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與倫理 | 如何保護我們的孩子？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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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週前，我還有一個漂亮的女兒，她照亮了我的人生。如今，我再也沒有機會見證她的第一次約會，再也沒有機會成為她孩子的外祖父。”

2005年2月，9歲女童傑西卡被一名戀童癖姦殺。

其父親馬克，努力推動新法律出台，要求加大對兒童性侵犯罪的懲處。此為他在美國國會就傑西卡法案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的發言。

罪與罰

性侵兒童案，只是冰山一角

對於罪犯，我們常用“壞人”的道德尺度加以批判。對於窮兇極惡的罪犯、性侵兒童的罪犯，我們會以“變態”、“人渣”怒斥之。

不過，若以道德替代法律，反而讓犯罪分子有機可乘、肆意妄為。披着慈善家外衣的企業家，居然（涉嫌）性侵女童。

傳統法學專家、社會學家也將犯罪分子與普通人區別看待。與普通人一樣，社會學家也將人分為“好人”與“壞人”，認為“好人”具有足夠的理智承受外來的刺激，而“壞人”則不具備足夠的理智承受外來的刺激。

傳統法學家認為，守法行為是正常的，而作為偏離規範的犯罪需要特別的解釋。

於是，犯罪心理學家、犯罪生物學家、犯罪行為學家長期研究罪犯的性格、基因、心理及行為“特質”，解釋他們的暴利傾向、非理智行為、風險偏好。

這些研究固然重要，且成果突出，卻容易觸發“道德風險”。有些罪犯以“激情殺人”、“戀童癖”、“精神分裂”以及其它特質因素，逃脱或減輕了罪責。

1968年，美國經濟學家加里·斯坦利·貝克爾發表了著名的《罪與罰》，提出了破天荒的觀點：“犯罪人和任何別的人都是一樣的”。

他認為，犯罪是一種經濟活動，人類社會中存在一個犯罪市場。違法者與普通人一樣，不存在異質性，犯罪行為也不是特殊的“非理智”行為。相反每個人的行為，不管是犯罪還是守法，都是一種理性的選擇。

一個控盤千億資產的董事長不可能是“非理智的”，他的行為，不管是拿地、賣房，還是猥褻女童，都是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選擇。

貝克爾在自己的一次故意非法停車中獲得啓發。當時，他經過盤算，如果非法停車可以省下一筆停車費，但面臨可能罰款（存在概率性）；如果正常停車則需要支付停車費，但大概率會遲到（正在趕往考試現場）。

最後，他快速做出決定，選擇非法停車。考試結束後，他沒有接收到罰單。貝克爾可能意識到，警察、立法者、法學家並沒有考慮到像他這樣一位“好人”、教授也會故意違法。

貝克爾説：“成為一名罪犯的決定，原則上與成為一名屋頂建築師傅或者木匠甚至是經濟學家，沒有什麼區別。”

事實上，每個人都有意識或潛意識地計算違規、違法的成本與收益，然後做出效用最大化的決策——合法或不合法，亦或是合法與不合法的組合。

不強調罪犯的特殊性，不是為其開脱，恰恰相反，是為了避免罪犯以特殊性為藉口逃避懲罰。理性選擇來解釋犯罪行為，要比道德的頹廢、心理機能的欠缺和遺傳特徵等因素更加客觀。

貝克爾善於使用經濟學方法，分析犯罪、歧視、婚姻、生育等非貨幣行為（社會行為）。貝克爾在1976年出版了《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掀起了社會行為的經濟分析熱潮。他也因此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

貝克爾繼承了芝加哥學派的傳統，利用新古典主義思想，建立了犯罪的理性人模型，開創了犯罪經濟學。在他看來，罪犯在理智上與普通人沒有區別，都會估量犯罪的收益與成本。只要犯罪的成本足夠大，犯罪行為就會減少。

每次爆發兒童被性侵事件，網友都渴望加大對罪犯的懲處力度，“槍斃”、“閹割”、“無期徒刑”等呼聲極高。試想如果猥褻兒童，要付出物理閹割，甚至死刑的代價，那麼犯罪分子還能如此猖狂嗎？侵害事件是否會減少？

犯罪成本一般包括直接成本、時間機會成本和懲罰成本。性侵兒童的直接成本、時間機會成本都非常低，甚至可以忽略不計，懲罰成本是最主要的成本。

懲罰成本越大，犯罪行為的收益率就越小，越可能減少或阻止他們實施犯罪。正如酒駕入刑後，懲罰成本大幅度上升，酒駕概率大幅度下降。

韓國“熔爐法”的出台是一個經典案例【2】。

2005年，韓國光州私立聽障學校教師全應燮，向當地身心障礙家庭問題諮商議中心舉報，第一次曝光該校的罪惡：從校長到老師10多人，從2000年開始對住宿的聽障生施暴或性侵，受害學生年齡範圍為7-20歲。

這起性侵事件引發了韓國社會的巨大震怒，韓國政府啓動司法程序對該事件進行調查。

最終的結果令人震驚，韓國國家人權委員會只舉報6人，4人受到司法審判，其中校長、總務主任一審分別被判5年、10個月，2名性侵老師被判2年。

更令人憤怒的是二審居然出現了大逆轉，校長、總務主任皆沒有前科且與被害者家屬達成協議（使用公款）而被判緩刑獲釋。

2008年，韓國女作家孔泳枝將該事件改編為小説《熔爐》，並連載於網絡，點擊率超過1600萬人次，再次引發社會關注。

2011年，這篇小説被拍攝為同名電影，搬上了大銀幕。在電影《熔爐》中，人們感受到被侵害女童的絕望、無助、恐懼以及永遠無法癒合的心理創傷。觀者痛哭流涕，韓國上下震怒不已。

百萬韓國網民聯名要求重新調查，審判此事。

《熔爐》上映第六天 ，光州警方組成專案小組重新偵辦此案。

重啓調查後發現，現行性侵害防治法刑責太輕，性侵身障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性侵幼童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公訴期七年，兩名性侵教師已過追訴期。

於是，韓國網民紛紛要求提高性侵案量刑標準和廢除追訴期。

電影上映第37天，韓國國會以207票通過，1票棄權壓倒性通過“性侵害防止修正案”，又名“熔爐法”。

“熔爐法”提高了性侵兒童的量刑力度。新法規定，性侵女身障者、不滿13歲幼童，最重可處無期徒刑；廢除公訴期。

強制猥褻犯罪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加害者如任職於社會福利機構或特殊教育單位可加重處罰。以上均不得宣告緩刑。

2011年9月29日，40名涉案教職員工中，其中1名因涉嫌性暴力被起訴，12名因涉嫌向事業法人行賄予以不拘留起訴，13名受到向所任職機構通報處理，其他14人則接受內部調查。但是，校長患癌去世，逃脱懲罰。

正義是經常遲到，不過總比缺席好。

2011年12月29日，韓國國會通過了《社會福祉法事業法修訂案》。

修訂後的社會福祉法規定，對觸犯《性暴力特別法》和《兒童青少年性保護法》規定的犯罪行為，十年內不得從事相關業務；在職期間對使用社會福祉設施的人員實施同類犯罪的，將永遠禁止從事社會福祉事業的經營管理業務。

因此，“熔爐”被稱為“改變韓國國家的影片”。

目前，西方主要國家都加大了量刑力度，降低入刑門檻，直接增加兒童性侵犯罪的懲罰成本，以威懾犯罪分子，降低犯罪率。

德國《刑法》規定與年齡在14歲以下未成年人發生性行為，無論對方自願與否、是否有金錢交易，一概視為強姦，量刑一般在10年以上【3】。

美國佛羅里達州法律規定，與未成年人發生性關係一律被認定為強姦，會判處10-25年刑期。

法國《刑法》等法律規定，針對不同危害程度的性侵15週歲以下未成年人的犯罪，配置了最高20年的有期徒刑和15萬歐元罰金的刑罰。

美國著名的“傑西卡法案”規定，對被認定性侵12歲以下兒童的罪犯，將被強制判罰監禁最低25年，最高可至死刑。

美國個別州仍然保留了物理閹割的刑罰，但隨着刑罰觀念的逐漸轉變，化學閹割逐漸替代物理閹割。

2012年韓國就對一名性侵兒童的慣犯採取了化學閹割的方式。新西蘭、俄羅斯、韓國、阿根廷、捷克等國採納了“化學閹割”來加大懲戒力度。英國、西班牙、波蘭等國也在考慮使用“化學閹割”。

我國《刑法》規定，對未滿14週歲女童、男童進行猥褻，可以判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如果有聚眾、在公眾場所當着眾人面前猥褻等情形，或者造成嚴重後果的，可以判5年以上有期徒刑。

我國法律還規定，行為人明知是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而與其發生性關係，不論幼女是否自願，均以強姦罪定罪處罰。強姦婦女罪一般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強姦幼女罪從重處罰，最高可判處死刑。

但是，在我國刑法中女性不能成為強姦罪直接正犯，這難以符合罪責刑相適應的刑法基本原則。

例如，周某（女性）誘騙女童到酒店，致使後者被王董事長猥褻。周某不能以猥褻未成年罪直接正犯加以懲罰，只能作為共同犯罪中的幫助犯處理。利用女人輸送未成年人的，應該是懂法律的慣犯。

另外，在中國，男童不能作為強姦罪的對象。對男童的性侵害，只能以猥褻兒童罪定罪處罰，對罪犯的懲戒力度不夠。

較小的懲罰成本導致近些年男童被性侵的案件呈現上升態勢。2014年全國被曝光的案件中有17名男童遭受性侵害，佔2.3%，2015年340起案件中有21起涉及男童被害，佔6%，2016年778名受害兒童中有59名男童，佔7.58%。

男童的家長們，也應保持警惕。

不過，在現實犯罪中，懲罰成本是一種預期成本。

法律規定的是懲罰標準，但能否將犯罪分子繩之以法，取決於懲罰機率。當懲罰機率或懲罰的可能性提高時，懲罰成本就會上升，因而可以阻止犯罪的實施。

大多數違法犯罪都會考慮到懲罰的機率。一些犯罪分子，權勢滔天、藐視法律，降低受懲罰的機率，加大作案的收益。每次逃脱法律制裁，都會激勵他們更加肆無忌憚地作案。

兒童性侵害的高隱案率，降低了懲罰機率和懲罰成本，罪犯更以僥倖心理對兒童施暴。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教授王大偉表示，性侵害案件，尤其是針對中小學生的性侵害，隱案比例高達是1:7，相關問題在農村特別是留守兒童較多地區的農村更為嚴重。

由於兒童心智不成熟，認知水平不夠，針對兒童的性侵害犯罪行為更加隱蔽。罪犯更以誘騙、恐嚇兒童等方式降低案發率，降低了懲罰成本。一些留守兒童，監護人監管鬆懈，侵害行為更加隱蔽，成本更低。韓國聽障學校，聽障學生無力、不敢反抗，致使性侵犯罪長期存在。

近年來，我國性侵兒童犯罪多發頻發。最高人民法院的數據顯示，2013-2016 四年間，全國共審理性侵兒童案 10782 起，平均每天至少有 7 個孩子受到傷害。

由於性侵兒童犯罪隱蔽性強，犯罪分子第一時間得不到制裁，遂使兒童多次受害或多人受害。在我國2014至2016年媒體公開曝光的1276起案件中，一人性侵多名兒童案件共235起，佔所有案件數的15.2%【4】。

性侵兒童案件，或許只是冰山一角。

中國傳統文化看重女性貞潔，對性敏感而保守。受害人及其家人往往不敢正視性侵害，不敢及時告發，常以“大事化小”的方式私了。如此，犯罪分子遭受懲罰的概率和及時性都大大降低，也助長了罪犯的僥倖脱罪心理，使性侵害得以長期存在，甚至變本加厲。

意大利經濟學家貝卡利亞認為，及時性是有效的刑罰所要具備的特徵之一，犯罪之後判處刑罰越迅速，刑罰就越公正。

所以，懲罰的確定性、及時性和懲罰的嚴厲性結合才能夠威懾犯罪。

犯罪收益 > （犯罪的直接成本+犯罪的時間機會成本+犯罪的懲罰成本）×被判罪的概率

此人就會從事犯罪行為。

其中，犯罪的懲罰成本和被判罪的概率是關鍵。

帕累托最優

能否消滅性侵惡魔？

犯罪機率越小，懲罰成本越高，犯罪淨收益越小，犯罪率就越低，社會越安寧。

但是，懲罰成本多高才適合？被懲罰的機率多小才適合？

若強姦、猥褻兒童施以重刑，甚至極刑，能否杜絕性侵害？

事實上，這也無法徹底杜絕犯罪，甚至還可能帶來更糟糕的結果。如性侵害之後，考慮到極刑的嚴重後果，罪犯可能殺害受害人以防止被告發。

為什麼如此之大的懲罰成本依然無法杜絕性侵害？

原因有兩個方面：

一是零犯罪就像誤差一樣，是難以實現的理想狀態。

基於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決策，但未必帶來理想結果。有些罪犯可能因為不懂法（信息不對稱），或心存僥倖（有限預期）實施犯罪。

所以，大力普法，提高破案率及破案及時性，可以降低犯罪率。

二是懲罰的機率無法做到百分之百。

即使破案率和破案及時性增加，但是懲罰的機率依然不可能完美。

我們可以增加偵查警力，提高破案率；增加道路及網絡監控，降低案發率。但是，警力、監控等執法業務存在成本。人均配備多少警力，城市佈滿多少監控，才能消除犯罪？

事實上，司法系統，本質上與公共衞生、公共道路一樣都屬於公共用品。我們無法不計成本、無限制地提供司法服務。正如我們正在推行垃圾分類，但是我們暫時無法做到像日本一樣清潔，或者徹底消除垃圾污染。

因為存在不被懲罰的機率，懲罰成本就會下降，且存在不確定性，罪犯就會以僥倖心理實施犯罪。

那麼，多高的懲罰成本，多小的懲罰機率才是最優的？刑罰標準是多少，犯罪如何量刑，人均警力多少，才是最適合的？

所以，我們需要確定合理的資源支出與懲罰規模以確保社會福利最大化，即帕累托最優。

經濟學家曼昆説，犯罪預防的投入量不是漫無邊際的，應當考慮其邊際量。

當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時（MR=MC），就是我們需要投入司法資源的極限，即刑事司法資源的最優配置，社會福利最大化的均衡點。

例如，我們每增加一個有效警力，每增加一個有效監控，每增加一個刑罰年限，犯罪率會下降，邊際成本會遞增（犯罪是財富的淨損失），邊際收益則會遞減，當二者相等時，司法資源投入的效用最大化。

從罪犯的角度來看，當考慮到懲罰成本太高、案發可能性大，犯罪“划不來”時，犯罪率就會開始下降。當犯罪率下降到一個均衡點——司法資源投入的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時，司法投入不需要再增加。

如果再往上增加投入，不斷提高懲罰成本及懲罰機率，結果會怎樣？

很顯然，社會成本會增加，甚至存在警力“浪費”。另外，罪犯實施犯罪後考慮到刑罰極重，可能拒絕投案自首，繼續實施犯罪，甚至狗急跳牆，選擇“撕票”、姦殺。如此，反而增加了破案難度，加大了司法成本及社會成本。

這就是“窮寇莫追”的道理。超出了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的均衡點，社會總福利反而會下降。

以上犯罪經濟學的理性分析，卻導致了一個令人難以接受的結果：惡魔永遠存在，只是多與少的區別。

因為司法預算是有限的，我們無法徹底消滅犯罪，實現“零犯罪”。西方國家甚至在均衡點上就停止了犯罪預防的預算投入。因為超出這個水平，投入就會“得不償失”，社會總福利反而會下降。

這是一個令人很不愉快的結論。我們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希望消滅所有的犯罪，然而或許事與願違。正如貝克爾所説的，無法實現“零犯罪”令他感到沮喪，但理性告訴他，這是最無奈的又是最優的選擇。

即使如此，我們是否應該加大對兒童保護的投入呢？

事實上，很多國家都在制度、刑罰、預算、教育等眾多方面加大了對兒童的保護。但是，兒童保護預算增加到多少為宜？與殺人、恐怖襲擊、販毒、拐賣婦女等相比，哪個需要更多預算投入？各種犯罪預防預算投入多少為宜？

刑事司法資源與社會效用的均衡分析，智本社

這些問題，實際上是如何分配司法資源的問題。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提出了“等邊際法則”【5】將問題簡化——每種物品每1美元的邊際效用相等。

簡單理解是，假如最後投入1美元在預防殺人、預防恐襲、預防未成年人性侵等，所獲得的邊際效用都是相等的，那麼這時就是司法資源收入效用最大化，社會總福利最大化。簡而言之，此時預防未成年人性侵達到相對（有限預算）滿意的狀態。

如圖，當司法資源的預算約束線與社無差異曲線的相切（B），社會效用達到最大化。

B點表示，司法預算（如一年100億）實現了最優配置，最好地防範了犯罪，社會福利最大化。A區域表示浪費了預算，C區域則因預算不夠而無法達到高目標區。

兒童最大利益原則

如何保護好我們的孩子？

縱然薩繆爾森的“等邊際法則”似乎已經足夠完美，但是從倫理的角度，我們依然無法接受性侵兒童的惡魔存在。

如果兒童性侵的犯罪率只有百萬分之一，但誰為那百萬分之一的兒童及其家庭考慮過。在被性侵的兒童面前，經濟學家眼裏的所謂的理性的“福利最大化”顯得尷尬、羞愧。

這也恰恰是犯罪經濟學（經濟學）的侷限性。

我們無法真實計算出受侵害兒童的負效用。性侵犯罪給受害者帶來的傷害往往是終身不可逆的。兒童身心受創後留下的陰影可能會伴其一生。有些受害者出現精神分裂，甚至在絕望中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例如，2017年7月，林肯公園主唱查斯特·班寧，從7歲其開始長期受到性侵，深陷抑鬱，最終自殺身亡。

兒童保護專家龍迪經過大量的案例調查發現：“在悲劇發生後，人們更多的是對施暴者的譴責，卻忘了真正需要幫助的，是孩子和他們的家人。”“如果沒有周圍人的理解和關懷，那種揮之不去的羞恥感和無助感，將伴隨他們的一生。”

可悲的是，她們常常得不到社會的幫助，反而社會的歧視給他們帶來更大的傷害。

在印度等一些國家，被性侵的受害者反而成了“罪人”。在中國，受害者也常被冠以“見不得人”的卑微之名。現實的案例中，一些受害者及父母勇敢地站出來指控罪犯，即使正義得以伸張，同村人、周邊人都將受害者家庭孤立，使後者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壓力。

社會歧視、排擠及偏見，給性侵兒童及家庭造成嚴重的“二次傷害”。

所以，性侵兒童帶來的負效用具有極強的槓桿效應（乘數效應），它帶來的家庭傷害、社會成本往往是不可估量的。或許一個孩子被性侵造成的社會成本，遠遠大於100個經濟犯罪。兒童遭遇性侵的負效用是無法準確衡量與比較的（序數效用論和基數效用論的弊端）。

意大利犯罪學家凱撒·貝卡利亞説：“犯罪的真實尺度就是其對社會所造成的危害”。其中，包括二次、三次傷害以及乘數效應帶來的社會成本。

所以，保護兒童不被性侵，國家、社會、學校及家庭都應該付出最大限度的努力，正如避免殺人犯罪一樣。

1959年，聯合國發佈的《兒童權利宣言》第一次提出了“兒童最大利益原則”：兒童應受到特別的保護。

1989年，聯合國發佈的《兒童權力公約》明確了“兒童最大利益原則”——涉及兒童的一切事物和行為，不論是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當局或立法機構執行，都應首先考慮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

該公約規定：“締約國應採取一切適當的立法、行政、社會和教育措施，保護兒童在受父母、法定監護人或其他任何負責照管兒童的人的照料時，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殘、傷害或凌辱，忽視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剝削，包括性侵犯。”

落實到立法層面，歐美不少國家都加大了對未成年人性侵害的懲罰力度。

美國社會學家羅斯在《社會控制》（1901年）一書中提出了“社會控制”——減少越軌、犯罪行為，維持犯罪社會秩序的重要機制。

心理學研究發現，性侵兒童犯罪矯治難度大，再犯率較高。現實中，很多性侵罪犯刑滿出獄後依然二次或多次實施性侵犯罪。所以，歐美國家對性侵兒童的罪犯，施加更加嚴格的社會控制懲罰。推動這一改變的正是一位受害女童的父親馬克——《傑西卡法案》。

2005年2月23日，佛羅里達州中北部西海岸，一位9歲的女童傑西卡，在家裏莫名其妙地失蹤了。

他的父親馬克打了“911”，警方陸續動用了警犬、馬匹、直升機，以及百十位志願者搜尋傑西卡，但杳無音信。

傑西卡失蹤19天后，警察終於在距離傑西卡家僅僅60米遠的一棟灰色拖車房裏找到了線索。事實上，在失蹤的頭三天裏，傑西卡就被關在這棟房子裏。

這棟房子的主人是一位女士，她的弟弟約翰在案發前後在此暫住。約翰向警方交代，那天他吸了毒，半夜潛入馬克家，把傑西卡擄至住處，強姦了她，在壁櫥關了三天後，把她活埋在房子邊上。

警察挖出了傑西卡的遺體。屍檢顯示，傑西卡系窒息而死，臨死前她的右手食指與中指戳破了包裹她的垃圾袋。

這個殺害傑西卡的約翰劣跡般般、十惡不赦。他曾因盜竊、醉駕、露陰等指控24次被捕。他的駕照被吊銷99年，曾被判十年監禁。

更為關鍵的是，此人是個戀童癖。1978年一次入室盜竊，他猥褻了一個小女孩；1991年，他又被指控猥褻一個五歲兒童。

傑西卡的父親非常憤怒，他大力批評法律的漏洞和對性犯罪者監控的缺位。事實上，美國當時對性侵兒童犯罪的法律已堪稱嚴苛。聯邦法律對性犯罪者執行嚴格的登記制度，並向社會公開性犯罪者的個人信息。約翰就是個登記在案的戀童癖。

馬克抨擊的問題是，有這樣一位危險的性犯罪者居住在我家旁邊——僅60米之遙，我盡然一無所知。這裏體現了法律漏洞，即性犯罪者獲釋後搬離登記住址，就相當於不在警方監控之下，而周邊居民又一無所知。正如這個臨時居住在馬克家附近的約翰。

馬克藉助媒體反覆指責這一法律漏洞以及執法機構的疏忽，要求制定更嚴苛的法律。傑西卡的不幸遭遇和馬克的努力，也得到了佛羅里達州一些議員及不少市民的同情與支持。

其中，當地參議員南希•阿根茲諾回憶説：“我當時就想制定一部最嚴厲的法律，把性侵兒童罪犯趕得離孩子們遠遠的。我們盡力完善它，並努力使之成為現實。”

珠寶店老闆約瑟夫•道森發起了名為“傑西卡的請願”活動。約瑟夫徵集到11.6萬來自各州的簽名，他帶着這些簽名聲援加大兒童性侵犯罪懲處的新法案。

2005年4月22日，以傑西卡命名的《傑西卡法案》，在佛羅里達州全票通過。

2005年5月2日，時任佛州州長傑布·布什（小布什之弟）簽署、批准了傑西卡法，同年9月1日生效。

傑西卡法規定：對被認定性侵12歲以下兒童的罪犯，將被強制判罰監禁最低25年，最高終身；有性犯罪前科的罪犯不得接近學校、教堂、公園、游泳池等；成年性捕食者侵害12歲以下兒童的，若獲釋將強制終身佩戴電子監視器。

佛州議會還批准撥付超過1100萬美元支持該法，其中390萬美元用於購置電子監控儀器。

2007年8月，殺害傑西卡的兇手約翰被判死刑，未及執行就於2009年9月死掉了。死因：肛門癌。

之後，馬克到賓夕法尼亞、肯塔基、羅德島、紐約州、新澤西、馬里蘭、俄亥俄、加利福尼亞等州遊説傑西卡法。截至2013年，全美已有45個州通過了各自版本的傑西卡法，其中馬克遊説過約35個。

2010年2月23日，佛州性犯罪註冊人數高達53500人，傑西卡案後五年，增長近50%。全美性犯罪註冊人數逾70萬。

在《傑西卡法案》之前，美國還有其它法律對兒童性侵罪犯加以嚴懲及防範：

1994年《雅各·威特靈法》：要求各州對性犯罪者制定嚴格的登記制度，包括對被定性為性捕食者的終身登記制度。該法以11歲受害男童雅各·威特靈命名。

1996年《梅根法》：要求各州在性犯罪者獲釋後，要通過各種渠道向公眾公告。以7歲受害女童梅根·妮可·康卡命名。

1996年《安珀·海格曼法》：加強對性犯罪的登記。以9歲受害女童安珀·海格曼命名。

之後，美國開始實行以安珀命名的“安珀警戒”系統，一有孩子失蹤，將立即通過電視、廣播、交通指示牌等向公眾通告相關信息。

1998年《吉米•萊西法》：對性暴力捕食者強制民事拘留治療與護理法，要求重新審核性犯罪者再次犯罪的危險等級，獲釋的罪犯仍需接受民事拘留與治療。以9歲受害男童吉米·萊西命名。

2006年《亞當·沃爾什法》：加強對性侵兒童犯罪的刑罰，要求各州強制公開性犯罪者登記名錄。以6歲受害男童亞當·沃爾什命名。

亞當·沃爾什失蹤案案發於1981年，此後美國出台了《失蹤兒童法》和《失蹤兒童援助法》。1980年代中後期，全美商場、超市等公共場所採用以亞當命名的“亞當代碼”系統，一旦孩子丟失，將關閉現場所有出入口進行搜尋，若10分鐘內找不到孩子，將由警方接手。

韓國自2008年9月1日也開始對有強姦犯罪的前科者佩戴電子腳鐐，實施24小時的定位追蹤。光州私立聽障學校性侵案件中，一個罪犯被判處戴電子追蹤儀10年，身份信息公開10年。

但是，我國目前對刑滿釋放的性罪犯的社會控制較弱，缺乏登記管理及信息公開，對性犯罪獲釋人員的行為、區域和從業缺乏限制。

除了需要加大懲罰力度，家庭也要增加對孩子的私人看護成本。因為在兒童性侵案件中，70%都是熟人作案。正如孩子母親的朋友，謊稱帶孩子去迪士尼遊玩，將孩子輸送到惡魔手中。

防止兒童性侵事關人倫，超越經濟分析。正如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所説，經濟學必須與倫理學相結合，追求個人自由及人類福祉為最高目標【8】。

後記

“我們一路奮戰，

不是為了改變世界，

而是為了不讓世界改變我們。”

——電影《熔爐》，2011

參考文獻

【1】從犯罪經濟學的角度分析犯罪預防，周維明，未來與發展；

【2】熔爐真實事件始末及韓國《熔爐法案》，豆瓣電影；

【3】讓性侵未成年人犯罪者“萬劫不復”，周羚敏，法律讀庫；

【4】性侵兒童犯罪問題及防控探析，張暢，預防青少年犯罪研究；

【5】經濟學，薩繆爾森，人民郵電出版社；

【6】傑西卡法案誕生記，焦東雨，中國週刊；

【7】萊維特的犯罪經濟學研究評述，史晉川，陳春良，制度經濟學研究；

【8】倫理學與經濟學，阿瑪蒂亞·森，商務印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