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八百年，看福建"正在消逝"_風聞

    前日臨近中午，我正在為午餐之魚“脱衣開膛”。這時，一位遠在福建的朋友兼廳級長官忽然用手機給我端來一大盤“魚蝦”，大氣的菜名標以“福建，一個正在消逝的省份”為題，由“福州人家出品”，包裝日期是2017年10月。正文不足100字，以下全是老照片，足有上百張，全面、真實紀錄了八閩大地改革開放以來的過往煙雲。

    《福建，一個正在消逝的省份》此文開頭是這樣的：“曾經的福建，輝煌過，也失落過：近現代，福建一個省就能代表半部中國近現代史；台海對峙時，福建發展被邊緣化。改革開放後，福建經濟社會快速發展，身處其中，看着她的每一次變化，親身經歷着……在福建，有些東西卻正在悄悄消失……”

    於是，我一邊謹慎地品味標題，一邊認真地滑閲照片及其簡短的配圖説明，越看越不是滋味。看標題吧，以為是“垂頭喪氣的哀嚎”或者“幡然悔悟的真心話”，但看到內容，卻像極了是“不可言説的孤芳自賞”。我心中不由地納悶：福建，你到底是要消逝，還是要刷存在感呢？

    我在福建求學和工作即將二十年，且是福建女婿，對一些“福建現象”早已習以為常。

    福建人最喜談論近現代的“輝煌”，一般話不會多，一句足矣。但是外省人基本不認這裏的“輝煌”，一句反駁就是，福建何曾輝煌過？

    新中國成立前的近現代一段一百多年曆史是被公認的“喪權辱國的歷史”，不要説有“半部輝煌”，哪怕是一丁點的“輝煌”都很難找得到，福建又能如何以“輝煌”湊出半部中國近現代史的呢。

    而一旦觸及改革開放以來福建發展不順的“傷疤”，南不如廣東，北不比浙江，而閩東地區又長期戴着一頂東部黃金海岸線“斷裂帶”的帽子，話也絕對不能多，也是一句，搬出台海問題擋一擋，遮一遮。

    誰叫台海與福建最近呢，既然人力不能抗的颱風都幫着擋了不知幾百萬年，如今再委屈一下那一灣淺淺的海峽做個“福建蕭何”，先讓福建老大哥心裏好受一點。台海真的是影響福建改革開放40年發展致使它被邊緣化的首要之障嗎？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老話講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未必是真理。以三四十年的視界審察一個偌大省份的發展，可以見高下，但也可能只是管窺豹斑，瞎子摸象。

我以為，需要放在一個更長一點的歷史河段與更廣一點的地區發展趨勢中，以政治文化經濟的綜合視角層層解析一個地方，才有可能把準這個地方發展的脈搏，也才能對它的未來勾勒出更清晰與更真實的輪廓。

    就在《福建，一個正在消逝的省份》此文誕生前的某年，我就曾與這位身處廳官高位的朋友在他辦公室裏面對面坐聊“東北困境”的話題。他先發問：“很多人現在都認為東北發展老是提振不了，那是東北人思想保守，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嚴重，東北人幹勁不足造成的。以你新華社記者見多識廣的眼界來分析，‘東北之困’問題到底出在哪裏？”

    提出此問，足見高級幹部對我見識的信任和欣賞。我直接答道：“東北不振的核心原因，不是國家政策，不是地方保守，也不是人民幹勁不足。而是大勢所趨，歷史潮流的必然。”

    如今，之所以有人將東北衰落的原因歸結為地方政府和人民，主要是這些原因都現成看得見。以鄙人之見，區域發展大勢與潮流遠遠超過一個人的生命長度，而它們才是隱藏於歷史的帷幕之後、真正操弄國運之手。

    東北老工業基地，它的“老”不是與新中國同歲之老。新中國成立之前，東北就以其雄厚的工業基礎和發達的國際貿易而雄踞整個東北亞的經濟中心，這個地位一直保持到上世紀六十年代。這個中心地位是誰先造就的呢？翻一翻近現代歷史可以得到答案，是俄羅斯和日本先後在此各有目的地經營了差不多一個世紀。直到新中國成立前夕，東北的重工製造佔了當時全中國的半壁江山。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展的大輪滾滾南下向海，中國經濟版圖的重心一再東南而傾，連春天都變成了南中國的“專利”，在驚濤拍岸的改革浪潮面前，東北經濟失速，東北人心受傷。未來中國擘畫的富強長卷將是一幅“彎弓射大雕”的宏偉之圖，以東南海岸線為“弓”，以長江經濟帶為“箭”，而東北只有站在這張“弓弦”邊上看的份。眼見大勢如此，東北人乾脆捲起鋪蓋大舉南下。歷史趨勢的“大腿”豈是區區“政策”的小細胳膊所能輕易扭轉？

    這次，老友轉送一盤“閩菜”過來而沒有支聲，他是福建人，但未必是個看不清問題的福建人。而我只是生長在浙江的半個福建人，相對來説站位超脱，想來是他要我好自品味，有何異見發表，他也可樂觀其成。

    相較於東北，福建的情況與之不同。近年來的福建也顯示出諸多不振之症，久久不能擺脱在中國東南海岸線上的“跛腳之勢”“斷裂之實”，難怪乎閩人出去返家後會由衷感嘆閩省正在消逝，在國內的存在感不強。“近現代的榮耀也都跟着不在了”。這難道真的是被“台海”這汪無辜之水所害？我看，未必如此！那只是現成看得見的一個原因罷了。

    想要把福建的今天看得透徹，不能按東北百餘年的歷史跨度來解析，至少要以八百年的縱深尺度來丈量。比較恰當的一個歷史觀察時點就是1180年代南宋時期的“陳朱論戰”，這場論戰的迴響穿透了近千年，給今天的福建留下了至為深刻的精神印記。

   陳，指的是南宋狀元、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思想家陳亮，字同甫；朱，正是當時南宋思想界學術界的泰斗人物朱熹。

    陳朱二人大論戰的緣起是淳熙九年（1182年）陳亮邀請當時正在浙東監司任職的朱熹和與朱熹並稱“東南三賢”的呂祖謙一起到浙中永康的五峯書院講學。據史載，四方學子聞風趕來，把書院講堂擠得水泄不通。

    當時，年近不惑的陳亮剛剛出獄，入獄是因他20天內三次上書朝廷，抨擊統治者的投降路線，提出強烈要求變革政治、富國強兵、收復中原、重新統一祖國的政治主張。

    朱熹宣講，世界可分成兩個，一個是理性世界，一個是人慾世界。在心性方面，也可分為“道心”與“人心”；在歷史上，三代（夏商周）之時是理性時期，漢唐以下，是人慾時期。孟子之前具有理性的人，孟子身後，道統失墜，理性不復存在。在行為方面，朱熹主張“靜”“無為”……

    結果，陳亮與朱熹針鋒相對，認為天地間的“道”是不生不滅的存在，不曾消失。在行為方面，陳亮認定“道”就存於現實世界裏，所以就應該“動”，努力去尋找，用“男兒到死心如鐵，看試手，補天裂”的氣概去爭取。

    呂祖謙見陳朱起了衝突，趕緊打圓場，説：“兩位仁兄的見解各有千秋，值得鄙人學習。”三人隨後在胡家公廟品茶，呂祖謙講了一個彌勒佛的趣聞。正合朱熹心意，隨手在胡家公廟上空的懸崖上，以硃砂寫了“兜率台”三個大字，告誡後人要清心寡慾，修身養性。陳亮也提起大筆，信手添上一副對聯“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慈顏常笑笑世上可笑之人”。

    五峯書院講學，正是後來陳朱兩人“王霸義利”論戰的起點。兩年後，陳亮收到朱熹的一封四月來信，要他放棄“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説”，而做一個“醇儒”。陳亮立刻回信，集中談了兩個問題：一是關於做什麼樣的人的問題。陳亮回答決不做儒者，而要做“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的“成人”。二是對漢唐的歷史評價問題，這是正本清源的問題。以朱熹史觀，他很自然地鼓吹“存天理、滅人慾”，讓人們脱離現實鬥爭而去修身養性。陳亮以漢唐社會“萬物阜藩”這一無可否認的歷史事實，從功利主義觀點出發，説明漢唐的治道是合乎道義的，駁斥了朱熹的倒退歷史觀。兩人此時的爭論實質上是關係到南宋社會的前進，抗金中興，還是苟延殘喘自取滅亡的重大問題。

    又過了一年（1185年），陳亮對朱熹又寫了一封長長的覆信，就王霸義利問題與朱進一步辯論。陳亮旗幟鮮明地號召大家要做一個德才兼備，特別是“百爍氣血”幹得動、“挾得轉”世界的全人，而不去做儒者。並主張把適用於當時社會的歷代進步思想家的進步思想，如“攪金銀銅鐵鎔作一器”那樣吸取下來，為當時現實鬥爭服務。朱熹看了這封長信後，深怕陳亮的理論為“後世傳聞，轉相習染”，就急切回信重申了他的“天理、人慾”之綱。同年，陳朱又有兩封辯論書信往復，進而這場論戰轟動南宋思想界。

    這場論戰後期，朱熹難以招架，使得他大為惱火，驚歎陳亮“才太高、氣太鋭、論太險、跡太露”。“陳同甫學，已行至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霸，不説蕭何、張良，只説王猛，不説孔孟，只説文中子，可畏！可畏！”陳亮為此創立了南宋永康學派，能與程朱理學相抗衡。

    補充説一點，在中國的封建社會，重農輕商思想一直佔統治地位，厚農抑商是歷代王朝的基本國策。但陳亮卻鮮明提出“農商一事”的觀點，他認為沒有繁榮的商業就不可能有真正繁榮的社會經濟，進一步提出重視商業以推動商品經濟發展的具體主張，比如：正確看待商人的社會作用，提高商人的社會地位；實行有利於商業發展的政策方針；注意保護商人，解除他們的後顧之憂。

    陳朱以書信往來的形式展開論戰，不僅是“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的鬥爭”，其根本意義在於：他們在中國思想史上首次提出並深入討論了“歷史與道德的背反和衝突”這一重大問題，即人們應以歷史為基準去看待一切倫理道德原則，還是應以倫理道德為本位去裁判一切人類文明史？是將道德歷史化，道德只能是一種歷史化的道德，還是將歷史道德化，歷史只表現為道德升揚與沉淪，歷史成了道德化的歷史？

    陳朱二人論戰的影響力穿越了千年的歷史，時至今日還在深深影響着二人身後的一方水土和百姓。雖然陳亮的理論創造仍是基於古老的儒學傳統，重史求實，經世致用，但他推崇為社會歷史建立奇勳偉業的“英豪”，強調發揮主體的能動性、創造性、進取性，主張主體人格作為社會角色的廣泛適用性。顯然，陳亮的理論更接近近代文化的要求，可以説代表民族文化發展的方向，且對中國傳統文化過分誇張內在價值的缺陷也有一定的糾偏補正的意義。後世近千年，陳亮求實、務實的精神，無私無畏的心胸和開拓創新的意志，成為浙江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就是浙江經濟崛起的奧義與靈魂。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晚年回到出生地福建，定居武夷山，繼續著書立説，攀上了理學集大成者的學術最高峯，並將他的光輝思想進一步深植於八閩大地人文血脈，以致後世的福建人文化血管裏會很自然地流露出程朱理學的因子。當然，現代福建社會並非人人崇尚朱子之説，但不可否認，道德神學思想的影響早已潛移默化於福建人代代相傳的風土教化之中。不論新時代的福建精神喊出了怎樣的口號，理學的陰魂依然穩穩地蟄伏在福建精神的主心骨。

    **我特別要先申明一點，我不否認宋明理學是中國乃至世界哲學的一次偉大突破。但是，在歷史發展中，自元明兩朝，理學思想為當時的統治者所用，對封建倫理綱常的強調，嚴重束縛着中國近現代思想的進步。**二戰後，日本著名漢學家丸山真男和島田虔次就把宋明理學視為使中國近代化過程遭受“挫折”的主要原因。

    中國近代化遭受的“挫折”當然也是福建近代化過程中遭受的“挫折”，而不是福建的“輝煌”。

    明朝抗倭、林則徐，是最為福建人所津津樂道的事與人，前者是著名歷史事件，福建是其主戰場，而後者是從福州走出去的民族英雄。在漫長的歷史維度中，我僅選擇這兩個具有代表性的事件與人物，看看福建當時的作為。

    明朝中後期，東南沿海經歷了有半個世紀之久的倭患。倭寇問題的根源，一是日本國內正經歷“戰國時代”，導致中國沿海出現大量日本流民；二是明王朝閉關鎖國，禁止對外通商。於是，被斷了財路的東南沿海一些大地主與倭人秘密通商，同時進入中國內陸的倭人也伺機搶掠，倭寇問題就產生了。

    比戚繼光抗倭早18年，1546年，明朝政府派了一個官員總管浙江、福建兩省的軍事，防禦倭寇。這個官員叫朱紈，他堅決執行禁海方針，任何人都不許出去。堅決用軍事力量打擊倭寇，打擊葡萄牙海盜。把抓到的90多個海盜頭目——有日本人、有葡萄牙人，還有中國人——都殺掉了，抗倭初戰大捷。但是，這樣一來引起政治上的一場軒然大波。因為被殺的這些人裏面，有一些是沿海的大地主派出去的，把這些人殺了，就損害了沿海大地主階級的利益。這些大地主集團在北京中央政權機構裏的代言人——著名的明史學家吳晗指出，這些代言人“主要是一些福建人”——大叫起來了，他們向皇帝控告朱紈，説他消滅海盜時，濫殺良民和百姓。

    這場政治鬥爭的直接結果有二：朱紈自殺；倭寇得以長驅直入中國內陸。從1552年到1563年的十幾年間，不但江蘇、浙江、福建的許多城市、農村受到倭寇的燒殺、搶劫，倭寇甚至還打到南京城下——幸虧明王朝早遷都到了北京——打到蘇州、揚州一帶。

    直到1564年這種被動的局面才被逐漸扭轉過來，這時，山東大漢戚繼光在浙江義烏招募英勇善戰的3000農民，以此為核心成立一支新軍，進行兩三年嚴格軍事訓練，又經過十年左右的努力，才把浙江、福建地區的倭寇消滅了，徹底解決了倭寇問題。

    明朝的那些事也都是古代中國的事。取而代之的大清帝國在其暮年，中國開啓了近代屈辱的歷史。現代不少學者在研究一個問題：為什麼道光年間的中國人不在鴉片戰爭以後就開始維新呢？此中緣故雖極複雜，但是值得我們研究。道光年間，林則徐是一位典型的時代風雲人物，一位打着理學至深烙印的福建人物，他也絕對可稱得上是今日福建自認為“一個省就能代表半部中國近現代史”的標誌人物。

    倘若將林則徐被神化的“民族英雄”光環去除，那真實的林則徐為人和處事風格到底是怎樣的呢？

    **道光年間中國社會無法開啓維新變革，中國近代史開山鼻祖、著名學者蔣廷黻認為主要原因有三：第一，中國人的守舊性太重。第二，中國文化是士大夫階級（知識分子和官僚階級）的生命線。文化的動搖，就是士大夫飯碗的動搖。一實行新政，科舉出身的先生們就有失業的危險，怎可能不反對。第三，中國士大夫階級最缺乏獨立的、大無畏的精神。**無論在哪個時代，總有少數人看事較遠較輕，但是他們怕清議的指摘，默而不言，林則徐就是個好例子。

    林則徐是蔣廷黻先生在分析問題時唯一被點名的士大夫。蔣先生指出，林則徐具有多面性，魯莽而執意實施的“虎門硝煙”並沒有拯救舊中國，相反一個不願暴露自己真實想法的林則徐才是讓國家日趨衰弱的真正原因。

    林則徐到了廣東之後，知道中國軍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買外國炮、外國船，同時他派人翻譯外國所辦的刊物，他把蒐集到的材料給了魏源，魏源把這些材料編入《海國圖志》。這部書提倡以夷制夷，並且以夷器制夷，後來日本文人把此書翻譯成日文，促進了日本的維新運動。林則徐雖有這種覺悟，他怕清議的指責，不敢公開提倡。

    鴉片戰爭爆發，林則徐被貶伊犁途中，他曾寫信給友人，信中他清楚地談了自己認識到中西方戰爭能力的巨大差距，但是林則徐一再叮囑友人不要將此信轉給別人看。換句話説，真的林則徐，他不要別人知道。難怪他後來雖又做了陝甘總督和雲貴總督，他總不公開提倡改革。

    蔣廷黻先生評論指出：“他讓主持清議的士大夫睡在夢中，他讓國家日趨衰弱，而不肯犧牲自己的名譽去與時人奮鬥。林文忠無疑是中國舊文化最好的產品。他尚以為自己的名譽比國事重要，別人更不必説了。士大夫階級既不服輸，他們當然不主張改革。”

    自清末洋務與維新運動國家圖強而遭失敗，再從辛亥革命到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的這段光輝歲月，湧現了一大批各領風騷的偉大人物，曾國藩、李鴻章、梁啓超、康有為、孫中山、李大釗、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鄧小平、蔣介石等，他們來自湖南、安徽、四川、廣東、河北、浙江等省份。偉大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翻身解放的歷史征程中，有幾個堪稱命運轉折點的歷史節點分別發生在上海、浙江嘉興、福建古田、江西井岡山、貴州遵義、陝西延安等地。

    哪個省份有稱自己能書寫“半部中國近現代史”的？福建，本該認真反省的時刻，您怎麼又妄自尊大了呢！

    林則徐是福建人文精神的超級縮影。時至今日，保守，有點迂腐；聽話，不喜出頭；熱衷論資排輩，愛做表面文章，缺乏創新動力。這差不多就是我看到的佔據福建社會主流地位的福建精神。我絕不否認有一部分福建人具有積極的進取精神，他們崇尚“愛拼會贏”，但是他們在福建這片土壤生存不易。

    福建人總愛拿自己省份的簡稱“閩”字開玩笑。看這個“閩”字，福建人説自己在家是一條“蟲”，只有出了門才能變成一條“龍”。想想也是，福建民間還是充滿了“活水”。福建的莆田人出了閩做大生意者有幾十萬之眾而富甲四方，福建的泉州人創造一批體育用品品牌幾乎把央視五套的廣告時段全佔領了，福建的福清人到了日本便掌控了半個日本的黑道，福建的長樂人到了美國就管理着半個美國的唐人街。

    我深以為，福建本土根深蒂固（比周邊省份加倍深厚）的理學傳統，才讓“閩”成了壓在福建人頭上的牢不可破、束手束腳、難為天下先的一個巨大而沉重的門框。

    我在福建的十幾年，經常聽到一些福建的“有識之士”談論改革開放以來福建比浙江、廣東發展落後的原因，幾乎都推到台海問題或者就是國家政策，但是福建人閉口不談自身存在的問題。

    我想説的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政策對於福建的發展支持應該是最優厚的。上世紀80年代初，中央最早選擇對外開放的試點省份，不是廣東，更不是浙江，而是福建。但是，試點政策一到福建就“水土不服”，遭遇極大的阻力，閩東台貨“走私案”、閩南晉江“假藥案”，兩個案件在今天看來簡直不成為問題，但在當時福建人自己辦的這兩個案子直接斷送了福建處於改革開放的先發地位。我甚至感覺到，在當時的福建政府管理者中，主流的思想是根本不想改革。不然，管理者們為何不主動保護和引導民間急切推進改革開放的熱情與呼聲！而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極態度應對，最後乾脆選擇予以打壓了事。

    如今的福建為何會感嘆“正在消逝”，消逝的正是存在感和自豪感。福建經濟總量和質量在沿海諸多省份中墊底，有笑話稱福建是“一個在東部的西部省份”，顯然福建在東部沿海靠邊站了，不處於消逝的狀態才怪呢。那麼，台海問題真的是福建發展的最大障礙嗎？

    如果説福建是對台前沿，有一所令福建人驕傲的高校廈門大學（它是福建省唯一一所可稱得上國家名牌的大學），他就在福建對台的最前沿，坐落於廈門島內正對着大小金門的海灘上。從2002年到2005年，我在廈門大學唸了三年研究生，與台海如此近距離，卻從未讓我覺得台海有多可怕，廈門島上的居民生活悠然自得，出門最愛穿拖鞋和大短褲，感覺隨時打算縱身入海暢遊一番。我常想，如果台海威脅福建，聚集那麼多高智商的文弱書生怎麼可以被放置在兩岸對壘的炮台前呢。

    廈門是我國最早的四個經濟特區之一，改革開放的前沿重鎮，改革開放40年來，有人一針見血地指出，廈門將自己困守在一個島上，嚴重的“小島意識”阻礙了廈門各項事業的發展。經濟特區的榮冠戴了快40年，除了不斷吸取周邊地市的經濟能量作為自身補充以外，在引領地區發展方面幾乎沒有發揮出看得見的影響力，試想一個經濟總量在省內排行老三的，怎麼能引領老大和老二呢。廈門倒是有一項經濟指標的影響力在全國直逼“北上深”大都市，那就是房價！掏空和透支自身發展潛力的泡沫房價！

    需要談起吸引台資和做好對台工作的時候，福建從來不會覺得“台海”是問題，而是使命光榮，因為福建與台灣語言相通、習俗相近，更重要的是八成台灣人祖籍是福建的。

    上世紀90年初，台資最早登陸省份是福建，當時台資最密集的省份當仁不讓是福建，佔盡全國台資投資總額的八九成。二三十年過去了，福建的台資狀況如何。除了時光不可倒流而得到的最早，最密集已成為歷史，這頂實力桂冠早就戴在了江蘇的頭上，如今在閩台資投資數額佔大陸幾成呢？估計連一成都難保了。那麼，台資為何紛紛選擇在大陸北上、西進，而不再偏愛祖籍地的福建呢？我想，最主要的一個原因是，福建的營商與人文環境不如其他很多省份！

    小平同志南巡之後，改革開放的春天終於來了，許多省份聞風而動，擼起袖子大幹一場。福建呢，在做什麼？“社教”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中，甚至一些地方和單位部門藉此大搞“反右”。福建，再一次錯失了改革開放的先發時機！

    寫了這麼多福建的不是，簡直把八百年的閩江水都攪渾了。老實説，許多不是並非只存在於福建一省，只是有些問題因福建特殊的人文環境而顯得比較突出，比較頑固。我只是看了《福建，一個正在消逝的省份》這篇福建人寫的欲言又止、遮遮掩掩的文章後才生髮了這麼些許的感嘆。我絕不是想借此描黑福建，矮化福建，讓福建出醜，逼福建自省，福建也絕非一無是處，不值一提。

    2019年全國“兩會”期間，最瞭解福建的習大大在參加福建代表團審議時講了一番話極具鞭策的力量，**習大大回憶起上世紀90年代説，“我到省裏工作以後，多次到晉江做了調研，全省推進‘晉江經驗’。福建省如果有若干個晉江，福建就不一樣了。應該説，‘晉江經驗’現在仍然有指導意義。”**習大大還要求福建以及各省各地，“實實在在、心無旁騖做實業，這才是本分。”

    習大大對福建的講話，是鞭策加期待，促省加奮進的號角，絕不能文山會海熱鬧一陣就像風一樣地過去了。深入學習和貫徹習大大的講話，需要抓住這幾個關鍵：

    首先，想一想習大大為什麼説“福建省如果有若干個晉江，福建就不一樣了”。現在，福建只有一個晉江，距離“若干個”的差距還很大，但在未來十年也不是沒有這個可能。福建要想“不一樣”，現在還面臨着很多困難。如何克服這些困難、破解發展瓶頸的問題，就是增加幾個晉江的關鍵所在。

    第二，“晉江經驗”現在仍然有指導意義。這話重點不是講給全國聽的，而是專門講給福建聽的。“晉江經驗”輸出到其他兄弟省市已經有二十多年了，可是福建自己到底學了多少，學到多深呢？福建的未來要想“不一樣”，就是要福建各地真心實意地向晉江學習，而不是走過場，掛在口上，不落實到手頭和腳上。

    第三，福建各地要向“晉江經驗”學習什麼呢，這對福建來説，本不該成為一個問題。但是習大大還是鄭重重申了一遍：“實實在在、心無旁騖做實業”，意思是要福建幹部腳踏實地有作為，真心實意敢擔當，而不是做得一手漂亮的表面文章。

    第四，**“實實在在、心無旁騖做實業”的要求重點不是對企業説的，而是對政府部門提出的硬槓槓。**地方政府及各部門務必要實實在在地為經濟發展做好服務員，心無旁騖地為企業轉型提質當好小保姆。這是習大大對地方黨委政府一以貫之的要求。

    我是一位熱愛福建的福建女婿，只是經常會因福建不爭氣卻不自知而感到遺憾。可是，十幾年來行走於福建基層，又常常能聽見一部分幹部羣眾們急切的呼聲，他們認為，福建要大發展，必須思想大解放，思維大突破；要想趕超先進省市，一定要做別人沒想過、沒做過的事；制定切實可行的規劃，為實現規劃提供強有力保障措施，極大釋放人的主觀能動性。

    我完全同意這些福建基層幹部羣眾的真知灼見。現在，福建最需要的真的是要解決好人的思想問題，敢於挑戰自己，勇於解剖自己，誠於改造自己，勤於創新自己。福建能夠腳踏實地、攻堅克難地做好人的這篇文章，釋放活力，大膽創新，衝鋒潮頭，搶佔灘頭（這大致就是“晉江經驗”內涵），我堅信“福建就不一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