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從未解決垃圾問題，只製造了沒有垃圾的幻覺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迴響編輯部”

無論是去年禁止進口洋垃圾，還是今年轟轟烈烈的垃圾分類運動，垃圾始終是縈繞在現代社會頭上的幽靈，無法消化，難以處置，我們把廢棄物從下水道沖走，又一卡車一卡車地把垃圾傾倒到城市的邊緣，以為眼不見心為淨，但它們又會以大米中的重金屬，水源中的微塑料重新迴流到我們的體內。

現代社會從來沒有真正解決過垃圾的問題，只是製造了垃圾看不見的幻覺。垃圾背後，其實是我們如何與自然相處的問題，以及別忘記了處理、轉移和承受垃圾之重的，那些看不見的廉價生命。

現代社會從未解決垃圾問題，

只製造了沒有垃圾的幻覺

文 | 浩菊

萊奧尼亞居民們每天都在更新自己，為了給新事物讓位，居民們不斷地丟棄。清晨人行道上的垃圾車會一車一車地將包着昨日廢棄物的塑料袋運走。人們並不在意垃圾被運往何處，城外的垃圾日復一日地堆積，成為“堅不可摧的堡壘”，垃圾山越堆越高，似乎只要一個罐頭盒就能引發一場垃圾雪崩，“整個城市就將被淹沒在她始終力圖擺脱的過去中”。這是意大利小説家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中講述的故事，預言般地展示了現代生活的“末日圖景”。如今，“丟棄”成為不自知的日常慣性，垃圾被包裹在塑料袋內，通過龐大的城市環衞系統轉移出生活的視線，我們可以安然自適地享受“用完即棄”與不斷消費的生活。

看不見的城市

[意大利] 伊塔洛·卡爾維諾 / 張密 / 譯林出版社 / 2012-4

只是，被轉移的垃圾並沒有消失。在農耕時代，廢物往往可以被重新納入生態循環中，而現代工業則製造了無法被納入自然物質循環的物質，也製造了絕對的剩餘物。然而，有趣的是，垃圾在現代城市卻成為“不可見”的物質，如文化研究學者鮑曼所言，垃圾是這個時代被嚴格保守的秘密，“廢棄物是所有生產中最羞於被提及，最黑暗的秘密”。為什麼垃圾必須被排斥於想象之外？垃圾意味着本質意義上的危險、不潔麼？這種文化觀念與想象是如何被建構的？資本主義文化邏輯是如同利用“垃圾回收”與“垃圾處理”來合理化垃圾的生產？

如果説主流意識形態將垃圾問題轉化為技術發展的問題，那麼那些具有反思性的紀錄影像則展示垃圾內置的地理不平衡與暴力性。垃圾轉移的路徑展示着城市化與全球化進程中的資源剝奪和暴力，原本的分工不均衡規定了垃圾轉移的路徑，同時垃圾轉移又重新生成了廢棄化的空間。最後，垃圾本身具有腐蝕性、毒性，威脅在地生態與生命，垃圾是如何將承受垃圾的人與非人生命捲入一場災難，而我們如何理解位居全球垃圾貿易體系底端的勞工的生命困境？為什麼他們願意從事對自身生命有害的工作呢？

廢棄、現代性與不可見的垃圾

“丟棄”的日常實踐賦予了垃圾這樣的想象：絕對的死亡、廢物與無用。但是垃圾並非絕對的無意義，而隱含着文化秩序的邏輯。研究污物重要的文化學者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論著《潔淨與危險》中闡述了污物的社會建構性——並沒有本質意義上的污垢，污物之所以是污物，在於它位置不當以及對秩序的冒犯，如“鞋子本身不是骯髒的，然而把它放到餐桌上就是骯髒的”。進而言之，垃圾並非孤立的物質，而意味着一系列的秩序以及社會分類的規範。垃圾，即是社會秩序的剩餘物，是被特定的社會系統劃定為無用、可廢棄的物質。由此，垃圾研究的關鍵在於闡述“垃圾如何生產”以及對規範性觀念的批判與反思。也就是説，理解垃圾的關鍵之處並不在於垃圾本身，而在於生成垃圾的具體的歷史文化語境。

潔淨與危險

[英]瑪麗·道格拉斯 / 黃劍波 / 民族出版社 / 2008-9

現代垃圾的生成與“用完即棄”的習慣養成密切相關，丟棄與物質的使用價值無關，而成為文化習慣，尚存使用價值的物質也會被廢棄。垃圾研究學者蓋伊·霍金（Gay Hawkins）在論著The ethics of Waste: How we relate to rubbish中大致梳理丟棄文化養成的社會歷史。

首先，19世紀60年代一次性紙製用品的發明與推廣形成了現代潔淨、衞生的觀念。醫學上“看不見的細菌”的論述建構全新的衞生體系，使得一次性紙製品獲得倫理、科學的正名。20世紀20年代，便利、效率的經濟學修辭崛起促進了更多一次性產品的生產，例如打包食品、塑料手套、垃圾袋等產品被推廣，試圖打造極具效率、快速、方便的家庭生活。技術強化了現代人對效率的崇尚、時間的壓縮。而最重要的是，現代工業發展與大眾消費社會的到來加速了物的死亡速度。消費社會徹底改變了人與物之間的關係，商品需要被更為快速地拋棄，才能有更多的物的生產。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開篇即指出，我們生活於“物的時代”，現代見證了物的驚人的增長和湧現，同時也加速了物的死亡。消費邏輯建立起人與商品之間短暫而瞬息、永遠無法滿足的慾望關係，物的廢棄、死亡成為必然。

消費社會

[法] 讓·鮑德里亞 / 劉成富 / 南京大學出版社 / 2014-10

關於現代秩序與廢物之間的關聯，學者鮑曼的分析更為徹底。在論著《廢棄的生命：現代性及其棄兒》，鮑曼認為廢棄內在於現代文明生產秩序內部。如果説，前現代的農業耕種體現的是連續的、死後重生、生生不息的循環，那麼現代的採礦則是破裂和間斷性的象徵，新事物的生產來自於對舊事物的廢棄和破壞，所有的新事物需要腐爛老死以為更新的事物讓路，“採礦的每一步都沒有回頭，它是單方向的運動，不能取消，不能挽回。採礦的歷史是被廢棄濾盡的礦脈的墳墓”。內置於現代性的流動性無時無刻不在製造着廢棄物，製造着“走向垃圾堆”的物品。鮑曼認為，這種強制性的廢棄、流動鐫刻在我們的審美認知、注意力、時尚美學以及日常交往和不斷流變的生活之中：“萬事萬物自誕生之日開始，就貼上了死亡即將來臨的標籤；每一樣事物在離開生產線的時候，都被貼上了一張‘在此日期前使用’的標籤”。

廢棄的生命：現代性及其棄兒

[英]齊格蒙特·鮑曼 / 谷蕾 / 胡欣 / 江蘇人民出版社 / 2006-11

弔詭的是，現代世界承諾了一個“沒有垃圾”的現實，垃圾消失了。齊澤克在紀錄片《受審視的生活》（Examined Life: Philosophy is in the Streets）的開篇站在垃圾堆旁邊講述日常生活對垃圾的感知的缺席：“在我們對日常現實的感知中，這些東西（垃圾）從我們的世界中消失了，當你去廁所，屎消失了，你沖走了它，當然，理智上你知道屎在那裏，然而在你最基礎經驗的內核之中，屎從你的世界中消失”。倚賴於下水道、垃圾箱、垃圾車、垃圾站等層層相扣的現代城市衞生處理系統，我們將垃圾清理出生活。只不過，看似光鮮整潔的現實一直籠罩在垃圾的魅影之下。約翰·史坎蘭在論著《關於垃圾》（On Garbage）中認為垃圾是人類工業和資本主義文明中被壓抑的“物質潛意識”，城市文明秩序是通過垃圾的排斥建立起來的，垃圾在城市中是鬼魅的，幽靈式的存在（ghostly presence），那些散落的被清理的垃圾會從掩埋的墳墓中爬出來，會幻化成各種形式（彌散於空氣、水、土壤之中），回到現實，回到身體內部。

紀錄片《受審視的生活》海報

我們隨手丟出去的垃圾袋、牙膏殼、牙刷亦或是清潔劑，可能會被壓碎處理，被傾倒到海洋，被海洋生物攝入其體內，最終通過食物鏈重新回到我們的身體內；亦或是被焚燒、填埋，滲透到地下水、土地、空氣中，彌散於我們生活的環境，並重塑我們的身體。

垃圾的分類和回收，製造了沒有垃圾的幻覺

近年來，垃圾越來越作為重要的環境問題被納入生態紀錄片的再現與表述，然而主流的生態紀錄片往往將垃圾描述為一場生態災難，一個亟待解決的環境議題。另一方面，紀錄片最終又會尋求“可持續性”的方式消除垃圾——比如垃圾回收、垃圾分類、垃圾堆肥等，從而消除“垃圾”所帶來的焦慮與不安。人們寄予技術的進步、回收體系的健全來化解這個令人恐懼與不安的現代災難。例如，紀錄片《塑料海洋》（A Plastic Ocean）以莊重的畫外音展示了美國海軍艦隊如何利用高科技的清潔工藝實現垃圾的無害化。紀錄片《廢物》（Trashed）敍述者傑瑞米·艾恩斯最終訴諸於

“垃圾處理技術的更新”——垃圾發酵、堆肥以及龐大的垃圾回收系統，來消除垃圾焦慮。在紀錄片的結尾，艾恩斯探訪美國巨大的垃圾回收站，鏡頭掠過整齊而富有秩序的垃圾傳送帶、垃圾處理起重機，畫外音是回收場的工作人員陳述回收工作的完美與處理流程的完整，被打包的垃圾會運往中國，形成完整的回收與生產體系——“中國人會將這些回收的塑料製品做成新的產品，然後我們從他們手中購買商品”。

紀錄片《塑料海洋》海報

可持續性的垃圾處理與回收似乎提供了“令人安慰”的方案，垃圾的焦慮與災難性事實終止於歐美國家看似完善的處理體系，似乎人類可以依賴“生產-消費-回收”的循環來驅逐“垃圾”的魅影。但這一論述，是對事實的遮蔽。一方面，可以被重新回收利用的垃圾事實上佔據相當低的比例。發表於Sicence Advances 的論文The Chinese import ban and its impact on global plastic waste trade 指出，目前全球只有9%的塑料垃圾被回收利用，絕大多數（80%）塑料垃圾被填埋或最終污染環境，每年大約有400萬至1200萬噸塑料垃圾進入海洋。再者，歐美回收的垃圾絕大部分以全球垃圾貿易鏈流入第三世界，將垃圾造粒重塑為原材料的過程也會產生大量的毒氣、廢物，回收依賴全球南方廉價的勞動力，廉價的環境成本和生命成本。佐治亞大學學者研究過去28年（1988-2016）世界塑料垃圾的進出口數量和交易額，指出高收入國家一直是塑料垃圾的主要出口國，亞非地區成為進口塑料的主導地區，擁有更完善垃圾處理基礎設施和更高廢品處理標準的富裕國家正在把塑料垃圾運往發展中國家。

因此，依賴回收體系實現清潔、無垃圾、可持續的歐美世界，是建立在垃圾被轉移到第三世界的事實上。垃圾研究學者田松的説法更為準確，“垃圾不可能被處理，只能被轉移”，“從看得見的地方，轉移到看不見的地方；從話語權強的地方，轉移到話語權弱的地方”。也已有很多學者洞察到“回收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深刻的意識形態性，是資本主義生產所構築的謊言。尼克·舒金（Nicole Shukin）在論著《動物資本：生物政治時代下的制化生命》（Animal Capitals: Rendering life in biopolitical times）回溯西蒙斯（Simmonds）所開闢的“垃圾循環回收論”。西蒙斯將垃圾定義為“被錯置的資源”，認為要為工業生產的垃圾找到重新利用的價值，現代工業經濟必須模擬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將垃圾重新納入資本生產體系內部。尼克·舒金認為通過挪用生態體系“循環”、“物質轉化”的概念，西蒙斯“自然化”了工業生產體系，而遮蔽了資本生產通過垃圾回收降低原料成本、壓榨更多剩餘價值的事實，隱藏了工業必然生產廢棄物的事實，塑造“生產-回收-生產”這一封閉性循環神話，進而，合理化無窮無盡的生產與消費。學者Joshua Schuster 在分析加拿大攝影師愛德華·伯汀斯基（Edward Burtynsky）關於中國的垃圾回收景觀的攝影作品時批判回收符號的虛假性，回收標誌由三個迴環的箭頭構成一個封閉的圓圈，強調流動性與循環性，呈現不經過任何中介即可實現的重塑、轉化，似乎任何垃圾物質最終都能走向無窮的循環，而取消了回收勞動者的在場，取消了回收過程承受污染暴力的人與非人的生命。

回收構築了一個可以將廢物完美處理為生產原料的神話，流暢的物質循環合理化了永不停歇的資本生產，遮蔽了工業生產方式中必然存在的廢棄物環節，以及資本榨取過程中所製造的廢物，與被廢棄化的空間和生命。當今消費社會文化邏輯的巨大諷刺在於，一方面垃圾回收、垃圾分類與垃圾再利用愈來愈成為公共領域中被認可、甚至大肆宣揚的環保政策，另一方面，我們比以往更心安理得地製造垃圾，“用完即棄”的生活方式在回收、環保字眼的包裹下獲得了某種正當性，然而卻很少有人去審視“時刻更新”的消費日常所建立的怪異的物慾，很少有人質疑“被物質包圍”的生活本身。這一悖謬很好地展現在電商回收快遞包裝的宣傳上。快遞垃圾佔據垃圾產量的大部分，諸如阿里巴巴、京東、噹噹等大牌電商推出可回收包裝紙箱，減少膠帶的使用，媒體宣傳“一綠到底”“節約膠帶可繞赤道兩週半”來彰顯可回收的“效用”，為電商企業搖旗吶喊，但誰來追究那些無法被回收的垃圾？誰來戳破綠色消費的謊言？

固然垃圾回收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但是它不應該被神化，被視為解決垃圾問題的最終方式，從而遮蔽了真正的垃圾問題。垃圾的處理並非技術發展的問題，技術處理只會將人類捲入與垃圾更深的糾纏。垃圾所提出的挑戰在於：人類如何重新面對我們和物質、自然環境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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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轉移與空間不平衡

紀錄片《廢物》關於垃圾焦慮的化解終止於將打包的回收垃圾運往中國，而至於這些垃圾到中國之後遭遇了什麼，則成為被擱置的議題。環境主義式的主流紀錄片將垃圾問題轉化為一個技術問題或者管理問題，抹除了垃圾以不同方式被轉移、被投擲的事實。然而，另外一些具有反思意識與抵抗潛能的紀錄影像，則完整地呈現了垃圾是如何被轉移，例如大衞·費德爾（David Fedele）的紀錄片《電子垃圾場》（E-wasteland），印度紀錄片《城市邊緣》（City’s Edge）《塑膠牛》（Plastic Cow）。特別是王久良的紀錄片，其作品始終縈繞垃圾而展開，再現了城市化與全球化兩個層面上的不同垃圾轉移路徑。《垃圾圍城》再現了城市內部的垃圾如何經由環衞系統與地下垃圾產業鏈被轉移到城市郊區，並重塑了城市郊區；《塑料王國》呈現了全球垃圾貿易的轉移路徑：從美國奧克蘭垃圾回收站，經由海運轉移到中國東部沿海的農村。在這些紀錄片中，“轉移”作為重要的事實被再現，也就是垃圾所在的空間並非天然、抽離地存在的，而是生成性的。在這些紀錄片中，垃圾轉移的工具——卡車、大輪船，被反覆地再現，一方面呈現了廢物的不可處理而只能被轉移，另一方面，這些在新自由主義話語中實現空間快速橫跨的“時空壓縮”的工具，被指認為“自由”“快速”“扁平全球化”的象徵，在這裏卻呈現了兩個斷裂性的空間：從消費的城市中心到投擲垃圾的城市邊緣，從歐美后工業社會到承受垃圾的廢棄化農村。

《塑料王國》中的主人公依姐抱着剛出生的小妹妹

也就是垃圾處理，實質上是垃圾轉移的問題。垃圾轉移本身鐫刻着深刻的地理不平衡，同時也在加劇空間的不平衡。學者田松在文章《洋垃圾：全球食物鏈與本土政治》中即指出垃圾轉移體現的是資本運行的食物鏈，垃圾永遠從上游轉移到下游：

從全球範圍內看，美國是上游，歐洲、日本是上游，中國、非洲、南美是下游；從中國範圍內看，東部沿海、京上廣是上游，西部是下游；從北京看，城市中心去是上游，周邊區縣城是下游——所以會有垃圾圍城。

垃圾轉移的方向即指認着不同層面意義上的地理不均衡，也在製造着複雜而多層的“中心”與“邊緣”。乾淨、整潔的城市景觀、所謂的後工業社會恰恰是建立在被用來投擲垃圾、被生產的廢棄的邊緣地帶之上。垃圾作為物質在全球的區域流通即生動地再現了全球空間的斷裂性。王久良“塑料王國”紀錄攝影中有一張照片拍攝躺在垃圾堆裏的孩子，不識字的他正在辨識着德國品牌服裝P&C包裝垃圾上的文字：生產地是寧波，貨物到達德國杜塞爾多夫。也就是説，中國生產的衣服被運往德國，而包裝的塑料垃圾則從德國運回了中國。物質流通顯現了“生產-消費-回收”在全球秩序內部的不同分工，中國在全球資本主義經濟鏈條內既成為世界工廠，同時也成為世界垃圾場。被廢棄的消費品“屍體”被投擲到中國農村，成為垃圾回收場孩子們的玩具、學習的書冊以及用來粘貼牆壁的牆紙，更重要的是，是他們獲取經濟收入的方式。王久良在採訪中談及他所感受到的垃圾全球化流通的“荒誕”性：

“我看見一個小男孩用垃圾堆裏的報紙裹在身上，用垃圾膠帶繫住，扮演超人。我注意到報紙上的登載的新聞是扎拉·菲利普公主的婚禮。婚禮的頭版新聞圖片就掛在這個小男孩的背部。我一看到這個場景，腦子裏就響起結婚進行曲，而在我的眼前是一個在垃圾山裏追趕的小男孩。這些片段在我的腦中拼接在一起，這個世界的荒謬程度超乎我們的想象”。

頗有意味的是，斷裂空間的產生恰恰來源於世界圖景的整體性。學者大衞·哈維將全球化理解為服從於資本邏輯而生產不平衡的時間和地理的過程，不平衡發展與等級性世界勞動分工體系密切聯繫，由此而形成了所謂的“中心地區”和“邊緣地區”。在西方中心主義或者是城市中心主義的進步歷史觀論述中，亞非拉國家、城市邊緣（農村）往往被指認為骯髒、污穢的欠發達、落後、貧窮、不文明的地帶，後者之所以困境重重在於文明發展的時間性遠遠晚於前者，而垃圾的空間轉移路徑則將先後時間的文明問題轉化為共時空間問題，欠發達並非由於滯後，而是霸權施加的結構性暴力，是資本主義全球體系與城市秩序體系內置的權力不均衡所帶來的。

全球垃圾貿易鏈末端的廉價生命

上個世紀90年代，倚賴進口國廉價勞力與低門檻環境政策，全球廢品貿易鏈初步形成。發達國家高額的垃圾處理費用，使得出口垃圾比就地處理的利潤更大。例如，英國填埋1噸固體垃圾需要上繳86英鎊的填埋費。垃圾進口國的回收企業、加工廠則利用在地廉價的勞動力和生產成本從廢塑料中回收造粒賺取利潤。由此形成了多方受益的經濟貿易鏈。儘管有相關的法律法規禁止發達國家以最終處置為目的向發展中國家出口危險廢料，但是各種垃圾依舊以走私、其他商品夾帶、二手物品的名義非法出口到加納、尼日利亞、印度、巴基斯坦和中國。

垃圾貿易鍊形成了回收經濟生產鏈，同時也將發達國家的廢物排放到回收地生態系統內部。一方面，廢塑料被轉化為生產材料，廢棄物被重新納入生產-消費體系內部，從而形成了“生產-消費-回收-生產-消費”的迴環鏈條。另外，回收過程中產生的巨量的廢物，滲入在地居民的身體、在地生態系統，並直接進入全球生態循環。多倫多大學學者孟悦在論文《人類世版圖上的塑料王國》以圖示的方式很好地描繪了這兩大循環。只不過，往往前者是“可見”的經濟利潤，而在地的生命，作為廢物的直接承受者，則不被看見。

紀錄片《塑料王國》非常清楚地再現了全球廢物垃圾產業鏈與中國農村回收作坊的工人之間的關係。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經過粗淺挑選的塑料垃圾會被打包運往中國農村。在地工人精細地識別、甄選、分類塑料類型，再將原本的碎料製品壓碎、洗滌，重新造粒，成為塑料工業的原材料。這一過程是以廉價的勞動力和回收工人的生命為基礎和代價的：工人在幾乎沒有任何防護措施的條件下徒手分揀垃圾；雜亂的塑料垃圾中混雜着醫療廢棄物和有毒或具有腐蝕性的化學物品；分揀場所內垃圾遍佈味道奇臭無比，蒼蠅漫天；身體被病菌侵襲，臉部患有嚴重的黃水瘡。塑料加工設備非常簡陋，一名20多年塑料廠工作經驗的熟手，在一次通宵“造粒”中被機器冒出的甲醛燻暈以致左手被機器絞斷。而這樣的回收工作收入卻非常低廉：割一斤塑料袋1毛錢，夫妻兩人除掉生活費月收入2千元。

諷刺的是，紀錄片所再現的被毒煙籠罩的身體，在主流的話語成為“缺席的身體”。紀錄片開篇導演採訪回收處理中心負責人為什麼塑料要運往中國，“中國的市場實在是太好了，中國的買主能出別人兩倍以上的價錢”，當被問及“垃圾去往中國”之後是如何的，負責人依據客户提供的報告認為“看起來可以”。在全球廢物貿易內部，塑料垃圾如何處理僅僅只是一個“利潤”數值的權衡，而塑料垃圾本身的毒物、對當地景觀的侵蝕、對回收工人的生命的影響都成為不可見的景觀。

很多學者從後殖民的視角出發批判全球垃圾貿易體系內部的不公正，認為這一定意義上延續了現代以來的霸權體系，諷刺的是，這一生態不平等恰恰是後發國家進入全球市場追求現代性的平等而造成的。土耳其學者B.A.Donmez將發達國家的垃圾投擲與轉移視為早期生態帝國主義（biological

imperialism）的複製和延續，發達國家將亞非地區視為可廢棄的空間，徵用這裏廉價的勞動力與當地的生命、生態資源。而生態批評學者羅博·尼克森則闡述了被嵌入全球體系的底層勞工的傷痛何以被新自由主義話語和發展邏輯所抹除、所壓抑的。借用全球貿易所獲得的自由流動的合理性，垃圾回收產生的毒物對在地景觀的改變、對生命的傷害都被“合理化”了。王久良在採訪中提及，舊金山未經詳細分揀的塑料賣給中國是一頓9美元，“9美元，連過叉車放在船上的費用都不夠，但如果以9美元賣掉，就是’國際貿易’，如果一分錢不收，就是’傾瀉’”。也就是，藉助貿易的名義，垃圾獲得了全球自由流動的資格和正當性。另外，尼克森援引“發展難民（developmental

refugees）”的概念指認在發展邏輯中被排斥出想象共同體的傷痛承受者。追求現代的、進步的發展中國家壓抑了受難者的傷痛。紀錄片“塑料王國”的命名就非常準確地展現了這一悖論：“塑料王國”取自媒體對中國大規模的廢塑料回收加工區—餘姚的稱呼，所指認的是中國塑料產業的蓬勃發展與中國塑料業在全球市場舉足輕重的位置。光鮮的經濟價值掩蓋了底層勞工和在地居民的身體傷痛。而紀錄片以此命名，轉向對在地居民生命經驗性傷痛的體認。可以説，承受垃圾暴力的身體是被雙重“棄置”的——既是全球資本流動中被廢棄的生命，同時也是現代國家發展話語內部不被承認的、可消耗的“剩餘者”。

這樣的分析，更多地將位居貿易鏈末端的垃圾回收從業者視為“單一的受害者”。但對於回收者來説，垃圾，既是威脅生命的污物，同時也為之提供了賴以生存的方式和經濟生存的發展空間。我們應該看到他們與垃圾回收業之間悖謬的關係，才能理解他們複雜的生命困境。學者孟悦在論文《人類世版圖上的塑料王國》認為，紀錄片《塑料王國》中所呈現的勞動者並不是純粹的受害者角色，回收工人內化了公共話語對生命價值的否認，轉而認同垃圾回收所帶來的“財富、發展、經濟”價值，自覺選擇放棄生命健康。因此，工人自身既參與者生態暴力，同時又淪為生態暴力最為直接的犧牲品。紀錄片反覆詢問回收工人“為什麼做這個（不健康的活）”，而勞動者給出的答案卻是對生命、生活價值的重新認可，“為了孩子為了爸爸媽媽”、“為了生存”、“為了生活，為了孩子”。

看似悖謬的反差，實則呈現了勞工選擇的被迫性：為了獲取經濟收入以維持和延續生命，不得不以生命的暫時擱置、身體傷痛的延宕為前提。為什麼中國農村的農民需要以垃圾回收業為生呢？這一被迫的選擇折射的是作為身份認同與社會價值認可的“農民”的死亡。在一次映後談中導演王久良談及紀錄片人物昆對農民身份的痛恨，“離開農村，進入城市”是他未來的圖景想象。而為了生存，僱工鵬則不遠萬里從四川農村到山東做回收工人。齊格蒙特·鮑曼將那些由於現代化生活範式在全球的傳播（或者是另一種新的秩序建構和經濟進步）而被剝奪曾經有效的生存手段的人稱之為廢棄的生命。某種程度上，他們都屬於“廢棄的生命”。

《塑料王國》紀錄片的結尾頗具意味：僱工鵬的兒子在垃圾堆裏撿到一張由英國通訊公司Lebara所生產的手機卡，僱主昆將SIM卡插入手機裏讀出手機屏幕所顯示的文字：“Welcome in China，歡迎來到中國”, 這句話被疊合在另一個鏡頭上：熊熊燃燒的垃圾堆散發的毒煙淹沒了孩子的嬉戲聲，紀錄片的主人公伊姐在煙霧瀰漫的垃圾堆裏翻檢垃圾。“Welcome in China” 這句話所指認的是一個挺進世界市場的中國，同時也意味着一個承受世界垃圾的中國。而這兩重涵義都內置於位於全球垃圾貿易末端的中國農村的人的生命經驗：他們承受着垃圾回收工業所帶來的滲透於身體內部的傷痛，同時他們也分享着崛起的中國所指認的經濟進取的生活想象——即拋棄故土、背棄農民的身份，背棄生命與生態本身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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