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年丘吉爾為何支持蘇聯侵佔旅順：確保戰後香港屬英_風聞

來源 ：微信號 人文歷史

核心提示：1944年10月底，丘吉爾向他的內閣成員明白表示，“向俄國提供在遠東的戰爭目標是絕對必要的”，其中包括了旅順、大連，道理很簡單：“俄國提出的任何犧牲中國利益的戰爭賠償要求都將有利於我們解決香港問題”，因此，“英國不應對俄國恢復其在遠東的地位表現出任何敵意”。

二戰結束後的香港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極大地改變了中國對外關係的格局，中國與美、英正式結盟。但太平洋戰爭沒有也不可能一夜之間完全改變中國與西方大國一個世紀以來的關係，中國也並未取得與美、英等國真正平等的地位。中國與美、英既有共同抗擊法西斯的戰爭目標，又有各自的利益，在許多問題上仍然存在分歧、爭執和齟齬，香港問題就是中英之間的一個突出問題。

“我不是英王為主持消滅大英帝國而設立的首相”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英國在東南亞的殖民地相繼淪於敵手。日本軍國主義者標榜自己是“東亞的解放者”，標榜他們進行戰爭“在於針對英、美、法、蘇的侵略，解放東亞，確立東亞的永久和平”［①A］，誠然這是欺編宣傳；但英國在日本進攻面前一敗塗地的現實卻促使東南亞民族主義情緒日益高漲。美、英兩國是聯合國家中關係最密切的盟國，但兩國也有各自的情況與利益。

大英帝國是老牌的殖民帝國，美國則已宣佈，菲律賓自1946年起實行獨立，因此美國在這場戰爭中沒有英國那樣沉重的歷史負擔［②A］。美國政界和輿論界許多人認為，西方大國在東方建立的老殖民帝國壽終正寢了，印度支那、緬甸、馬來亞等在戰後不可能再回復到戰前那種狀態。美國報刊對英國的殖民政策頗多批評。一些報紙分別以《香港：生命死亡的一種方式》、《一個時代的終結》為題報道、評論香港和新加坡的陷落。著名作家賽真珠（PearlBuck）撰文稱，“不管白人知道與否，殖民主義的生活方式已經結束”［①B］。知名學者拉鐵摩爾（OwenLattimore）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可以稱作殖民地解放戰爭［②B］。

1942年10月9日的《生活》週刊登載了致英國人民的一封公開信，其中敦促英國“停止為大英帝國而戰，而要為勝利而戰”，並説：“如果你們不惜以聯合國家勝利的代價來固執堅持帝國，那你們將在戰爭中失敗，因為你們將失去我們”［③B］。在1942年6月的一次民意測驗中，56％的被調查者認為，“由於英國從殖民地攫取不公正的利益”，英國人可以算作是壓迫者［④B］。一些政府官員也作了類似表態，其中最主要的是副國務卿、羅斯福的摯友韋爾斯（SumnerWelles）在陣亡將士日（5月30日）的一次講話。他説：“如果這場戰爭實際上是一場人民解放戰爭，那麼全世界各地人民的主權平等必須得到保證……帝國主義的時代結束了”，“《大西洋憲章》的原則必須適用於整個世界，適用於各大洋、各大洲”［⑤B］。1942年秋，美國政治家、共和黨領袖、1940年大選共和黨候選人威爾基（WendleWilkie）經羅斯福允許訪問非洲、中東、蘇聯和中國。9月下旬，他在莫斯科會見英國駐蘇大使卡爾（ArchibaldClarkKerr）時表示，他對訪問途中所感受到的各地美國人的反英情緒甚為驚訝。他對卡爾説，如果他相信英國未來的政策是自由的和進步的，他將運用其影響使美國輿論充分讚賞這種政策；否則，必須坦率地説，他只能站出來反對英國。回國後，他在10月26日發表廣播講話説：“東歐和亞洲的億萬人民……不再情願成為西方利潤的東方奴隸。他們開始瞭解到，全世界各地人民的福利都是互相依賴的。他們決心……在他們自己的社會中不再允許帝國主義繼續生存。”在27日的記者招待會上。羅斯福被要求對威爾基的講話表態。羅斯福説，威爾基只是贊成《大西洋憲章》的原則適用於“全人類”而已。在英國，人們認為羅斯福的表態加強了威爾基講話的力量。英國駐美使館報告説，威爾基可能在共和黨內號召對他“反對帝國主義運動的支持，這種運動很可能變成反英運動”［①C］。

英國決策者對美國政要和輿論對英國殖民主義政策的批評十分反感。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Eden）認為，“美國對太平洋的態度……是要把別人的財產交給一個國際委員會，在這個委員會中美國佔有1／3或更多的席位”。陸軍大臣格里格（P．J．Grigg）對美國越來越凱覦大英帝國的財產“表示憤慨”。殖民地部大臣克蘭伯恩（Salis-buryCranborne）在議會上表示：“大英帝國沒有死亡，亦非臨終，甚至沒有進入衰落。”［②C］

內閣中最頑固堅持殖民主義立場的是首相丘吉爾。11月10日，他在談到英國軍隊在埃及的勝利時借題發揮説，英國對北非及世界其他任何部分都沒有佔有慾望。英國並不是為謀利和擴張參加戰爭的。他接着説：“然而，讓我把這一點説個清楚，以免各方面對此產生任何誤解。我們的意思是保持我們自己的東西。我不是英王為主持消滅大英帝國而設立的首相。”［③C］

另一件使英國決策者十分惱火的事情是蔣介石對印度的訪問。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與美、英、蘇一起領銜簽署《聯合國國家宣言》，接着蔣介石又成為中國戰區（包括印支、泰國）統帥。蔣介石自認為應當在亞洲發揮更大的作用。當時印度局勢複雜微妙。甘地、尼赫魯領導的國大黨要求立即結束英國的殖民統治，在印度成立國民政府。但是，英國拒不考慮印度獨立的要求，雙方矛盾非常尖鋭。蔣介石希望説服英印當局和國大黨都作出讓步，實行戰時合作。他認為他“可以作出有價值的貢獻”［④C］。1942年2月蔣介石訪問印度後，英印當局與國大黨關係並未改善。年中，事態進一步惡化，英印當局於8月上旬拘捕甘地、國大黨全體中常委和其他高級幹部。8月12日，英國駐華大使薛穆（HoraceSeymour）向蔣介石解釋這一措施。蔣介石表示，他沒有料到英印當局這麼快採取行動，他對印度人的志向是同情的，自然，要求英國人現在就撤離也是不現實的；但中國不能採取疏遠印度人感情的政策，讓印度人感到聯合國家中至少有一個成員是同情他們的，這非常重要，不然，他們就會投向日本人的懷抱。他希望“仍然應該尋求和平的解決辦法”，並稱“順利解決印度問題對聯合國家的勝利是至關重要的”。他建議由美國出面進行調停，並保證戰後印度獨立［⑤C］。英國政府對蔣介石的建議根本不予理睬。丘吉爾於8月26日致電蔣介石説：“國大黨根本不代表印度，像歐洲一樣，印度是居住着許多人種、許多民族和不同宗教信仰者的大陸。”他還説：“聯合國家應該遵循的最好原則是互不干涉彼此的內政”，他要求蔣介石像英國對待中國的國共分歧一樣對印度持超然態度［①D］。克蘭伯恩認為，要打消蔣介石的念頭，“似乎該由他來治理大英帝國或告訴我們如何治理”［②D］。

面對亞洲民族主義的高漲，面對盟國的責難，英國決策者認為英國需要發表一項單方面的聲明，既為過去的殖民政策進行辯解，以“教育美國輿論”，又對過去的某些作法加以修改，提出戰後指導英國人與非白種人關係的政策，克蘭伯恩在8月18日給艾登的信中説：“這是一個我們從一開始就必須採取堅定路線的問題。我們不能聽任中國人和美國人的擺佈而落到公開認錯的地位。”他認為英國過去治理殖民地的記錄是值得驕傲的，英國對殖民地的淪陷固然負有責任，但“主要的過失在美國”，因為當英國忙於歐戰時，美國沒有對太平洋予以足夠的重視。他提出，“英國將要作出的讓步都不能是單方面的，而要取決於他方的態度。”艾登在這封信上批道：“這是一種令人振奮的堅定。”［③D］

殖民地部在8月中旬提出的題為《英國的遠東政策》的備忘錄中逐個分析了亞洲殖民地的狀況，其中第一個就是香港。備忘錄“承認，香港在地理上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備忘錄指出，新界是香港的重要組成部分，香港依靠新界供水；但新界租期有限，待中國收回新界後，港島就要由中國政府控制的領土供水，港島的生存和安全將因此大受挾制；且中國是個高關税國家，如果中國收回新界後在這裏設置關税壁壘，港島對英國經濟上的重要性也將大大削減，因此，“維持英國主權現在對英國利益的重要性已經減少”，香港作為港口和市場能夠對發展英國與中國及聯合國家的關係發揮作用是戰後重建計劃中應予考慮的首要因素。但英國作出的任何貢獻取決於聯合國家的類似態度。殖民地部估計到，“在英國放棄在華治外法權時，中國政府自然會期望考慮我們將來在香港的地位，那正是確保中國對我們的善意的時候，這可能為戰後英中關係帶來許多好處”。外交部顧問佈雷南（JohnBrenan）讀了備忘錄後寫道：“殖民地部在提出其主張時比較籠統、謹慎。據我的印象，他們的主要意思是要有條件地將香港歸還中國”［④D］。

外交部對上述關於香港未來的設想展開討論。1942年新設立的經濟與重建司的吉布（GladwynJebb）認為，在新界租借期滿之後英國就沒有理由再保持對香港的完全主權了。北美司的巴特勒（NewileButler）主張，應當優先考慮政治—戰略利益，如果英國要美國在新加坡及其他地方承擔防務責任，那就必須達成一項使美國感到滿意的一般性協定，其中最核心的問題就是“有條件地”歸還香港，這“既是因為《大西洋憲章》，也是因為美國人對中國人的感情”。遠東司司長克拉克（AshleyClarke）和佈雷南不反對有條件歸還香港的主張。遠東司次官彼得森（MauricePeterson）從一開始就堅決反對歸還香港，其理由是：1．新界剩下的租期還有55年，“這決不是微不足道的，蘇伊士運河的租期卻只有24年了”；2．英國被日本人趕出香港時丟了臉，如不能重回香港，則永遠不能贏得東方的尊敬；3．如英國和美國同樣放棄在華治外法權，實際上英國作出的讓步比美國多，只要看一下上海和天津的情況就能明瞭；4．戰後美國將得到日本的有戰略意義的島嶼，“我看不出，為什麼他們應該得到，而我們應當給予”；5．戰後為了太平洋的安全和重建，英國將作出比美國多得多的讓步；英國要謹防被美國排擠出去；6．如果戰後法、美在中國市場處於比英國更有利的地位，那是“十分不能容忍的”。印度事務部大臣艾默裏（L·S·Amery）支持彼得森的看法。

他在9月10日的一次部際高級官員會議上説，他不同意殖民地部備忘錄放棄香港的建議，主張對整個問題應採取的立場是：“我們什麼也不放棄”，“如果建議我們放棄什麼，那就應當確信，這對我們不是一種戰略上的損失，我們可能放棄的東西將能用得到戰略意義並不稍次的東西來加以補償”［①E］。應當指出，1942年8、9月英國在戰場上的形勢仍然險惡，在殖民地問題上又備受指責，殖民地部的備忘錄就是這種形勢的產物。此後，隨着戰爭形勢的好轉，英國在戰後處理殖民地問題上的立場變得愈加強硬，在香港問題上也是這樣，不管此時英國政府內部有多少不同意見，沒有一種意見是主張在戰爭期間廢除在華治外法權時就考慮香港問題的。中英新約的談判就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開始的。

“現在不可能考慮領土調整問題”

新約談判提上日程後，英國駐華大使薛穆估計到，“中國人很可能會認為，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當然包括放棄租借地（如九龍），還可能包括歸還香港”。他在10月16日給外交部的報告中特地引用了威爾基10月7日對重慶新聞界告別演説中的一段話：“我們相信，這場戰爭必定意味着帝國主義國家統治其他國家的時代的終結。例如，從現在開始，中國的每一寸土地都將只能由生活在那裏的人民治理，我們現在就該這麼説，而不是等到戰後。”他本人也對中國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抱同情態度［①F］。但外交部22日覆電直截了當地拒絕考慮香港問題，稱該“條約與香港殖民地和包括新界在內的香港任何部分均無關係”［②F］。

10月29日，薛穆向中國政府提出中英新約草案。國民政府外交部經過研究，對草案提出若干修改意見，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是：“1899年6月9日在北京簽訂之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應予廢止”，“英方在九龍租借地之行政與管理權，連同其官有資產與官有債務，應移交中華民國”［③F］。國民政府在這裏只提出了1899年條約和九龍租借地問題，沒有提及1860年的中英《北京條約》和英國根據這一條約佔據的九龍半島，更沒有提及1842年的《南京條約》和香港本島，應該説，國民政府考慮到問題的難度，因此提出了比較剋制的要求。

11月13日，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宋子文提出對案。薛穆對中方提出新界問題是有思想準備的，而且他認為，這個問題“一旦提出，他們就不大可能放棄，因為他們認為租借地和租界一樣，都屬於有損中國主權的不平等條約的範疇。”薛穆還認為，中方只提新界，而未提港島和九龍半島，這實際上是默認香港和九龍是英國領土，這對英國是有價值的，因此或許可以考慮接受中國要求［④F］。

但外交部卻別有主意。遠東司長克拉克在20日的備忘錄中援引了香港總督1931年6月一份備忘錄中的話：“不但九龍，而且新界的大部分地區……對香港在經濟和戰略上都是必不可少的。”克拉克完全同意這一結論。他認為“新界與英國領土是互為依存的”，“我們必須堅決抵制中國的這一建議：毫無疑問，中國的計劃是要把我們一步一步地擠出香港。”但他顧忌到，如果完全拒絕中國的要求，英國就得不到美國的支持。他認為最好的辦法是拖延下去，由英國政府發表一項聲明，表明戰後英國將致力於遠東的重建並確保這一地區的和平，盟國應為共同利益精誠合作，英國也準備與中國政府討論香港未來地位問題。如果盟國致力於在太平洋地區建立聯合防禦體系，英國將把香港作為該體系的戰略要點之一；在經濟方面，盟國之間或英中兩國間應達成一種安排，使英國得以保留、增加和保護在香港的商業企業的特權。他認為發表這樣一項聲明可以使英國擺脱困境［⑤F］。

佈雷南大致同意克拉克的意見。副外交大臣賈德干（AlexanderCadogan）雖然認為中國沒有理由在一項廢除治外法權的條約中提出新界問題，但他還是同意了克擔克的主張。議會外務次官勞（R．K．Law）主張把聲明範圍僅限於新界，並使用盟國希望英國為重建遠東作出貢獻這樣的措辭。但艾登否決了發表聲明的建議。他認為應答覆中方：新界不屬條約範圍，但英國願在戰後討論其未來問題［①G］。最後，外交部的方針是：堅決抵制中國的要求，即使談判破裂也在所不惜。11月30日的內閣會議批准了這一方針。12月5日，艾登指示薛穆，新界目前不屬於條約討論的範圍，但可以通報中方，在戰後盟國為重建遠東進行合作的情況下，英國“會與中國政府共同考慮在現行租期內新界的未來地位”［②G］。艾登就是否有必要這樣做徵求薛穆的意見。

薛穆7日回電説，中方提出新界問題，或許僅僅是為了嘗試，或許是為了徹底解決，他認為後一種情況更有可能，“中國人不會同意戰後繼續保留租借地”。為此，他主張，如果“我們能夠乾脆拒絕在條約中寫入新界問題，我們就堅持不變”，同時還要發表一項聲明表示不會無限期擱置這個問題。但不能發表如艾登所説的那種聲明，中國人會把它看作是英國打算繼續保留租借地的表示；再則，也不能使用“在現行租期內”這類措辭。儘管如此，他仍然懷疑，中方是否會同意把新界問題留待戰後解決。艾登沒有立即答覆薛穆這一封信。14日，薛穆在與宋子文的會談中説，英國政府認為新界不在目前談判範圍之內。宋子文反駁説，中國公眾都把租借地和租界視作一類問題，在國民參政會上也提出了九龍租借地問題，中國政府認為，即將簽訂的條約如不能保證解決這一問題，則不能消除引起兩國人民間誤會的根源［③G］。

在收回九龍租借地問題上態度最堅決的似乎是蔣介石。他堅持新約中要包括這一問題，否則，他寧願不簽訂條約［④G］。

14日晚，宋子文囑杭立武造訪英國使館。杭立武早年留學英國，在倫敦大學獲博士學位，時任教育部常務次長，併兼中英文化協會秘書長。他深得蔣介石信任，與英國方面關係也很好，常常起到蔣介石與英國大使之間的聯絡官的作用。杭立武對英國使館顧問台克滿（EricTeichman）説，宋子文拿不準是否能説服蔣介石和孔祥熙最終同意簽訂不包括新界的條約。杭立武以個人身份提出一項建議：中方向英方提出一份公函，承認新界與目前談判無關，並希望在今後適當時候重新提出新界問題。他希望知道英方對此的態度。杭立武的建議顯然是他與宋子文的共同想法，他是來為宋進行試探的。薛穆隨即把杭立武的建議轉告外交部，並再一次指出：“任何暗示要繼續保留租借地的答覆都不會使中國人感到滿意”，“要理解他們的想法，我們必須想一想1898年各國紛紛索要租借地的歷史，當時外國對中國的侵略達到了高潮”［①H］。

杭立武的建議不要求英方承擔任何義務，對於英國未來政策沒有任何約束，艾登認為是可以接受的［②H］。在12月21日的內閣會議上丘吉爾再次強硬表示：“應堅持我們前此堅持的方針，即現在不可能考慮領土調整問題，必須把它留待戰後……討論。”［③H］艾登隨即於23、24日兩次指示薛穆，新界未來的問題不屬新約範圍，但如果中國政府願意，英國可在戰後“考慮租借地的期限”，中英雙方可通過換文表示這種意向。這實際表明，戰後英國仍要保有這塊租借地。25日上午，薛穆照這一指示向宋子文作出表態，遭宋子文拒絕。宋説：“租借地的期限的説法是不能接受的。”薛穆在當天給艾登的報告中建議，如果中方最終同意做出妥協，可將“租借地的期限”一語改作“租借地問題”。艾登接受這一建議，於26日指示説，英國雖極願保留“租借地的期限”一語，但也可把“期限”一詞刪去，或改作“租借地問題”［④H］。

25日下午，宋子文、外交次長吳國楨、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長王寵惠、外交部條法司司長王化成及駐英大使顧維鈞進行商討。王寵惠等説，蔣介石對九龍租借地問題頗為堅持，如不能解決這一問題，中英談判可能破裂。顧維鈞認為，英國説戰後解決領土調整問題是有誠意的。中國可以找到體面退讓的辦法；而如果條約談判失敗，英國發表聲明解釋理由，英、美輿論自然會採取現實態度，覺得首要之事是協同作戰，而不是就現在還被敵人戰領的領土進行爭吵，那樣可能反而對中國不利。在場的人一致認為，在今後對付蘇聯時，與英國的合作是至關重要的。於是大家決定把問題呈報蔣介石，並由王寵惠起草一個方案，要求英國聲明歸還九龍租借地的意願，並同意在戰爭結束後6個月之內中英開始進行談判。蔣介石批准了這一方案，並強調，英方應該承諾歸還九龍租借地［⑤H］。

27日上午，宋子文把蔣介石批准方案事告訴顧維鈞，並囑他立即去見薛穆。顧維鈞奉命對薛穆説，中國政府不反對在新約之外解決九龍租借地問題，也不反對戰後進行各種實際安排，但英國現在必須明確聲明打算把該租借地歸還中國，如果連這樣的妥協辦法英國也不能接受，中國政府將不簽訂條約。自然，他希望能避免這種結局。薛穆表示無能為力，説他已盡力設法提出折衷方案，如談判破裂，不是英國的過錯［⑥H］。

談判眼看面臨僵局。顧維鈞估計英國在九龍租借地問題上不會再作多少讓步，並主張“即使暫時犧牲九龍，也要簽署條約”。宋子文建議一起去勸説蔣介石不要在此問題上繼續堅持。27日晚，顧維鈞在面見蔣介石時説，英國有意表示友好，建議締結新約，這是英國“送上門來的禮”，中國應當先收下這第一份禮，同時暗示在等着第二份禮；中國應當先簽新約，同時公開講明，希望英國戰後歸還九龍租借地。蔣介石接受了這一建議。但他決定先不把這一立場通知英方，而讓宋子文翌日再告訴薛穆，九龍租借地問題解決後才能締約［①J］。

28日上午，宋子文再次與薛穆會談。宋強調説，中方已對英國建議的換文討論過兩次，但不能接受這種解決辦法，他強烈暗示情勢的嚴重性，懇切要求英國政府重新考慮在新界問題上的立場，作出準備歸還新界的表示。薛穆也感到事態嚴重，他相信宋子文所強調的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在新界問題上的感情，他擔心如果英國不發表中方所要求的聲明，中國真有可能拒籤新約，那樣，“英國可能陷入窘境，中國人在與美國人訂約之後，會單方面宣佈廢除治外法權。即便不這樣，也將出現很困難的狀況”，中英“兩國正在迅速改善的關係”將“嚴重倒退”［②J］。

在28日內閣會議之前，克拉克在給艾登的備忘錄中分析談判形勢説，如果內閣會議批准指示薛穆，除了把“租借地的期限”中“期限”一詞刪去，英國不再作任何讓步，英國可能要冒談不成條約的風險。這對英國議會和公眾都能講得過去，因為一則，新界不屬治外法權範圍，它是“英國領土香港的租借條件下的延伸”；二則，如果英國寬宏大量，條約對中國過於有利，中國將得寸進尺，要求對治外法權範圍以外的事項進行調整。他指出，達不成條約雖有若干不利之處，但“事情的關鍵在於，如果我們由於中國的壓力而在這一重要問題上讓步，那麼我們使自己在其他問題上經受中國的嚴重壓力”。艾登完全同意克拉克的這一説法［③J］。

28日，艾登向內閣會議報告了談判情況，表示不能接受中方要求，內閣會議同意這一立場。會後，艾登立即指示薛穆，除了26日電所示可將“租借地的期限”中“期限”一詞刪去，或改成“租借地問題”外，英國不能再作讓步。”他説：“我們不可能接受顧博士提出的解決辦法，如果中國堅持，我們只好不簽訂條約。”29日，艾登又緊急致函美國駐英臨時代辦，向他解釋英國政府的立場，談判開始時，英國政府沒有料到中方會提出新界問題，現在，內閣已經議決，即使談判破裂，英國也不能讓步。他希望在談判中一直與英國合作行事的美國政府運用其對中國的影響，不要使事情走到這一步［①K］。雖然美國政要和公眾輿論對英國殖民主義多有批評，但在這談判的關鍵時刻，美國支持的還是英國而不是中國。31日，英駐美大使哈利法克斯電告外交部，美國國務院與美駐英大使懷南特（JohnG．Winant）“經過充分討論”，決定向中國政府指出，他們對中方“經常節外生枝感到不快，雖然租借地問題是中英兩國間的事，但美國也關心此事，因為提出這一問題可能影響順利解決治外法權問題”。雖然在美國進行干預之前中方就已作了讓步，艾登對美國國務院和懷南特還是深表感激［②K］。

30日，薛穆、宋子文再次會談，薛穆照艾登28日指示把英國立場告知宋子文。下午，宋子文、王寵惠、顧維鈞又見蔣介石，勸他最後下決心放棄關於九龍租借地的要求。31日上午，蔣介石正式批准簽署條約。中午，宋子文將此決定通知薛穆［③K］。

由於條約文本翻譯頗費周折，新約簽字又推遲了若干日。1943年1月11日，中英新約與中美新約同時簽訂。宋子文並向薛穆提出一項照會，聲明：關於九龍租借地問題“保留日後提出討論之權”。21日，薛穆復照稱，業已將此通知轉達本國政府［④K］。英國沒有通過這次換文承擔任何義務，作出任何承諾。可以説，中方在九龍租借地問題的談判是完全失敗了。

“除非踩過我的屍體，否則休想把香港從大英帝國版圖中除掉”

英國政府在拒絕中方要求時，曾經侈談戰後遠東的重建與香港的關係之類，其實，英國所謂的重建無非是恢復或變相恢復大英帝國，繼續維持或至少在一段時間內維持英國的殖民統治，英國是根本無意放棄香港（包括新界）的。1943、1944年間英國決策者凡有機會便重申他們的這一立場。

1943年11月，美國國務院政治顧問亨貝克（StanleyHornbeck）訪問倫敦，作為對克拉克頭年訪問華盛頓的回訪。亨貝克在與英國外交部官員的最後一次會談中，以“完全由他個人負責”的方式表示説：“我們已經談到了許多方面，探討了許多問題，但是另外還有一件事情—一不是在現在，而是在局勢明朗時—一也許是我們應當加以考慮的，那就是……香港的未來。”在場的英國官員一聽這話頓時像“觸了電”似的。當晚，英方安排他去見丘吉爾。丘吉爾給他着着實實上了一堂課。丘吉爾説，香港是英國領土，他看不出有什麼理由應該改變這種狀況；戰後也許可以與中國人做出某種安排，對主權做一些調整，但“政治控制與行政責任必須留歸英國”。他再次提到他一年前的一個公開表態：他當首相不是為了消滅大英帝國。他説：“他對此確信無疑，他完全樂於對任何人這樣坦率地説。”［①L］

在11月下旬的開羅會議上，羅斯福在與蔣介石的會談中表示，戰後香港應當歸還中國。在新約談判中蔣介石在香港問題上碰過釘子，他知道事情棘手，因此，提議由美國先與英國商討［②L］。但在隨即舉行的德黑蘭會議上，當羅斯福提起香港戰後歸還中國的可能性時，丘吉爾甚至拒絕討論。由美方起草的開羅會議宣言明確提出，戰後中國將收復被日本侵佔的所有領土，而對日本佔領的大英帝國的屬地卻隻字未提。丘吉爾對此極為不滿，他在會上遇有機會便宣稱：“戰爭結束時，我們並不要求給自己增加領土，同樣，我們也不打算放棄任何領土”［③L］。

1944年10月底，丘吉爾向他的內閣成員明白表示，“向俄國提供在遠東的戰爭目標是絕對必要的”，其中包括了旅順、大連，道理很簡單：“俄國提出的任何犧牲中國利益的戰爭賠償要求都將有利於我們解決香港問題”，因此，“英國不應對俄國恢復其在遠東的地位表現出任何敵意”［④L］。11月8日，在議會答辯中有人問首相，他在1942年11月關於“不是英王為主持消滅大英帝國設立的首相”的宣言中的“大英帝國是不是不包括香港”。屬於工黨的副首相艾德禮（C．R．Attlee）大概是為了表示在這一問題上的兩黨一致，搶着回答説：“大英帝國的任何部分都沒有從宣言中除外”［⑤L］。稍晚，12月31日，丘吉爾在致艾登的一份備忘錄中斬釘截鐵地表示：“我們的格言是‘不許干涉大英帝國’，絕不許……玷污這個格言。”［⑥L］1945年4月，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受羅斯福之命與英國決策者討論香港問題，在途經倫敦時會見了丘吉爾，丘吉爾直截了當地向赫爾利表示，他將為香港鬥爭到底，他説：“除非踩過我的屍體，否則休想把香港從大英帝國版圖中除掉”，大英帝國將不要求什麼，也不放棄什麼，“我們決不會放棄大英帝國旗幟下的一寸領土”［①M］。

英國還為戰後重新佔領香港製造輿論，英國政府在紐約的官方新聞機構英國新聞社出版的《英國與日本》的小冊子中，大肆渲染英國治理香港的政績，其中心意思是説，香港作為英國的殖民地，對英、中兩國是同樣有益的。

英國為重佔香港及早着手進行準備。早在1943年，殖民地部就設立了一個香港計劃小組，初時只有9人，全由曾在香港任職的資深官員組成。自1944年9月起，前港英政府華民政務司麥道高（S．M．MacDougall）出任組長，小組成員增至28人。小組的任務除了幫助殖民地部制訂政策外，主要從事籌備戰後重佔香港的行政機構（包括人事安排）的工作，並研究如何保證提供足夠供給的問題。該小組還負有幫助殖民地部制訂未來政策的責任。它與殖民地部、英商中華協會等一起討論了戰後在香港進行“憲制改革”等問題［②M］。

1944年8月3日，殖民地部、印度事務部和緬甸事務部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恢復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解體的遠東委員會，這是一個直屬內閣的部際決策機構。11月15日，遠東委員會召開恢復以後的第一次會議。23日，委員會秘書阿姆斯特朗（E．A．Amstrong）把艾德禮8日在議會上關於香港問題的表態印發給委員會，以此作為制訂香港政策的指導方針［③M］。

英國的既得利益集團對戰後重佔香港十分關心。新約談判中的爭論使它們十分擔憂，“外部的壓力可能錯誤地導致一種統一意見”，使政府在香港問題上對中國讓步。1943年5月，英國在華利益的主要代表英商中華協會就向政府表示，鑑於“保持香港對戰後中國與遠東的貿易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決不能放棄香港。1944年11月，協會再次致函殖民地部，對艾德禮在議會的表態表示“全心全意的擁護”，並説他們聽到這一聲明，有“如釋重負”之感，他們上年提出的想法如今也“更有力量了”［④M］。就這樣，英商中華協會與英國政府互相影響，互相支持，堅定彼此在香港問題上的殖民主義立場。

“英國必須重新恢復香港原狀”

使英國政府感到擔心的是，香港不在東南亞戰區司令蒙巴頓（LouisMountbatten）的管轄範圍之內，而在中國戰區之內。因此日本投降時，香港很可能為中、美軍隊所接收。殖民地部設想了擴充英軍服務團［①N］的兵力，利用它在日本投降後迅速在香港建立英國行政機構的計劃。但薛穆、英國駐華武官卡頓·戴維亞爾（CartondeWiart）及駐華英軍司令海斯（J．Hayes）均覺不妥。他們認為：“我們現今在中國的軍事地位如此困難和微妙，如要使任何這類計劃有成功可能，則必須事先與中美最高層領導講清”［②N］。1945年7月23日，外交部、殖民地部、陸軍部與香港計劃小組四方代表的會商意見大體也是這樣。與會者認為，既然香港在中國戰區之內，必須事先徵得蔣介石的同意，方能讓一個英國的民政小組附屬於參加接收香港的中國軍隊；而在向蔣提出之前，有必要先徵得美國的同意。自然，英國政府完全意識到，“向蔣介石提出香港的民政問題可能把香港未來的整個問題提到顯著地位”，因此遲遲疑疑，猶豫不決［③N］。

戰爭形勢迅速發展，8月10日，日本表示接受盟國《波茨坦公告》，準備無條件投降。在10日下午的內閣會議上，參謀總長彙報説，參謀總部已經擬定了在日軍投降時向香港派遣一支載有海軍陸戰隊的艦隊的計劃，該艦隊司令將受命接受日軍投降，並在香港建立軍政府。新任首相艾德禮感到事關重大，應由他親自致電杜魯門商量，但國防大臣伊斯梅(HastingsIsmay）認為，由首相親自出面會使美國人感到“我們不合時宜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原封不動地保持我們的殖民帝國方面”，因此改由英國參謀總部向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了這個問題。英國參謀總部設想，英軍佔領香港分3個階段：1．英國太平洋艦隊的一支小部隊儘早到達香港實施佔領；2．此後數日內運送婆羅州的一旅澳大利亞軍隊抵達香港；3．在馬六甲海峽通航後從東南亞戰區派遣一支部隊及空軍戰術分隊抵香港，取代澳大利亞軍隊［④N］。在此同時，8月11日外交部致電薛穆，命他通過英軍服務團團長賴濂仕（L．T．Ride）立即設法與被日本人囚禁在港島的前香港輔政司詹遜(F．C．Gimson）取得聯繫，授權他在被日本釋放後“立即恢復英國的主權與行政”，直到英國海軍到達建立軍政府為止。13日，外交部再次電令薛穆，“通過任何可能的方式”把外交部指示傳達給詹遜。香港計劃小組負責人麥道高將作為香港首席文官率領文職人員儘快盡往香港［①O］。

蔣介石顯然是估計到了在香港受降問題上會有麻煩，特地於8月14日下午召見薛穆，聲明“中國政府承認英國在香港的權利”，只是希望最終能解決香港問題［②O］。這實際上是給英國吃定心丸，表示中國近期內不會提起香港問題。

8月14日，裕仁發表“終戰詔書”，日本無條件投降。16日，駐香港日軍司令官將此消息告知詹遜。詹遜雖然尚未接到英國政府命令，但他自告奮勇，立即成立臨時民政機構，當上了“事實上的代理港督”。23日，他又通過重慶的秘密渠道接到殖民地部的如下命令：立即成立英國的行政管理機構，沒有政府批准，不得將權力交給任何人［③O］。

8月15日，杜魯門總統向駐日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DouglasMacArthur）下達關於接受日軍投降的第一號命令。其中説：“在中國境內（東北地區除外）和北緯16度以北的當屬印度支那的日軍向中國戰區統帥蔣介石投降。不言而喻，香港在中國受降地區之內。

英國不理會杜魯門的一號命令。16日，英國駐華大使向國民政府提出一項照會，其中説，英國政府正在安排派遣必要的英國軍隊去重新佔領香港並恢復香港行政。同日，國民政府復照英文指出，香港不在東南亞戰區範圍，英國的要求與杜魯門關於受降的命令不符。照會説：“中國政府尊重英國一切合法利益，並準備給予充分的必要的保護，但是一項接受日本投降的協調一致的計劃對於在亞洲重新恢復和平和秩序是至關重要的，茲建議英國政府按照聯合國家的總規定安排接受日軍投降。”［④O］國民政府外交次長吳國楨表示：這“僅僅是受降安排問題”，中國對香港沒有領土要求，香港問題最終將通過外交渠道予以解決［⑤O］。

19日，薛穆又交給吳國楨一份備忘錄，英國在其中辯解説，“一號命令”規定中國將接受“在中國境內”的日軍的投降，“英國政府認為這不能解釋為包括香港”。又説，英國政府當初被迫棄守香港，如今英軍接受日軍投降，事關英國的榮譽。備忘錄表示歡迎中國代表參加受降儀式［①P］。

中國政府每接到英方照會，便立即將其副本送給美國大使赫爾利，並向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通報情況，無疑是希望美國支持中國的立場。魏德邁認為，“既然戰爭開始以來香港一直被認為是中國戰區之內的”，中國要求受降是理所當然的［②P］。收到英國19日備忘錄後，蔣介石親自致電向杜魯門求援。他在21日電報中寫道，英國政府應當遵守“一號命令”而不能任意曲解，“現在對受降命令的一個改動都可能造成不良先例，從而在香港以外地區引起更加嚴重的後果”。他同時表示將邀請美、英代表參加受降儀式，“受降以後我將授權英國人將其部隊登陸以重新佔領香港島”［③P］。

國民政府在請求美國支持，英國也在向美國施加壓力。8月18日，艾德禮致電杜魯門説：“我們不能接受任何把第一號總命令解釋為意味着香港包括在‘中國境內’的説法，香港是英國領土”。並稱英國軍方已通知美參謀長聯席會議，一支英國艦隊已在赴香港途中［④P］。20日，外交大臣貝文（ErnestBevin）在下院宣稱，英國方面已為在香港受降採取了措施，但此事“可能還有困難”，中英兩國軍隊正在展開一場競賽，看誰先到香港［⑤P］。

接到艾德禮的電報後，杜魯門立即與國務卿貝爾納斯（JamesF．Byrnes）以及參謀長們進行商議，結果，美國在英國壓力之下不惜修改“一號命令”，同意“在受降問題上明確把香港劃出中國戰區”。杜魯門在21日給蔣介石的電報中説，美國“不反對由一位英國軍官在香港受降”。杜魯門儘可能降低他改變原先態度的意義，説這“主要是具體操作性質的軍事事務問題”，“在任何方面都不代表美國對於香港未來地位的觀點”，他希望蔣介石“以合作與諒解的精神看待此事”［⑥P］。22日，貝爾納斯公開表示，香港問題將在即將舉行的倫敦四大國外長會議上進行討論。英國政府對此頗感驚愕。23日，艾德禮針鋒相對地宣稱，英國已經擬妥在遠東恢復行政的計劃，並已做出由英國軍官在香港接受日軍投降的安排，它不準備對英國在遠東的領土主權作任何修改［⑦P］。

杜魯門修改“一號命令”，美國拒絕支持中國，國民政府處於孤立無助的地位。蔣介石無可奈何，於23日覆電杜魯門，表示“同意授權一位英國司令官去接受香港日軍投降”，並將派中、美軍官各一人出席受降儀式。蔣介石這裏所説的“授權一位英國司令官”云云，無非是作出實質性讓步時一種保全面子的説法，杜魯門自然明白，他立即回電，感謝蔣介石“體諒人的行動緩解了困難的局面”［①Q］。24日，美國方面宣佈，麥克阿瑟已經向日本大本營發出命令，香港日軍向英國軍官投降。同日，蔣介石對香港問題作公開表態。他在中常委、國防最高委員會的聯席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白宣佈：“中國決不藉招降的機會，忽視國際合作和盟邦主權”，“關於香港的地位，以前是以中英兩國條約為根據，今後亦當以中英兩國友好的關係協商而變更”［②Q］。從而明確表示，他無意在此時提出新界問題，他僅僅是要行使—一即使是名義上行使作為中國戰區統帥在香港受降的權力。

但英國政府卻無視這種權力。27日，薛穆奉命口頭告訴蔣介石，英國不按受他的建議，“英國必須重新恢復香港的原狀”，並已指派海軍少將夏愨（C．H．Harcourt）主持受降。蔣介石反駁説，作為中國戰區統帥，受降香港日軍屬於他的職責範圍；但又順水推舟地表示，既然英國政府已指派了夏愨少將，他從即日起就授權給夏愨。他還説：“如其不按受此委託而擅自受降，則破壞聯合國協定之責任在英國，餘決不能放棄應有之職權，且必反抗強權之行為。”［③Q］同日，蔣介石還召見駐華武官卡頓·戴維亞爾。該武官隨即向國防部長伊斯梅報告説，在過去兩年中他多次見過蔣，有時是在非常緊急的時候，“從未見他像今天這樣激動”，他認為“如果我們堅持現在的態度，我們將嚴重損害將來的對華關係［④Q］。

英國外交部異想天開，於28日下午2時致電薛穆，表示希望蔣介石不要公開提出授權受降的要求，希望他“單方面地放棄這種權力以利於英軍司令”。10分鐘後，外交部又追加一電，稱蔣介石現在的態度與他8月24日關於香港的聲明不一致，並提出一項新建議：由夏愨代表英國政府、蔣介石授權另一名英國軍官作為代表聯合受降［⑤Q］。

次日一早，薛穆往見吳國楨，要求安排拜會蔣介石，遭到回絕。吳國楨説，蔣介石不會同意英國的新建議。薛穆立即電告外交部説：“鑑於蔣介石的態度，如繼續討論此事，除了徒增雙方的敵意，不會有任何結果。”［⑥Q］

30日下午，蔣介石接見英國大使和武官。他對英國“踐踏他作為中國戰區統帥的權力表示憤慨”。薛穆在當天給外交部的報告中説，他與武官認為“最好的辦法是接受授權”。他進而警告説：“除非此事得到解決，這個爭端將可能損壞我們與中國人的關係，而且正是在對我們的利益至關重要的時刻—一為了重建我們在上海等地的利益，我們應當得到中國合情合理的合作，如因香港問題而使蔣介石留下極為惱怒的感情，那麼不但在現在這個緊要關頭，而且在以後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都會遇到障礙和惡意。”［①I］

薛穆的這一警告顯然起了作用，英國政府是不能不考慮戰後與中國的長遠關係的。外交部遂於31日下午致電薛穆，表示同意夏愨同時代表英國政府和中國戰區統帥蔣介石受降，並歡迎中美兩國各派一名軍官出席受降儀式［②I］。這樣英國十分勉強地接受了委託受降的方式。蔣介石總算保住了一點面子，，可以自我安慰了：這“是公義必獲勝利之又一明證”［③I］。但十分明顯，在受降權之爭中，贏家仍然是英國。

8月30日，夏愨率領的英國艦隊在香港登陸，恢復了對香港的佔領。9月16日，夏愨以英國政府和中國戰區統帥蔣介石的雙重代表身分，在香港督憲府接受日軍投降。夏愨在香港成立軍政府，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正式恢復。

行文至此，我們不難得出下面一些看法。

在太平洋戰爭中，中國通過領銜簽署《聯合國家宣言》，成立中國戰區、廢除治外法權、列名於《關於普遍安全的宣言》、發表《開羅宣言》等一系列外交和軍事舉措，提高了國際地位。號稱“四強”之一，但中國並未被其他大國視為平等的夥伴。如果説《雅爾塔協定》是美蘇揹着中國而將中國利益私相授受的交易［④I］，那麼中英在香港問題上的交涉就是英國繼續恃強凌弱的事例。不論是在新約談判中，還是在受降安排上，國民政府都曾為實現理所當然的權力作過一些努力，但決策者仍然存在着半殖民地心理，缺乏自立自強意識，又沒有審時度勢地採取得力措施［⑤I］，常常知難而退，加之缺乏盟國的支持，以致把理直氣壯的事情做得低聲下氣。美國政界和輿論界雖然對英國的殖民主義政策有所批評，但美國政府到關鍵時刻仍然支持英國，而不是中國。這既表現了美、英傳統的“血濃於水”的“特殊關係”，也表現了美國對中國的輕慢。總之，在有關香港問題的交涉中，處處可見一百年來中國與列強關係的延續。

英國對香港的立場並不是一個特殊的事例，它與英國對印度、緬甸、馬來亞等的立場是一致的。對於印度，英國拒不考慮國大黨的要求，堅持其殖民統治而不加變更。對於當時被日本侵佔的那些原有殖民地，英國力圖在戰後恢復原狀。也就是説，在太平洋戰爭中，一方面，英國作為主要盟國之一，與中國、美國以及後來的蘇聯，與亞太地區各國人民一起，進行着反對日本法西斯的殊死鬥爭；另一方面，英國又無時無刻不想着恢復其殖民帝國。正如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泰勒（A．J．P．Taylor）所説：“檔案材料現在揭示，大不列顛進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目的是為了恢復大英帝國，而且甚至還要給大英帝國增添點什麼（如對利比亞）。”［①S］但是，畢竟時代不同了，硬要把舊時代的做法搬到變化了的時代，其結果肯定是不美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