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的上限-對貿易戰與中國未來發展的思考（上）_風聞

最近看了些香港和台灣的新聞，又想起了隔壁的日本和韓國兩個鄰居，再聯想起現在無比激烈的中美貿易戰，內心更是有些感慨，本文是一些想法和思考，不太成熟，供探討。

日韓，港台和中國大陸，雖然同屬於東亞地區，但是在如今呈現出了不同的發展狀態。

台灣和香港分別在2014年和2019年發生了類似的事件，我們可以稱之為太陽花現象，一個是抵制和大陸簽訂服務貿易協議，一個是抵制修訂和中國大陸相關的逃犯條例，都發生了攻佔議會的事件。

而兩地政府，在面對此類事件中表現出了雷同的弱勢，不能有效的控制局面，而最終進行了妥協，服貿協議和逃犯條例都被擱置了。

而從外界的角度來看，這兩個協議和法規，對港台其實是有好處的。更進一步説，如果背後反應出的社會思潮是不願意和中國大陸共同發展進步，那麼香港台灣繼續衰落是一定的。

日本已經經濟停滯了二十多年，在IMF 2019年4月頒佈的全球排名中，日本人均GDP在全球第26位，已經落後於西方主要大國美國，德國，英國，法國，目前也看不到反超的希望。

而韓國在這些年經濟發展非常強勢，2018年人均突破了三萬美元，但是總讓人覺得後勁不足，其優勢領域和中國高度重疊，而對上游的控制力又不如日本，處於被夾擊的態勢。

相比之下，中國大陸至少從現在看起來，在氣勢和勁頭上，要比他們好很多。我認為，在中國大陸生活的人們，能夠達到的上限將會遠遠的超過日韓港台。

這從美國人的反應就可以看出來，從2018年開始，美國人正在用各種手段遏制和打壓中國這個平台上的最優秀分子，試圖阻止中國繼續搞中國製造2025，很顯然美國人認為，只有在中國大陸的人們，才能夠真正的在國家上限領域和他們競爭。

是什麼決定了一個國家和民族的上限？

是這個國家最優秀的人和他們擁有的平台。

政治家和軍事家負責搭建和維繫一個穩定而廣闊的平台，

這個平台需要穩定，

一個是政治穩定，不能今天茉莉花運動，明天阿拉伯之春，後天佔領中環，大後天太陽花運動；一個是社會穩定，不能今天上街被罪犯搶劫，明天出現自然災害全家淪為災民幾年得不到安置，後天通貨膨脹多年奮鬥的積蓄淪為一堆廢紙，大後天發生宗教衝突和種族摩擦。

這個平台還需要足夠遼闊，這樣才可以容納眾多的人口，為抵抗外來侵略提供遼闊的戰略縱深，實現節節抵抗降低亡國滅種的風險，

要有自然資源，可以為經濟活動提供糧食，土地，淡水，能源（石油，天然氣，煤炭）等各種輸入量。

當然了，這個平台還需要能夠有一個有執行力，

能夠令行禁止的中央政府，

能夠凝聚社會共識，聚焦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所有人的力量都朝經濟建設的方向引導，不爭論多幹事，避免把大量的主要精力放在社會內耗。

如果每天都把主要精力放在爭論這個社會民不民主，自不自由，女不女權，那也是搞錯了方向。我國香港和台灣地區，目前各種“民主自由”的社會運動人士一抓一大把，個個人也年輕，街頭演講和組織街頭示威能力了得，隨便演講就是幾十分鐘幾個小時，很有激情和煽動性，可惜經濟和社會二十年不進步，貧富差距越拉越大。

我在之前的文章裏面寫過，2017年的時候，我坐香港國泰航空的飛機，看到香港本地的報紙上有這樣一條新聞，2017年的香港高考產生了六名全市狀元，六個人裏面居然有五個人志願是當醫生，全部報的是香港本地大學的醫學院。

我當時想，至少還有一個人不是行醫啊，那這個人的志願是什麼呢，我看了下報紙上這個叫梁冠康的同學的志願，結果是香港大學牙醫醫學系，雖然不是當醫生，但是也是從事醫學啊。

六個狀元全部報醫學相關，這背後肯定是有問題的。

香港的頂尖年輕人，當醫生成為了最好的出路，反應出上升通道狹窄，這是那些只知道搞街頭運動的社運人士沒有辦法解決的，需要出色的幹實業的政治家和資本家。

所以擁有這樣一個好的平台並不容易，所以成為發達國家是如此之難。

英國人最壞的一點，就是在1997年迴歸之前，把負責維護平台的香港政治架構進行了重新設計，搞成了一個缺乏令行禁止能力的弱勢政府，現在一看香港的新聞，必然就是立法會議員們就各種事務進行各種爭論，一個條例修訂都能引發社會運動。

無論什麼事，只要涉及中國大陸就會情緒激動，總有一部分人覺得好像中國大陸是每天什麼都不幹，就在想着怎麼害香港，所以只要涉及到中國大陸的改革和建設，就一律要阻擋，結果最終什麼事情都很難做成，所以香港現在的發展問題，很難有解法。

我們可以和美國對比下，美國政府對華搞貿易戰和華為禁令，可以明顯看出美國社會的執行力之強大，美國政府對華為禁令發佈之後第二天，幾乎所有美國的企業就都內部發郵件暫停和華為合作了，我清楚的記得美國人是星期四發佈的禁令，星期五我就問了在美企上班的同學，我知道他們和華為有合作，答曰內部已經郵件通知不準和華為接觸了。

這個高效率和執行力着實讓我震撼了一把。

而企業家和科學家們則負責在這個平台上打造出一流的企業，產業和一流的科學技術，從而帶動整個國家走向富強。平台是基礎，一個好的平台才有企業家，科學家們發揮的空間。

推動經濟和科技能力的強大，能夠讓這個國家和民族不斷的突破自身的上限，出現各種奇蹟，反過來進一步促進平台越來越強大和寬廣。

翻開我們的教科書，就是“中國的上限”的集合。

秦始皇陵兵馬俑，連綿上千公里的京杭大運河，萬里長城，紫禁城，鄭和下西洋，長安城，都江堰….它們為什麼能被中國人當做驕傲，並且寫進教科書，因為這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技術奇蹟，代表了人類古文明成就的最高峯。

正是這些其他民族從未做到，或者極其難以做到的事情，提升了我們的民族自信和自豪感。

一個民族，如果其上限被限制住了，那麼會產生極為嚴重的後果，最為直接明顯的，是整個社會會變得不自信，甚至產生自己劣於外來民族的思想，這樣的例子，在亞洲多個地區都存在，即使你已經邁入了發達經濟體的行列，但是整個社會的自卑感和對其他文明的崇拜感揮之不去，也無法完成趕超。

2015年，台灣發生了著名的歷史課綱微調事件，台灣島上有中國意識的力量，試圖對台灣已經在普遍施行的台獨教科書進行修改，想進行撥亂反正。

例如想把“日本統治”時期修改成“日本殖民統治”，同時刪減教科書中關於日本在台灣推進交通，電氣，金融和新式教育的內容，

同時新增台灣在經濟上受到剝削，土地被掠奪以及多數貿易由日本商社所壟斷的的部分。

針對台灣在戰後的歷史，把“接收台灣”修改為“光復台灣”，新增了戰後台灣搞“土地改革，匯率改革，加工出口區，十大建設，科學園區”等內容，凸顯台灣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的現代化。

這樣的課綱微調其實就是迴歸常識，迴歸正常歷史表述，但是遭到了台獨勢力的堅決抵制，他們不僅反對刪減日本在台建設的內容，出現了強調台灣慰安婦是自願的言論，甚至還反對增加戰後台灣經濟大發展的內容，這種舉動就讓人耐人尋味了，

他們在內心深處似乎不願意相信台灣人能夠靠自己的力量建設好台灣，因此需要日本殖民來實現台灣進步。

的確如果拋開日本在台灣的屠殺和奴化不談，

在日本的五十年殖民統治時期，台灣在很多方面取得了進步，

以在台灣社會被認為是“奠定了台灣近代化基礎”的教育為例，台灣幼童的就學率從1915年的13.1%，增加到了1944年的71.3%，這個數字大大高於同時期軍閥混戰和艱苦抗戰的中國大陸，屬於中國就學率較高的地區。

類似的還有代表着一個地區近代化水平的發電量，1948年台灣的發電量為8.43億度，而同時期的中國大陸為44.98億度，

而當時的人口，台灣大約700萬人，中國大陸有差不多五億人，人均發電量台灣大約120度，中國大陸差不多9度電，人均的差距在10倍以上。

關於這個發電量的統計數字，來自於帕爾格雷夫教授的世界歷史統計，這是他一生的主要成就之一。

除了教育和電力以外，還有台灣的交通建設，1895年台灣的鐵路長度只有97公里，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鐵路的長度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一度在1938年達到了3397公里。

即使考慮到其中相當大一部分是為了通往糖類甘蔗種植園而鋪設的鐵軌，並不是城市間的通勤線路，也是相當大的進步。

其他類似的還有郵路，電話，公路長度，農田水利等等，都得到了類似的發展。

基礎教育和基礎設施的進步，這些日本殖民者的“經濟建設成就”成為了目前台灣人普遍性親日的理論基礎之一，

很多人台灣人都説”雖然明知道日本殖民統治不好，但是對日本人就是恨不起來”。

對日本殖民統治持有正面態度，認為是日本幫助台灣進入了近代化的台灣人比比皆是，成為目前在台灣人中的一種普遍性對日心態。

即使你拿出日本50年殖民時期，數十萬台灣人被屠殺的數據，也很難讓當代的台灣人改變親日的態度，因為一百年前的同胞被屠殺，對現今的生活並沒有太大影響，

而日本殖民時期在台灣的建設，所謂的“推動了台灣的近代化”，倒是讓現在的台灣人感覺到，台灣今天能夠成為發達經濟體的一員，台灣人今天總體較為富足的生活，是來自日本建設的貢獻。

我以前在youtube上面的一個視頻下面，該視頻講的是日本在二戰末期對台灣農民的大肆掠奪，搶奪台灣農民有限的財產和糧食，以支撐戰爭進行。

結果下面的某個熱評，是一個台灣年輕人的留言，意思是我的長輩告訴我，當時日本要戰敗了，戰爭資源短缺，因此日本平民也過的很苦，有的甚至比台灣平民過的還苦，意思是台灣農民被搶也沒啥關係啦。

這個留言讓我印象很深，這個台灣年輕人不知道為什麼，會產生“殖民者家的父母老婆孩子過的苦，所以殖民者搶劫我就沒問題”的想法。頗有一種要和殖民者同甘共苦的感覺。

明明是自己被侵害了，卻反過來要為殖民者説話，淡化日本的強迫色彩，其中的核心邏輯就是“相信殖民者能比自己更好的建設台灣”，潛意識裏認為台灣人劣於日本人，如果沒有日本的殖民，台灣的發展程度會更差，不認同台灣今天的現代化成就主要是來自二戰後台灣自己的建設，所以不認為自己的利益因為殖民在總體上受到了損害。

要徹底的打破這個邏輯，唯一的辦法就是讓台灣比日本更加先進發達強大，然而遺憾的是，在殖民統治下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你發展的上限已經被日本殖民者徹底掌控了。

當領土和主權被外國佔領之後，殖民者就徹底掌握了平台的控制權，那麼在平台上活動的，能夠提升地區發展上限和提升國民自信的優秀企業和科技人才，也就徹底的被殖民者控制了，這讓被殖民者永遠無法證明自己，在心態上始終處於下風，在殖民者面前始終無法抬起頭，內心有揮之不去的自卑心理和崇拜對方的心理，即使在擺脱對方控制之後，這種心態也將長時間的存在。

今天香港從人均GDP來説，按照IMF 2019年4月的數據，比英國還要高出11.4%，從發展程度來説，並不比英國差了，但是英國人和香港人，在地位和心態上是不對等的，看港獨分子和英國官員的表現就知道了，很容易看出誰曾經是殖民的一方，誰曾經是被殖民的一方。

我時常在思考，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作為前朝的民國，留給新中國的最大遺產是什麼？

是兩萬多公里的鐵路，八萬多公里的公路，一年四十多億度的發電量，以及大約9000萬受過初等教育，能夠讀書寫字的國民麼？

我認為並不是，提升識字率，擁有一定數量的鐵路，公路和發電廠，對於大多數國家來説沒有那麼困難，即使是非洲，南亞，中東國家，它們全部都能作為殖民地從宗主國繼承各種建設遺產，包括鐵路，公路，工廠等等。

新中國能夠從前朝繼承的，全球其他國家一樣能夠繼承。

我們就拿中國和英國的殖民地對比下：

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時候，全國可營運鐵路長度只有2.2萬公里，只相當於印度1887年的水平，沒錯落後印度62年，印度在1887年就有22640公里的鐵路線了，而印度的國土面積僅有中國的三分之一左右。

英國的殖民地埃及，早在1912年清朝滅亡的時候，就已經擁有了4260公里長度的鐵路。

同樣是英國殖民地的肯尼亞，面積僅有58萬平方公里多點，1949年在新中國成立的時候，該國擁有4729公里的鐵路里程。

就算是滿清王朝，也修了不少鐵路，清朝滅亡的時候江南地區的三個重要城市：上海，南京，杭州就已經用鐵路聯繫在一起了，

清朝在其滅亡的最後十年，竟然通車了數千公里的鐵路，辛亥革命後清朝滅亡時全國有9000多公里鐵路里程，抗戰時期有名的石家莊到太原的正太鐵路就是1907年通車的。

以至於有學術文章認為大肆修建鐵路造成財政問題是清朝加速滅亡的主要原因，這也可以理解，辛亥革命就是四川的保路運動為導火索。

其他也是類似的，例如鋼鐵產量，發電量，

印度獨立的時候，除了鐵路長度，鋼產量也能完爆同時期的中國。

1949年新中國的鋼產量僅為15.8萬噸，而印度為137.4萬噸。

1949年中國的發電量為43億度，而南非的發電量竟然可以達到99億度，是中國的2倍以上，同樣在這一年，印度的發電量為49.09億度，朝鮮（不含半島南部）的發電量為59.24億度

這説明，即使是亞非拉國家，都是可以繼承不少鐵路，發電站，工廠的，工業發展的標誌之一的發電量，1949年的中國還沒有印度，南非，朝鮮高。

初中等教育也是類似的，如果不考慮中學教育100%完全普及這樣的高標準，只是想消滅文盲，實現大部分兒童（超過50%以上）能夠入學，並沒有那麼困難，除了一些非洲國家以外，二戰結束後，不要説東亞地區，即使是東南亞，南亞，拉美，中東等，識字率和小學入學率在全球範圍內都在大幅度提高。

今天全球範圍內看，小學入學率還低於50%的國家極為罕有。

對於重視教育的中國人來説，學齡兒童入學的普及更是快速和普遍性的，中國大陸1949年小學入學率僅有49.2%，到了16年後的1965年入學率就達到了84.7%，超過了台灣在日本殖民時期的最高71.3%的水平，這是一個可以短時間內得到大幅提高的數據。

不只是中國大陸，其他華人地區也是如此，例如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華人受教育水平都在二戰後得到迅速提高，基本掃除文盲。

那麼什麼才是ROC留給新中國的最大遺產呢？

1949年，中國的發電量還不如朝鮮，印度和南非，而今天已經遠遠超過他們三者相加之和了。是什麼讓新中國在建國之後開始顯著的區別於其他非西方+日本的落後國家呢？

一個是獨立的平台，儘管不太好看，但是中國的確打贏了抗戰，維護了對中國這個幅員遼闊的超級平台的控制權，新疆，西藏，東北，台灣等戰略要地仍然在中國版圖內，中國始終從未徹底淪為殖民地，而是始終有自己的中央政府，始終有自己的國家治理體系，而不是像殖民地一樣，整個治理體系乃至於思想文化都被殖民者進行了改造，連山川，河流，街道的名稱都被殖民化。

而繼承了這個平台控制權的新中國政府，對平台的控制能力更大大的上了一層樓，為能夠獨立自主的發展民族產業創造了條件。

很多殖民地，殖民者撤走之後，留下的是一個不完善有架構缺陷的本地政府，國家長期處於動盪和戰亂，根本無法有效的帶領國家前進。

一個是最大的遺產，就是全國30萬受過高等教育的頂尖人才，以及20.7萬在校高中畢業生，他們是高等教育的優秀後備軍。

1949年的中國，全國僅有18.5萬人具有大專以上學歷，全國大學在校生人數僅為11.7萬人（還只有不到一萬人是工科生）。加起來總共30萬人。

《中國統計年鑑1984》，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年版，第484頁。

非常重要的是，這30****萬人中包括了一批在全球範圍內看都屬於頂尖的一流人才。

我之前整理過我國的23位兩彈一星元勳的資料，他們全部是國內名校畢業，大多數都具有博士學位。

例如理論物理大師彭桓武，是“新中國理論物理第一人“，1941年8月從英國愛丁堡大學博士畢業後，彭桓武就在愛爾蘭都柏林高等研究院理論物理研究所工作，所長就是薛定諤。

彭桓武的導師是量子力學奠基人之一的德國科學家玻恩，玻恩也是諾貝爾獎得主，玻恩和愛因斯坦是多年的好朋友，玻恩曾經多次寫給愛因斯坦的信裏面提到和稱讚彭桓武。美國原子彈計劃曼哈頓工程的領導人，美帝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也是玻恩帶的研究生。23位元勳中的錢三強，他是在巴黎大學拿到的博士學位，他的導師是小居里夫人（我們認識的居里夫人的女兒）。可見我們的兩彈一星元勳，都是世界級的優秀人才。

我國導彈設計大師，負責了東風導彈設計的23位元勳之一的黃緯祿，在中央大學電機系畢業後，1943年被國民政府派到英國標準電話電纜公司實習。

中國的衞星之父孫家棟，1947年考入哈工大，1949年的時候他就是中國11.7萬高等教育在校生之一，後來留學蘇聯，是當時全蘇聯畢業生中罕見的每一年都是全部滿分的優秀學生之一。其他的兩彈一星元勳，像鄧稼先是西南聯大畢業，美國普渡大學博士，錢學森更不用説了，國內交通大學畢業（後拆分為上海交大），加州理工的副教授和麻省理工的教授。

正是少數的頂尖人才出現，才得以把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上限不斷的刷新，為什麼我們今天反覆的強調和表彰兩彈一星，正是因為這是全球民族罕見的歷史成就。

從台灣，韓國和日本看殖民地的弱點

在Facebook和youtube上面，能夠看到台灣人普遍性的親日傾向，以及對日本殖民的推崇，每當台灣人津津樂道於日本殖民時期的建設成就時，總是會有一個簡單的問題，這裏面有什麼是台灣人主導完成的成就嗎？很遺憾，一個也沒有。

在五十年的殖民時間裏面，台灣人任何突破上限的成就也沒有，所有的經濟建設成果都是日本人的，包括今天連馬英九都在紀念的水利設施嘉南大圳，也是日本水利工程師八田與一主導完成。強調日本殖民時期的任何成就，實際上都是等同於強調日本人能力的優越性，加強台灣人對日本人的崇拜感。

這是非常愚蠢的，也是殖民帶來的思想惡果之一，日本人在美國人面前，是不折不扣的崇拜者，而台灣人又把日本加以崇拜，實際上是把自己放在了三等人的地位。

日本敗退後的台灣，其高等人才寥寥無幾，尤其是能夠大大推動國家建設的理工科高級人才幾乎為零，

像台獨今天大肆紀念的八田與一，就是東京帝國大學土木系畢業，同時有機會主持台灣最大的水利項目。

而如果是台灣人呢？日本殖民時期全台灣只有一所大學，那就是1928年創立的台北帝國大學（今天台大的前身），從 1928 年創立至 1944 年，各學部畢業生共 843 人，其中台灣人僅 219 人，而且醫學部的畢業生佔絕對多數。

下面是台大歷年在校學生對比，以1944年為例，三百多名在校生中，台灣學生僅為85人，其中80人為醫學部學生，文政學部2人，理農學部1人，工學部2人。

台灣的醫學界，即使在台獨修改教科書之前也是很獨的，日本殖民下的既得利益者使然。

在日本的殖民體制下，對台灣人的教育定義就是培養初級勞動力，這導致台灣人比起正常地區大大的缺乏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1945年台灣光復時，台灣人中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大大的低於連年軍閥混戰，又打了十四年全國性抗戰的中國大陸。

根據國民政府1936～1946學年度大學專科以上教育發展概況統計表(據《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鑑》，1944年中國大陸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數為78909人，1945年為83498人。

而同期台灣的高等教育台灣籍學生在校人數，以台大為例，1944年僅為85人。而看理工科高級人才，台灣幾乎趨近於0。

更重要的是，殖民形態下，台灣的民族資本全部為日本所掌握，使得台灣的優秀人才，不僅沒有缺乏接受高等教育，走向頂尖水平的機會，也毫無發展民族產業的條件，一切的建設成就只能來自於日本人，日本人在台灣呆了五十年，台灣人今天卻只有八田與一可以紀念，沒有台灣自己的優秀水利工程師，這不是因為台灣人愚蠢和笨拙，而是因為根本沒有機會出頭。

簡單的和中國大陸對比下就可以了，和八田與一類似的基礎設施建設人才，中國大陸有主持修建了京張鐵路的詹天佑，有修建了錢塘江大橋的茅以升，

國民政府首都南京的首都電廠，其二期擴建工程就是由總工程師陸法曾承擔整套設計任務，整個過程沒有聘請外國專家，而是帶領電廠工程師、工人自力更生進行設計和招標，1935年4月安裝2台的1萬千瓦汽輪發電機組，1937年在經歷了戰爭的情況下，南京的首都電廠發電量達8755萬度，還記得前面的數字吧，1948年台灣的總髮電量為8.43億度，也就是説1937年的首都電廠發電量，已經相當於台灣的10%以上了。

整個台灣在日本統治五十年間，有台灣人自行設計建造過任何一座發電廠嗎？沒有，台灣人只能在電廠建設中當勞工。

中國的網絡上，普遍認為國民黨來台後，帶給台灣的最大成果是從大陸中央銀行金庫帶走的黃金，起到了穩定台灣金融的結果。

我不這樣認為，國民黨來台後，最大的貢獻是帶來了大批受過高等教育人才，以及打造了台灣的高等教育體系，這是台灣最為缺乏的，三軍易得，一將難求，一個領軍人才的作用往往可以説是決定性的，紅軍在博古李德指揮下和在毛澤東指揮下，即使基層官兵同樣的英勇，但是戰鬥力是完全不同的。

突破科技和產業的上限，只能由頂尖人才帶領完成，我們今天都深感半導體技術落後美國，然而説實話，十四億中國人中真正能夠實現半導體技術突破的人才，只是萬分之一都不到的部分。

2019年5月18日下午，2019世界半導體大會才智分論壇上，上海市集成電路行業協會秘書長徐偉進一步談到人口缺口問題時表示，截止2017年，我國集成電路行業從業人員規模大約在40萬人左右，這些從業人員中，技術人員有33萬人左右，佔總從業人數80%左右。

實際上，這33萬技術人員是包括設計，製造，封測等各個環節，除去做各種基礎工作和只有能力實現小改進的，真正能夠實現半導體技術大突破的頂尖人才有幾百人就算不錯了。

像中芯國際，其頂級製程突破的速度在梁孟松加盟前和加盟後簡直像兩家企業。大批的頂級人才是戰後台灣不斷突破上限，進入全球發達經濟體的基石。

今天台灣排名前十的知名大學，台灣大學，政治大學，清華大學，成功大學，交通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淡江大學，台灣藝術大學，台灣中央大學，光看名字就知道，絕大部分是國民黨從中國大陸帶去的高等人才建設。而台灣大學，也是在光復迴歸中國後，第一次真正成為台灣人的頂級學府。

台灣在二戰後的頂尖理工科人才，基本上來自於中國大陸，或者台灣光復後的自行培養，尤其是理工科高級人才，來自日本殖民時期高等教育培養的幾乎為零。

今天台灣所有最讓人欽佩的經濟和科技成就，基本是立足於國民黨從中國大陸帶來的高等人才，以及二戰後台灣自行培養的高等教育人才。

台灣最大的驕傲和科技基石台積電，創始人張忠謀就來自於浙江寧波，中學在重慶南開中學就讀，1949年十八歲的張忠謀前往美國就讀哈佛大學，1987年創立台積電。

台灣的雄風導彈計劃之父韓光渭，1930年出生于山東即墨，而雄風導彈在研發中，得到了林驊博士的指導，他是當時全球洲際導彈的頂級科學家之一，清華大學畢業，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航空工程系的博士，是當時波音（Boeing）公司在國防武器系統方面的高級領導人，和錢學森一樣是當時美國的頂尖華人科學家之一。

他幫助極大的推動了台灣的雄風導彈計劃。

梁思禮是中國大陸導彈控制系統研究領域的創始人之一，他在2006年《自述》裏有如下一段話：

“我在美國有一個好朋友林樺，當年我們在美國留學，我回國了，他留在了美國。他是波音公司的首席科學家，他搞的是美國的洲際導彈(民兵導彈)，我搞的是中國洲際導彈。他的年薪是30萬美元(上世紀80年代)，我的工資只有他的百分之一，他住在西雅圖一個小島上的高級別墅，回國時受到國家領導人接見，我住在很普通的單元房子裏。有人曾問我對此有何想法，我的回答是，他乾的導彈是瞄準中國的，我乾的導彈是保衞我們祖國的!”

這裏林樺的樺是個錯字，此人是林驊。梁的《自述》一直寫為“林樺”。

在梁的《自述》裏，除了上面一次，梁思禮兩次提到林驊，一次是1947年兩人開車去田納西州，梁為林去做伴郎，梁開車出了車禍，林驊受傷住院，因此耽誤了婚禮。

再一次是，晚年的林驊中風癱瘓在牀，梁去美國看過一次。如果不出車禍，林驊有計劃回國。

   台灣的IDF戰機之父，華人第一架三代機研發的領導者華錫鈞，1925年出生於江蘇無錫，曾經當了15年的飛行員，後被派到美國學習航空專業，獲得普渡大學航空工程碩士，後來返回台灣領導IDF戰機研發。

   蔡英文2017年2月7日在台灣中科院航空研究所的講話中説：

   “今天是“國防”自主的重要里程碑。“國防部”將和中科院，簽訂“新式高級教練機”的委制協議書。中科院也要跟漢翔公司，簽訂合作備忘錄。高教機的“自研自制”，今天就要正式啓動。在這個特別的日子裏，我要特別提一個人。這個人是不久之前過世的華錫鈞將軍。在到這裏之前，我剛剛先到他的靈前，代表“國家”，表達我們最深的感謝。華將軍是IDF之父。因為有他，還有很多前輩的努力，我們完成了IDF、“國機國造”的研發製造任務。不過，自從IDF之後，“國機國造”已經原地踏步了將近三十年。“我國”的航天產業不只被其他後進國家趕上，也面臨人才流失及斷層的嚴重問題。”

  實際上，這樣被國民黨帶到台灣的世界頂尖人才還很多，例如黃孝宗，福建廈門人，1920年出生，1944年畢業於武漢大學機械系，後來獲得美國麻省理工工程博士學位。1950～1980年，在美國航空航天工業界工作30年，是世界一流的火箭推進系統科學家，參與設計X-1首架突破音速飛機及X-15(7倍音速)的推進系統。是NASA的阿波羅計劃登月火箭推進系統的總工程師，美國航太推進系統公司總工程師，被公認為是世界級有權威的火箭航天專家。

  1980～1992年，黃孝宗在台灣工作12年。曾任台灣中山科學代院長，台翔航太公司首任董事長，在此期間負責策劃和主持了台灣武器研發的多項核心計劃(雄風、天弓、天劍、IDF等)計劃，也有人稱黃孝宗為IDF之父，他還協調各大學建立四所研究中心(成大航太研究中心、台大力學研究中心、交大電子研究中心、台灣清大材料研究中心)。

  台灣光復後很長一段時間，台灣頂尖的科技項目，其領袖全部來自中國大陸出生的優秀高校畢業生，列舉以上的例子，並不是説台灣本省人有多差，實際上在台灣光復後，台灣人開始普遍接受高等教育，逐漸的普及，因此來自台灣本島的頂尖人才也在逐漸增加。

  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李遠哲，1959年台灣大學畢業，1961年獲得台灣清華大學碩士，後來在美國獲得諾貝爾化學獎。

  中國人是非常了不起的，即使是在腐敗落後的國民黨時期，培養出來的高級人才也是光彩奪目。

從韓國和日本看新的殖民形態

人類發展到21世紀，舊的殘酷的殖民形態逐漸的消退，但是其內涵永遠不會發生變化。

遏制他國的上限，確保本國人的生活水平和社會地位優於殖民地，保持本國人的優越感，以及殖民地民眾對本國及本國人的崇拜感，是殖民者永遠的意識形態，只是形式和內容發生了變化。

在100年前的日本殖民時期，日本本國尚未完成高等教育普及，因此在大學教育裏面，必然優先供給給本國人，而把殖民地人民作為初級勞動力培養，因此作為殖民地的台灣人，很難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

而在本國高等教育逐漸普及化之後，殖民者也會逐漸需要殖民地的高級人才為自己服務，因此會在形態上發生變化。

以日本和韓國為例，其作為美國的半殖民地，國民有很大的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實際上日韓都是全球高等教育普及率最發達地區之一。但是其國家發展的上限，卻是牢牢的被美國人掌握。

在事關平台控制權的軍事和政治領域，日本和韓國軍事工業體系和政治的發展，都在美國的絕對控制之下，儘管韓國和日本是名義上的民主國家，但是你絕對不能想象，這兩個國家會選出反美的領導人。

你也不能想象，日本和韓國敢於擺脱美國的控制，自主的發展先進武器工業。

在掌握對平台的控制權的前提下，美國人可以通過各種看得見和看不見的手，吸取和壓制日韓兩個平台上的經濟利益。

比較典型的，就是能夠極大的推動本國高科技發展的軍事工業，

瑞典斯德哥爾摩和平研究院發佈的2013-2017年全球武器貿易狀況研究報告，這五年的全球武器出口金額十強為：美國，俄羅斯，法國，德國，中國，英國，西班牙，以色列，意大利，荷蘭。

日韓都是世界前十的工業強國，但是在軍火出口方面卻被甩出了前十，不如以色列，荷蘭，發展完全被美國限制。

軍事工業不僅是全球利潤最高的製造業行業之一，

而且和民用工業之間，具有極大的產業轉化機會，

例如全球最大的安防企業海康威視就是中國電科旗下的企業，

正在研發大飛機的中國商飛，不管是系統還是零部件研發，都有大量的軍工系統供應商。

我們今天最經常使用的移動通信，就是來自於二戰時期的摩托羅拉發明的軍用無線電設備，後來造就了北電網絡，朗訊，阿爾卡特，諾基亞，西門子，愛立信，華為，中興等世界一流企業，同樣的還有GPS全球衞星導航系統，也是脱胎于軍事科技發展。

不僅如此，日本和韓國還需要支付美軍的軍費，同時還要花費巨資購買美國軍火。

以韓國為例，韓國《中央日報》2016年12月28日的文章，2015年韓國採購美國武器的費用高達50億美元，而2014年這個數字更高，為大約70億美元，這已經超過當年韓國GDP總量的0.5%了。

2014年韓國進口軍火的78億美元中，90%是美國武器（70億美元），僅僅4架全球鷹無人機費用就高達7.5億美元（8800億韓元），這個數字簡直讓人震驚，以至於我以為是不是《中央日報》寫錯了。我之前也查閲過日本進口美國軍火的價格，同樣是高的讓人吃驚，可見美國賺取的鉅額利潤。

韓國最大的ICT企業三星電子，日本最大的半導體公司東芝存儲，類似的還有台灣的台積電，目前最大的股東都是歐美外資。

我對比過華為，三星，東芝半導體，台積電等東亞頂級公司的薪資，

發現華為公司員工的薪資水平高於其他三家，

根據韓聯社2019年4月1日的報道，三星電子韓國員工人數10.3011萬人，人均年薪為1.19億韓元，按照今天（2019年7月1日的匯率，1人民幣=169.0695韓元），相當於人民幣70.39萬元。

下面是韓聯社的報道鏈接。

https://cn.yna.co.kr/view/ACK20190401006400881?section=search

而華為公司看2018年的財報，僱員支出為1465.84億人民幣，按照18.8萬僱員計算，人均為78萬人民幣，高於三星電子韓國員工的平均收入水平10%以上。

如果我們考慮到，華為的中國籍員工收入水平高於其海外員工，那麼只看中國籍員工的話平均收入會高出三星韓國員工更多。

而實際上，如果從營收和利潤上來看，華為和三星電子其實還不是一個等級上的企業，三星電子不只是智能手機，還包括了家電，顯示面板，存儲器，通信設備等。

2018年，三星電子全年營收為243.77萬億韓元（約合人民幣1.47萬億元），營業利潤為58.89萬億韓元（3554億元人民幣），淨利潤為44.34萬億韓元（2676億元人民幣）

而對比下，華為的全年營收為7212.02億人民幣，淨利潤為593.45億人民幣。

也就是説，三星電子營收是華為的2倍，淨利潤是華為的四倍多，淨利潤率是華為的兩倍多。同樣是爆肝的高強度工作，三星總體實力還遠強於華為，但是兩個公司的員工最終卻出現了不一樣的回報差異，這是背後的不同分配方式導致的。

作為一家韓國的命脈企業，其外資的股權佔比過於高了，

2018年第三季度的股權結構，三星電子普通股外國投資者佔比高達52%，對股票分紅具有優先權利的優先股外國投資者佔比高達81%

雖然外資無法獲得三星電子的控制權，但是在收益獲取方面卻佔據着很大的優勢地位。

再以台積電為例，2017年台積電分紅為每股8元新台幣，總共分紅高達2074.4億新台幣（466億人民幣，匯率4.45）。而2017年台積電的營業收入總額為9774.4億新台幣，分紅佔了營收的差不多21.2%，而台積電外資佔了股權的79.67%。

根據台積電的2018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台積電去年全球員工不含退休金及福利的總體薪酬中位數為約新台幣158萬元（約人民幣35萬元）。

如果是單看台灣廠區，非擔任主管職務的全職台灣員工有4.2605萬人，薪資平均數為新台幣200.9萬元（約人民幣44.5萬元）。

台積電2018年全年營收為342億美元，同比增長6.5%；税後淨利為116.4億美元，淨利潤率高達34%，淨利潤金額高於華為，淨利潤率更是遠遠超過華為，但是其員工的平均薪資水平卻被華為甩下了一大截。

華為獨特的全民分配結構，保證了其員工薪資的競爭力，使其在規模和利潤都處於劣勢的情況下，卻能夠讓員工獲得更高的收入。

亞洲頂尖ICT企業留存的利潤並不是到了本國政府或者資本的腰包，而是被歐美外資拿走了很大一部分，無法在本國形成投資和積累，這就形成了為歐美資本打工的局面。

而反過來的事情卻是沒有的，美帝最優秀的十幾家ICT科技公司，微軟，谷歌，蘋果，亞馬遜，甲骨文，Facebook，英特爾，高通，博通等等，沒有任何一家是被日韓台資本佔有大部分股權的。

當然美國其實也面臨問題，像蘋果公司有超過2000億美元的現金，但是相當大一部分為了避税而停留在美國境外。

在這裏，我要再次提下中國另外兩家大型電子企業OPPO和VIVO，

這兩家公司除了高科技色彩比不過華為之外，在員工薪酬領域是可以和華為媲美的，其一樣採用和華為類似的內部虛擬股票的形式，員工可以通過購買內部股票獲得增值和分紅，共享企業發展的收益。

OV兩家公司的老員工，年入10萬美元以上是很正常的，堪比美國高科技企業的員工薪資水平，其背後的原因就在於OV類似於華為的全民股權結構。

這充分説明了，搞高科技固然是國富民強的根本，但是分配方式的不同也會極大的影響國民的財富水平。

在軍事高科技和政治等核心領域，美國牢牢的控制着日韓的發展上限，日韓每年支付美軍軍費，以及購買美國高利潤軍火。

而對於民用高科技領域，則通過其強勢的軍事和政治地位，通過資本的形式獲取日韓社畜通過勞動創造的財富。

而一旦日韓的民用高科技產業強大到可以威脅本國命脈的時候，美國則可以通過的平台控制權進行絕對的打壓，80年代的美日貿易戰就是典型。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的日本東芝事件，東芝賣了機牀給蘇聯人，

東芝的高管竟然是日本警方自己逮捕的。這就好比2016年和2018年中興事件，深圳警方遵循美方要求逮捕了中興的高管，這對主權國家來説是恥辱的，不可接受，難以想象的。

以日本的半導體產業為例，從數據上看，

1985年廣場協議後，日元大幅升值，導致日本半導體出口金額1985-1987年出現連續三年的減少，1988年出口金額出現回升，到1989年才又重新恢復超過了歷史最高水平（1984年），影響長達三四年。

1986年日本簽訂的第一次半導體協議，不僅規定了日本多種半導體產品的出口價格，限制美國出口，甚至還規定了擴大外國半導體產品在日本的份額的內容。

從1986年開始，作為全球電子產品生產最大國家之一的日本本土半導體市場，進口半導體產品份額出現了穩定的上升，1985年日本只有10%的半導體需要進口，到1995年的十年間，日本半導體進口份額每一年都處於上升的態勢，到了1995年竟然接近40%。

今天回頭看當年的美日貿易戰和科技戰，聲音非常大的觀點認為日本半導體產業的落後，

完全是因為日本企業的經營方向出現了戰略失誤，沒有抓住PC時代的到來的戰略機遇，沒有看到全球半導體產業界各環節分工的發展，仍然只做IDM，導致投資分散。

例如非常好的證據，日本的半導體出口金額雖然在1985年之後出現了幾年的下降，但是在1989年依然超過了1984年的歷史最高水平，到了1995年出口金額更已經是1985年的三倍以上。

對此我想説兩點，

一個是要看份額而不是看絕對銷售額，全球半導體產業本來就處於高速發展態勢，出口金額擴大是很正常的事情，實際上如果看份額的話，當時作為日本半導體基石之一的DRAM存儲器，其全球份額在1985年之後不斷出現下降，且不可逆轉了。

另外一個標誌是日本半導體內需市場的進口產品份額，從1985年之後日本進口半導體產品的份額就出現了不可逆轉的上升趨勢，到1995年，已經超過了30%，達到了接近40%的水平。

在我國，國產自主品牌汽車也是典型，光看自主品牌汽車公司的銷售額，比其十年前高多了，然而這是國內汽車市場高速發展的結果，自主品牌汽車份額並沒有太顯著的提升，2019年依然停留在40%左右的水平。

與日本對比鮮明的是，韓國的以DRAM為首的半導體產品份額，卻利用日本產品價格被打擊失去優勢的機會，在1985年之後出現了明顯的上升，貿易戰讓美國扶持韓國成為日本在全球存儲業界最大的競爭對手。

同樣是IDM，為何三星和海力士就崛起成為世界存儲器強權，今天存儲器依然是全球半導體市場中份額最大的產品，而日本在該領域已經完全失去了霸主的地位，曾經的驕傲爾必達已經破產，東芝半導體被迫出售股權，

2019年的世界，除了三星和海力士以外，我們熟知的做存儲器的美國美光也是IDM公司，日本在其核心的存儲器領域的衰落，恐怕不是簡單的日本人只做IDM就能夠解釋的。

除了作為基石的存儲半導體被打擊，日本人沒有抓住新產業新產品發展的機遇，日本企業有自己的失誤，但是外部因素並不能小覷，對於半導體這種高度依賴鉅額投資的產業，企業界本來就對大額投資非常謹慎，對不同的產業和技術發展方向判斷，更是需要多路下注。

2018年的5G投票事件，華為在Polar碼上優勢明顯，因此力推Polar碼，但是實際上在美國主推的LDPC碼領域，華為同樣有不少專利。投資本來就會有相當大的一部分不會轉化為利潤，而是作為技術儲備。

如果本國政府總是表現出無力和外國強權對抗，竟然能夠通過簽署協議規定本國產品出口價格，規定外國產品進口份額，剝奪本國企業的經營自由，讓本國貨幣突然大幅升值削弱出口競爭力，導致本國1985-1988年的半導體出口金額低於1984年，嚴重的影響了企業收入，

同時使用行政力量推動外國半導體進口份額不斷上升，搶奪本國市場份額，

這不僅削弱了企業的收入來源和投資能力，更是會對投資前景產生悲觀的預期，極大的影響企業的投資信心，誰知道會不會受到打壓而打水漂呢？

日本半導體產業界對於PC機通用CPU處理器領域的投資非常少，錯過產業機遇，導致英特爾在該領域一家獨大，而在該領域的投資不只是要有戰略眼光那麼簡單。

以存儲器為例，中國誰都知道很重要，

但是為何存儲器直到2014年大基金出現之後，才有國家意志推動三大存儲器基地建設，是因為中國人都覺得存儲器不重要嗎? 本質原因是因為半導體投資本來就是高投入，高風險。

福建晉華的存儲器項目，目前因為受到美國製裁處於停滯狀態，

如果沒有強大的國家意志堅決的推動長江存儲繼續前行，如果長江存儲的投資方也是財團和私人資本，必然會產生極大的懷疑和動搖。

如果長江存儲也得不到中國政府支持，甚至還反過來配合美國打壓長江存儲，那麼中國一定不會有做存儲器的後來者了，我投了幾百億上千億人民幣，美國人一打壓就會打水漂，政府還站在美國人一邊，我再熱愛民族產業，再有戰略眼光，又怎麼會有信心持續投資？

作為資本家，動輒數百億上千億的項目，不可能不考慮政治風險，實際上政治風險是商業項目的主要風險之一。

今天老是有人説，當年美國對日本的打壓沒有用，不管是廣場協議，還是半導體協議，都不是日本半導體產業衰落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於日本政府和企業自己的戰略失誤。

我強調下我的觀點，**高科技發展伴隨着高投入和高風險，因此必然是官民一體分攤風險，如果本國的官沒有辦法和本國的民站在一邊，甚至反過來和本國的民作對，那該國的高科技從長期看，能發展起來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官民不一體，本國高科技還能發展起來的，我是沒有見到過，請有知道反例的告知。

美國人5月份開始的對華為的禁令，按照任正非目前接受記者採訪時的説法，今年和明年可能會少增加300億美元的收入，我們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美國對華為的打壓是有效果的。

我們也很容易的從出口金額下滑和進口半導體產品份額上升的數據看出，美國當年對日本半導體產業的打壓，也同樣是有效果的。

美國的真實目的是，其實是通過打壓這個動作，迫使華為放棄走這條路的想法，更進一步拿華為作為籌碼迫使中國政府放棄中國製造2025，發展高科技的路線。影響和改變中國和中國企業的路線選擇和決策。

這就好比，你想自己開家拉麪店，但是你知道隔壁蘭州拉麪的人肯定會上門來找你，説你破壞幾百米之內不能有第二家店的行規，阻止你開店，你也知道本國警察很可能不會處理他們，那麼這勢必會影響你開店的決策，而不能説是因為你沒有眼光決策失誤才不開。

因此我們不能説，日本的企業做出了錯誤決策和來自外部和本國政府的配合打壓沒有關係，而政治和政策風險一定是投資必須考慮的風險之一，任何投資決策不考慮政治和政策風險那簡直是天方夜譚，日本企業在美日半導體協議和廣場協議面前，發展半導體產業的能力和意志都受到了削弱是無可爭議的事實，從而一定會影響到企業的投資決策。

從美國人的角度講，如果美國人真的認為當年日本高科技的衰落和美國發動的各種打壓手段沒有關係，沒有效果，那麼今天他們就沒有必要用同樣的手段對付中國和華為。

當然，我們也要清楚的告訴美國人，中國和當年的日本不一樣，中國是主權國家，不可能因為美國的打壓而改變發展高科技的決策，更不可能配合美國簽訂屈辱協議打擊本國企業，因此美國的打壓只會對弱小國家和非主權國家有用，對中國而言，只會造成暫時的損失，動搖不了中國發展高科技的決心，影響不了中國堅定不移投入高科技的決策。

這也告訴我們，擁有自己的獨立主權是多麼的重要，2018年，中國國防支出將增長8.1%，達到11069.51****億元人民幣。

現在世界和平，又不會打仗，也不太可能有國家會入侵中國，為什麼卻需要保持萬億人民幣規模的軍費預算？因為中國政府清楚的知道軍事力量，主權和經濟產業發展三者之間的邏輯聯繫。

有強大的軍事力量維護國家主權，本國國民才有信心去做需要長時間投入的事情，不然美國人的航母戰鬥羣一出現，本國政府就全面妥協不敢發展高科技了，誰還會去投資本國高科技產業？

我們設想一下，如果今天中國政府也像當初日本政府一樣，

和美國簽署5G設備協議，強行規定外國5G通信設備在中國電信市場的份額，壓低佔華為公司50%收入的全球最大市場帶給華為的收入和份額；

強行規定華為5G產品出口到各國的價格不得超過美國規定的值，

同時配合美國司法部和商務部逮捕華為高管，指控其違反美國出口禁令，更給於華為罰款。

一系列舉動讓華為的競爭對手得到喘息機會，更獲取了巨大市場利益，

而華為出口金額連續三年出現下降，本土份額連續被外國競爭對手侵蝕，

同時極大的打擊了華為上游國產供應鏈的信心，各種和華為合作的長期研發項目因為對前景的不看好而受到影響，對前景產生了悲觀的預期，即使頂住了這一輪壓力，也會得到本國政府配合的下一輪來自美國的打擊，

長此以往，華為會不會衰落，會不會削弱華為加大在5G領域投資的動力和能力？

即使華為強大到無敵，在這種情況下仍然能發展起來，那麼其他弱小領域的中國企業呢，都能扛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