟攀着交情。

“保羅，剛剛我還請您吃飯呢。”

“少囉嗦，快點！”

或許是因為錢來得太容易，或許是因為太需要這筆錢了。在拿到500比索後，保羅並沒有走開，而是呆呆的站在一旁。為了不刺激他，我輕聲地説道：

“保羅，我可以走了嗎。”

“走吧！”

來不及整理情緒，我便快步往城市中心走去。當我走了近500米，直到確認保羅沒有跟上來後，我加快了腳步跑了起來。直到我走跑到市中心的廣場的入口時，我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雖然我並不願意承認，但此前與保羅交往的兩個小時，完全都是他處心積慮的偽裝。一想到這一點，我既後怕，又惋惜。後怕的是我又一次輕易地相信了別人。在這陌生的異域，如果真的發生了什麼意外，誰都幫不了我。年紀輕輕的保羅就不走正道，以搶劫為生，即便不會遭到被害者的反抗，也遲早難逃法律的制裁。一想到在恰穆拉，像他這樣的年輕人比比皆是，這不得不讓人惋惜。迷失的不只是諸如保羅般的個體，還有着整個印第安族羣的未來。

然而，當我走到廣場一側的教堂時，又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給了保羅500比索，也得給我500比索！”

我回頭一看，一位有些消瘦的印第安人年輕人又一次拿着一把水果刀，正對着我。

“What?”剛剛被別人搶了500比索，不到半刻鐘又來了？見他一本正經的樣子，我氣不打一處來。因為教堂門口有很多人，我不再害怕。我明確地跟他表示，我已經沒有錢了，僅有的500比索都被保羅搶走了。他並不聽我的解釋，只是堅持問我要錢。此時廣場上有許多人，我認為至少他會因為畏懼這些人而不敢對我怎麼樣。我不搭理他，徑直往車站方向走去。然而他一把抓住了我，用刀頂着我的腰部。

“給我看看你的錢包！”

他牢牢地抓住了我，我動彈不得。他的動作幅度很大，周邊的人應該都注意到了。然而他們似乎早已司空見慣，沒有一個人出面幫助我。片刻之後，我徹底絕望了。我從揹包的深處掏出500比索，遞給他之後，瘋狂地朝廣場南側的遊客服務中心跑去。我之所以跑向那裏，並非是因為想要追回我的1000比索，而是出於自身安全的考慮。那麼多的人都看到了他打劫成功，如果再有其他人效仿，我肯定無法活着離開這個地方。然而，遊客中心和旁邊的警局只有兩個工作人員在閒聊。得知我的經歷後，他們表示無能為力，因為他們人力資源有限，不能為我提供任何安全保障。我拿出護照複印件，一再要求他們保障我安全回到聖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薩斯。或許是因為我的堅持，或許是見我情緒有些激動，他們最終聯繫到一家旅遊公司。剛好這家旅遊公司正組織一羣西班牙遊客在附近遊覽，他們的麪包車上上還有一個空座。半個小時候，麪包車到達恰穆拉中心廣場，我也隨着他們一同回到了聖克里斯托瓦德拉斯卡薩斯。

回程的車上，這些異國的遊客得知我的經歷後大為不解，他們紛紛告誡我這裏是墨西哥，這裏很不安全。他們説的最多的便是：“你竟然那麼輕易地相信一個印第安人！”理智和我此前在恰帕斯的生活經歷告訴我，墨西哥人其實跟我們是一樣的，他們中有好也有壞，但在那一刻，我卻始終沒有勇氣説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