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與良渚古城考古的意義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國家文物局”

▲良渚古城遺址

良渚遺址於1936年發現，迄今已經歷83年，四代考古人的努力。1959年夏鼐先生命名了良渚文化，良渚文化作為環太湖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體系得到認可，到今年剛好是良渚文化命名60週年。1986年以來陸續發掘了反山、瑤山、莫角山和匯觀山遺址，提出良渚遺址羣的概念，2006-2007年良渚古城的確認使良渚古城遺址的考古進入都邑考古和全方面考古的新階段，我們對良渚遺址和良渚文化的認識也更加立體化了。良渚文化的研究工作取得了許多突破性成果，意義非凡，大略可歸納為如下八點。

一

建立考古與保護緊密結合的

大遺址考古模式

經過80餘年的考古工作，我們在良渚揭示出一處面積達100平方公里的超大型都邑性遺址——良渚古城遺址，其規模不亞於同時期世界其他文明的都邑性遺址。古城遺址主要由城址區（包括宮殿區、王陵與貴族墓地、手工業作坊區、內城、外城）、水利系統、郊區聚落三部分組成，佔地面積達100平方公里，規模極為宏大。城址區及水利系統均為人工堆築而成，土石方總量達1005萬立方米，工程浩大，無疑是一個經歷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建設過程的龐大系統工程。良渚古城遺址的大考古改表了考古人的觀念，使我們對早期都邑的研究視野擴大到一百平方公里的尺度。並通過區域系統考古調查、勘探和石、玉、林、水、土等各類資源調查，將良渚周邊1000平方公里的文化遺址和自然環境納入整體的研究觀察。

近十年來，在大遺址考古理念的指導下，我們和國際、國內很多科研單位和高校合作，開展多方面的科技考古和多學科合作研究，取得了顯著的效果，使我們對良渚古城遺址的認識日益豐富和生動。我們與杭州良渚遺址管理區管委會共同成立了“良渚遺址考古與保護中心”和“良渚國際考古研究中心”，並組建了包括動物考古、植物考古、地質考古、有機質文物保護、數字考古等多學科人才的考古團隊，良渚古城的考古將會進一步地拓展和深化。

二

立足環太湖地區史前考古

復原區域文明化歷史

良渚文明所在的環太湖地區是一處具有自身特色的、序列清楚的文化區。自1936年施昕更先生髮掘良渚遺址和1959年夏鼐先生命名良渚文化以來，經過數十年的考古發掘和研究，環太湖地區形成了馬家浜文化（距今7000年-6000年）-崧澤文化（距今6000年-5300年）-良渚文化（距今5300年-4300年）-錢山漾文化（距今4300年-4100年）-廣富林文化（距今4100年-3800年）的文化發展序列。其中，良渚文化的遺址數量已達上千處，馬家浜文化和崧澤文化的遺址各有120餘處和160餘處，錢山漾文化和廣富林文化的遺址則都只有十餘處。從社會發展進程來説，馬家浜早期屬於平等社會，馬家浜晚期開始出現等級分化和貧富分化，進入分化社會的階段，崧澤時期貴族階層出現，進入階層社會和初級文明階段，而良渚時期則正式進入成熟文明和早期國家階段。良渚文化的發現和深入研究，無疑是推動環太湖地區的歷史文化和社會複雜化進程研究最重要的動力。

三

重新評估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

文明進程

在陸地面積達960萬平方公里的中華大地包含多個相互獨立的地理單元，距今9000年開始，在這些不同的地理環境下逐步孕育出多個具有不同文化面貌、不同發展譜系的文化區系，如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區、海岱地區、甘青地區，長江流域的四川盆地、江漢地區、環太湖地區，以及西遼河地區和珠江流域等，形成“以中原地區為核心，以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若干文化區為主體，再聯繫周圍許多個區域性文化的一種重瓣花朵式的格局”。距今6000年開始，各區系進入文明化、城市化、複雜化加速發展的新時期，在距今5500年到4000年間，形成了許多強勢的文化和區域文明，如較早的廟底溝文化、凌家灘文化、紅山文化，稍晚的距今5000年前後的良渚文化、屈家嶺文化、大汶口文化，更晚的龍山文化、石家河文化、陶寺文化等。良渚文明是區域文明中的重要代表，其所處的公元前3000年前後，已有多個區域文明或強勢文化，如良渚、屈家嶺、大汶口、紅山、西王村、馬家窯等。在探討某一地區是否進入文明時，需要充分整體把握區域文化的各種內涵，以及區域之間文化的互動和交往。由於文明模式的不同，有些文明在物質表現方面是顯性的，有些文明則是隱性的，或者某一文明在一些方面是顯性的，另一方面則是隱性的，如果片面地強調某種物質表現，很可能會得出不符合歷史實際的結論。良渚已被不少學者認為已進入文明和早期國家階段，這有助於我們重新認識和評估與良渚文化有着密切文化聯繫的其他區域文化。

四

揭示從多元走向一體的歷程

良渚文化是中國史前玉文化發展的最高峯。良渚人創造了一套以琮、壁、鉞、冠狀飾、三叉形器、玉璜、錐形器為代表的玉禮器系統，同時在許多良渚玉器上雕刻有神徽圖案，良渚國王和權貴通過一整套標誌身份的玉禮器及其背後的禮儀系統，達到對神權的控制，從而完成對王權、軍權和財權的壟斷。

作為中華文明多元一體中的重要一元，良渚文化尤其是良渚的玉文化對同時期和更晚的龍山時代的周邊文化都有着廣泛的影響。

良渚文化對同時期文化的影響，主要表現在蘇北的大汶口文化和廣東的石峽文化。江蘇新沂花廳遺址和多處石峽文化遺址中，都可以看到良渚文化玉器、陶器與本地文化共存。良渚文化的玉石器對稍晚的龍山時代諸文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分佈範圍達到大半個中國，如山西陶寺遺址中的玉琮、“石廚刀”，陝北延安蘆山峁、神木石峁的玉鉞、玉璧，甘青地區齊家文化的玉琮、玉璧，都是良渚玉文化傳播的產物。

二里頭、殷墟、三星堆、金沙等許多夏商周時期的遺址中，也都發現了源自良渚文化的玉琮、玉璧以及良渚文化或長江與黃淮下游地區其他史前文化的玉鉞、玉璜等玉器。從鼎、豆、壺等陶器，也可以看到青銅時代及其以後統一的中華文明對良渚文化的吸收和繼承。這些發現為我們理解良渚文化的後續發展，以及中華文化從多元走向一體的融合過程，提供了啓示。 

▲各城牆發掘點情形

五

實證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

一般理解的舊大陸四大古老文明，即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和黃河流域的中原文明。國際學術界普遍認為，蘇美爾文明最早形成，古埃及文明其次，哈拉帕文明再次，中華文明最晚。由於對中文文獻不瞭解，大多數國外學者對中國考古學的進展停留在20世紀80年代，在他們的著作中，中華文明的起始時間常常定在殷墟為代表的晚商。

而良渚古城遺址和良渚文化的深入研究，將有力地改變這一傳統觀念，良渚文化已進入成熟文明和早期國家階段，良渚是實證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聖地，在中國都邑發展史和中華文明史上也佔有重要的地位。

六

歸納東亞文明的特質

從文明之間的交往及物質文化的相似程度來看，總體上應將舊大陸的幾個文明歸納為以蘇美爾文明、古埃及文明和哈拉帕文明為中心的西亞文明圈，及以良渚文明為代表的東亞文明圈。

蘇美爾文明、古埃及文明和哈拉帕文明三處文明各具特色但又共享許多文化因素，互相之間也有着密切的文化和貿易往來，它們均以小麥、大麥作為主食，家畜中都有綿羊、山羊、牛、豬、狗等，肉食來源種類豐富，泥磚建築普遍，有了青銅冶煉技術，宗教、貿易在文明的形成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東亞地區距今5000年前後的史前文明，如良渚、屈家嶺、大汶口、紅山等，可稱為東亞文明圈。東亞地區以粟、黍和水稻作為主食，家畜以豬、狗為主，土木建築是主要的建築形式，玉器是主要的文明載體，貿易在文明形成過程中的作用還有待探討。

良渚文明是中國距今五千多年最為耀眼和突出的區域文明，同時也是特徵鮮明的文明體。通過研究已可初步揭示良渚文明的特點和內涵，可歸納為城市文明、玉器文明、稻作文明、土築文明、水利文明、原始文字、禮制文明、宗教文明等。

七

豐富世界早期文明理論

尼羅河流域、兩河流域等與環太湖流域有着大體相近的文化發展階段，同步性明顯，在文明形成之前都有過近2000年甚至5000餘年的文化積澱，最終均在公元前3300年前後社會複雜化積累到一定層次，成熟文明和早期國家開始出現，又在公元前2300年前後開始許多文明進入衰退期或轉型期。古埃及文明、蘇美爾文明等與良渚文明有着許多共通之處，如有着相似的成長曆程和地理分佈，並同樣有着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都具有文明社會所擁有的眾多元素：城市、王陵、神化王權等等。可見，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具有一定的普遍規律，文明的表現上也有大量共同之處。良渚文明是一種以神權為紐帶的文明模式，與以二里頭文化為代表的夏文明的文明模式大相徑庭，而與古埃及的文明模式更接近。良渚文明的確認，提供了早期文明的又一個案例，對良渚文明的深入研究，也有利於豐富世界早期文明理論。

八

從考古遺址走向世界文化遺產

在各方面的配合和努力下，良渚古城遺址的文物保護也隨着考古工作的開展而不斷推進，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1961年良渚遺址被定為浙江省文物保護單位，1986年反山發掘後，良渚遺址的保護受到了日益廣泛的關注，1996年良渚遺址成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並三次列入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2012年以來良渚古城遺址申遺工作正式啓動，良渚博物院展陳完成更新換代，良渚國家考古公園建設也已大體成型，良渚古城遺址已進入全面展示和利用的新時代。根據最新考古成果，劃定了14.3平方公里的包括城址、水利系統和瑤山在內的申遺範圍，基於城址、外圍水利系統、分等級墓地、玉器這四個基本價值要素，歸納出良渚古城遺址符合標準Ⅲ（能為延續至今或業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傳統提供獨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見證）和標準Ⅳ（是一種建築、建築或技術整體、或景觀的傑出範例，展現人類歷史上一個或幾個重要階段）這兩條世界文化遺產價值標準，並得到國際古蹟理事會的認可，隨着申遺成功，良渚古城也成為我國第54處世界遺產。

餘論

儘管學術界對良渚文明的歷史地位和價值已有了比較高的評價，但作為一個複雜的史前文明，現在還只是揭開了良渚文明的面紗，還有許多問題有待深化。比如，良渚古城、寺墩、福泉山遺址等遺址的歷時性研究和聚落形態資料仍需繼續豐富和細化，環太湖地區的文化序列及各個階段的社會發展狀況的研究仍有待完善，良渚文化向外傳播的途徑和動因還不甚清楚，良渚時期的玉料等資源的來源及利用情況、手工業發展狀況、貿易的發展程度、政治控制模式與國家的疆域、良渚文化之後的文化轉化及良渚文明衰落的原因等問題也有待進一步解答，對良渚文明特質、文明模式和理論總結還剛剛起步等等。良渚文化的考古和研究工作仍需更多個80年的探索和更多代考古人的努力。作為國家文物局長江下游區域文明模式研究課題的核心內容，我們已制定良渚古城遺址和良渚文化相關的詳細計劃，將在未來五年乃至更長之前內，開展各方面的工作，推動相關研究工作向科學化、國際化、公眾化、理論化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