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申遺成功，實證中華五千年文明史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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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行的第43屆世界遺產大會上，**世界遺產委員會通過審議，將“良渚古城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至此，我國世界遺產總數增至55處，居世界第一。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遺產，這意味着中國文明起源和國家形成於距今五千年前，得到了國際學術界承認。“國際學術界曾長期認為中華文明只始於距今3500年前後的殷商時期，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遺產，這意味着中國文明起源和國家形成於距今五千年前，終於得到了國際承認。”“國際學術界曾長期認為中華文明只始於距今3500年前後的殷商時期，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遺產，這意味着中國文明起源和國家形成於距今五千年前，終於得到了國際承認。”７月6日10點43分（北京時間7月6日14點43分），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庫舉行的第43屆世界遺產大會上，隨着大會主席的落錘，中國提交的“良渚古城遺址”項目經世界遺產委員會審議獲准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至此，我國世界遺產總數增至55處。

良渚古城遺址（3300 BC～2000 BC）是中國長江下游環太湖地區的一個區域性早期國家的權力與信仰中心所在，它以規模宏大的古城、功能複雜的水利系統、分等級墓地（含祭壇）等一系列相關遺址，以及具有信仰與制度象徵的系列玉器，揭示了中國新石器時代晚期在長江下游環太湖地區曾經存在過一個以稻作農業為經濟支撐的、出現明顯社會分化和具有統一信仰的區域性國家。公元前三千紀晚期，良渚文化走向衰亡。良渚文化的消失引起很多關於早期中國高度發達的複雜社會崩潰的思考。

*文章節選自《中國考古學》（劉莉 陳星燦 著 三聯書店2017-9）。文章版權所有，轉載請與微信後台聯繫。

良渚遺址，瑤山祭台和墓地

早期複雜社會的興起和衰落

新石器時代晚期（3000 BC ～ 2000 BC）

（節選）

文 | 劉莉 陳星燦

過去常常認為長江流域對於中國文明的發展無足輕重，然而近年來的大量發現説明並非如此。和黃河流域的考古發現相似，長江流域的很多區域中心建有城牆，社會等級明顯反映在喪葬制度中，手工業生產高度發達，顯貴集團涉足奢侈品或威望物品的交換。良渚、屈家嶺晚期，石家河、寶墩等文化在公元前三千紀代表了新石器時代晚期形成的複雜社會。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3300 BC～2000BC）**分佈於浙江北部和江蘇南部，以環太湖地區為主。該文化於1936年首次在杭州附近的良渚發現，文化遺存以黑陶為特點，當時被認為是黃河流域龍山文化的傳播所致（施昕更 1938；夏鼐 1960）。直到20世紀70年代，良渚文化才被當作一個地方文化類型，可能和龍山文化同時，甚至可能略早（夏鼐 1977）。到目前為止，已經發現200多處良渚遺址，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墓葬，且常常隨葬玉器。有關良渚文化的研究有很多，玉器研究尤多（如徐湖平 1996；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1999）。

良渚遺址往往成片分佈，每個片區似乎都有一箇中心，或是具有大型公共建築，或是擁有豐富隨葬品的墓葬。這些中心有餘杭莫角山、武進寺墩和青浦福泉山等（張弛 2003；張之恆 1996）。

出土玉器的主要良渚遺址

1. 良渚 2. 瑤山 3. 盧村 4. 安溪 5. 莫角山、反山 6. 匯觀山 7. 文家山 8. 楊墩 9. 福泉山 10. 趙陵山 11. 寺墩12. 磨盤山  13. 丁沙地（據徐湖平 1996：“良渚遺址分佈圖”修改）

莫角山遺址羣︱經過深入調查，揭示出一個複雜的聚落系統。通過調查和發掘，考古工作者在天目山南北沖積平原約34平方公里範圍內發現135處遺址。大部分遺址面積很小，僅1萬～2萬平方米，可能是居址；但幾個大型遺址顯然具有特殊功能。主要中心是位於莫角山的一個人工堆築土台，高約 10米，面積約30萬平方米。其上發現幾個面積達 3萬平方米的夯土建築基址。該地點很可能是遺址羣的政治中心。莫角山西北的反山是一個高等級貴族墓地。這也是一個人工營建的土丘，面積約 2700平方米，高出地面約 5米，其上發現的11座墓葬出土了1100件玉器。莫角山、反山和周圍一些小遺址，被一個巨大的夯土城牆所環繞（總面積290萬平方米）。距城牆很遠的地方有瑤山和匯觀山兩個祭壇，均貼近北山。這些夯土台建築在自然山丘之上，貴族墓葬就挖在夯土台上。有幾個地點可能是玉器或陶器的手工業生產中心。盧村和文家山發現了玉料、半成品和玉器製作工具，長墳和橫圩裏則發現大量廢陶器。遺址羣的北邊有一條長牆，長5公里，寬20～50米，部分用夯土建築，部分用砂子和卵石堆築。該牆與天目山平行，兩者之間沒有發現遺址。一些考古學家認為該牆的功能是防洪。這些遺址並非處於同一時期，大部分可以確定年代的遺址屬於良渚中晚期（3000 BC～2300 BC），城牆屬於晚期。莫角山城內很多地方的良渚文化晚期地層上均有淤土層，暗示這些遺址的廢棄可能和洪水有關（劉斌 200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5）。

良渚文化莫角山遺址羣（據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5：圖10；劉斌 2008：圖1重繪）

社會等級很明顯地體現在喪葬活動中。大部分小墓沒有隨葬品，而大型墓葬則往往隨葬數百件玉器和陶器。福泉山遺址有四個人骨架沒有按照合乎禮儀的方式埋葬，被認為是人牲（黃宣佩 2000）。很多遺址的貴族墓葬出土大量玉器（Huang, T. -m 1992；牟永抗，雲希正 1992）。大部分玉器是幾何形的，也有一些被雕成擬人、動物形象。典型玉器是內圓外方的琮和璧。典型圖案是所謂的神人獸面紋，經常出現在不同玉器上，在玉琮上尤為常見（王明達 1988）。這種圖案表現了一種半人半獸的動物形象；上面像人，戴着羽冠，顯示出人的胳膊和雙手；下面像動物，圓睛利爪。關於玉琮及其圖案的含義，許多學者已經提出過各種看法（李新偉 2004），比較流行的解釋是把獸面紋看作薩滿的形象，琮是貫通天地的法器（Chang 1989）。

良渚出頭玉琮

玉料很可能來自於當地的山區和河岸，比如小梅嶺（Jing, Z. and Wen 1996；聞廣，荊志淳 1993）。玉器加工顯然是在某些良渚遺址進行的，因為在這些遺址曾發現玉器加工工具和半成品，包括餘杭的盧村、文家山和安溪，德清的楊墩，句容的丁沙地和丹徒的磨盤墩等（蔣衞東 1999；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 2001）。大多數此類遺址位於餘杭境內，説明貴族精英墓葬中發現的玉器系良渚本地生產，莫角山遺址羣的發展也和玉器生產有關。

某些貴族精英可能與玉器生產有關。在幾個貴族墓葬中，發現了大量特殊的半成品玉石器，有璧、琮或鉞等（蔣衞東 1999；Liu, L. 2003）。在福泉山的一座貴族墓葬（M60）中還發現了石鑽頭（黃宣佩 2000）。文家山曾發現 20個玉鉞穿孔的孔芯，在該遺址的一座貴族墓葬（M1）中出土了34件玉鉞（劉斌 2008）。這些現象顯示不僅高等級的人物可能是玉器製作的藝術家，而且加工特殊形式的玉器可能逐漸成為貴族手工業者高度專業化的活動。良渚玉器及其象徵意義，對於其他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有重要影響。

刻符玉璧

在良渚玉器和陶器上發現一些象形符號，其中一個反覆出現的母題是一隻鳥站在祭壇上，祭壇用符號裝飾，其中兩個符號被看作太陽和月亮（任式楠 1996；Yang, X. 2000）。這一主題與最早出現在河姆渡的太陽-鳥圖案遙相呼應（Wu, H. 1985）。很多學者認同這些符號具有象形文字或圖形文字的性質，作為一種族徽或族標，在後來的商代甲骨文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但是它們不像是有意書寫的部落名字，要確定讀音是非常困難的，而讀音是文字的基本要素。因此，與大汶口文化大口尊上的符號一樣，這些圖案不是文字系統的一部分（Boltz 1986；Keightley 2006）。在良渚的幾種陶器上發現了刻辭符號（Yang, X.2000: 72-73）。這些符號都可能用於交流，可能被當作原始文字，但是均不能視作文字系統。

良渚玉器上的刻劃符號（來自任式楠 1996：327）

顯然，良渚是等級社會。有考古學家認為良渚文化是處於國家水平的社會（蘇秉琦 1997；張忠培 2000），因此莫角山遺址羣可能是一國之首都，而反山和瑤山的貴族墓地則可能是王陵（嚴文明 1996）。該區域有許多遺址羣與莫角山共存，對聚落形態的深入研究，必將有助於確定莫角山是否是控制了整個良渚地區的主要中心。

公元前三千紀晚期，良渚文化走向衰亡。儘管良渚風格的某些陶器和工具一直延續到隨後的馬橋文化，但禮儀用品（特別是玉器）、貴族墓葬和大型土墩完全消失（黃宣佩，孫維昌 1983；李伯謙 1989；朱國平 1996）。良渚文化的消失引起很多關於這個高度發達的複雜社會崩潰的思考。一些考古學家認為，由於在生產玉器和建造大型墓丘方面過度能量消耗，導致社會內部出現危機，是良渚文化崩潰的主要原因（趙輝 1999）；也有學者認為來自龍山文化的入侵是另外一個主要原因（宋建 2004）；還有一些學者提出自然災害如洪水和海侵説（Stanley et al. 1999；王富葆等 1996；吳建民 1988；俞偉超 1993）。這些原因都有可能對良渚社會系統的崩潰產生了作用。與天目山平行的防洪牆建築和莫角山遺址羣良渚堆積上發現的淤土層，似乎特別支持洪水假説。

當良渚文化在太湖地區消失時，一些位於良渚核心區域之外的公元前三千紀末的遺址卻顯示出濃厚的良渚文化特徵。比如浙西南遂昌縣的好川墓地，出土的大部分玉器和陶器與良渚文化遺址遺物幾近相同（陸文寶 1996）。因為好川的文化遺存（不僅是奢侈品，還包括實用器）和良渚文化非常近似，某些學者認為好川墓地顯示了良渚崩潰之時其人口曾向南遷徙的情況（王明達 2004）。 

屈家嶺和石家河

地處長江中游的江漢地區，東到大別山，南至洞庭湖，西達三峽，北及南陽盆地，分佈着**屈家嶺（3400 BC ～ 2500 BC）和石家河（2500 BC ～ 2000 BC）**兩種文化。兩支文化各有將近1000 處遺址在該地區被發現，有證據表明兩種文化在許多遺址曾先後存在。遠古時期該地區曾被大水淹沒，因此遺址通常位於地勢較高的地方。這些遺址往往聚集成羣，某些中心遺址還有城牆環繞。目前已至少發現9 處這樣的城址。

這些城址的建築方式相似，它們均位於高地和靠近河流或湖泊的平坦沖積平原之間。首先挖出寬闊的壕溝，從壕溝中挖出的泥土則被堆築為城牆。結果城牆內的地勢是傾斜的，居住區通常位於地勢較高的地方。很多城址始建於屈家嶺文化晚期，在石家河中期之後被廢棄，面積從7.8 萬～ 120 萬平方米不等，最大的城址是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馬世之 2003）。

石家河遺址羣︱由40 多處遺址組成，分佈於東西兩河之間約8 平方公里範圍內的大小台地上。大溪文化時期這裏是一個小村落，屈家嶺文化晚期則發展成為大型城址，石家河文化晚期又遭到廢棄。遺址羣核心區的面積約120 萬平方米，由斷續的城牆環繞，城內東北角有一個由壕溝（近100 米寬）環繞的小城。整個遺址區西北高，東南低，按照縣誌的説法，這裏過去曾是一個古湖泊（王紅星 2003；張弛 2003）。

石家河遺址羣（據石家河考古隊 1999：圖2 修改）

規模巨大的建築遺存似乎和控制洪水有關。王紅星曾指出洪水威脅通常來自於西北方的漢江（王紅星2003）。1935 年，漢江決堤導致天門縣1570 平方公里的區域被淹沒。遺址東西兩面的河流，近年來在雨季也是發生洪水的源頭。該區域古代地理環境可能與現在相似，因此修建城牆是為了防禦來自西北、西南和東方的洪水，而沒有城牆的東南方低地則可能具有泄洪功能。

該遺址的幾個地點似乎具有不同功能，有些是手工業生產中心。鄧家灣和譚家嶺發現房址、灰坑、禮儀活動區和100 多座墓葬。此外，有兩個坑出土了數千件小型泥塑雕像，有鳥、魚、雞、狗、羊、烏龜、豬、象、虎和抱魚人像等。絕大多數陶塑品都屬於廢次品，發現時與大量窯渣共存，説明系生產區垃圾。三房灣也曾發現數萬件紅陶杯（石家河考古隊 2003；張弛 2003；張緒球1991）。羅家柏嶺發現了數百件紡輪和疑似玉石作坊的建築遺存，河東岸靠近該遺址的地方還出土了大量石器半成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1994）。另外，石家河遺址羣南部肖家屋脊居民似乎專門生產陶器。石家河早期某些墓葬出土了100 多件同類型陶器，表明這些墓主人可能是陶工（石家河考古隊 1999）。

石家河出土的藝術品

A. 陶塑人像：1. 人捧魚 2. 雞 3. 鳥 4、8. 狗 5、9. 綿羊 6、7. 象 10. 猴 11. 不明動物 12. 烏龜（比例不詳） B. 肖家屋脊出土的玉人頭像（A 據張緒球 1991: 56 修改；B 來自石家河考古隊 1999: 316）

石家河時期（約2200 BC ～ 2000 BC），人們使用甕棺埋葬死者，並以玉器作為隨葬品。在肖家屋脊，各墓隨葬玉器的數量多寡不一，從一無所有到幾十件不等。最富裕的甕棺葬（W6）隨葬56 件玉器。這些玉器似乎使用同一種原材料，大部分是半成品，説明它們是在該遺址加工的（石家河考古隊 1999；張弛2003）。

大部分石家河玉器是從幾個石家河晚期遺址中發現的。玉器的類型包括人頭像、玉琮、鳥、鷹、龍、蟬和鳳。其中大部分與良渚文化的出土物相似，顯示出來自東方的強烈文化影響（王勁 1996）。石家河遺址羣在很多方面與莫角山遺址羣相似。它們均有疑似防禦洪水的外城和建於中心的小型內城，各種專業化的手工業生產作坊分佈於遺址羣的不同位置，玉器多為本地加工，並在喪葬活動中用作表示地位的象徵。

石家河文化結束於公元前2000 年。此時所有的大型城牆均遭廢棄，聚落面積縮小，數量減少。和良渚文化徹底消失不同，石家河文化似乎在人口上經歷了相當程度的減少。一些遺址表現出中原龍山文化的特徵。有學者認為石家河人口減少，系龍山文化向南擴張及由此引起的不同人羣之間的戰爭所致（張弛 2003）。

無論如何，在新石器時代結束時，整個長江中下游地區，人口分佈開始變得稀疏起來。如此大規模的人口減少不像是由單一的自然災害引起的；可能是包括自然和社會因素在內的多種原因，造成了這些早期複雜社會的崩潰。

寶墩文化（2500 BC ～ 1700 BC）︱它是最近才命名的考古學文化，分佈於成都盆地和附近的低山地區。這些遺址大部分是近年發現的。沿岷江分佈的幾個城址構成該文化的核心區域。城址面積從10 萬到60 萬平方米不等（陳劍2005；李水城 2010; 馬世之 2003）。城牆均建在台地上，呈矩形或不規則形，方向則依隨附近河流的走向。這樣的聚落佈局可能也和控制洪水有關，這是整個歷史時期成都平原城市規劃一直關心的問題。寶墩和古城村兩個城址的發掘，在遺址中心均發現了大型公共建築基址。根據工具組合判斷，該地區的生業經濟以農業和狩獵採集為主要方式（江章華等 2001）。很多聚落建造大型城址和公共建築，顯示覆雜社會組織的存在；然而，在聚落內部的文化遺存方面，很少發現社會不平等的跡象。正在進行的區域調查和發掘，無疑將為重建該地區的社會組織提供更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