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能承載20億人口嗎？計劃生育是否有必要？_風聞

文：薛湧

　　葉檀女士在《金融時報》中文網上發表了《反智的人口增長理論可以休矣》一文，對近年來民間反計劃生育的人口理論提出了尖鋭的批評。在我看來，其最有力量的論點是：“如果按照1.2%的人口出生率（2010年的水平）計算，20年後中國的人口增長將達到16.5億；一旦增長率恢復至2.3%（1990年前後的水平），那麼20年後中國的人口將達到20.485億，到那時，中國恐怕得率先移居到火星尋找資源空間了。”她這種只提出生率不提死亡率的計算，當然對人口增長率有誇大之嫌。這方面的是非，還是請專家們來澄清。不過，但她至少提出了中國的生態是否能承載過多人口這一問題。這是所有批評計劃生育的人都必須面對的。可惜，她文章的結尾未免畫蛇添足：“從中國的未來，從中國種羣的未來出發，從有尊嚴的生活角度出發，優生優育包括計劃生育必須實行。我們不能指望美國那些生活在人口稀少的州、對中國人口問題無關痛癢、主張放開生育的人。”

　　既然葉女士最後把文章落實到如此個人的層面，我也不妨自我“八卦”一下，希望幫助大家擺脱這樣的個人意氣，以平心靜氣地分享對中國人口問題的看法。我自己長年生活在美國，雖然不是“生活在人口稀少的州”。大概七八年前，我在中國的《南方週末》發表了一整版的“新人口論”，提出人口過剩恐怕不是未來中國所面臨的主要挑戰；更大的挑戰，也許是計劃生育所帶來的人口老化。在此之前，我一直堅奉計劃生育之必要，到了美國更是如此，那時我認為：中國的人口如果能減少到四億，就能大致享受美國的生態！象許多在海外的中國人一樣，我覺得美國人對中國計劃生育的攻擊太離譜兒。當然，我這裏指的不是一些駭人聽聞的具體措施，而是計劃生育理念本身。

　　但是，2002年聯合國的人口報告，修正了傳統的人口預測，揭示出世界人口有可能萎縮，人口老化成為新的挑戰。美國學者也隨之發表了一系列研究，如Phillip Longman的《空空的搖籃：出生率下降是如何威脅世界的繁榮以及我們如何應對》（The Empty Cradle: How Falling Birthrates Threaten World Prosperity and What to Do about It）和Ben J. Wattenberg的《更少：人口下降的新人口學是如何塑造我們的未來的》（Fewer: How the New Demography of Depopulation Will Shape Our Future），還有Nicholas Eberstadt在2003年的《2003-2004戰略亞洲：脆弱與危機》（Strategic Asia 2003-2004: Fragility and Crisis）上發表的論文：《人口趨勢：亞洲人口趨勢的戰略意義》（Demographic Trends: Strategic Implications of Asian Demographic Trends）。通過對這些研究的閲讀，我意識到人口老化是一個在中國一直被忽視的問題，對一代甚至幾代人的命運都有着重大影響。這就是我寫“新人口論”的動機。

　　時隔不久，在美國從事研究工作的易富賢先生來信，對我的文章講了許多過譽之辭，並自報家門地介紹了他的《大國空巢》。我這才意識到他在進行更為系統的研究。這些年來，他也一直成為反計劃生育和“多生論”的代表人物，其鍥而不捨的精神實在讓我自嘆不如。我相信，葉女士的文章主要是針對易富賢的觀點的。其實，我個人在“新人口論”上的觀點已經略有鬆動。雖然我依然反對計劃生育，但對於中國的制度和生態能否支持那麼龐大的人口非常疑惑。在微博上，我有時也和易富賢唇槍舌劍地交火，甚至説他他的人口理論過分“原教旨”。

　　在立場上處於葉檀和易富賢之間，使我免於讀了葉檀的文章就對號入座，同時又覺得自己對雙方可以進行客觀的批評。在我看來，人口理論在中國還比較新，需要多學科的視角，大可不必以論者的生活環境作為談資。不錯，易富賢先生確實生活在美國人口稀少的州。但是，許多“過來人”都知道，這樣的經歷往往會強化中國人對控制人口的信念。因為對比太強烈了！大家的本能想法就是讓中國有美國這樣的生態。我在2004年以前基本就是如此。我承認，一個人的觀點很難不受到其生活環境的影響。但這不僅未必使其觀點喪失信譽，反而可能增加了其觀點的價值。畢竟他可能看到了在我們的環境中看不到的東西。我們最好承認：每個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環境中。這種環境既能限制人的視野，也能給人以洞見。一個開放多元的社會，應該鼓勵大家從自己生活環境的視角提出獨特的看法，並意識到自己的視角的侷限性，而不是一見別人的生活環境不同就宣告對方“可以休矣”。

　　為什麼易富賢的生活環境對中國有意義呢？生活在美國人口稀少的州，倒未必讓他“站着説話不腰痛”。重要的是，他生活在人口急劇老化的西方工業社會。即使美國的老齡化還不如歐洲日本嚴重，但隨着“嬰兒潮”步入退休，“社會安全”等基本的福利制度面臨破產，這仍然被認為是削弱美國競爭力的核心要素。不能不説，西方在這方面先走一步，也比中國早一些感受到了切膚之痛。易富賢的許多學説，也確實受了這樣的“生活環境”的影響。或者説，他的人口理論的“問題性”，深深地被西方人口老化研究所塑造。

　　試問，這又有什麼不好的呢？中國推行計劃生育的前二十年，大家都意識到人口過剩在環境、資源等方面的代價，但基本沒有意識到人口老化的代價。我在七八年前寫“新人口論”時，中國公眾在這方面也基本上沒有意識，乃至我個人頻頻為此遭到謾罵。只是到了最近，或者説事到臨頭，中國在這方面的公共意識才有所覺醒。但是，人口老化的挑戰，需要一個社會提前進行準備，臨時抱佛腳是不行的。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為什麼尊重來自不同生活環境的視角的開放社會，比固執於單一視角的封閉社會更有競爭優勢。

　　除了情緒化地貶低論辯對手的生活環境外，葉女士對宏觀歷史的引述也過於隨意：

　　“中國歷史上朝代之初，人口都由平緩的增長之後，進入爆炸性增長階段，短短兩三百年間，隨着土地兼併與人口增長，原有的經濟模式不勝負荷，進入新一代的朝代循環期。當時，沒有基於科學與人性的人口主動控制，只有通過瘟疫、朝代更替與局部戰爭殘酷的屠殺、社會動亂以減少人口。比如歐洲黑死病、太平天國的局部戰爭、三國時的戰爭等，根據維基百科，黑死病減少了歐洲30%到60%的人口，全球人口減少7500萬到1億之間；根據大英百科，中國太平天國戰爭居然死亡了2000萬人口，令人難以置信。”

　　這不過是把歷史上若干巧合的事實加以堆積，其間並無什麼邏輯關聯。

　　先以黑死病而論。14世紀中期黑死病爆發前，歐洲確實達到了人口頂峯，而且早在14世紀初期，就時有瘟疫、饑荒，生態危機確實已經呈現，但是，這並不是構成黑死病爆發的原因。目前學界最為認同的原因，恐怕還是黑死病是隨着貿易船隊傳入歐洲的。事實上，後來雖然歐洲人口減半，但黑死病仍然多次降臨。難道我們可以由此證明自由貿易有害嗎？葉檀在此似乎沒有意識到：歐洲歷史上的黑死病，並非一錘子買賣，而是人多時也來，人少時也來。

　　至於中國的王朝繼替和人口起伏，確實有些葉檀所指出的表面相關性。但她未免倒因為果。一個王朝覆滅時的暴力，當然會導致人口大幅度下降。這裏的原因不是生態報復，而是政治失序。等新王朝恢復了和平，人口自然會反彈。也就是説，並非人口增長使“原有的經濟模式不勝負荷”才導致了王朝繼替。沒有證據表明，如果中國人口不那麼增長，蒙古和滿清就不會南下中原。就我研究的江南地區而言，從南宋到太平天國前夜，人口增長數倍（如果我們接受從十三世紀初的800萬到十九世紀上半期的3600萬的估計的話）。如果江南能夠支持18世紀末19世紀初的人口，在此之前怎麼會僅以四分之一或一半的人口就使“原有的經濟模式不勝負荷”？另外，葉檀從人口史的觀點提出，清代人口年平均增長率千分之五，兩百年間可以增長2.71倍，屬於“人口激增”。1949年後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長期維持在2%，是名副其實的“人口爆炸”。我對她的表面結論並無太多異議。但是，她是在比較前工業社會和工業化社會的人口增長率。她忘記提醒讀者，工業社會的增長遠高於農業社會的增長。

　　以我個人的卑微之見，如果葉檀擺脱了個人意氣和對歷史的隨意引用，則可以集中討論她最有價值的洞見：中國的生態環境究竟能夠承受多大的人口？超載之後會怎樣？近年來我漸漸修正了自己在人口上的看法，並和易富賢時有觀點上的衝突，也是出於同樣的考慮。易富賢的理論是直截了當的：為了維持基本的生活質量和經濟增長，人口必須維持代際之間的平衡，否則就會老無所養。維持這樣的代際平衡，婦女的生育率至少要在“替代水平”以上。這個“替代水平”，在嬰兒夭折率低的發達國家在2.1左右，在夭折率高的發展中國家則高達2.5-3.3。也就是説，平均每位婦女所生的孩子，足以替代她和丈夫去世後的位置。在考慮到孩子成長過程的死亡率後，每位婦女總需要兩個以上的孩子才能維持替代水平。問題是，如果中國的生育率維持這樣的水平，二三十年後中國的人口將是什麼規模？中國的制度和生態是否能夠支撐這樣的人口？

　　許多中國人對美國的生態環境豔羨不已，覺得比起中國來美國簡直就是世外桃源。其實，即使美國這麼點人口密度，已經使生態不堪重負。最近因為北京大水，我對雨水之害進行了一番跨國研究。其中對美國的若干發現頗為驚人：根據“全美水質儲備”（National Water Quality Inventory）收集的數據，在2002年評估的水域中，有45%的河流、47%的湖泊、32%的支流、87%的沿岸海域、51%的濕地、91%的大湖沿岸水域、99%的大湖區開放水域的水質達不到各州所制定的水質標準。中國的情況如何呢？顯然，從環境的角度看，我們不能簡單地把人口增長作為正面價值。

　　遺憾的是，葉檀女士一方面“不支持不人性的計劃生育”，另一方面又主張“優生優育包括計劃生育必須實行”。她對自己支持的究竟是什麼樣的政策，完全語焉不詳。 這就涉及了一個更為原則性的問題：政府是否有權力下令某一些人不準出生？

　　2002年聯合國的人口報告，指出了另一個事實：計劃生育並非控制人口增長的唯一手段。經濟的增長、城市化的加速、婦女的教育和就業機會的增多、養育孩子費用的飆漲、“社會安全”等福利對養老的制度保障，都會大幅度提高婦女生孩子所犧牲的機會成本，最終導致生育率下降。這一規則，不論是基督教影響下的歐美，還是儒家文化影響下的東亞，甚至是伊斯蘭教影響下的中東北非，都不例外。從中國近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看，如果不搞計劃生育，而是廢除户籍制度，鼓勵城鄉流動，給婦女（特別是農村婦女）提供更多的進學、就業的機會，完善養老制度，人口增長恐怕會得到更為自然的控制。政府的角色不是命令誰能生誰不能生，而是給婦女提供更多的服務，包括避孕和教育上的服務。唯一合理的“計劃”，是家庭自己的“計劃”。

　　另外，把許多問題不分青紅皂白地推給人口，已經使中國在過去三十年的發展中吃到了許多苦頭。葉檀女士先假設了二十年後中國人口二十億這一不可接受的數字，最後落實到“計劃生育必須實行”的結論。在我看來，這不過是計劃經濟舊思維的延續。印度固然問題很多，但大部分研究印度的經濟學家把這樣的人口增長當作印度未來幾十年相對於中國的發展優勢。日本也屬於人口稠密國家，但人口密度仍然小於中國的河北、安徽、浙江等省份，相當一部分國土仍然被人跡罕至的森林所覆蓋。不久前還有報道説，北海道因為找不到人住，政府居然對遷去的居民免費贈送土地。事實上，人口過剩在明治時期就成為日本的心病，乃至許多人覺得不擴張就沒有出路，雖然那時人口不過三千多萬。但如今日本以接近1.3億人口居然能維持這樣的生態。以我個人有限的見聞和知識，如果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方面能夠達到日本的水平，那麼以現有國土維持20億人口，生態環境和生活水平恐怕仍然會高於現在。

　　當然，當“現代中國文明”沒有也不可能達到“現代日本文明”的水平時，我們不能根據這樣的假設行事。這是我反對易富賢的“多生論”的理由之一。中國的制度文化，使得中國無法更有效地利用環境，使發展對環境的衝擊多大。這也使得中國生態的人口的承載力小得多。進入這樣的現實，葉檀假設的“二十億”就確實成了不可承受的數字了。

　　但是，更有益的發展路徑，是使“中國文明”的水平逐漸接近“日本文明”。在這方面，我們這些舞文弄墨的人當然會有很多無助感，自己很難對現行政策有多少貢獻。但是，我們能有建設性的少數幾個地方之一，就在於把各種發展模式隱含的代價講清楚，提高公共在這些方面的意識。過去三十多年，中國至少有兩代人都是在這樣的教育下長大的：政府告訴你，如果不計劃生育，到某某年人口就會達到多少多少。大家驚恐之餘，就都擁護控制人口。然後有了錢就買車、住大房子，充分享受“人口紅利”，再看着滿街的擁堵和污染的空氣嘆息：人口實在不能再多了！至於老了後孤苦伶仃地住在那大房子裏、打電話叫救護車也無人理會的未來，則還顧不上想。如果公眾意識到：即使是為了老有所養，中國也需要多一點的人口，政府沒有權力控制婦女的子宮，我們都要想一想生態必須承受二十億人口的現實。在這樣的假設下，中國人也許就更願意現在委屈自己一點：住小點的房子，能不開車就不開車。事實上，中國的香港就是經濟水平極高、同時人們也生活得極度擁擠的一個生動例子。

　　所以，我覺得葉檀和易富賢兩人的生活環境都在人口問題上為他們提供了可貴的視角。我希望葉檀多給易富賢講講：中國的制度、文化水平發展非常不均衡，使得生態的人口負載量大打折扣，人口的快速增長必然意味着生活水準的降低。我也希望易富賢對葉檀講講：加拿大、澳大利亞作為某些中國人眼中地廣人稀的人間天堂，不少地方的人口已經稀缺到了重病老人叫救護車都沒人接電話、消防隊等基本公共服務部門都招不到人的程度，而中國的黑龍江、甘肅，人口也不是很多，並且還在持續外流，等着60後、70後這代黑龍江人和甘肅人的老年前景將是什麼？這樣，中國公眾就可以把人口增長和不增長的代價都看得更清楚，然後自己去作決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