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富豪明星保鏢的兩張面孔_風聞

作者|  崔一凡

來源| 公眾號“穀雨實驗室”

“你們沒接觸這行的時候感覺保鏢就是轟轟烈烈的工作，大起大落的廝殺，不是這樣，在很多時候我們面對的是什麼，我們面對的是無盡的孤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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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第一次見到保鏢，你可能會感覺到反常。我見到的那個保鏢學員，三十歲左右，身材不高，一股股肌肉從汗濕的短袖作訓服裏透出輪廓。當我問好時，眼前的男人看起來並不打算回應。他把身體微微向後靠，目光凝成一根針，警惕地上下打量我。

我是在保鏢學院見到他的。那是一家專業的私人學校，在北京和天津之間。從外看，像是一個綜合性體育館。訓練館附近是高爾夫球場，街道上幾乎看不到人。經過幾秒鐘的尷尬，確定我無法對他構成威脅之後，他開始拿出一個黑皮本，告訴我他正在複習上課記的筆記。

我提出想看看，他再次向後靠了一下，拒絕了。

連我都開始緊張起來。我想要他放鬆，表示親切，可是結果適得其反。後來，不止一個保鏢向我講述這樣的經驗：如果有一輛車急剎停在面前，他們會感到極大的恐懼，甚至是憤怒。很難想象，一個人經年累月地，神經高度緊繃，將會導致怎樣的後果。

這就是我見到陳永青時留下的印象。

陳永青在規範學員持槍動作

大部分接觸過陳永青的人都會誇他，“雙商極高”。他是學院的院長，能妥帖地照顧身邊所有人，即使素不相識，也能從他的高昂情緒中感受到熱情。只有一次例外。我和他坐在辦公室長沙發的兩端，下意識往他的方向靠了靠，他幾乎毫不猶豫立刻起身，坐到離我更遠的單人沙發上。

等到第二天，他講到“安全距離”的概念，我才意識到我無意間對一個保鏢的冒犯。他們擁有超越常識的謹慎，甚至到了誇張的程度。——很難想象，陳永青需要在家中養上十幾條看門狗，安裝八九個攝像頭才能抓住些許安全感。

“身邊路過一個人，背個包，我就認為這個包裏邊有刀。”他説。

陳永青

陳永青三十多歲，身上曬得黑黑的，下巴上留一撮小鬍子，頭髮直愣愣豎着。翻看他的履歷，出身行伍，曾是部隊裏的“兵王”，拿過一次比武第一，兩次第二，很多次三等功。在網上搜他的名字，會出現不少關於他的傳奇故事和戰力評測，大部分是假的——人們對這個行業總是充滿神秘的想象。

那天下午，陳永青在學校一樓的訓練室裏指導學員，科目是拔槍射擊。他讓七十多名學員換上軍綠色的作訓服，稍顯緊身，目的是防止打出的彈殼蹦進領口。訓練用槍除了材質和顏色，與真槍相仿。他們在為幾天後的老撾實彈射擊訓練做準備。

北京，提着包的學員，開始入營第一課——站軍姿

學院的學員們來自全國各地，一大半是退伍的老兵。他們懷揣着士兵的驕傲和保鏢的夢想來到這裏，進入一種完全不同的生活。——體能訓練，不是成為保鏢的充分條件，重要的是：不斷懷疑，不停思考。等他們走出這裏，他們將被塑造成不同的人，強大，冷靜，也在一定程度上付出代價。

槍聲參差不齊。陳永青不大滿意，親自演示了一遍。他像一個前途無量的年輕軍官，放鬆地巡視着士兵們訓練，又時時釋放威懾。

“你手在哪兒呢？沒聽明白咋地？”

“彪子，你他×老晃！晃什麼呢！”

“誰慢了？”

“我！”隊伍中幾人喊。

陳永青示範標準持槍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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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院，陳永青是“連長”，也是“指導員”，儘管他對後者的角色並不感冒。比起做思想工作，他更擅長飛起一腳讓學員長記性。這不是一個表達慈愛的地方。他儘可能表現得強悍，每天絞盡腦汁琢磨的是，怎樣讓他的人強悍起來。

2010年，陳永青專程去以色列接受保鏢培訓。第一次跟教官握手，他被捏到生疼，“馬上就感覺這個人練過，真牛”。後來熟悉了，教官告訴他，他沒練過武術格鬥，“但我一定會用全力來握手，我讓你感受到我的強悍。”

北京昌平，經歷過“魔鬼24小時”特訓的學員滿臉泥巴

鴨舌帽不能帶，阻擋視線。墨鏡也一樣。眼睛是發現敵人唯一、最快的武器，“帶上墨鏡黑燈瞎火的，你能看見啥呀？”

從以色列回來後，保鏢學院真正專業起來了。不像早年，他們發了瘋地挑戰生理極限。他意識到了，保鏢和士兵是兩種不同的職業，士兵學習如何進攻，保鏢最重要的是防守，能打不是最重要的，關鍵是眼睛和腦子。

第二天下午的理論課上，陳永青突然發問，“今天訓練用的那兩輛車，車牌號是什麼？”——在這之前，他們剛剛進行了突發情況應對訓練，之前車一直停在大門口，沒人想到還有道考試題在這兒等着。

2019年3月1日，37期保鏢培訓班共招募了100名學員

沒人説話。教室前的陳永青掃視他們，然後雙手撐在講台上，拉下臉，像是在生氣。幾位學員在良久的沉默後鼓起勇氣舉手回答，沒一個答對的。

陳永青衝他們揮揮手以示肯定，突然提高聲量説，“你們質疑了嗎？”他左手指了指自己的太陽穴，“保鏢就是要質疑全世界。”

保鏢學院裏至少三個月的基礎培訓，放棄是常有的事。沒什麼特別的原因，一問就是“練不動了”。學員裏大部分是退伍士兵，身體上沒有任何問題。他們找陳永青聊，説胳膊疼、腿疼。陳永青明白他們在想什麼，部隊裏沒有刻意製造的精神壓力，不用辯論、不用上禮儀課、不用揪着一件小事來回琢磨，“（沒想到）我真他×練他”。

在泥濘中摸爬滾打的學員們累倒在操場上

一天下午，學員集合在學院門前，一輛用於訓練的白色SUV停在那裏。學員們分班對車輛進行安全檢查。陳永青提前在車上設置了十處安全隱患，比如輪轂上少了顆螺絲，底盤上放置了追蹤器。七八個學員忙前忙後，倒騰來倒騰去，陳永青坐在一邊捂着嘴偷笑。

“不是我説你扯後備箱墊子幹嘛啊！我真服了你了彪哥，真的。”

21歲的王彪來自內蒙，訓練三個月後，已經把目標從當保鏢調整到了“減減肥”。陳永青把他叫到面前，照他胸上捶了一拳，然後湊到他耳朵邊説，“我給你泄個題，你去看看車上有沒有電子產品”。

一個保鏢學員。趙偉，曾是一名大貨車司機

王彪就又到車裏搗鼓了半天，找出一根數據線，“報告！找到了！”

“找到什麼了？這幹什麼用的？”

王彪愣了。陳永青拿起那根數據線，大拇指推開接頭處，“看見了嗎？”

“只要我充電狀態，它就源源不斷向外播出電話（信號），車輛內部所有的語音全部被錄音，它是一個錄音的東西，並且往外發送，可怕吧？”陳永青説。

對於那些社會上的體面人來説，打打殺殺是不入流的套路，個人隱私才是讓對手身敗名裂的利器。

學員在進行車輛特種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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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東南亞某國執行任務的李正陽向我證明了訓練的必要性。李正陽35歲，學院第十期學員，有九年保鏢經歷。類似記車牌號這類事是他的日常。——他出任務的地方，在商場裏就能買到槍。去任何地點之前，他都要摸清附近的環境，找到至少兩條撤退路線。

一天晚上，他突然接到老闆司機的電話，説有人搜他們的車。他趕到司機所在的酒店，要求司機把裝着重要物品的錢包交給他。等他繞過大堂來到約定的地點，發現門外停着兩輛不認識的車，玻璃黑黑的。再打司機電話，對面説話變得吞吞吐吐。

他察覺到司機“已經被別人控制了”。

過了一會兒，他面前的三扇電梯門同時打開，裏面站滿了人，司機正在其中。他一直在躲避李正陽的眼神，李正陽沒再説話，上前拿過錢包。幾乎同時，電梯裏的人一湧而出，“不許動！”

他飛奔出酒店，跑到提前規劃好的一條下坡路。一公里後，對方依然窮追不捨。他鑽下水道，翻牆，最後靠背和腳支撐在兩面相距一米，高約三米的牆中間，追擊者就在他屁股下面來回找。他大氣也不敢喘，硬撐了二十分鐘，等到同伴來接他，他已經完全動不了了。

在橫木的負重下進行持槍動作訓練

有關保鏢的電影，讓他們的形象在人們心中定格：稜角分明的臉，不苟言笑。黑色墨鏡是標配，打架時也不用取下來。他們保護女主角穿越槍林彈雨，從不轉身看爆炸。但這一切可能全是錯的。

陳永青看不上那些左青龍右白虎，公司擺一尊關公像（“黑社會啊？”），動不動就要打10個的“保鏢”。保鏢的精髓在於，用相對較小的成本抵禦危險。

戴墨鏡的壞處是無法釋放威懾——老闆出現在任何公共場合，都意味着危險指數驟增，比如嘈雜的會場，或人擠人的電梯裏，保鏢會與每個人眼神相接，四目相對，意味着“我在關注你”和“你的犯罪成本很高”。

保鏢學員開營儀式

他津津樂道的，是專業上的細節——雙手擺放的位置，左手在上右手在下是為了出手方便；雙腳站姿一前一後，遇到突然襲擊不容易倒下來。甚至保護明星時也有獨特的規定，掌心向下來阻隔粉絲。

不過陳永青的性格，保護明星這麻煩事，他懶得幹。

陳永青的學校試圖向更專業、更規範靠攏，但總有人誤解他們的職業屬性。曾經有一個東南城市的工廠老闆找他要保鏢，最能打的那種。陳永青派去一個體校畢業的。到了之後，他發現這位老闆沒有被保護的需求，但有看別人打架的需求。他帶着保鏢四處打架，這位學員也很爭氣。

陳永青聽説，讓他趕緊回來。

這是一份防患於未然的工作。陳永青對於任務是否成功有獨特的判定方式，“槍聲一響，即告任務失敗。”

2013年8月16日，北京，學員們剛剛經歷一場沖水匍匐

陳永青手下的一名保鏢曾經服務過一位正在住院的人物。當時保鏢在病房外看護，他看見一個男人揹着手在樓道一端左顧右盼——對於保鏢來説，視覺盲點就意味着危險——他裝作若無其事，走過去，斜眼一瞥，發現那人手中握着一把匕首，他撲上去，就地制服。

後經查證，此人的確是仇家派來的。

成為私人保鏢和學院的教官之前，徐少帥曾在部隊服役。他88年生人，身高一米九，體重220斤，平常看起來總是樂樂呵呵的，相當隨和。但嚴肅起來（比如瞪着別人的時候），會讓人渾身起雞皮疙瘩。

“要説打，像他們這樣的，我可以打四個，”徐少帥指着正在訓練的學員説。“但再能打也打不了十個八個的，對吧？”他補充。更重要的是，“把這些事情做到一個防範，不讓它發生就OK了。”

2019年4月，北京，一個公司老總正在挑選保鏢

徐少帥曾服務過一位遇到債務糾紛的老闆，他怕對手報復，連上廁所都讓他跟着。一次債務談判之後，一輛載着五個人的銀色捷達與老闆的車同時啓動，少帥故意繞了幾個彎，捷達車依然尾隨。這種情況説明，他“今天晚上肯定是要負責這幫人了”。

打是不能打的，畢竟在別人的地界。他心裏有了打算。下午四點，徐少帥把車開到預訂的酒店，讓老闆進房間休息。捷達車裏的五個人也隨同他們一起上樓，停留在樓梯拐角處觀察老闆房間的方位。少帥斜瞄他們，心裏有底了。

六點多鐘，徐少帥帶着老闆從車庫繞行到一家餐館吃海鮮。他對老闆説，前台通知今晚要停電，我又給您訂了一家酒店，吃完飯就過去。老闆沒察覺什麼異樣，飯後，他把老闆送走，自己回到原先酒店的房間裏。

晚上十點多，不出所料響起敲門聲。他去開門，捷達車裏的五個人愣在門前。

“怎麼了？”他説。

“不好意思，敲錯門了。”他們説。

“你不是不好意思，我知道你想幹什麼，離這兒遠點，聽懂了嗎？”

保鏢訓練生在進行持槍要員保護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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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作為私人保鏢出任務時，徐少帥曾在一個“只有有身份的人才會住”的地方發現了針孔攝像頭。它藏在酒店客房的電視機開關後側，是個黑色球狀物體，不到指甲蓋大小，如果不帶任何惡意地揣測，幾乎所有人都更願意相信這是個電視信號接收器。

他還在老闆車座下方，發現了竊聽器。“安的地方太不專業了。”他的對手是位私家偵探，徐少帥和他有過一面之緣。對方嘗試跟蹤過他，不過專業技能不過關，“不知道換車”，被他甩掉了。

他不動聲色將竊聽器拆除，放到另外一輛無關緊要的車上。之後翻出公司監控，發現安裝竊聽器的是老闆的一個下屬。老闆怒火中燒，要處理內鬼，被少帥勸住了，之後按兵不動，避免對手採取下一輪進攻。九個月後，所有糾紛塵埃落定，內鬼被揪出，那名私家偵探也消失了。

學員們在進行要員保護實訓

5月21日上午八點，北京，國貿大酒店地下一層，來自聖盧西亞的四名要員將在這裏參加一場商務發佈會。徐少帥穿着黑色西服，把一隻連接着對講機的透明耳機塞進耳朵。他手上拿着一張酒店的便籤紙，上面用鉛筆橫平豎直地畫着會場平面圖。一天前，他踩點了最近的醫院、超市和派出所，為可能發生的意外情況規劃了幾條撤退路線。

如果你膽敢像我一樣揹着手在會場外瞎晃悠，保鏢們的眼神必然會讓你產生不適——事實上我們前幾天剛見過面，還聊了幾句，但這不能成為被豁免的理由。

等待面試的保鏢

徐少帥從部隊復原回家後，在一家國企過了幾年安逸生活。他受不了，希望能刺激點。幾年後，他住進了保鏢學院的宿舍，另一頭牀位的稍稍響動就能把他驚醒。

成為夢想中的人必須要付出的代價，就是安全感。現在，所有離開過徐少帥視線的食物，他都不再入口，他養成了一口喝完一瓶礦泉水的習慣。他確切無疑地“開始不相信任何人”。即便和朋友在一起吃飯，如果中途上廁所，回來之後就一口也不吃了。

“但是離開之前我一定會吃飽。”他説。

“保鏢多多少少會有點被迫害妄想症。”白天的訓練結束後，陳永青難得露出一絲疲態。逐漸微弱的陽光照在二十多平米的辦公室裏，牆上擺放的坦克模型逐漸暗下來。陳永青來回踱步，突然轉頭告訴我，“我走路永遠是沒有聲音的”，“你要保證自己在黑暗中，你要是‘趿趿’的，別人會有準備對你，對吧”。

“我們時刻保持強悍的一面，但是內心其實很脆弱的，或者很孤獨的，對吧。”陳永青説。

2019年3月23日，老撾萬象，學員在泳池內秀肌肉

遠在東南亞執行任務的李正陽提醒我，“跟保鏢聊天的時候，不要問他們家庭的事，懂嗎？”很多時候，他們去陌生的城市，沒有認識的人。到了晚上，夜深人靜，“屋子裏就你自己，很無助的一個感覺。”

他想起一位相識的保鏢，在陌生的城市跟隨老闆多年。老闆不喜歡張揚，從未承認自己有過保鏢。他一個人住在僱主家附近，每次老闆出門辦事，他就遠遠跟着。每天的任務結束後，他獨自回家，鍛鍊、舉鐵，一下一下，把自己累到筋疲力盡，才能安心睡去。

在一所廢棄網球場館改造的訓練館，保鏢學員開始特訓

李正陽在學院訓練的第一週結束後，院長組織大家一起喝酒。他給學員放他們訓練的視頻，大家看了都挺感動，“今天都放開了喝！”陳永青説。一場大酒之後，學員們各自回宿舍睡覺。

沒過一會兒，陳永青在樓下大喊“緊急集合！”

一分鐘時間，從三樓到一樓，要穿戴完畢，列隊整齊。陳永青拉着他們在操場上來回衝刺，做俯卧撐，一邊做一邊喊“我是保鏢！喝酒沒有戰鬥力！”

“所以我從學校出來以後，跟老闆出門再也沒喝過酒。”李正陽説。

他們儘可能不被任何情況干擾，永遠保持緊繃的注意力。李正陽有時回學院代課，跟學員講，“你們沒接觸這行的時候感覺保鏢就是轟轟烈烈的工作，大起大落的廝殺，不是這樣，在很多時候我們面對的是什麼，我們面對的是無盡的孤獨。”

北京，學員結束一個月訓練，高歌一曲送別“戰友”

* 本文李正陽為化名。

穀雨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