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軍閥的“另類戰爭”_風聞

本文系中國國家歷史原創文章，轉載請聯繫小編微信號zggjls01，歡迎轉發到朋友圈！

無論何時和平與穩定都是人民最大的期盼，國家強盛才有小民尊嚴，古今亦是如此。

1軍閥的產生

軍閥，是中國歷史上回避不掉的一個詞語。凡亂世，必有擁兵自重者割據一方，儼然已是司空見慣的常識。**清末以來政治上的無序局面為軍閥滋生提供了絕佳的土壤。**晚清以來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中立下赫赫戰功的湘淮軍首領，手掌各地督撫大權，權勢日增，成為地方勢力做大的開始。

到了清末新政改革，把科舉廢除了，卻引發了一場巨大的政治地震。科舉制作為一種歷時1300年的選官制度，對我國曆史及社會的影響頗為深遠。科舉制被廢除，從根本上動搖了以士人為支撐的專制王權，割裂了士人階層和中央皇權的紐帶，對清王朝的統治起到了“釜底抽薪”作用。而且科舉的廢除過於激進和草率，引發了劇烈的社會動盪和變革。

以前作為具有特權的士紳階層，在遭遇如此大變後，有的從事商業，有的投身文化教育事業，有的乾脆就幹起了革命，出現了學紳、紳商、立憲派、革命者等一批新力量。這些新生力量的出現，嚴重動搖了皇帝的專制統治地位，從根本上衝擊着中國傳統文化的統治地位和社會價值觀。沒了科舉，紳士階層就沒了晉升之階，他們不得不轉向通過自身的力量來實現自身的社會價值以及保障自我利益。

在以往的統治秩序中，士人們不僅是代表君主意志的管理者，還是國家和百姓的調和劑。出於對地方利益的維護，國家允許士紳階層建立私人武裝，即地方團練。這些地方武裝在名義上是保衞中央政權，而實質上是保障自身利益。當王權式微、中央權力失去對地方的控制和威懾時，這些鄉紳控制的地方武裝自然而然的向軍閥轉變，退則武裝割據，進則逐鹿中原，這種特殊的“紳軍政權”既是中央專制主義的派生物，同時又是其對立面。如曾國藩、袁世凱等都是其代表。

曾國藩

民國成立之後，這種勢頭有增無減。袁世凱死後，地方實力派紛紛崛起。中國進入了一個特殊的北洋時期。皖系、直系和奉系軍閥先後控制北京中央政權,號稱中央，不過他們的北京政府,實際統治區域並不大。北方有孫傳芳、曹錕、馮玉祥等羣雄並起，西南有桂、川、滇、黔等軍閥虎視眈眈,還有國民黨在廣東另立中央,與北京對抗，局勢可謂錯綜複雜。

2奇怪的戰爭

中國自此進入了一個軍閥混戰的特殊時期，不過奇怪的是這場戰爭在今日的我們看來似乎並沒那麼嚴肅，軍閥們的種種行徑某種程度上説甚至堪稱笑談。

克勞塞維茨説,“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他特別強調:“戰爭既然是迫使對方服從我們意志的一種暴力行為,它所追求的就必須是而且只能是打垮敵人。”而“打垮敵人”這一概念的含義,就是“敵人的軍隊必須消滅,也就是説,必須使敵人軍隊陷入不能繼續作戰的境地”，就像我們所説的“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

戰爭的目的在於殲滅其有生力量，可北洋的軍閥們偏偏不這樣做。兩次直奉戰爭都是點到為止，僅僅將對方的軍隊擊潰就做罷，並不擴大戰果，其他的大小混戰也與之類似。

比如戰況最為激烈的第二次直奉戰爭，因為學習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經驗，飛機、大炮、軍艦、地雷、機槍、電網等新式武器統統被搬上戰場。第二次直奉戰爭可謂是中國第一場海、陸、空三軍聯合作戰，中國北方几乎全部鐵路運輸能力都被用於運送作戰人員及裝備,作戰方式和技術已接近一戰的水平，但武器裝備的現代化並沒有使戰場如一戰般血流成河。雙方至少投入兵力40多萬，最終只有4.7萬人的傷亡，其他的戰鬥傷亡比就更小了，有的甚至打了幾個照面就結束戰鬥了的。與歐洲戰場動輒伏屍百萬的慘烈相比，這仗打的也是相當“客氣”了。

軍閥部隊

除了武器性能缺陷因素以外,主要還是因為軍人對武器的糟糕使用水平。被譽為戰場之神的火炮打起來卻像是在放煙花，威力強大的飛機扔的炸彈基本只能嚇唬人，如果空中遭逢敵機，還能上演一出手槍決鬥的好戲。甚至還有不少居民像看戲一樣去欣賞戰場上的炮火，場面好不熱鬧。

更有甚者，軍閥們之間還流行一種宋襄公般的“軍德”表演。比如,戰爭開始之前，通常要慎重其事的宣戰，沒有警告決不發動進攻，被認為是軍人的道德，公開戰爭被認為是一個軍人應有的起碼準則。

在一些軍閥的道德觀念中，戰爭是職業性的相互對抗，而非出於個人之見的相互敵意。軍人的“職業道德”，四川軍閥尤其遵奉。**當兩支軍隊在成都或重慶郊外相互激戰時，兩軍軍官可以在一起打麻將，各自下屬到麻將桌邊報告戰況，麻將打完，像朋友一樣友好分手。**若戰爭分出勝負，勝利方會保護戰敗方軍官的家屬。若其有父母或其他長輩，獲勝方軍官會去慰問他們，看其能否每月都得到撫卹金和慰問品。這等奇葩之事，在世界軍事史上也是相當罕見。

​

3打仗還是作秀？

北洋時期，軍閥間的戰爭不同於階級仇殺或抗擊異族入侵的戰爭，並不會殺的你死我活。政治理念的差異不是對立的理由，軍閥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係，也使戰爭性質變得更加複雜。

雖然這些軍閥看似派系眾多，但追溯起來不過兩代便大多同宗，很多軍閥或者是同學，或者是同鄉甚至鄰居。如直皖戰爭中皖系的兩個師，因為原系直派某師，剛到前線就宣佈中立，畢竟雙方將士都是非姻即故的關係，沒必要撕破臉。兩次直奉戰爭，直奉軍閥貌似勢不兩立,但雙方最高統帥張作霖與曹錕是兒女親家，戰前張作霖還專門提及這層關係。而對於普通士兵來説，當兵也不過是為了謀份差事，何必要提着腦袋去跟敵人血拼。在這種背景下，打仗豈能毫無顧慮，不過是走走過場而已了。

張作霖

既然不好刀兵相見，那就乾脆動嘴好了。**軍閥們看似是武夫，實則耍起嘴皮子來也毫不含糊。**藉助電報這一新式工具，各類“討賊檄文”充斥各大報刊。比如段祺瑞打着“伐罪弔民,春秋之義”的名號討伐曹、吳，吳佩孚則反罵段氏認仇作父，“導異國之人,用異國之錢，運異國之械,膏吾民之血，絕神黃之裔,實敵國之忠臣,民國之漢奸也。”張作霖聲討曹錕“人民所希望者自治也,則百方破壞之；全國所禱企者和平也,則一意蹂躪之。”所以要“謹率三軍，掃除民賊，去全國和平之障礙，挽人民垂絕之生機。”曹錕則稱張作霖是“乘東南多事，為擾亂中原之計，破壞國家統一大局，”故不得不“以國家權力強行制止。”軍閥們打着擁護民主共和、要求實施憲政的旗號，你來我往好不熱鬧，頗有些奉旨討賊的意思。光看這些電報，不瞭解的人還真以為他們是為國為民的大英雄。

**軍閥們還有一大特徵就是特別愛講主義。**如馮玉祥信仰基督教，被稱為“基督將軍”；張作霖號稱信仰“四民主義”，在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里加上“民德主義”；孫傳芳主張“三愛主義”,即“愛國、愛民、愛敵”；吳佩孚信奉“三不主義”，即“不納妾、不存錢、不入租界”，偏重個人道德與民族主義氣節；段祺瑞曾“三造共和”，其政治主張大致可歸納為“共和主義”一路。凡此種種，如果都可以叫做“主義”，彼此之間似乎也沒有大動干戈、相互殺伐的理由。尤其是孫傳芳標榜的“三愛主義”，連敵人也在愛的範圍。不過這些理論也就是嘴上説説，如果真按他們所説，這仗哪還打得起來。

在當時那麼一個特殊的歷史背景下，民主不是民主，而是演戲；打仗也不是打仗，而是為了撈取政治資本。不管是抗俄還是抗日，至少都有個民族大義的名頭，可是同室操戈，又能拿出何種理由？將無戰心，士無鬥志，打仗也就成了作秀。

4結語

然而，直、皖兩系軍閥推進“統一”的戰爭最終都遭遇失敗。主要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兩次國際和平會議使“和平主義”的聲音逐漸風行，中國國內“和平統一”成為更具吸引力的政治目標，“廢督裁軍”的呼聲更是高漲。在全國各界的反對下，武力統一的聲音也就越來越小，最後在革命者團結一致的北伐下，退出歷史舞台。

**今日的我們往往只看到了軍閥嘴上的仁義道德，卻難以感受小民顛沛流離的痛苦。**無論歷朝歷代，直接死於戰爭者均是遠遠小於其死於戰爭所帶來的次生災害的人數。在那一個歷史時期，交通斷絕、工商凋敝只是經濟上的損害。各派軍閥在混戰中紛紛縱兵禍民，軍隊所到之處燒殺淫掠無惡不作，進而土匪遍地，為禍一方。所致兵災匪禍，才真是流毒甚遠。更不必提頻繁發生的災荒、瘟疫，其死者動輒數十甚至百萬。身處那樣一個時代，看到的除了絕望還是絕望。

第二次直奉戰爭期間，控制北洋政府的直系軍隊

這場漫長的混戰看起來打得不痛不癢，實則卻如鈍刀放血。甚至可以説，這種不戰不和不生不死的局面才是國家統一最大的障礙。

回首往事不得不感慨，雖然軍閥們的所作所為在今日看來只是徒增笑耳，可對於屬於當時那個歷史時期的人們來説，戰爭帶來的只有無盡的痛苦與悲傷。事實證明，無論何時和平與穩定都是人民最大的期盼，國家強盛才有小民尊嚴，古今亦是如此。

參考文獻：

1.“另類戰爭”:北洋時期直皖軍閥的武力統一，彭濤、楊天宏，《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

2. 精神荒漠上的血色殘陽——淺談科舉制度的廢除對中國早期軍閥政治的影響，閆晶，《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2年第1期

3. 近代中國的匪患問題初探，譚屬春，《求索》，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