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另一面】紅色的夢，藍色的海—蘇聯民族政策的變遷與波羅的海三國_風聞

**從帝國邊疆到獨立—**波羅的海國家的民族主義和獨立

作為東歐地區的四戰之地，愛沙尼亞、拉脱維亞和立陶宛所在的波羅的海延安地區在歷史上一直是歐洲諸強爭奪的焦點，直到18世紀才逐漸為崛起的沙俄所佔領。彼時的波羅的海三國還沒有後來那麼桀驁不馴，即使是到了民族主義思潮逐漸崛起的19世紀中葉，在1855年，恐怕很少有人能預見到波羅的海地區未來可以脱離俄羅斯、德意志或者是波蘭的統治。然而僅僅60年後，愛沙尼亞、拉脱維亞和立陶宛就成為了獨立國家，並且和俄羅斯、波蘭以及德國並存。如果説把波羅的海三國民族主義運動的崛起和成功歸結於俄羅斯的民族政策又太過簡單粗暴了；波羅的海民族主義的形成代表着一種複雜的歷史現象，很難簡單地歸結於某一個原因。俄羅斯帝國至多隻是製造了一個有利於民族情感升温的温牀。儘管如此，仍有必要通過充分了解沙俄時代民族政策所造成的後果，以及蘇聯在統治該地區時所面臨的困難，探索波羅的海國家從“覺醒”到獨立的經驗。

在討論如何管理立陶宛的時候，亞歷山大·希爾弗丁（ Alexander Hilferding，俄羅斯語言學家和民俗學家，德意志血統，出生在華沙）聲稱“這個民族太小了，而且處在俄國、德國和波蘭的夾縫中，根本不可能獨立”。希爾弗丁並不是分離主義者，不過他期望能夠保留並且強化立陶宛的語言和文化，波羅的海民族的許多知識分子也持同樣的立場。同時在德國和俄國某些人的支持下，這樣的觀點漸漸成為了波羅的海民族主義者的共識。拉脱維亞和愛沙尼亞這兩個名詞直到1856年才出現，而此後立陶宛人開始對抗越來越強烈的波蘭民族概念。立陶宛人的民族意識仍然處在萌芽階段，即使是最激進的波羅的海民族主義思想家也不過是希望在德國和波蘭統治階級之外取得文化、語言和經濟上的自治地位。在19世紀60年代，本地語言的印刷品在波羅的海北部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包括用拉脱維亞語和愛沙尼亞語撰寫的報紙、詩歌和民族史詩。在立陶宛，由於讀寫能力下降，加上禁止使用拉丁字母，當地的文字作者受到了阻礙，東普魯士立陶宛少數族羣私下流通的印刷品成了立陶宛文化的生命線。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波羅的海各民族在文化、行政和經濟領域獲得了越來越多的立足點。

民族主義者和傳統上的精英階層產生了衝突，後者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而熱衷於投靠俄國人，然而得到的回報是沙俄在19世紀80年代開始的俄羅斯化進程。由於傳統精英階層一直掌握着權力並施加誤導，加上俄羅斯施加干涉的意圖並沒有連續性，愛沙尼亞、拉脱維亞和立陶宛的民族主義者在1905年的革命浪潮中表達了在沙俄內部實現完全自治的渴望，此時獨立仍不是他們認真考慮的問題，即使是一戰爆發德國佔領波羅的海地區之後，也只有立陶宛的民族主義者推動過真正的建國，而不是繼續追求自治。如果説支持獨立的波羅的海民族主義者的理念形形色色，他們的競爭對手的宗旨其實也在不斷搖擺：波蘭人、波羅的海德意志人、猶太人以及規模龐大的社會民主黨。後者在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之後達到了頂峯，拉脱維亞步兵成為支撐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的職業武裝力量的支柱。當民族主義者在1918年初宣佈建立三個新生國家之際，他們的未來遠説不上穩固。在接下來的混亂中，愛沙尼亞、拉脱維亞和立陶宛在夾縫中奪得了一席之地，他們和紅軍、反共的“白軍”、波蘭軍隊和德國軍隊，以及波羅的海德意志人的武裝和國內的共產主義者都爆發了武裝衝突。波羅的海民族主義者的勝利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結於機會主義，但這也並不影響其成功的意義。經過短短的六十年，波羅的海民族國家就從理念走到了現實。沙俄帝國內幾乎所有民族在革命之後都經歷過獨立的階段。除了芬蘭之外，這些民族最後都被併入了蘇聯。儘管如此，這些民族的短暫獨立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它們，也影響了蘇聯容納並控制這些民族的政策。愛沙尼亞，拉脱維亞和立陶宛獨一無二的22年獨立時間幾乎超過了沙俄帝國內部所有其他民族的獨立事件，因此具有更大的影響力。

（一戰時期的拉脱維亞步兵（該照片為現代愛好者戰爭重演））

最初，三個波羅的海國家都成為民主共和國，按照西歐議會民主制國家的原則見過。這種制度有助於獲得英國和法國的青睞，並緩和了各個國家在爭取獨立的戰爭中所出現的嚴重政治分歧。除了被禁止活動的共產黨外，民族主義者原先的政治反對派都能有充分的代表權：社會主義政治團體通常在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城市化國家，也就是拉脱維亞和愛沙尼亞占主導地位，而波羅的海三國的主要少數民族除了獲得廣泛的自由之外，還有充分的政治代表權力。波羅的海民族的新生政治權力從根本上迅速消除了對傳統的波蘭貴族和波羅的海德意志貴族的不滿情緒。在大規模的土地改革過程中，愛沙尼亞94％的貴族莊園土地被沒收，而這個比例在拉脱維亞為84％，在立陶宛為77％。當然這些貴族仍然富有，活躍在政壇並且允許使用自己的母語，不過在波羅的海國家，波蘭人和德意志人已經失去了主導地位。在獨立的最初幾年，愛沙尼亞人，拉脱維亞人和立陶宛人最終成為這片土地上的主人。

然而波羅的海國家的民主制度易於出現分歧且不穩定，聯合政府來來回回上台又下台。最終，波羅的海三國如同間戰期的幾乎所有中東歐國家一樣，出現了專制政權。立陶宛是1926年，愛沙尼亞和拉脱維亞是1934年，三個國家的獨裁者：愛沙尼亞的康斯坦丁·帕茨（Konstantin Päts），拉脱維亞的卡里烏斯·烏爾馬尼斯（Kārlis Ulmanis ）和立陶宛的安塔納斯·斯梅託納（Antanas Smetona），他們分別都是各自國家的温和派民族主義者，也是各個國家的創始人之一。相比法西斯意大利和納粹德國，波羅的海國家的獨裁政權相對温和，但類似的是他們的政治權力都代表主體民族的意志。最激進的民族主義者，如立陶宛的法西斯團體“鐵狼”黨（Geležinis Vilkas，這個法西斯組織於1927年建立，曾多次企圖發動政變，在德國入侵之後與佔領軍合作，立陶宛獨立之後，國防軍的一個旅即以“鐵狼”命名，2016年北約在立陶宛進行的演習，也以“鐵狼”作為代號）和拉脱維亞的“雷十字”（Pērkonkrusts）都受到了壓制;然而少數民族同時也失去了民主政府賦予他們的一些特權，但並非全部。即使是相對温和的獨裁者，仍然在波羅的海國家推進明確的民族主義措施。因此當1940年蘇聯吞併波羅的海三國的時候，這三個看似偶然誕生的國家，已經完成了向真正民族國家的轉變。

（從上至下，分別為愛沙尼亞獨裁者帕茨，拉脱維亞獨裁者烏爾曼尼斯，立陶宛獨裁者斯托梅納）

**從革命激情到實用主義—**蘇聯早期民族政策的演變

1917年二月革命推翻沙俄政府之後，由於中央政權的瓦解，形形色色的沙俄反對派都聲稱要對國家的未來施加一定程度的影響。這需要在保留帝國疆土的前提下過渡到一個更為自由的國家體制。對於數十個沙俄境內的少數民族來説，他們要抓住機會從中央政府那裏獲取更多的讓步，或者是乾脆徹底獨立。但是革命中最為大多數的派系多數是馬克思主義的追隨者，也就是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在革命爆發之後僅僅8個月，列寧的布爾什維克黨迅速通過政變奪取政權，並且宣稱建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新政府立即遭到了多個對手的挑戰，而由於意識形態和民族立場的不同，俄國爆發內戰，迫使布爾什維克為了應對這一局面而迅速加以適應。

布爾什維克為了奪取政權做了大量工作，但還沒有做好準備管理一個幅員遼闊的多民族國家，特別是他們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寧對民族主義理念表現出蔑視的態度，他聲稱民族文化是“地主、僧侶和資產階級的文化”。受壓迫的工農羣眾的文化自然是傾向於社會主義和超民族的，不會被資產階級民族主義理念所壓抑。列寧拒絕給獲得自治地位的少數民族以語言和文化上的特權地位，他更願意給各個民族以平等的語言和文化權力。通過經濟紐帶將形成共同的文化和語言，無需武斷的劃定邊界和施以高壓政治。布爾什維克相信社會主義能夠打破種族的界限，他們支持各個民族應該有從帝國主義國家退出的權力，但是又不相信在一個自由的、社會主義的社會形態下，會出現分裂問題。斯大林本人聲稱，在革命前夕沙俄境內十之八九的少數民族並不願意脱離俄國而獨立。

然而現實卻與斯大林以及其他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願望相去甚遠，他們發現不僅要和意識形態上的敵人作戰，還要和遍佈帝國邊疆的民族起義者作戰。急於得到幫助的布爾什維克在民族政策方面做出了妥協，承認並鼓勵以民族而不是黨派的方式組織起來的作戰單位，而在沙俄時期這樣的編制方式是被禁止的。很快，布爾什維克開始支持以民族為單位建立自治區域，特別是在穆斯林地區、高加索和中亞地區。中央政權在這些地區一般來説根本沒什麼權威。而布爾什維克的決策改變是相當重要的，不但有象徵意義，同時還代表他們擯棄了自己的初期決策；黨開始聲稱，民族自治是邊疆地區走向社會主義之路的必要經濟和社會準備手段。布爾什維克在民族政策上大幅度的改弦更張也取得了效果：通過對少數民族的妥協並組建相應的民族部隊，布爾什維克最終控制了沙俄帝國疆土的大部分領域。

在內戰勝利結束之後，布爾什維克沒有適時調整對民族主義的妥協政策，反而是在1924年成立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民族主義政策成為這個新國家的核心國策。列寧曾經説過：“在各種不同的民族組成一個統一的國家的情況下，並且正是由於這種情況，馬克思主義者是決不會主張實行任何聯邦制原則，也不會主張實行任何分權制的。中央集權制的大國是從中世紀的分散狀態向將來全世界社會主義的統一邁出的巨大的歷史性的一步，除了通過這樣的國家（同資本主義緊密相聯的）外，沒有也不可能有別的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然而他現在卻成了一個名義上的主共和國聯盟的領導人。蘇聯的每個加盟共和國都有憲法賦予的權力，可以與其他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可以管理共和國內部事務，也可以退出聯盟。而列寧恰恰認為，退出聯盟的權力是最終消除國家差別的重要一步。因為強迫民眾是無法完成同化的，必須經過一個徹底自由的階段。然而，在實踐中，憲法賦予各共和國的權利卻往往被中央政府忽視。斯大林本人甚至認為，行使退出的權力就是反革命行為，即俄國邊疆地區的民族“有權同中部分離，但在革命的現階段要求分離是極端反革命的，區域自治才是唯一適當的形式”

在締造乃至蘇聯最終形成的過程中，斯大林開始在影響力越來越大的民族政策方面發力，最終與列寧發生了衝突。儘管斯大林最初與列寧達成一致，需要“紮實工作並不懈的反對民族主義的迷霧”，並且反對民族—文化自治，他對於民族的定義與列寧相左。對斯大林來説，民族僅僅是經濟因素造成的副產品，而不是“長期歷史時期形成無法徹底廢除”的事物。總而言之，斯大林認為民族主義將是社會主義國家長時間的威脅，他的這種憂慮比列寧更甚，斯大林甚至暗示，作為推動歷史的催化劑，民族往往比階級起的作用更大。在內戰時期，斯大林曾經擔任民族事務人民委員，負責處理少數民族問題。在擔任民族事務人民委員時，斯大林曾經提出多民族自治區域，試圖把高加索到中亞地區的多個民族都放進同類型民族的政體之下。斯大林認為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框架下的民族自治權就足以解決新國家的民族問題，要求其他民族國家作為自治共和國加入俄羅斯聯邦，遭到白俄羅斯、烏克蘭、格魯吉亞等國的抵制。而列寧唯恐這樣的政策會被指責為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政策，並且繼續造成動盪局勢，因而反對斯大林的建議，推動建立一個聯邦制的新國家。列寧認為這個“自治化”方案是“根本不對的”，“是根本不合時宜的”。他主張：“我們承認自己同烏克蘭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以及其他共和國是平等的，將同他們一起平等地加入新的聯盟，新的聯邦。”“重要的是我們不去助長‘獨立分子’，也不取消他們的獨立性，而是再建一層新樓—平等的共和國聯邦。”最終，列寧的觀點佔了上風，蘇聯就此誕生。但是隨着1924年列寧病逝，斯大林在民族政策上的阻力也大為減少。

（1922年，蘇聯正式成立）

對於蘇聯的各個加盟共和國來説，20世紀20年代是民族構建的時代。斯大林相信民族問題已經解決，各個共和國的民眾應該致力於建設自己的國家，發展語言和文化。這時候蘇聯的民族政策是“本地化”，推動更多的少數民族入黨，成為各個民族的代表。“本地化”政策雖然並不是完全起到了效果，不過截止到1932年，各地黨組織的民族黨員的比例上升到了53.8%。許多在內戰之前的歷史上從未形成過獨立國家的族羣，現在已經有了明確的疆域和民族領導人。蘇聯領導人同樣關注各個共和國語言的標準化，創建面向民眾的書面語言體系，從而推動了整個蘇聯境內的掃盲運動。許多本地化政策實際上是為了有意的站在沙俄政權的對立面，新生國家的歷史學積極鼓勵強調反對俄羅斯帝國主義的鬥爭。

在列寧去世之後，斯大林開始積極改變列寧的民族問題理論，以適應新的現實，他聲稱要等到世界革命勝利之後，才能最終消滅民族的差異，而“很顯然列寧同志完全徹底的支持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上發展民族文化”，布爾什維克從不情願的接受民族自治到張開雙臂接受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民族差異。民族問題就此被擱置了起來，而同時中央政府則牢牢把握着整個國家的權柄。

然而，從1932年開始，斯大林開始限制各個共和國的權力。他聲稱“本地化”政策是錯誤的，因為有大批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藉機混進了各個共和國的基層黨組織，從而開始了一個相當長時期的民族鎮壓。而各個民族的共產黨組織領導人往往會持和中央牴觸的觀點，比如尋求更大的自治權、擴大聯邦的權力以及去俄羅斯化。斯大林本來希望在民族自治和中央集權之間保持平衡，但這樣的想法遭到了現實的挑戰，因此他決定肅清反對派，同時仍然維持蘇維埃共和國的理念。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各個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的領導人幾乎全都遭到了清洗（僅有阿塞拜疆和格魯吉亞這兩個共和國是例外）。

俄羅斯族及其文化成了整個蘇聯的中心，蘇聯政府開始強制推行俄語教學。本地化政策被全面推翻。到1937年，基層黨組織的少數民族成員下降到45%。隨着斯大林主義恐怖的大清洗拉開帷幕，進入30年代以後,各共和國的黨組織不得不屈從於中央。

在20世紀30年代，蘇聯的民族問題遠談不上已經穩定。俄羅斯帝國在邊疆的政策毫無作用，只不過引發了少數民族的怨恨，而非常缺乏政治經驗的布爾什維克讓這些族羣掌握了權力，為了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生存，布爾什維克不得不做出妥協。通過向少數民族讓步，蘇聯得以建立，列寧和斯大林開了個危險的先例，也就是賦予少數民族政治權力，而他們又不打算讓後者真正行使這些權力。在20世紀20年代，許多此前定義模糊、迥然不同的族羣卻被團結在一個民族之內，這要感謝蘇聯對民族的創造和重新定義，而他們在30年代又迅速體驗了被邊緣化和遭到鎮壓。在蘇聯吞併了獨立的波羅的海三國之後，民族問題這個蘇聯國家體系中脆弱的一環再次受到了動搖。

加入蘇維埃大家庭—二戰前後蘇聯的民族政策與吞併波羅的海三國

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波羅的海三國和諸多東歐國家一樣，不得不勉力在德國和蘇聯之間維持獨立。在軍事上一旦面臨蘇、德的軍事進攻，不要説自保，連阻礙對方的進攻都很難；在地理上，波羅的海三國也沒有芬蘭那樣的地利，互相也沒有結成軍事同盟，面對外部強權只能各自為戰。三個國家只能依靠外交手段，向英法國家示好，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立陶宛向德國割讓了梅梅爾。三個國家很明白自己沒有討價還價的能力，只能採取妥協的策略，以換取至少能夠保證獨立地位。

1939年9月，蘇德夾擊波蘭之後，波羅的海的妥協政策達到了高峯。然而三國並不知道，莫洛托夫—裏賓特洛甫條約決定的不僅是波蘭的未來，蘇聯在德國不干涉的保證下，考慮吞併愛沙尼亞、拉脱維亞和立陶宛。在軍事威脅之下，波羅的海三國在10月和11月先後簽訂條約接受蘇聯的援助，雖然暫時保住了獨立，但是數以萬計的蘇軍進駐波羅的海國家。而三個國家中只有立陶宛獲得了補償，從蘇聯手中拿回了此前被波蘭奪走的維爾紐斯。

到1940年6月，蘇聯給三個國家發送最後通牒，指控它們違反了此前和蘇聯簽訂的條約，迫使三國同意蘇聯軍隊在國內自由行動，並且改組政府。在新組織的大選中，左翼政府獲得了90%以上的選票，當然前提條件是鎮壓其他政黨，到8月份，波羅的海三國正式併入蘇聯，22年的獨立就此終結。

（波羅的海三國民眾熱烈歡迎加入蘇聯）

甚至在波羅的海三國正是加入蘇聯之前，當地民眾就已經開始體驗斯大林主義下的生活了。1940年6月，愛沙尼亞、拉脱維亞、立陶宛的共產黨恢復合法地位之後，規模不大的黨組織開始掌握權力，並且得到了蘇聯方面培養的有波羅的海血統的民族幹部的補充，以及紅軍作為後盾。他們的目標是迅速把這三個國家按照蘇聯模式進行改造，鎮壓潛在的叛亂分子。除了路德教會和天主教會之外，大規模的組織、大型企業和工廠都被國有化。新政權的一些政策試圖改善羣眾關係，比如進行新一輪的土地改革，將土地分配給貧困或無地的農民，名義上增加工人階級的工資。但由於物價上漲和銀行被國有化，這些政策往往沒有什麼實際意義。在很大程度上，波羅的海國家並未經歷斯大林主義最殘酷的那一面，從而一定程度維護了當地的穩定，但是蘇維埃化的勢頭正在增強。

在二戰爆發前，波羅的海三國能夠體驗的最為激進的蘇維埃化措施就是流放。從1940年6月開始，波羅的海三國的高級軍政官員紛紛被秘密逮捕並轉移。被捕官員數以千計，不過由於逮捕是逐步展開的，這些人躲過了大清洗的最高潮階段。然而在經歷了蘇聯一年的統治之後，驅逐的規模突然加速。1941年6月13日晚，大約有1萬愛沙尼亞人、1.5萬拉脱維亞人和1.8萬立陶宛人被捕，然後未經審判就遭到關押。只有少數人被安上了工人階級的敵人這一罪名，大多數人都是因為家人而被牽連的。這似乎標誌着波羅的海三國在併入蘇聯之後短暫的準主權國家地位就此喪失，嚴厲的斯大林主義、毫不妥協的新時代就此來臨。然而就在這一輪驅逐行動僅僅一週之後，蘇德戰爭爆發，波羅的海三國的未來再次變得飄忽不定。甚至在德軍抵達之前，立陶宛就湧現了數千人的游擊隊，他們截殺了數百名撤退的蘇聯軍人，並且建立了臨時政府。蘇聯在波羅的海國家的第一次佔領就此結束，蘇維埃化進程被打斷，當地民眾對蘇聯統治的抵抗不僅沒有終結，反而是激發了不滿情緒。

（被流放的“資產階級分子”，此圖為影視劇劇照）

在戰爭的最初幾個月，德軍佔林了蘇聯歐洲部分的大部分領土，包括整個白俄羅斯、愛沙尼亞、拉脱維亞、立陶宛，摩爾多瓦和烏克蘭。這些共和國領土是在過去兩年裏被蘇聯軍隊吞併或者擴張的，民眾斯大林時期的種種行徑記憶猶新。德軍往往會受到當地民眾的歡迎。蘇聯少數民族最終會因為德國人的鎮壓和滅絕政策起來反抗，但最開始歡迎侵略者的行為仍然清楚地顯示，蘇聯在邊疆地區統治的薄弱。

面臨現實的威脅，蘇聯再次調整政策，做出妥協和否定。為了動員各個民族人口投入戰爭，蘇聯政府重新開始強調蘇聯各族人民的團結和友誼，團結起來打敗“法西斯強盜”。在軍事方面，蘇聯政府恢復了在1938年撤銷的民族部隊編制，並且接納了願意為蘇聯作戰的民族主義游擊隊。在文化領域的限制政策則大大放鬆，在戰爭年代，20世紀20年代出現過的民族主義史學一度復興，而革命前的歷史人物崇拜也再次出現。戰爭中官方承認民族主義的最顯著標志就是在1944年，蘇聯在當年修改了憲法，大幅度增加了各個加盟共和國的權力。各個加盟共和國在名義上擁有建立外交事務機構以及建立軍隊的權力，下一步的目標本來是成立蘇維埃聯邦。不過在實際上，各個共和國的權力結構並沒有太大的調整，戰時政策只不過是權宜之計。

討論戰時蘇聯的民族政策，必然繞不開蘇聯軍隊的民族問題。工農紅軍自創建之日起就是一支多民族甚至國際化的軍隊，在內戰中驍勇善戰、屢立戰功的拉脱維亞步兵和中國工人組成的部隊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在內戰結束之後，新生的蘇維埃國家繼續在民族平等與世界革命的慣性下前進，此時的紅軍為了應對軍中多民族並存的情況，採取了最大化包容的政策，組建了一系列民族部隊，允許各個共和國的士兵在本土服役。然而進入20年代末，隨着蘇聯的運轉逐漸穩定，斯大林着手推動自上而下的革命，紅軍的民族政策也開始有所轉變。為了增強國家與軍隊內部的凝聚力和統一，紅軍在意識形態和宣傳教育方面都有意識地推動俄羅斯化。

在20—30年代的烏克蘭、中亞和高加索軍區，民族部隊往往是戰鬥部隊的核心力量，然而進入30年代，隨着軍隊的擴充和改革，紅軍取消了民族部隊，將來自各個共和國及各個民族的士兵統一混編，各民族語言在軍中日常的行政管理體系下逐漸消失，代之以統一的俄語，其中一個重要的標誌，就是在30年代蘇軍軍內發行的所有報紙和期刊都取消了民族語言的版本而只留下了俄語版。1938年3月7日，聯共中央委員會和蘇聯人民委員會作出決議，將現有的民族部隊、軍校改編為各民族混編單位，決議中提到“民族部隊的存在在目前看並不適當”。但後來的事實證明，這樣的判斷似乎並不準確。

到20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特別是蘇德戰爭爆發前夕，隨着戰爭的迫在眉睫，蘇聯軍隊的員額極速擴充，在39年到40年先後吞併了波羅的海三國、西烏克蘭、西白俄羅斯、比薩拉比亞之後，蘇軍也在這些新領土上大量徵兵。由於當地民眾對克里姆林宮説不上多麼忠誠，而從各共和國大規模動員，勢必讓由“友愛的各族人民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戰士”組成的蘇聯紅軍面對民族問題。從1938年到1941年，蘇軍中的政治機關和內務部機關對民族問題異常關注，這種問題的外在表現主要是憎恨、敵視少數民族，嘲笑他們的語言、衣着和某些特殊習俗，這種現象無論是在指揮員還是一般士兵中都相當普遍。數以萬計來自各個加盟共和國的士兵由於遠離故鄉，身處完全陌生的文化環境，往往對士氣和心理都造成消極影響。

比如説，烏孜別克族和其他信奉伊斯蘭教的少數民族士兵就對軍中的食物非常不滿，他們不會食用那些違反其民族傳統和宗教信仰的食物，比如鹹魚和豬肉，車臣士兵則會拒絕食用有豬肉成分的羅宋湯。1939年，一批烏孜別克族士兵聯名給時任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寫信，反映了他們在部隊中遇到的種族歧視、飲食不善和語言環境陌生的問題，並且要求能夠把他們調到中亞地區服役。這樣的情緒在中亞士兵中並不鮮見，這些士兵中普遍有這樣的想法“國家把我們送到這裏來服役是個錯誤，我們應該回去保衞自己的共和國，而讓他們（俄羅斯人或烏克蘭人）保衞自己的土地”。

在紅軍仍然維持各民族混編狀態的情況下，1940年波羅的海三國卻在併入蘇聯之後事實上成立了民族部隊。在加入蘇聯之後，原三國國防軍都接受了相應的改編。首先是在“人民民主”過渡階段，三國軍隊先後以“人民軍”的名義出現，在正式加入蘇聯之後，三國國防軍分別被改編為工農紅軍愛沙尼亞第22地方軍、拉脱維亞第24地方軍和立陶宛第29地方軍。而一般來説，改編的第一要務當然就是人事調整。

（拉脱維亞第24地方軍、愛沙尼亞第22地方軍、立陶宛第29地方軍）

以愛沙尼亞國防軍為例，在1940年到1941年間其諸多將軍和高級軍官幾乎被一掃而空，最後一次搜捕是在1941年6月中旬，也就是蘇德戰爭爆發前幾天。比如1940年6月22日，原愛沙尼亞國防軍總參謀長約翰•萊多納（Johan Laidoner）將軍被解職，7月19日被送往俄羅斯，前愛沙尼亞國防軍的將軍們幾乎都在戰爭期間，特別是1942年被處決，少數人50年代瘐死於戰俘營或監獄。第22軍的高級軍官基本都是從紅軍中抽調的俄羅斯族軍官以及老布爾什維克出身的愛沙尼亞族軍官，比如軍參謀長倫比特·佩恩，此君後來成為愛沙尼亞族部隊的靈魂人物，歷任新建的紅軍愛沙尼亞第7師師長、第8軍軍長和戰後愛沙尼亞蘇維埃共和國的國防人民委員。

同時許多原愛沙尼亞國防軍的中層軍官都保留了下來，比如第22軍第180師第86團團長奧古斯特•瓦列裏（August Vassil）後來先後擔任第249師、第7師師長；第180師第42團團長瓦列裏•屈爾奧茨（Vassili Külaots）擔任軍作戰處處長；第182師第232團團長揚•盧卡斯（Jaan Lukas）後來擔任第8軍參謀長；第182師第171團團長阿圖爾•紹爾澤格（Artur Saueselg）後來擔任第249師師長，他們成為第22軍乃至後來第8軍的骨幹力量。

除此之外，蘇軍還着力提拔和培養下層軍官和士兵，如在塔林軍校專門開辦了愛沙尼亞族指揮員和俄羅斯族政治指導員的培訓班，並大力發展黨團員組織。類似的是紅軍在里加也開辦了里加步兵學校，其拉脱維亞學員營的500名學員中，有半數是曾經在拉脱維亞國防軍服役過的軍人，而另一半則是此前未在國防軍服過役的拉脱維亞平民。

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之後，德軍迅速推進，波羅的海三國先後在幾天到幾周的時間內淪陷。德軍發動進攻之後，早就蠢蠢欲動期望復國的當地民族主義者行動起來，他們或是迎接德軍的到來，或是拿起武器襲擊撤退中的蘇軍。當然，波羅的海三國的獨立派很快就會發現，德軍的到來並不是幫助他們重獲獨立，因此他們很快就要面臨選擇，是和德國人合作充當傀儡，還是另起爐灶。在另一方面，邊境交戰的慘敗中波羅的海三國的官兵在迅速潰敗中紛紛叛逃，這也證實了此前蘇軍不信任的態度似乎是有道理，但反過來説，紅軍中的三國部隊在邊境交戰中也不乏亮眼的表現：霍特大將曾對蘇瓦烏基地域涅曼河沿岸立陶宛第29軍的頑強防禦印象深刻；愛沙尼亞第22軍參加了對舊魯薩的反擊，一度奪回了舊魯薩，同時該軍也在這場戰役中湧現出第一位蘇聯英雄獲得者：軍部通訊營政治指導員阿諾德·梅里。

儘管如此，戰爭的大勢不可逆轉，由波羅的海三國國防軍改編而來的地方軍仍在德軍的打擊下損失慘重，到1941年年底三個軍的番號被先後撤銷。不過幾乎就在不久之後的1941年年底到1942年年代初，在戰爭初期仍然維持多民族混編的蘇聯紅軍，開始着手重新組建以各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為代表的民族部隊。究其原因，自然是因為在德軍入侵之後紅軍遭受慘重的損失，西部地區國土大量淪陷，不得不從國土腹地動員補充兵員，而來自各加盟共和國的新兵一般來説年齡結構偏大，文化程度偏低，損失慘重的紅軍也難以在短時間內找到大批懂得各民族語言、習俗、文化傳統的斯拉夫軍官和政治工作者，因此組建民族部隊就成了解決兵力短缺問題的同時淡化軍隊民族問題的手段。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愛沙尼亞、拉脱維亞和立陶宛三個共和國的黨委及政府率先積極建議組建本國的民族部隊。因此，在1941年年底到1942年年初，蘇軍先後組建了拉脱維亞第201師、愛沙尼亞第7師和立陶宛第16師，而後又相繼擴編了拉脱維亞第130軍和愛沙尼亞第8軍，其成為戰時民族部隊的模板。在組建過程中，蘇聯軍方以疏散到後方的各國公民為基礎，以撤退下來的波羅的海三國工人團、殲擊營等黨團員民兵武裝為骨幹，並且補充戰爭初期被打散的各國地方軍殘餘軍官和士兵。

（波羅的海國家的反蘇游擊隊“森林兄弟”，到1956年前後基本被剿滅）

（反映拉脱維亞抗德游擊隊的蘇聯電影《凱旋》）

1942年11月，愛沙尼亞步兵第8軍正式成軍，全軍27311人，第7師10052人，第249師10235人，補充團6617人，全軍88.5%為愛沙尼亞族，10.2%為俄羅斯族，1.3%為其他民族。

拉脱維亞第201師於1941年8月3日開始組建，9月12日授旗，成為二戰中蘇聯第一支正式組建的民族部隊。第201師主要成員為工人赤衞隊、民兵、黨員和疏散到後方的普通公民，全師共10877人。該師在組建之後很快就參加了莫斯科保衞戰。這個師似乎繼承了一戰和內戰時期拉脱維亞步兵驍勇善戰的傳統，儘管由於大清洗中大批拉脱維亞族幹部遭到打擊，第201師組建時很難找到足夠的拉脱維亞族軍官，不過由於在莫斯科保衞戰在中表現出色，這個師很快獲得了近衞軍的榮譽，被改編為近衞步兵第43師。

1941年12月18日，根據立陶宛共產黨和立陶宛蘇維埃共和國政府的要求，蘇聯紅軍正式組建立陶宛第16師。該師以戰爭爆發後疏散到後方的立陶宛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為主組建，此外還有戰爭爆發後撤下來的立陶宛第29地方軍士兵、維爾紐斯步兵團的青年軍官以及其他在紅軍中服役的立陶宛族幹部戰士。該師於1942年5月12日組建，全師共12398人。該師諸多官兵出身自地下工作者、黨務工作和和工人。最開始由於大多數官兵都不懂俄語，立陶宛第16師的工作語言是立陶宛語。

（受到塔林民眾歡迎的愛沙尼亞第8軍）

（拉脱維亞第130軍士兵）

（反攻回到故土的立陶宛第16師）

這三支部隊本身的組建過程和歷史沿革與其他民族部隊迥然不同。蘇聯之所以組建波羅的海三國紅軍民族部隊，主要有以下幾點考慮。首先，德國大肆宣傳波羅的海國民支持德國的侵略，蘇聯要在宣傳層面予以反擊。其次，要展示蘇聯各民族的大團結，波羅的海人民和蘇聯各民族人民並肩作戰。最後，需要培養相當數量的黨政幹部，為日後解放波羅的海三國做準備。因此在實際作戰的過程中，各共和國黨的中央委員和政府高級幹部經常會過問其建設、訓練乃至作戰的情況，並向所隸屬的方面軍、集團軍級首長提出建議。各民族部隊往往被作為二線部隊或者預備隊，尤其是在戰爭中，蘇聯紅軍的步兵師很長時間僅有3000—5000人的兵力，三國的民族部隊師級單位卻基本能保持萬人左右的滿員狀態，這實在是非常難得的。

當然，這並不意味着波羅的海三國民族部隊在這場戰爭中只是好看無用的花瓶，即使再怎麼愛護，在戰局緊張的1941年到1943年，蘇聯軍方也不會白白浪費寶貴的兵力。除了首次參戰就榮獲近衞軍榮譽的拉脱維亞近衞第43師之外，1943年初立陶宛第16師隸屬第48集團軍進入庫爾斯克方向，接下來的連續苦戰讓師長費利克薩斯·巴爾圖西斯·熱邁蒂斯少將為官兵的傷亡而焦急，他在給第48集團軍司令員的報告中寫道：“在1943年2月20日到3月9日的戰鬥中，立陶宛第16師遭受了慘重的傷亡…..鑑於該師是立陶宛全體人民的代表，是立陶宛全體人民和蘇維埃立陶宛全體黨員的優秀代表，我必須向您反映真實情況，並懇請將這份報告呈交最高統帥，斯大林同志。”

而就在1942年年底，剛剛組建不久的愛沙尼亞第8軍就投入到“火星行動”這個大絞肉機裏，隸屬突擊第3集團軍參加了有“北方的斯大林格勒”之稱的大盧基戰役。在持續數十天的血戰中，愛沙尼亞第8軍的第7師和第249師被分別投入到攻城和阻援的戰場上，儘管在德國和西方史料中，大盧基戰役中的兩個愛沙尼亞師士氣低下，叛逃者眾多，但實際情況遠非如此：第7師在掃清外圍據點的戰鬥中多次和德軍上演白刃肉搏的場面；第249師則在阻擊陣地上苦戰，甚至投入了用於培訓幹部的師屬教導營，以一個連全部犧牲的代價頂住了德軍的攻勢。愛沙尼亞人的戰鬥力之強令指揮戰役的突擊第3集團軍司令員普爾卡耶夫將軍刮目相看，隨後也將第249師調到了進攻城防的方向。缺乏炮兵的愛沙尼亞人用上了爆破的手段，第249師的萊明少校親率突擊隊在德軍最後的核心地堡上連續爆破，最終在“不投降就送你們上天”的威脅下，城防司令薩斯中校被迫向頑強的愛沙尼亞人舉起了白旗……

（大盧基巷戰中的愛沙尼亞士兵）

在整個戰爭期間，蘇軍總共組建了66個民族部隊，包括26個步兵師和山地步兵師，22個騎兵師和騎兵旅。除了波羅的海三國民族部隊之外，還包括阿塞拜疆、亞美尼亞、格魯吉亞、塔吉克、土庫曼、烏茲別克、哈薩克、吉爾吉斯、卡爾梅克、布里亞特—雅庫特、巴什基爾、車臣—印古什、巴爾卡爾，另外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民族部隊—圖瓦騎兵，他們要在1944年才算正式加入蘇聯這個大家庭。除此之外，還有一些“事實上的”民族部隊，即名義上是普通部隊，但實際上以少數民族為主的部隊，比如第89步兵師，有80%是亞美尼亞人，第416步兵師，有70%是阿塞拜疆人，第196步兵師，有80%是哈薩克人。當然還有一支類似的部隊更為特殊，即第71步兵師，這支部隊成立於蘇芬戰爭期間，它的前身是“芬蘭人民軍”，即為庫西寧政府組建的部隊，以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國的芬蘭人、卡累利阿人和伊喬里亞人組成。芬蘭人民軍在蘇芬戰爭期間並未參戰，倒是在改編為第71步兵師之後，一直在北線作戰，有趣的是他們的對手也有芬蘭國防軍。

在衞國戰爭中為了儘可能多的動員各個民族的力量，蘇聯官方一改之前對民族主義和宗教的嚴苛態度，東正教神職人員不但為軍隊捐獻坦克，也參加游擊戰爭；愛沙尼亞、拉脱維亞部隊用歷史上反抗日耳曼貴族的起義領袖命令坦克團、夜航轟炸機團；穆斯林的阿訇們則用“聖戰”來號召信眾投入到衞國戰爭中去。不過在這場所引發的後果中，最為持久的就是俄羅斯沙文主義的崛起。從戰爭一開始，這場戰爭被蘇聯官方定義為偉大的衞國戰爭，明顯是俄羅斯人保衞祖國的一種表達。俄羅斯人的地位遠超其他各個民族，因而蘇聯官方使用俄羅斯歷史上的英雄人物來激發民眾的愛國主義。俄羅斯人成為“各平等民族中的排頭兵”或者説“老大哥”。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蘇聯官方一方面提出俄羅斯例外論，一面又暫時性的容忍各個民族解讀自己的歷史。直到戰爭結束之前，蘇聯提出了各種版本自相矛盾的愛國主義論調，為的是儘可能動員更多的民眾。

在****廢墟上重生—戰後的蘇聯與波羅的海國家

到戰爭結束的時候，蘇聯基本上取得了和原沙俄帝國相同的地位。蘇聯把手伸到了原先沙俄的疆域，比如波蘭、芬蘭、摩爾多瓦和波羅的海三國，現在它又站上了俄羅斯沙文主義這個平台，然而蘇聯的締造者恰恰曾經抨擊過俄羅斯沙文主義。當然，蘇聯和沙俄不同的是，一方面賦予各民族以權力，卻又不允許它們行使這種權力。由於在民族問題上的立場未能始終如一，蘇聯的民族政策只是在各個民族中激發不滿情緒。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國的鬥爭也由此逐漸顯現。1950年3月在愛沙尼亞黨的第八次全會上，矛盾徹底爆發，愛沙尼亞黨的第一書記尼古拉·卡羅塔姆、蘇維埃主席愛德華·帕爾、國防人民委員倫比特·佩恩等一批幹部被解職，他們的罪名之一就是“助漲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在拉脱維亞，“民族派”則掌握了共和國的大權，直到1959年在赫魯曉夫的授意下被徹底掀翻。隨着民族政策的收緊，1956年蘇軍所有民族部隊都被撤銷，關於這一決策的原因眾説紛紜，有説法認為是1956年格魯吉亞共和國爆發的“第比利斯事件”中，格魯吉亞族民族部隊支持意在維護斯大林和貝利亞的抗議民眾一邊，還有説法認為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介入事件的蘇軍愛沙尼亞部隊出現了倒戈現象。不論真相如何，在二戰結束之後，蘇聯的民族政策再次成為影響決策者及中央和各共和國關係的重要因素。

經歷了二戰的波羅的海國家出現了深刻的變化。戰爭讓民眾呈分裂狀態，數以萬計的愛沙尼亞、拉脱維亞和立陶宛人或是自願、或是被迫的加入紅軍、黨衞軍或者民族主義游擊隊。二戰中不同陣營的波羅的海國家民族部隊在戰場上交戰，這種情況很有點類似內戰。在戰爭結束之後，抵抗蘇聯的立陶宛游擊隊約有3萬人，拉脱維亞有1.5萬人，愛沙尼亞有1萬人，而圍剿他們的內務部隊裏，同樣也有來自波羅的海三國的工人殲擊營。此外，隨着持續五年的佔領和戰爭，戰前波羅的海國家之間存在的差異也在逐漸消弭。猶太人—在立陶宛的猶太人曾經異乎尋常的很多—成為大屠殺的受害者，波羅的海德意志人在1940年由於納粹德國的鼓勵移民政策和蘇聯的壓迫共同作用下紛紛外流；此外波羅的海三國的統治階層和知識分子由於懼怕蘇聯捲土重來，紛紛選擇外逃。在1944年，凱旋歸來的蘇聯紅軍再次佔領了四年前曾經開進的波羅的海三國，但此時三個國家的情況已經大有不同。

波羅的海人現在成了民族上的同類，他們在反蘇方面相當活躍。蘇聯政府在戰爭結束後立即開始雄心勃勃的蘇維埃化策略，無助於平息當地的緊張氣氛。蘇聯重新開始對當地民眾的驅逐：從1940年到1954年，愛沙尼亞人、拉脱維亞人和立陶宛人總人口數為561萬1000，被驅逐者為203590人，比率約為3.6%。在1941年以前蘇聯在波羅的海三國並沒有把集體化當做重點，但在1945年之後就開始着手推進。小的農場慢慢消失了，民族主義游擊隊的民眾基礎也隨之瓦解，隨之慢慢勢微直到50年代初徹底覆滅。被摧毀的工業地區得以迅速恢復，但是由於大批民眾被驅逐，不足以填補工作崗位的空白。因此，40萬俄羅斯人和10萬其他民族人口（主要是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人）在50年代末前往拉脱維亞尋求工作機會，前往愛沙尼亞的俄羅斯人為18萬。而在另一方面立陶宛由於人口數量更多，游擊隊活動時間更長加之農業在經濟中佔比更大，幸運的擺脱了人口被大量流放的厄運。在經濟因素和政策引導的作用下，蘇聯為了穩定局勢並且推動俄羅斯化（當然這主要是波羅的海國家的觀點），俄語人口的引入有助於當地的穩定，同時對基層黨組織也是一種支撐，因為在愛沙尼亞、拉脱維亞和立陶宛三個共和國的黨組織裏，當地民族的黨員佔比僅為30%—40%。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前夕，波羅的海三國已經完全融入了蘇聯。

赫魯曉夫上位初期的改革比較容易為各加盟共和國接受。愛沙尼亞、立陶宛和拉脱維亞仍然在體味着斯大林時代大清洗的餘波。儘管在過去十年中也不存在煽動獨立或者武裝抵抗，但是波羅的海三國還是尋求獲得更大的自主權，從而尋求取得更好的發展。在赫魯曉夫在位後期，各個共和國的領導人都在尋求在中央政府的要求和本共和國的需求之間取得平衡，他們也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在波羅的海三國裏，愛沙尼亞當時是最不起眼的一個。愛沙尼亞蘇維埃共和國領導人約翰內斯·凱賓（Johannes Kӓbin）是在列寧格勒長大的愛沙尼亞人（1905年在在愛沙尼亞沃魯縣出生，1907年隨家人移居俄羅斯，1927年入黨，戰前成為愛沙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戰後成為愛共第一書記），並且曾經作為在愛沙尼亞工作的幹部接受培訓。凱賓基本上是忠於莫斯科的，對於愛沙尼亞沒有太多感情，因而也受到了斯大林和赫魯曉夫的青睞。儘管凱賓沒有什麼民族感情，不過他有些時候仍然和莫斯科的政策相牴觸，比如他反對中央頒佈的《關於加強學校同生活的聯繫和進一步發展國民教育制度提綱》中的第19條（即在各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的學生可以自主選擇學習民族語言，但必須學習俄語），堅持在愛沙尼亞進行愛沙尼亞語教育。這樣的對策讓凱賓在愛沙尼亞蘇維埃共和國範圍內贏得了不少讚譽（而且他本人也樂於學習愛沙尼亞語言和文化）同時又不會影響他在中央的地位，凱賓在愛沙尼亞掌握大權達26年之久。而這樣的人物在加盟共和國幾十年來總共111位第一書記中並不少見。

在拉脱維亞，拉脱維亞共產黨第一書記尤尼斯·卡倫別爾津斯（Jānis Kainbērzins）一直在和地方民族幹部進行鬥爭，特別是共和國部長會議副主席愛德華斯·別爾克拉夫斯（Eduards Berklavs），後者反對在拉脱維亞建設太多的重工業，限制俄語移民進入共和國，而且還首先提出要修改莫斯科方面的經濟計劃，明目張膽的要求拉脱維亞共和國境內的居民要在兩年內學會拉脱維亞語，否則就將其驅逐出境。此外拉共還反對赫魯曉夫的語言文化政策，首先在1956年通過了改革方案，要求所有幹部都要熟練掌握拉脱維亞語和俄語，接下來又拒絕執行《關於加強學校同生活的聯繫和進一步發展國民教育制度提綱》第19條，而是代之以多加一年的中學教育。各個加盟共和國已經有了很大的自主權，但是拉脱維亞蘇維埃共和國仍然在挑戰中央的權威，並且形成了地方主義，而不是完全的民族共產主義。1959年，赫魯曉夫親自乘飛機前往裏加，一手監督撤換了數千名拉脱維亞黨員幹部，包括別爾克拉夫斯和卡倫別爾津斯。拉脱維亞共和國對抗蘇聯中央的局面就此終止，不過這也證實了赫魯曉夫改革所存在的內在危機。

在立陶宛的情況則和愛沙尼亞、拉脱維亞乃至其他加盟共和國都有區別。立陶宛共產黨第一書記安塔納斯·斯涅奇庫斯（Antanas Sniečkus，1903年在立陶宛薩基艾伊附近出生，一戰期間隨家人逃往俄羅斯，1919年遷回立陶宛，1920年加入布爾什維克，同年被立陶宛政府逮捕，被釋放後流亡莫斯科，1926年成為立陶宛共產黨中央委員。此後返回立陶宛進行地下工作，1930年再次被捕，後通過蘇立兩國交換立陶宛政治犯釋放，1936年返回立陶宛，1939年再次被捕，1940年擔任立陶宛共產黨第一書記，直到1974年去世）是一個在立陶宛出生，但在莫斯科接受過培養的共產黨人。斯涅奇庫斯忠於斯大林主義，並且一手策劃了戰後對立陶宛人的流放，乃至試圖毀滅立陶宛民族文化。在赫魯曉夫時代，斯涅奇庫斯一方面聲稱自己完全掌握了立陶宛共產黨，同時又向莫斯科表達自己的忠誠。隨着赫魯曉夫轉變先前較為寬鬆的民族政策，斯涅奇庫斯 反而更多的站到了維護立陶宛蘇維埃共和國的利益這一邊，而不是追隨黨的路線。立陶宛遇到的問題和愛沙尼亞以及拉脱維亞一樣，比如民族語言教育、俄羅斯族移民和發展重工業，但是斯涅奇庫斯通過鞏固自己在黨內的地位，同時利用立陶宛區別於愛沙尼亞和拉脱維亞的獨特民族比例，解決了這些問題。斯涅奇庫斯和愛沙尼亞以及拉脱維亞黨的領導人一樣，反對《關於加強學校同生活的聯繫和進一步發展國民教育制度提綱》中的第19條，當然對於俄羅斯族人口明顯少很多的立陶宛來説，反對的理由似乎站得住腳。立陶宛的工業發展在50年代末才開始起步，比愛沙尼亞和拉脱維亞晚了將近10年。由於經濟權力的下放，斯涅奇庫斯可以根據立陶宛的需求以及環境來發展當地工業，鼓勵適應於立陶宛當地勞動力市場的小規模工業地區發展。由於可以吸引立陶宛為數更多的農業人口，所以並不太需要來自俄羅斯的外來勞動力。斯涅奇庫斯同樣有效地改變了立陶宛共產黨的民族構成，在1970年，立陶宛黨員有70%都是立陶宛族。由於領導人比較精明，所以立陶宛得以按照自己的道路發展同時避免遭到中央的清洗。

波羅的海三國在20世紀50-60年代的發展出現了明顯的差別。三個國家在赫魯曉夫體制內都在不同程度上的都出現了權力更迭。愛沙尼亞順從莫斯科所得到的獎賞只是繼續工業化同時繼續引進俄羅斯移民。在拉脱維亞，全面擁抱改革證明此前地方黨的抵制是多麼無知；任何維護地方利益的企圖都會被中央政府打壓。只有在立陶宛，由於當地領導人比較精明，加之獨特的社會經濟條件，使得這裏的體制既可以滿足共和國的需要，又能夠適應中央政府的要求。各加盟共和國選擇改革而不是解決這個問題，證明他們渴望尋求一條不同的道路。

**“解凍”**的終結到“新思維”時代—波羅的海的獨立之路與蘇聯的解體

1964年赫魯曉夫下台，在他退出權力中樞的過程中，沒有哪個共和國試圖維護他。而為了感謝加盟共和國的支持，勃列日涅夫掌握大權之後，並沒有批判赫魯曉夫時期的民族政策，而是承諾保證“民族幹部”在地方黨組織中的地位不變。相對於赫魯曉夫時期，勃列日涅夫在位的頭十年幾乎完全對民族主義問題視而不見。有些改革措施甚至出現了倒退，比如民族經濟委員會制度和國民教育制度提綱，不過各個加盟共和國仍然在本國內保留了大部分自治權力。俄羅斯族幹部仍然把持着黨中央，而各個共和國則可以自己管理本國內的事務，本·福克斯（Ben Fowkes）將這種狀態稱之為“社團主義式的妥協”。在這樣的政策下，蘇聯雖然依舊穩固，但莫斯科與各共和國的裂痕卻在不斷加大。

勃列日涅夫和赫魯曉夫一樣，認為蘇聯的民族主義問題已經得到了解決，1977年的蘇聯憲法聲稱“產生了人的新的歷史性共同體—蘇聯人民”。然而在宣言背後，蘇聯官方進一步將俄語定為全民語言，鼓勵俄語出版物和學校。為此已經着手實施了一些基礎措施，但是勃列日涅夫很清楚，當年赫魯曉夫所採用的那些更為強力的措施遇到了何種反彈，所以他也不打算走得太遠，不過是為此進行廣泛的宣傳而已。此外勃列日涅夫也對俄羅斯族移民的問題避而不談，親自幹預人口普查數據，以免這個問題被擺到桌面上來而引發爭論。事實證明，勃列日涅夫倒向俄羅斯沙文主義的傾向，不過是和任職初期的民族綏靖政策一樣，不得不屈從於現實。

為了維護蘇聯的大局穩定，勃列日涅夫並不準備改變加盟共和國的現狀。勃列日涅夫一方面向地方主義妥協，一方面用説教的方式推進俄羅斯語言和文化的傳播，使得蘇聯邊境地區的民族情緒進一步惡化。而民族情緒最為強烈的就是波羅的海國家，在這些國家中，對蘇聯佔領和吞併的不滿情緒從未真正消散。

在20世紀50到60年代，波羅的海共和國的小規模公眾事件，比如反蘇塗鴉或使用民族色彩標誌等等行為屢見不鮮。在20世紀70年代，抗議活動更為激烈，比如搖滾音樂會、在足球比賽期間大批觀眾拒絕在奏國歌時起立，甚至是公開自焚。那些廣受尊敬的社會主義組織的青年代表甚至也參與其中。在立陶宛的情形與鄰國波蘭一樣，天主教會在挑戰蘇維埃國家的宗教權力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各共和國的知識階層則採取種種不同的策略，以便吸引西方世界的注意力。

1979年，他們經過努力最終獲得機會在聯合國發起呼籲，其中45名來自立陶宛、拉脱維亞和愛沙尼亞的思想家反對蘇聯吞併波羅的海國家的合法性。其他規模較小的抗議活動也屢見不鮮。截止到20世紀80年代，立陶宛方面的異見出版物比其他共和國都要多，最主要的異見分子就是環保主義者，他們利用環保作為反對在波羅的海地區進行工業化和軍事化的藉口。波羅的海國家的抗議活動雖然規模不大而且零散，但在整個勃列日涅夫時代都在慢慢擴大，利用了中央政府在地區事務中不斷增加的弱點。

在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前，蘇聯在波羅的海地區的統治並沒有遇到眼中的威脅，公開活動的異見分子也紛紛被捕。但是愛沙尼亞人、拉脱維亞人和立陶宛人卻開始展開有組織的、民間的抗議活動，這是在森林兄弟覆滅之後的第一次。這在蘇聯時期還是第一次出現，而且這些小規模的抗議活動為未來的大規模抗議打下了基礎。

在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後，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先後在僅任職一年後就去世。更年輕的戈爾巴喬夫上位，他在民族問題方面也沒什麼實質性的辦法，而各個共和國卻已經發生了大規模的顛覆性變化。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最終確實解決了民族問題，但代價卻是各個共和國的脱離和蘇聯的解體。

在數十年的時間裏，各個加盟共和國的權力在不斷增加，而民族問題則被忽視。戈爾巴喬夫的個人觀點倒是和勃列日涅夫時代的官方觀點保持高度一致，只有蘇聯人民這個共同體，各個民族都是平等自由的。在1986年的蘇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會上，戈爾巴喬夫聲稱列寧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成就一勞永逸的消滅了壓迫和不平等。他認為主要的問題是各加盟共和國及其第一書記的權力，將成為深化改革的主要阻礙。他忽視民族問題，又把目標指向各個共和國的精英階層，無意間引發了強烈的民族情緒反彈。

戈爾巴喬夫與赫魯曉夫不同，他並沒有在和地方當政者的鬥爭中使用地方主義或者民族主義這樣的概念。相反，戈爾巴喬夫打擊對手的罪名往往是貪污腐敗或者反對黨的改革路線。雖然在幾個中亞共和國取得了成果，但他在哈薩克斯坦遇到了嚴重的挑戰，戈爾巴喬夫撤掉了時任哈薩克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金姆哈梅塔·阿赫梅多維奇·庫納耶夫，代之以俄羅斯族幹部，結果在阿拉木圖引發了騷亂。當時的蘇聯報刊並沒有抨擊當地的民族主義，而是説前任第一書記的支持者“用傷害民族尊嚴的煽動手段……鼓動青年”作為工具。然而戈爾巴喬夫仍然錯誤的判斷了民族問題，他的回應是加強聯邦制，包括前所未聞的措施：在各個共和國實行公開的多黨選舉。

波羅的海共和國的民眾當然歡迎這一改革，他們可以就此選舉自己的領導人，波羅的海三國在是戈爾巴喬夫所謂“改革”的受益者，根據開放政策，愛沙尼亞人、拉脱維亞人和立陶宛人可以擴大異見活動的規模和範圍，環境問題是戈爾巴喬夫時代大規模抗議活動的核心問題，但是其中也包括民族問題的因素，比如建造核電站或者水電站，需要成千上萬的工人，而蘇聯是鼓勵這樣的人口流動的，認為可以削弱地方反對派。而初期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取得成功，受到鼓勵的人們越發大膽，開始公開的展開各種正式活動。截止到1987年，波羅的海三國民眾開始慶祝併入蘇聯之前的節日抗議40年代斯大林時代的大規模流放，甚至開始揮舞資產階級共和國時代的國旗。

由於最近哈薩克斯坦學生的抗議活動，黨最初譴責波羅的海示威活動的政治化。當拉脱維亞反對派於1987年8月在赫爾辛基組織所有三個波羅的海共和國抗議莫洛託—裏賓特洛甫條約時，他們遭到了全面的抨擊。蘇聯新聞機構指責抗議者尋求與法西斯通敵者和西方勢力建立聯繫。而波羅的海國家反對派的抗議目標還包括40年代的驅逐，蘇聯官方聲稱這一行為主要是針對法西斯分子。雖然官方輿論非常嚴厲，但他們卻基本上沒有動用武力。到1988年，官方對民族主義的立場卻又大為軟化，認為在愛沙尼亞，拉脱維亞和立陶宛的集會是紀念斯大林時代的被驅逐者，宣稱“這有助於恢復歷史正義……並支持黨的改革”

鑑於中央政策的逐步改變，當地政府批准在三個共和國組建新的組織：人民陣線。從1988年10月在愛沙尼亞開始組建，並很快蔓延到另外兩個波羅的海共和國，人們陣線表面上代表了支持改革的勢力，但實際上代表着非黨利益聯盟，包括民族主義者和環境保護主義者。他們的目標顯然是全國性的：保護民族語言、反對移民，並尋求增加加盟共和國主權。事實證明，這一概念及具吸引力，並很快蔓延到其他共和國。1990年2月，波羅的海三國舉行了首次最高蘇維埃民主選舉，支持獨立的當選人佔大多數。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成為首個宣告獨立的蘇聯加盟共和國。8月20日和21日，愛沙尼亞和拉脱維亞也宣告獨立。波羅的海三國的獨立，也由此引發了多米諾骨牌效應，直到1991年12月25日，蘇聯這個龐然大物最終分崩離析。

（“波羅的海之路”，波羅的海三國民眾的抗議活動）

關於蘇聯時期波羅的海國家歷史的一鱗半爪，歡迎閲讀小熊貓的大歷史往期文章：

【一個人的戰爭】阿諾德·梅里：與法西斯分子戰鬥到最後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