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貧困：新的方向與爭論_風聞

編者按：本期推送Matthew Desmond and Bruce Western發表在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的Poverty in America: New Directions and Debates一文。作者回顧了美國的貧困研究，指出了共同特點和現存爭論，並對未來的研究方向進行了展望。

這是社論前沿第s1327期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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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回顧了近年討論美國貧困的相關研究，並從中提取出了一個概念性的框架，這個框架有如下三個特點：首先，貧困是多維度的，它是物質困難、人的脆弱性（material hardship with human frailty）、代際創傷（generational trauma）、家庭與鄰里暴力和失效機構（broken institutions）的混合產物；其次，貧困有相關性，它是由優勢羣體和劣勢羣體之間的聯繫製造的；最後，這個概念性框架的內容是極其規範的（transparently normative），因為它使用了經驗研究來分析貧困，並將其視為事關公平，而非僅與經濟有關的事件。自始至終，我們都在討論美國現有貧困研究的嚴重不足，這些討論將從概念、方法和政策相關等方面展開。

引言

就貧困問題的廣泛性和嚴重性而言，美國是發達西方民主國家中的一個例外。儘管國家在這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但近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的貧困率都維持在一個較高的水平。最近，美國針對貧困問題又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這些措施有多維度、相關性和正義性等特點。由這些措施而帶動的一系列新的貧困研究是人性化而面向大眾的，它們記錄下了那些曾經在公眾、政策和學術視野之外的人們的生活。

在十八世紀晚期之前，貧困不僅被視為是自我導致的，也被視為是經濟增長的表現。波蘭尼寫到：“貧困與進步是不可分離的”。在當時，貧困援助被視為是一種憐憫而非正義。然而，在十八世紀末，Rousseau區分了自然的不平等（比如力量和智力）和人為的，由不公平的制度導致的不平等。一系列扶貧措施出現，它們標誌着西方貧困觀念的轉變：貧困開始被視作一種社會病態而非自然發生的現象。

由於快速工業化和大量移民的湧入，有關經濟和種族不平等的研究在十九世紀末期如雨後春筍般出現，這些研究的對象不是貧困羣體，而是讓貧窮蔓延的政治經濟。在倫敦，Booth（1903）和Rowntree（1902）推廣了貧困線的概念，如果每週收入低於21先令是貧困標準，那倫敦有三分之一的人都生活在貧困之中。

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早期，貧困的多維度是社會分析的重要主題，對於早期學者來説，貧困與墮落、骯髒、早逝和對人的貪婪剝削是分不開的。經驗觀察與價值觀確認的結合，賦予了早期有關貧困的學術作品一種道德上的緊迫感。Du Bois認為有些研究結果需要道德上的反思，他呼籲歧視“在道德上是錯的，在政治上是危險的，在工業上是無用的，在社會上是病態的”

貧困的多維度

從1960年代起，數據調查經歷了一場革命，研究者開始對貧困測量產生興趣。有關測量的爭論是很重要的，但是它們只注重收入維度，但貧困也是“與社會病態和失職機構有關的生態學”，它既表現在物質、社會、身體和心理上，也在學校、鄰里和監獄中有所體現，貧困的多維性將人們的注意力從對貧困的測量轉移到對貧困生活經歷的記錄上。

貧困的多維性最早是在經濟學領域被提出的，學者們認為有關貧困的界定不應該僅包含物質需求能否滿足，也應該包含對過更好生活機會的承認與否。Wilson在書中描述了對美國都市中貧困黑人的社會隔離，他強調，當不同種類的困境疊加在人們的生活歷史和社區時，貧困羣體的劣勢就會愈發嚴重而持久。也有學者認為，貧困的不同維度並沒有那麼多，而只是不同的社會弊病聚集在了一起。例如，最近由監禁和貧困之間的相關性而引發的一項有關大規模監禁的新興研究計劃表明，貧困人羣的童年、家庭、學校和社區都普遍存在暴力、健康問題和混亂局面。

貧困的關係性

如果説上一部分討論了貧困的本質，那麼這一部分討論的是貧困的原因。有關貧困的社會學理論分成兩個陣營，個人主義的方法通過參考如教育和社會背景等個人屬性變化來解釋經濟地位的變化，相反，結構性的方法則認為大規模的經濟斷層或政治改革，如去工業化或民權改革等是貧困最主要的解釋因素。

不過，最近第三種觀點吸引了社會學家的注意力。關係視角認為貧困不只是個人自致的，也不僅是歷史的產物，而是在財物安全和不安全（financially secure and insecure）之間的不平等關係中被積極地生產出來的。關係視角研究相互聯繫的、彼此之間存在不平等權力的羣體與資本之間的互動過程與交易，並認為不應該僅用一種孤立、分離的視角去貧困及其驅動力。

貧困的道德緊迫性

自19世紀早期貧困研究誕生以來，它就同時有積極的/實證的和標準的/規範的兩個議程。在改革時代（Progressive-Era），研究者們充滿活力地進行公共辯論，並經常參與政策制定。現有的標準貧困研究很明確地帶有政治目的，並經常使用實證分析。不過，儘管實證分析闡明瞭貧困“是什麼”，但它們在“應該是什麼”這一問題上所提供的指導是有限的。大部分研究沒有提及的是，價值承諾對為貧困問題提供價值緊迫性而言至關重要，這種緊迫性可以影響公眾意見和政策。從社會科學轉向常規的理論之後，可以發現兩個具體的價值：人類尊嚴和公平，它們可以為研究和政策提供肥沃的土壤。

結論

首先，貧困不只是低收入的標誌，而是多重劣勢的累積，它通常也意味着毒癮、精神疾病、暴力、居所的不穩定、健康狀況不佳和不安全的鄰里關係。

其次，關係視角將貧困視為權力關係的結果，權力是對住房和就業的剝削，它也被表述成制度化分隔和社會封閉的政治過程，有時則是恐怖主義的暴力或者沒收財產。現代資本主義民主有許多方式決定眾人的成敗，關係視角下的貧困研究應當問：誰是受害者，誰是施害者，為什麼救助遲遲不來，誰從現狀中獲益。

最後，貧困研究是一門實證與規範的項目，其挑戰在於要研究多維度貧困的起源，並將其與剝削、歧視和強大的國家機器聯繫起來。但是，包含多維性和關係性兩個內涵的貧困也充滿道德緊迫感，對於美國的窮人而言，他們生活的條件是不得體的，他們的人性是不完整的，他們無法發揮出自己最大的潛能。貧困是刺目而損人尊嚴的，損不足以奉有餘是不公正的，我們必須意識到，研究不需要為了誠實的判斷而退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