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安全法則_風聞

作者 / 呂世明

“現在不是怕不怕的問題，而是拍不拍的問題，我們並不懼怕什麼，但目前來看，真的不知道未來中國電影何去何從。”

政策註定會時松時緊，也仍然會存在其他對中國電影指手畫腳的人物，但這並不意味着在中國製作影視作品無章可循。

畏手畏腳、瞻前顧後雖然會降低風險，但也可能錯失未來在中國電影市場立足的根本。以目前中國電影市場的演變和推進的速度，下一個被市場淘汰的肯定是冬眠無作為的公司。

想在中國拍電影賺錢，勢必要遵循中國特有的法則，這並不是一種妥協，拍電影也不用刻意去獻媚，在一個安全線內做最大的冒險才會相對更穩妥。

那麼這一條安全線究竟在哪裏呢？

迴歸中國的價值觀，擊碎他、再重建他

這幾年電影局和負責電影審查的機構其實是一直在致力幫助和促進中國電影的進步和發展，雖然從表象上來看，有多部影視作品因為“技術原因”和“介質問題”不能如期上映，但審查並不是中國電影現階段問題的根本原因。

審查制度在不同導演和編劇口中有不同的説法，這種爭議從根本上來看，恰好説明審查製作本身並沒有致命的問題，他的標準其實是相對統一的，其核心在於大部分電影本身就存在有悖於中國傳統價值觀的弊病。

拍sir一直在提倡和強調：中國電影人要做“中國式大片”，要做情緒化的電影，要讓觀眾情緒有釋放、有宣泄，這其中的根本便是核心的價值觀。

很多觀眾特別討厭“格式化”和“臉譜化”的教條主義，這也讓很多電影人陷入了一個怪圈，暨不想在自己的作品中去宣揚價值觀，只想“買慘”、揭露黑暗，這本身既是對“審查機制”的挑戰，也是對傳統價值觀的輕蔑。

當然，電影創作的自由是必須尊重的，但電影並不簡簡單單只是電影，他勢必要承載一定的社會意義，這也是為什麼很多部門會忌憚電影的影響力，雖然電影起不到任何實際的作用。

僅從電影創作本身來看，好的一部電影，必須有極為鮮明的價值觀體現，這種價值觀一定是能夠被更多人“欣然接受”的，當然他的鋪陳是需要一個過程和變化。

按照傳統的價值觀來看，《北京遇上西雅圖》中湯唯飾演的文佳佳是不被主流接受的，甚至會被輿論拿出來“大搞特搞”一番，《我不是潘金蓮》中的李雪蓮同樣如此。

這兩部影片的確是對傳統觀念的顛覆，貪腐人員的小三、有不潔情史的“潘金蓮”，在以往影視作品中是難以去表現的，但兩部影片最終用符合中國人的價值觀將人物重新去樹立起來，正所謂對價值觀擊碎後，能夠用觀眾信服的方式去重建。

通過這一系列事件，其實可以解讀的是統一標準的再次體現，相關部門仍然希望“紅線”不能去觸碰和違背，現實生活中“錯誤”同樣不希望在電影之中“大肆宣揚”，雖然之前有影視作品也會有打擦邊球的劇情，但這次的確是觸動到相關部門過於敏感的神經了。

當然，仍然會有很多人在詬病自己要去面對審查制度和各個部委的刁難，反過來試想一下，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之中，似乎一直都存在着“不容別人揭短”的陋習。

可能作為電影人的你我他，都有過去找朋友、通過關係刪掉負面評論和信息的情況發生，其實這本質上和相關部門對於部分電影的態度如出一轍，大家都不想自己的問題和缺點通過他人的渠道被表現。

在中國拍電影像過河，裸泳、划船、渡橋全憑自己本事

在中國拍電影，其實很像過河，湍急的水流像審查制度，觀眾就在對岸，你如何渡過河水、迎接大家等待，是有多個途徑讓你選擇的。

很多人摸不清形勢、不知道深淺，採取裸泳的方式，差不多大部分的獨立電影和直接公開挑戰權威”和“體制”的電影大都特別容易被水流帶走，一些具有高風險題材和觸碰“維穩”底限的影片，即便在其他國家和地區，也同樣難有好的市場空間和觀眾支持。

划船的風險相對小，也容易快速的接近對岸，這也是目前大部分商業片的操作思路。

但問題在於，稍有疏忽，或者掌舵人對於河水中的暗流、漩渦有所遺忘，對於之前擱淺翻船的項目沒有足夠重視、更多的研究，那麼自己的船在水中不停打轉，可能需要很久才能劃到對岸。

對岸的觀眾要麼是等不及，要麼是船已經被河水帶到遠離主要觀眾的下游。

最穩妥的方式仍然是渡橋，只不過觀眾對於這種常規化、格式化的電影已經見怪不怪，這種不痛不癢的影片雖然用了“安全”的方式拍攝，但大家都知道，他的市場反饋很難達到理想。

其實無論用任何方式都可以渡過河流，只不過是一個風險大小的問題，並不是沒有裸泳者成功登岸，好的掌舵者對再激流的河水也能如履平地，那麼大家對於規則遵守和維繫便是中國電影安全法則的體現。

最近幾年真正稱得上獨立電影並取得成功的其實只有《岡仁波齊》，要知道這部影片是導演張揚很隨性就拍攝出來的，不過這種隨性是基於導演多年的個人經歷和宗教信任凝練出來的。

看似簡單的的《岡仁波齊》，普通人可能不知道也不瞭解，在中國內地，拍攝電影但凡涉及到少數民族，特別是藏回蒙維吾爾等遠離政治核心地區的大民族，其苛刻程度遠比大部分國產電影要困難。

同樣，照理來看，在公安部大力“打黑除惡”的態勢下，表現黑惡勢力的兩部影片，他們的命運並不完全相同，《“大”人物》在今年年內上映的國產片中表現出色，《東北往事之二十年》則遲遲不能上映。

要知道，《大人物》是改編於韓國電影，並沒有那麼好的知名度和觀眾基礎，也不算很接“地氣”，但他的途徑和渠道是正確的，他的表現和結局是符合相關部門希望的。

能夠看到，即便大家會認為這些影片在刻意迎合一些部門，但實際上，對於規則的理解往往是有助於電影安全降落，同時並不會因此被觀眾和影迷拋棄和鄙視，反而能夠獲得更多的關注。

把握機會，中國電影最大的空窗期即將到來

在吳京的《戰狼》系列已經取得成功之前，大部分人都還覺得是吳京的運氣和小粉紅的狂歡，絲毫沒有想到中國電影的整體趨勢已經在改變，這個情況在《流浪地球》拍攝期間也發生過。

很多的中國電影人目前所面臨的問題並不是他們太保守，太去追求安全，反而是大部分項目開得太隨意、以往一把手一錘定音、頻開紅燈的情況被各種關係、各種人所影響和左右。

那麼看起來用“分擔傷害”的方式去做電影，理論上是降低了風險，數家、十數家甚至數十家公司搞一個團體做電影，看起來是沒有風險了、但實際上只不過是把所有的風險分散到各個公司身上。

今年國慶七十週年、2021年黨的百年大慶，勢必會存在更多項目“被擱淺”，對於這部分項目可能是遺憾的，但對於仍然掌握未執行項目和有存量可調用資金的公司來説便是非常好的機遇。

當然去跟項目永遠是沒有出路的，大部分公司還是不具備像中影、北京文化那樣的實力耐心熬個三四年拍攝《流浪地球》，一般公司是不可能在一個項目上耗費超過兩年的期限。

看到了陳可辛拍攝《中國女排》熱度高，並不意味這你可以去拍體育人物相關這樣的電影，《攀登者》可能也只有一部，後續繼任者是需要更新的內容去做開拓。

看起來新類型是具有風險，但在目前而言，新類型的對於觀眾的吸引力反而是巨大的。這也就需要中國電影人，把握所有能把握的機會，在這個市場淘汰速率增加的今天，利用即將到來的空窗期去製作“安全性”“吸引力”更高的影視作品。

中國電影其實一直都是在戰戰兢兢地向前走，我們的安全線一直都沒有變化，這個規則和市場機制在長久以來一直都在最大可能性上保護着中國的電影的穩定發展。

但伴隨着市場的開放，觀眾眼界的開拓，包括觀眾影迷接受能力的增強，以往這種“小心使得萬年船”的審查方式已經逐步落後，所有人都希望能夠有一條在固定期限內可以實現相對穩定的法則。

仍然希望有一天，中國電影人可以學會對規則的尊重，用一套統一的標準，去拍攝自己價值觀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