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己不知彼，中日驚情七百年_風聞

    自日本政府2012年9月自導自演了一出“國有化釣魚島”的鬧劇，致使中日兩國關係遭遇重大波折，舊恨新仇，怒海滔天，羣情激憤之下，“中日必有一戰”的熱詞在輿論中幾度浮現。時至今日，日本右翼的軍國主義分子急欲掙脱二戰戰敗的枷鎖，蠢蠢欲動，這一歷史的魑魅幽靈確實是讓人熟悉而不安。

    然而，面對不可擇鄰而居的現實與未來，知己知彼，方能百戰不怠。回望七百年曆史，中日近鄰間接或直接地幾番交手，不論勝負，彼此受損皆是傷筋動骨。歷史作為照見現實與未來的一面鏡子，不得不讓人在輕易言戰之時多看幾回。

    持續兩百多年的倭患

    七百年前那是中國元末明初之時，日本的流浪武士由零星滲透轉而變為成羣結隊的海盜進犯中國領土，直至16世紀末大明王朝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將倭寇基本肅清，困擾中國東南沿海邊疆兩百多年的倭患才算告一段落。

    在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前（1368年），倭寇在鄰國高麗就已是歷史的存在。那時候，高麗王朝的政治腐敗，對倭寇幾乎喪失抵抗能力。其後，倭寇順勢南下，騷擾中國沿海各地，從遼東半島到山東半島，直至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惡行累累。

    洪武二年（1369年），明朝政府派海軍去抵抗倭寇。1384年，派了一名大將鎮守沿海邊疆，在山東、江蘇、浙江等地先後修築了59個軍事據點用來防禦倭寇。1387年，又在福建沿海地區修建了16個軍事據點。在永樂時代的1419年，倭寇大舉進攻山東沿海地區。明朝軍隊狠狠予以打擊，一鼓作氣將這一股倭寇全殲。但是，倭患猶如大海的潮水，一波剛去，一波又來。

    大明王朝終身陷於“北虜南倭”的夾擊困境。不堪倭寇的侵擾，明朝政府在1523年不得不將設立在廣州、寧波和泉州的三個對外貿易機關“市舶司”統統撤銷。明朝政府斷絕了對外通商關係時，卻引發了更為嚴重的內部問題。

    原來，浙江、福建、廣東等東南沿海地區，人口稠密而耕地少，許多人沒有生產資料。在通商時期，這些人借一點資本可以出去做買賣，帶一些外國貨回到中國來賣，把中國的絲綢、茶葉、陶瓷等土產賣出去。因此，這些人依靠通商維持生活，其中一些窮苦人長期停留在國外，久而久之成了華僑。

    東南沿海的一些大地主，他們看到對外通商的收入比農業生產上的剝削要高出幾倍，因此他們也選擇從事對外貿易。大地主們搞了很多海船載運中國土產出國，同時把外國商品大量帶回國內市場兜售。沿海大地主依靠通商幾乎都發了大財，這在當時稱作“通番”。

    “通番”的歷史，興盛於宋元兩代，史書對此的記載也極為豐富。據載，明朝有一個大富翁叫沈萬三，他就是搞對外貿起家的。沈萬三富到什麼程度？明太祖朱元璋修建南京城時，有一半的錢是沈萬三所出；圍城建起來了，城內需要養一大幫的官兵，朱元璋還要沈萬三每年繼續出一大筆錢。等到朱元璋坐穩了天下，每每想到當年自己在與元朝作艱苦卓絕的鬥爭時，沈萬三卻站在元朝那一邊，越想越氣憤，朱元璋隨便找了個理由，抄沒了沈萬三的全部家產。

    1523年，明朝政府封閉市舶司後，一方面，讓很多窮苦人失去了生活來源；另一方面，沿海大地主也失去了發大財的機會。地方請求中央恢復通商的呼聲很高，在朝廷禁止通商的情況下，一些地主集團便對外秘密通商，就是今天所謂的走私。

    有一部分地主集團自己組織船隊偷偷下海，有人照樣發了財，有人中途遭到倭寇的搶劫；而另一些則採取與倭寇合作的辦法，他們也裝扮成倭寇或者充當倭寇在陸上的“內應”。因此，1523年之後的倭寇主要是日本海盜，但有一部分是中國人。

    1546年，明朝政府派了一名大官總負責浙江、福建兩省的軍事，防禦倭寇。這名大官叫朱紈，他堅決執行中央的禁海政策，不許任何人出去；堅決用軍事力量打擊從海上而來的倭寇，也一併打擊前來通商的葡萄牙人。一次，朱紈把抓到的90多個海盜頭目——有日本人、葡萄牙人，也有中國人——全部斬首，以儆效尤。事後卻掀起了王朝內部的一場政治鬥爭。

    在被殺的那些人裏面，有一些是沿海大地主派出去的人，把他們殺了，就損害了沿海大地主的利益。這些大地主集團在北京中央政權機構裏的代言人大叫起來，他們向皇帝控告朱紈，説他在消滅海盜時，錯殺了良民百姓。

    在中央政府和地方上形成兩派：一派要求對外通商，一派反對通商。大體上，沿海一些大地主堅決主張通商，而內地的反對較多。內地的大地主之所以持反對態度，主要是他們不但得不到通商的好處，而且海盜作亂時，他們還要出錢出力。

    鬥爭激化後，代表閩浙沿海大地主利益的許多官員都起來反對朱紈。朱紈也向皇帝上疏為自己辯護，並且很激憤地説：“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

    這樣，閩浙沿海的大地主集團更加恨朱紈，對他的攻擊變本加厲。結果，明朝政府把朱紈的軍事指揮權撤銷了，並且派了一名欽差大臣前去查辦。最後，朱紈抱着“縱天子不欲死我，閩浙人必殺我”的滿腔怨恨自盡身亡。

    朱紈自殺後，浙江沿海一帶，倭寇長驅直入，至1563年的這11年間，不但江蘇、浙江、福建的許多城市、農村受到倭寇的燒殺、搶掠，倭寇還打到了南京城下和蘇州、揚州一帶。這十餘年間，由於明朝軍事力量日益腐化，各地儘管有駐軍，但幾乎組織不起有效的抵抗，往往是數量不多的倭寇登陸之後，一搶就是幾十個城市，搶了就跑，黎明百姓災難深重。

    直到1564年，出現了戚繼光、俞大猷等有所作為的將領。戚繼光看到明王朝的軍隊不能作戰了，他就在浙江義烏縣招募三千農民，進行嚴格的軍事訓練，成立一支新軍。當倭寇進犯浙江時，戚繼光的軍隊在台州地區九戰九勝，把浙江地區的倭寇消滅光了。之後，戚繼光又率軍前往福建剿滅倭寇。

    戚繼光和俞大猷及其他地區的軍事將領經過十年左右的努力，才基本解決了倭寇問題。

    著名的明史學家吳晗指出，研究持續兩百多年的倭寇問題，不能僅僅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也要從日本的歷史來分析。

    那個時候，日本國內有很多封建領主，不僅有田莊，還有軍事力量，他們既不完全服從有名無實的天皇，也不完全服從實權在握的幕府命令，各自在自己的勢力範圍內實行封建割據。室町幕府（也叫足利幕府）建立後，中央財政發生困難，幕府就要求和明朝通商做買賣。

    一開始，明朝政府是歡迎的，卻對日本的情況知之甚少，不知日本國內有個天皇，明朝政府封了室町幕府第三代足利義滿為日本國王。足利義滿希望通過和明朝通商來加強自己的經濟地位，減少財政困難。但是，日本那些大封建領主並不買他的賬。而在那些大封建領主下面有一大批的武士，由於得不到土地，生活困難，於是他們就到海上去搶劫，成為最初的倭患來源。

    1467年到1573年，幕府與封建領主們爆發內戰，史稱日本的“戰國時期”。這一時期延續了一百多年，日本國內戰爭頻仍，人民無法進行正常生產，土地荒廢，糧食不足，致使更多的人蔘加到倭寇的隊伍中，中國沿海的倭患也因此變得更為嚴重。

    在朝鮮與琉球，日本暴露了野心

    16世紀末，日本“戰國時期”結束，經過了十幾年的休養生息，出了一名叫豐臣秀吉的新興軍閥，他以武力基本統一了日本。不過，日本國內各地還是由一些封建領主（大名）各自統治着。這些封建領主擁有強大的軍事力量，豐臣秀吉不能完全掌控。

    為了把封建領主的注意力轉向國外，並藉機消耗他們的實力，以穩固自己的統治，豐臣秀吉悍然發動了入侵朝鮮的戰爭。豐臣秀吉寫信給朝鮮國王，説他打算去大明朝，要朝鮮讓路，讓他通過朝鮮進入中國腹地。

    豐臣秀吉的軍事野心非常狂妄，準備征服整個中國，把他的天皇帶去中國，然後以富庶的浙江寧波為中心，建立一個龐大的東方帝國。步驟便是：第一步佔領朝鮮；第二步佔領中國；第三步以中國為中心，向南洋羣島擴張。

    面臨着這樣的形勢，日薄西山的明朝政府怎麼辦？當時，朝廷內有兩種主張：一種認為日本打朝鮮與中國無關；另一些人看到了唇亡齒寒的關係，認為朝鮮是中國友好的鄰國，豐臣秀吉佔領朝鮮以後就會向中國進攻，因此援助朝鮮也就是保衞自己。經過一番爭論，後一種意見佔了優勢，明朝派了軍隊援助朝鮮。

    其時，朝鮮國內已大亂，大部分領土已被日軍佔領，國王逃至中國東北邊境。明朝政府動員全國的力量，前後整整打了7年（1592——1598）才將日軍擊退。

    由於中國人民的援助，朝鮮軍隊的奮勇抗戰，特別是朝鮮海軍名將李舜臣使用一種叫“龜船”的戰艦，發揮了很大的作用。1598年，豐臣秀吉病死，日本侵略朝鮮的軍隊如鳥獸散。

    插説一個歷史小片段，豐臣秀吉在統一日本之初，中國東北地區還是屬於比較落後的野蠻部族，因此在他勾畫的大日本東方帝國版圖中不關中國東北什麼事。此時，在明朝政府的地方建制中，關外東北稱為建州，是女真族諸部落的主要聚居地。

    1587年，建州女真一部族首領努爾哈赤以自己的軍事力量吞併了周邊部族。1589年，努爾哈赤被明朝封為都督，力量得到進一步壯大。日本侵略朝鮮時，努爾哈赤曾上表願意幫助明朝打日本。可是，明朝和朝鮮都拒絕了他。1595年，明朝政府封努爾哈赤為“龍虎將軍”，21年後的1616年，努爾哈赤在東北自立稱帝，國號“後金”，年號“天命”，他為自己的家族創造了一個姓，為“愛新覺羅”，大清王朝從此發跡。

    1602年（明萬曆三十年），歷五百年臣俯於中國的琉球國（日本今稱沖繩）此時被迫向日本薩摩諸侯稱藩，琉球國“一女嫁兩男”的怪現象在此後270多年間竟不為外人知曉，只緣“兩個男人”不曾打過照面。

    然而，就在明治維新（1868年）之後，日本力行廢番，琉球在日本看來，既然是薩摩的藩屬，也應在廢之列。起初，日本阻止琉球入貢清朝政府，隨後直接將琉球改為日本的一個縣。

    清政府當然竭力反對，有人主張對日本採取強硬軍事手段。但是，日本實在是選得了一個絕好時機，因為那個時候正是中俄為新疆伊犁問題而開戰，清政府無力在東西兩條戰線上同時大打出手，只得將琉球問題暫時擱置解決。

    琉球問題再一次暴露了日本的野心。中國士大夫平素看不起日本的，到這時也知道應該加強戒備了。日本既能滅琉球，也就能滅高麗。對於當時的中原王朝而言，陸地上的威脅遠大於來自海上的。

    甲午戰爭：日本軍國主義幽靈籠罩中國

    光緒初年，高麗國王李熙年幼，他的父親大院君李罡應攝政。保守的大院君厭惡日本的維新圖強，因而斷絕了與新的日本往來。這導致了日本國內的舊諸侯武士們提出要“徵韓”。

    這種明目張膽的徵韓運動，除了高麗不與日本往來之外，實在是另有原因：一、自明治維新以來，資源有限的日本若不向海外拓展，根本就無以自強；二、日本若不先對高麗下手，虎視眈眈的西洋各殖民強國，尤其是俄國恐怕要下手；三、入侵高麗能為日本國內一些不得志的武士謀得不錯的出路。光緒元年（1875年，日本明治8年）發生高麗炮擊日本船的案子，所謂江華島事件，又為主張徵韓者提供了一大口實。

    史學家認為，中日甲午戰爭直接起因，是日本插手高麗內亂。

    光緒二十年（1894年），高麗南部有所謂東學黨聚眾數千作亂，中日兩國同時出兵，中國助平內亂，日本藉口保衞僑民及使館。但東學黨造亂的地方距漢城尚遠，該地並無日本僑民，且日本派兵數量遠超保僑之需。李鴻章深知日本的野心，以最快速度平了東學黨之亂，使日本無所藉口。

    內亂平定後，日本仍不撤兵。日本聲言高麗內亂之根在內政不修明，要求中日兩國共同強迫高麗改革內政。李鴻章不答應，因為這分明是中日共管高麗的圖謀。

    於是，日本國內輿論十分激烈，一意主戰。中國輿論也激烈，要求李鴻章火速出兵，先發制人。中國士大夫堅持高麗絕不可失，失高麗則東北不保，他們以為日本國力甚小：“倭不度德量力，敢與上國抗衡，實以螳臂當車，以中國臨之，直如摧枯拉朽。”李鴻章則擔心一旦動用軍事手段，則中日雙方勢成騎虎，欲罷不能。

    李鴻章在對日軍事行動上猶豫不決，而在外交方面對日寸步不讓。這時，俄國公使喀西尼前去求見李鴻章，説俄國必勸日本撤兵，如日本不聽，俄國必用壓服的方法。李鴻章覺得有俄國的援助，就不必對日本有所顧忌。

    可是，李鴻章不知，喀西尼雖願意給中國援助，俄國政府卻並未答應。戰爭那麼大的問題，怎麼是一個區區公使就能決定得了的，等到李鴻章發現喀西尼的話不能兑現，中日外交路線已經斷了，戰爭已是離弦之箭，一發而不可收。

    1894年，中日兩國於七月初一宣戰，八月十八（陽曆9月17日）兩國海軍在高麗西北鴨綠江口相遇。那一次的海戰是中華民族劃時代的一次戰爭。如勝了，高麗可保，中國東北不致發生問題，而在遠東，中國則要居上而日本要屈居於下。

    那時，排名世界第八的中國海軍力量比日本海軍大，日本排名第十一位。中國的兩個主力艦定遠號和鎮遠號各七千噸，日本最大的戰艦不過四千噸，但日本的海軍也有優點，日本的船比中國的快，船上的炮比中國多，而且放得快。中國的船參差不齊，日本的艦船彼此的配合較好。因此，從物質上説，中日兩國海軍實際相差不大。

    最後的結果，是中國海軍大敗。海軍的失敗預示着中國的大勢已去，陸軍之敗更甚於海軍。第二年三月，李鴻章與伊藤簽訂了最為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中國承認高麗獨立，割讓台灣及遼東半島，賠款2億兩白銀。

    後人在談到這段歷史時，經常會將甲午戰爭失敗的原因歸罪於慈禧昏庸執政與奢侈享受。中國近代史開山鼻祖、著名學者蔣廷黻卻表達了幾點不一樣的看法，他認為真正導致中國在甲午之戰失敗的原因很多：第一，從戰爭的具體情況看，戰略不如人，戰術也不如人；第二，從主觀的情況看，中國士大夫階層好輕舉妄動，不明形勢，結果誤國；第三，從歷史的角度看，中國的近代化開啓得晚了，至少晚了二十年，這二十年的差距正好是讓日本有時間進行明治維新，趕超了中國。

    鴉片戰爭後，清政府還搞不清楚失敗的原因，沒有及時圖強自新，直到英法聯軍攻進了北京，統治階層內部有少數人開始覺悟，明白了非學西洋無以圖強，於是才有了發展機械製造以圖救國的洋務運動，但是這期間白白喪失了20年的寶貴光陰。

    1853年，美國軍艦率先衝破日本閉關鎖國的政策，次年與日本強行簽訂不平等條約，史稱《神奈川條約》。隨後，英國、俄國、荷蘭等國相繼借勢強迫日本簽訂了與美國類似的親善條約，日本的國門被未曾開炮的炮艦打開。但是，日本很快在1868年痛下決心，開始了全面向西洋學習的明治維新運動，歷時三十載而一舉成為東亞霸主。

    1896年2月，朝鮮國王高宗在俄國支持下發動政變，親日政府垮台。鑑於實力不足，日本不得不向俄國妥協，兩國以三八線為界私下瓜分了朝鮮。至1904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戰爭十年後，日本快速完成了戰爭準備，向俄國宣戰，結果俄國戰敗，從此日本實現獨佔朝鮮的目的。

    1927年，時任日本首相田中義一呈給昭和天皇的一份秘密奏章中稱：“明治大帝遺策的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三期吞併蒙滿，征服中國全土，從而使東方及整個亞洲畏服於我，仰我鼻息的大業……”暫且不論這份史稱《田中奏摺》的文件真偽如何，它卻與軍國主義日本的國策如出一轍。

    過去的歷史一再告訴我們：日本軍國主義者不是現代才有，而是有其長遠的歷史原因。從十四世紀的倭寇算起，日本不斷行對外擴張侵略之實，1598年侵略朝鮮，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後佔據中國東北，1904年吞併朝鮮，1937年“七七事變”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後佔領中國的大部分領土。在日本的統治者階層內部，不管是過去的封建主，或者是近代的軍國主義者，都是侵略成性的。

    現在仍缺乏對日本的準確認知

    近幾年，中日友好關係呈倒退之勢，主要因2012年在日本極右翼分子的操弄下日本政府作出了荒唐的“國有化釣魚島”鬧劇。

    在釣魚島形勢日漸危急的關頭，國際上一些別有用心之徒頻頻拋出“中日必有一戰”的蠱惑言論，有人甚至煞有介事地作出精準預測：“2025年之前中日必有一戰”。暫且不論中日再戰的可能性，至少我們先要弄清楚所謂日本對釣魚島“國有化”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2012年9月10日，日本政府在首相官邸召開閣僚會議，正式決定以20.5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66億元）的價格，從所謂“土地所有權者”手中買下釣魚島中的3個島嶼（釣魚島、北小島和南小島），將這3個島“收歸國有”。

    釣魚島的問題始自中日甲午戰爭。1895年，在甲午戰爭中戰敗的清政府被迫和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割讓與日本。隨後，日本福岡縣的一位實業家從日本政府手中獲得無償“借用”釣魚島羣島30年的權利。1932年，該實業家的後代向日本政府“購買”了釣魚島羣島中4個主要小島，即釣魚島（主島）、北小島、南小島和黃尾嶼，而赤尾嶼仍是日本“國有土地”。

    1945年9月2日，在二戰中戰敗的日本向盟國無條件投降，根據《波茨坦公告》的決定，釣魚島應和台灣一起迴歸祖國。但美國借戰勝國之威，把沖繩以及釣魚島等島嶼作為託管地，釣魚島成為美國軍隊的靶場。

    1971年6月17日，美國與日本簽署沖繩返還協定，1972年5月，美國與日本又私廂授受，將釣魚島列島的行政管轄權隨同沖繩管治權一起交換於日本，日本因此再次非法佔據了釣魚島。

    然後，釣魚島“所有權”不久又經歷了一次“易主”，為日本另一實業家族“購得”。直至2012年，日本政府把釣魚島中的3個島嶼“收歸國有”，才匆匆結束這段“私有歷史”。明眼的學者指出，釣魚島的歷史問題是美國故意安插在中日兩國間的一枚“釘子”。

    隨着中國海警艦隊在釣魚島海域例行執法巡航，維護領土主權之後，日本的“購釣計劃”顯然落空。但是，這勢必形成中日艦船在東海局部海域長期對峙並有可能發生走火的緊張局面。

    一邊是中日兩國劍拔弩張，另一邊是唱衰日本的調子又起。日本，在許多中國人眼中，就如它的國土形態一般，是一條不足畏懼的蟲。這樣的認識，不免又讓人想起了封建王朝時代中國士大夫們的妄自尊大，求戰誤國。要知道，不論是明朝，還是清朝末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在世界的排名都是數一數二的，可是面對彈丸之國的日本，如臨強敵，甚至不堪抵禦。一切皆因不自知而又不知彼。

    現在，站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什麼樣的日本呢？

    2010年，中國這一年的名義GDP比日本多了4044億美元，超過日本正式躋身於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8年，中國GDP超過了13萬億美元，繼續穩居世界第二，而日本不增反減，總量僅為中國的三分之一。

    儘管如此，2010年，日本人均GDP卻是中國的10倍，人均收入名列世界前茅，而中國人均收入在世界排名還在100名開外。到了2018年，日本的人均GDP依然是中國的三倍，不得不説，日本的經濟質量是要遠高於中國的。

    以高端製造業為例，在全球十大發明型企業中，日本一國獨佔八家，日本的這些精英企業廣泛分佈於電子、機械、精細化工、納米新材料、能源與環保等高科技領域；日本的金融雖受美國的百般壓制，但是實力不容小覷，以2010年的統計數據顯示，日本海外淨資產總計逾3萬億美元，且質量很高，相當於日本國內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二。

    日本在高科技領域具備的優勢僅次於美國，日本人口僅佔全球的2%，但日本在科技研發投入方面卻佔到了全球研發投入總量的六分之一，佔其國內生產總值的二十五分之一，這一比值是中國的兩倍，就憑這一點，日本還將繼續保持不可估量的發展潛力。也憑這一點，日本隨時可將掌握的高科技轉化應用於軍事領域，在極短時間內可組織成為一支世界一流裝備的勁旅。

    雖然自上世紀90年代末以來，日本經濟社會持續陷入二十年的衰退，蕭條狀況看起來堪憂，但日本社會依然穩定，社會秩序井然。前往日本旅遊的中國人無不感到驚訝，日本的街道整潔，民眾素質高，彬彬有禮，處處自覺排隊，就連最近在中國大都市熱極一時的城市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在日本已良好施行了70年。如今，日本家家户户養成自覺將垃圾分類的習慣，街道上很少擺放垃圾桶，民眾外出自帶塑料袋，收集外出時產生的垃圾帶回家再分類定點投放。

    給中國遊客留下另一至深印象的就是，日本公共交通十分發達，政府高官和普通民眾一樣，日常也都是乘輕軌或地鐵等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因此，在日本就不存在所謂的“公車”費用財政超支和“公車”配備超標等一系列問題。

    日本的社會穩定還表現在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經濟學重要指標——基尼係數很低，城鄉差別也不大。目前，日本基尼係數大約是0.285。而中國的基尼係數是城鎮與農村分別統計，合計則可能高達0.55。按國際標準，基尼數值在0與1之間，超過0.4為警戒線水平，數值越高則表明貧富差距越懸殊。

    儘管基尼係數的科學性不完全科學，但是日本基尼係數值表明該國居民收入比較平均，這與日本的實際情況是基本相符的。在不同行業，日本人的工資收入差別不大，而且非常透明，幾乎沒有工資外的灰色收入。日本政府實行嚴格的個税和遺產税制，成為了調節收入分配的有效手段。

    一個國強民富、和諧有序，佔據了科技前沿，發展潛力強勁的國家，無論如何都是一個不可小覷的強勁對手。而面對這樣一個足可令人生畏的對手，倘若輕易言戰，後果不堪設想。反過來，要了解和掌握這樣一個鄰國對手的情況，必須要充分了解和透徹研究我們自己的歷史，唯有知己知彼，才能對一個迫近我們的鄰國對手作出客觀準確的估量。

    戰則俱傷，和則兩利。未來，作為“永遠的鄰國”的中日兩國人民只有世代保持和加強友好交往，兩國政府積極攜手開啓互利共贏的邦交新時代，才是兩國及人民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