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歲女白領遭遇懷孕歧視之後，維權多難？_風聞

來源：澎湃新聞

憶起知道自己懷孕的那天，劉怡然至今心情複雜。

那是2017年5月21日上午，北京陽光燦爛，沒有風。在北京婦產醫院，醫生告訴她懷孕了，她像一頭迷路的鹿，慌亂無措。

對於34歲的她來説，懷孕不在計劃之內。結婚六年，她一直糾結於丁克還是生孩子，直到意外降臨。

那時，她是北京一家小型創業公司的市場總監，所在部門幾乎承擔着公司最重要的業務，事業發展向好。

當她將懷孕的消息告訴領導後，一切都不一樣了——工作崗位被替代，被移出工作羣，清退辦公桌，停發工資……生活驟然跌入谷底。

一場關於懷孕歧視的漫長拉鋸，伴隨着腹中新生命，悄無聲息地向她席捲。她像電影《秋菊打官司》中的女主人公一樣，固執地“想要一個説法、一個道歉、一個公平公正的處理”，但她發現，“維權的難度超乎想象”。她數度迷茫，這樣的堅持，值不值得？

“要不要？”

34歲之前，劉怡然的人生一路順遂。她1983年出生在哈爾濱，大學畢業後，跟隨鄰校同齡的男友北漂，進入北京一家創業型互聯網公司，之後又輾轉三四家互聯網公司，做網站運營、新媒體工作。

2015年，工作的第十年，她厭倦了朝九晚五的固定生活，想往移動互聯網方向發展，於是重找工作。

第一份面試邀約來自北京一家剛成立不到半年的創業公司。面試時，32歲的她被問到了生孩子的問題。她説，目前想做丁克。

這個想法源於她11歲時父母分開，從此跟隨母親生活，“我想要孩子，但是害怕會給他帶來傷害，所以寧願做丁克。”

最初，考慮到這家公司要上六天班，只有10來人，一人得身兼數職，劉怡然婉拒了。CEO發來消息，介紹了公司的優勢、未來發展前景。她被那種創業的目標感吸引，2015年3月12日入職該公司，負責新媒體運營，月薪一萬五千元。三個月後，轉為企劃部主管。

當年11月，她被改簽合同到其控股子公司A公司，擔任公關總監。第二年轉為市場總監，負責品牌等方面的工作，月薪慢慢漲到2萬。

工作時間朝九晚七，但她經常加班到晚上九、十點，甚至凌晨，週六也很少休息。每隔一兩個月，產品上線之際，那一週幾乎每天工作到凌晨四五點。累了，把瑜伽墊鋪地上眯一會兒，醒來繼續工作。

劉怡然被同事們喚“劉大人”，多用“工作努力”、“負責”、“女強人”等詞評價她。

公司氛圍也有些壓抑，有其他部門同事將雨後彩虹照片發到工作羣，就被領導叫到辦公室罵了。曾在這家公司工作過半年的程欣語記得，剛入職那陣，APP新版本正要上線，一到下班時間，公司領導有時會坐在門口，“誰也不敢走，正點下班會受到白眼。”

劉怡然自己後來整理工作郵箱時發現，工作兩年多，超出工作時間之外的郵件就有500多封，大多是凌晨時發的，有時是週末凌晨。

與忙碌相伴的，是經常性的胃疼和整夜的失眠，有時睜眼到早上五六點還睡不着，“很多個瞬間，會覺得很累，不知道是為了什麼。”

2017年4月，公司召開季度大會，這一年的重要業務幾乎都安排到她所在的部門。她還協助領導分擔公司管理事宜，這讓她感覺“整個人的價值是被肯定的狀態”，充滿幹勁。

直到5月21日週末，醫生告訴她，她懷孕了。

此前，她從未想過會懷孕。檢查前一天，還和朋友去喝過酒。

擔心影響工作，那天上午九點多，剛從醫院出來，劉怡然就在和CEO、副總裁三人組成的微信羣裏説，“有一個壞消息，我懷孕了。”

發現懷孕後，劉怡然很快告訴領導。 本文圖片均為 受訪者 供圖

兩位女領導和她年齡相仿，關係很好，經常一起吃飯，生活中有什麼事也會互相幫忙。

但這次，她倆的反應出乎她的意料，一個説“恭喜恭喜”，另一個説“這是好事情啊，要不要？”她説還在糾結，要跟丈夫商量下。

劉怡然的丈夫很開心，希望生下孩子。她則隱隱有些不安。

“那我幹什麼?”

查出懷孕的第二天是週一。早會後，CEO告訴劉怡然，派她到深圳和上海出差四天。

入職以來，劉怡然只出差過兩次，一次當天返回，另一次第二天返回，都是提前通知，有同事一起。這次只有她一個人，又是剛懷孕一個來月，她有些擔心身體狀況，領導讓她“克服下”。

出差第二天，她開始發燒，硬撐到最後一天。回京後吃藥治療，身體才好轉。

5月31日，出差回來後第一天上班，她發現公司在招聘網站上新增了一個崗位，職位和工作內容和自己的一樣。

部門面試也不再通過她，而是直接由副總裁接手。副總裁還越過她，直接找她的下屬去開會。以前一去辦公室，各種工作任務壓過來，但那天，除了之前的工作，沒新任務了。

她心裏難受，想不明白，中午沒吃飯，趴在辦公桌上哭。副總裁看到後，把她叫到辦公室，説考慮到她的身體狀況，需要找人分擔她的工作。在她出差期間，她們已經面試成功了一個人，對方7月15日入職。在這之前，由副總裁完成她的那部分工作。

劉怡然問，“那我幹什麼?”副總裁説：“你能幹嘛就乾點什麼。之後可以去做一些助理類工作。”她忍不住一直哭。

等到6月26日，她肚子疼得厲害，去醫院後，醫生説是先兆性流產，建議在家靜養。她按流程給公司人力和副總裁發郵件，請求休半個月病假，在家辦公。副總裁回覆郵件表示同意。

那半個月，她沒被安排新的工作任務，銷售、商務方面的工作交由其他人做，自己繼續做之前的工作，撰寫品牌稿件等。

半個月後，身體仍未好轉，她又休了半個月病假。

7月19日，公司羣發會議通知，對組織架構進行調整，她所在部門變更為品牌營銷中心，負責人變成了新入職的那位員工。

劉怡然辦公桌被清退，工作由新同事接替。

第二天，CEO助理在微信上告訴她，公司調整部門和座位，她的辦公用品被拿到了助理處。四天後，又告訴她，公司品牌宣傳等工作轉由新的品牌總監負責。

她私下詢問以前的合作伙伴，得知新品牌總監已和他們聯繫，“説是你那邊身體原因，主要對內了，她負責對外。”

高齡懷孕，加之身體透支嚴重，她身體狀況不太好。醫生告訴她，這個孩子不要的話，以後再要孩子會很難，建議她卧牀保胎。

7月30日，她申請再休一個月病假。副總裁同意了，讓她去公司辦理工作交接。她記得那天走進辦公室後，同事們看她一眼，便不再言語，沒人跟她打招呼。

“把我開除了嗎？”

8月3日，劉怡然收到人力主管發來的郵件，説請病假需提供北京市三甲醫院證明，包括診斷證明書、休假建議條、病歷、醫藥費收據等原件；病假結束銷假時提供病歷冊、檢查單據等。

劉怡然收到人力主管發來的郵件，讓補辦病假手續。

她當時已經看完病，沒有留存這些資料。“有的材料，比如休假建議條，醫院説沒有這個，沒辦法提供。”劉怡然很無奈，之前休病假副總裁都同意了，人力主管也沒有提到交病假材料的事。

劉怡然收到停發工資郵件通知。

5天后，她收到郵件，説如果不能按要求辦理請假手續，她7月份工資暫停發放。

劉怡然覺得不公，8月11日，她向北京市朝陽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想要回工資和入職以來的加班費。

這之後，她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上發表“公司不發工資，逼懷孕員工辭職”之類的言論。公司發來律師函，指責她造謠損害公司信譽。

劉怡然被移除微信羣。

沒多久，她的工作郵箱被關閉，陸續被從工作微信羣、QQ羣中移除。她給人力主管發消息“把我開除了嗎？”，對方沒有回她。

劉怡然詢問人力主管，自己是否被開除。

前同事得知她的情況後聯繫她，説自己之前的工資也有問題。她便在朋友圈發佈了這一消息，並曬出工資條照片。公司認為她泄露員工工資，以泄露商業機密為由起訴她。

她轉而向媒體求助，一家自媒體平台發佈了她自述被拖欠工資的報道，公司又以侵犯名譽權為由起訴她。

兩起訴訟去年已經開庭，不過至今沒出結果。

“這是一條更艱辛難走的路”

劉怡然自詡非典型東北姑娘，內向、宅、不願惹麻煩，希望能很快解決問題。但這次她選擇了以一種“最麻煩的方式”反抗。

從2017年8月11日開始，她先後向朝陽區仲裁委提請了5個勞動仲裁，其中3個為病假工資，另外還包括加班費、生育津貼等。

剛開始由於不懂法，前兩個月的工資申請後沒發下來，她迫不及待地去申請中間兩個月的工資，過兩個月又去申請第三次，“導致一個裁決要等另一個裁決的結果，這是我的血淚教訓。”

由於提交的多為電子證據，沒有原件或未經公證，證據不予採信，加班費和工資申請大部分被駁回，只有後期補交了病假手續的那部分工資獲得了支持，公司按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支付她5664元。然而，判決期過，公司還未履行。她請求法官強制執行，公司才將執行款打給她。

仲裁裁決書中，公司辯護律師稱，她有100多天沒有按規定辦理病假手續，後期補交了手續的病假工資已經支付了。

生完孩子後，她申請了生育醫療費和143天產假的生育津貼。社保局將兩筆費用打到公司賬户，公司以她未提交完整病假手續為由扣留。她不得已又申請勞動仲裁，獲得支持，公司這才將錢打給她。

不過，生育津貼是按北京市最低工資標準，而非她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資繳納，差額部分以及離職補償金等至今還在等待判決。

“原以為法律是唯一出口，走了法律之路後，發現這是一條更艱辛難走的路。” 劉怡然説，勞動爭議仲裁需申請人舉證，但證據往往很難獲取，比如考勤，公司打卡機的材料員工很難拿到；工作郵箱關閉後，郵件沒有原件對比；如何證實加班、計算病假工資等，法律上也沒有明晰的説法。

剛開始，由於對法律不瞭解，她不知道什麼證據是有用的什麼是沒用的，一些重要證據比如原件、工作羣中的聊天記錄、受到排擠的語言等，沒能及時保留下來，導致證據不完整。

她記得第一次參加仲裁庭審時，提交了358頁加班時間發的郵件打印件、工資條、微信聊天記錄等7項證據。公司只提交了考勤表和工資條兩項證據。這讓她感覺勝訴希望很大。

她焦急地等待結果。2018年3月25日，接到去領裁決書的電話後，她興奮了一晚，感覺“終於要柳暗花明了”。

第二天一早，她和丈夫去取。裁決書上寫着，由於證據沒有公證，不予採信，申請被駁回。她感覺有盆冷水澆了下來，“很絕望，覺得唯一一條路都被堵了。”

回家路上，她和丈夫誰也沒説話。到家後，她想不通，哭着給審判庭長打電話，“我説因為這件事，我一點活下去的希望都沒有了”。庭長安慰她，“這次的仲裁結果並不重要，你贏了，公司會上訴；你輸了，你也一定會上訴。”

“但我覺得這個結果很重要。”劉怡然説，經歷了漫長的訴訟和等待，結果讓人難以接受，她哭了一天。

那時的她還不知道，這只是開始。

“刁難”

比起等待的煎熬，威脅、跟蹤更讓她驚恐不安。

2017年10月12日第一次庭審結束後，在仲裁大廳門口，公司副總裁告訴她，已經對她發的朋友圈進行證據保全，隨時可以起訴她，勸她和解。劉怡然覺得“我要的這部分是合理的”，拒絕了。

擔心會被騷擾，她和丈夫搬了家。公司的人去她的住處找她，沒找到。之後多次當面詢問她的新住址，給她發郵件，“由於不知道你的住址，以後文件、通知沒辦法發給你，一切後果你自負”。

2018年4月17日，雙方約在一家咖啡店商議和解。公司代表提出給5萬元經濟補償，讓她撤掉所有仲裁。

她和法律顧問算了下，工資、加班費、離職補償金等加起來總共50餘萬。對方覺得金額太高，説給九萬八千元。

雙方沒談攏，不歡而散。那天，劉怡然丈夫開車接她回家。兩人進小區停車後，在車上坐了會兒。突然，她發現一輛寶藍色的寶馬從面前開過，有些眼熟。正在這時，寶馬車車窗搖下，劉怡然一看，是CEO助理一行。

她和丈夫開上前，對方很快開車走了。兩人追了一段，沒追上，打電話報警。被嚇到的她再次搬家。

2018年10月24日，在朝陽區人民法院望京法庭門口，被問到跟蹤一事，CEO助理沒有否認，説這是為了跟她保持聯繫、有個溝通渠道，“你們要50多萬，我們要解決這事，我們認為這是敲詐勒索，所以急了啊。”

公司法務説，劉怡然提出的和解金額挺大，他們覺得不合理，因此沒有達成協議。他們一直積極與劉溝通，但她拒絕溝通，而是向媒體爆料，去各個職能部門舉報，“我們就配合（職能部門）檢查，準備法院起訴。”

劉怡然至今記得離職時的場景。2018年1月生完孩子後，生活捉襟見肘，與公司的糾紛遲遲未了，她不得不主動申請離職。

6月14日她到公司辦理離職，法務説刻章不在，拒開離職證明，讓她先簽署解除勞動關係協議書。協議書中寫明，不再向公司索取任何費用或損害其聲譽。

劉怡然不同意，“他們説不籤就開不了離職證明，我的辦公用品也不讓拿走。”她只得打電話報警，花家地派出所的兩位民警趕來，在民警的幫助下，她才取走東西。

第二天，她去朝陽區勞動監察大隊投訴公司不開離職證明。大約一個月後，她收到了公司寄來的離職證明。

對於上述排擠、刁難的説法，A公司副總裁矢口否認，“完全沒這回事”，“走到這一步誰也不願意”。

當澎湃新聞提出採訪她時，她説這事太複雜了，電話裏説不清，必須面談，當面給記者看證據。她兩次告訴記者來上海出差時面談，之後又以“開會忙”為由取消了出差行程，直至後來不再接電話。

“懷孕被排擠了怎麼辦？”

懷孕後，劉怡然身子弱、需要卧牀保胎，母親在老家照顧病重的姥爺，公婆身體不好、常年住院，丈夫只得辭職照顧她。

此前，兩人都不怎麼攢錢，有多少花多少。沒了收入來源，日子過得緊巴巴的：去菜場，得時刻想着菜多少錢；遇到喜歡的東西，不敢再買；她甚至將家中電器、首飾等放網上變賣。

最窘迫的是2017年11月、距離預產期不到兩個月時，兩人積蓄花沒了，沒錢給孩子準備嬰兒用品，只得找朋友借。她覺得心酸又難過，對不起孩子。

仲裁結果出來前，她幾乎每天打投訴熱線，焦慮得睡不着。工作上的遭遇和生活壓力，讓她覺得撐不下去，“很多次想到了自殺。”

生完孩子後，她沒有坐月子，也沒有請月嫂，和丈夫輪流照顧孩子。一休完產假，丈夫便去工作。她拿到離職證明後，也馬上找工作。

2018年10月，她進入一家有上千人的國企，從事品牌公關方面的工作，工資只有之前的一半。

她記得剛入職時，部門有個女孩懷孕，同事們都很照顧她，幫她分擔重活累活；快下班時，領導會讓她先回去，讓她很是羨慕。

她想起了自己懷孕後的遭遇，那是“對身心和精神持續性的壓迫”。

上網搜索時她發現，那些在網上問“我懷孕被排擠了怎麼辦”的人，在被建議去投訴和仲裁後，往往會問“沒有其他辦法了嗎？”

劉怡然理解這種心情。她身邊的朋友都勸她，“你跟公司耗不起的，公司聘一個法務專門幹這事，你得付出很多時間和精力。”

起初，她也想大事化小、儘快解決，“但後來一直被壓迫、欺負，所有的鬥志都被燃起來了。”

劉怡然至今不敢告訴父母自己的遭遇，怕他們擔心。她身邊有朋友懷孕後被刁難、孤立，忍不了，便自己辭職，“很多人覺得吃點虧算了，但如果所有人都覺得走法律途徑太折騰了，那麼這個事情永遠都停滯在當下的狀態。”

程欣語有相似的感受。她在一家連鎖餐飲公司工作過。面試時，29歲的她被問到有無男友，她説有，不過近期沒結婚打算。

入職一個月左右，她被查出是宮外孕。住院期間，仍運營公司微博，出院在家休息時，也每天寫文案、發佈文章。

然而等她休完病假回公司，領導以她懷孕了沒告訴公司、耽誤公司宣傳為由，要求她離職。

流產、被辭退，讓她備受打擊，患上了抑鬱症，覺得“被欺負到極限了”。

她去申請勞動仲裁，獲得勝訴，法院判定公司支付她1萬多元工資。公司不服上訴，目前判決結果還未出來。她想好了，如果輸了，就繼續申訴，“支撐我的信念就是這件事情我沒有做錯，我必須要一個結果。”

“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我沒有做錯任何事情，為什麼要這樣對我？”幾乎是遭遇懷孕歧視女性的共同困惑。

懷孕歧視通常被認為是就業性別歧視的一種，也稱“育齡女性就業歧視”，指用人單位招聘時拒錄懷孕婦女，女員工懷孕後將其解僱、降薪或態度上有歧視表現，休完產假回來上班後將其解僱等行為。

職場女性的生育權與用人單位的利益間，似乎天然存在着矛盾。辭退懷孕女員工、要求女員工排隊生育、懷孕要報批等屢見報端。

從業六年的HR韓鵬介紹，公司為員工承擔的人力成本約為其個人收入的兩倍。女員工懷孕後，公司用人成本增加，很多工作也不太適合做了。她休產假時，工作需要有人做，如果再招一個人，女員工休完產假回來後，新招的人怎麼安排，會比較尷尬；安排其他人分擔，又會增加其他員工的工作量。

為此，企業招聘時，一般會問年輕女員工的婚育狀況，“已婚未育的女性，找工作時競爭力會下降很多。”

這導致一些育齡女性找工作時會“隱孕”：隱瞞已懷孕或打算懷孕。

程欣語覺得，30多歲對職場女性來説是個非常尷尬的年紀，沒生孩子，找工作會很難；生了孩子回到職場，之前的成績可能不在了，還會被擔心生二胎。

她有時想，找工作時説自己離婚了、不打算要孩子了，“這樣入職會簡單些吧？”

《勞動法 》、《勞動合同法》、《婦女權益保障法》、《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等明文規定，女職工在懷孕期、哺乳期、產期的，不得降低其基本工資或解除勞動合同。

韓鵬説，確實有一些女員工會利用法規的保護，為了在孕產期拿到工資、不讓社保斷檔，入職沒多久就懷孕，休完產假就離職；還有的懷孕後故意長時間休病假不上班。

他的一個HR朋友曾招聘過一個女前台，三年裏連着生兩個孩子，生完二胎回來工作半個月就離職，“等於女員工從企業白拿了三年工資。正是因為這種情況多了，企業在招聘時會採取措施規避這種風險，不敢再去賭這個人的人品怎麼樣。”

這似乎形成了一個死結，加劇了性別歧視壁壘。

2019年2月21日，人社部等九部門聯合發佈《關於進一步規範招聘行為促進婦女就業的通知》，禁止招聘時以性別為由限制婦女求職就業、拒絕錄用婦女，不得詢問婦女婚育情況，不得將限制生育作為錄用條件等。

韓鵬覺得，這個政策對企業的約束作用並不大，企業在招聘信息中不會寫明，但篩選簡歷時可以看；不直接問婚育情況，但可以間接問，“這種東西只要不露在台面上，就沒有辦法特別好地監管。”

當女員工懷孕後，用人單位一般不會直接辭退或勸退，但可能會在工資上有一定的考慮，少發獎金、績效等浮動工資，只發固定工資，“這其中還是有可操作的空間，《勞動法》中還沒有明確的規避性條款。”

一些用人單位甚至轉向隱形歧視，使用各種手段逼迫懷孕女員工自動辭職。一旦懷孕婦女在《辭職申請書》上簽字，很難證明脅迫事由，進而增加了維權難度。

“想要一個勝訴判決”

2018年8月24日，劉怡然以公司侵犯一般人格權為由，向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11月7日立案成功。

2019年1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民事案件案由規定》中，將“平等就業權糾紛”增加到“人格權糾紛”中。

1月28日，劉怡然申請將案由從“一般人格權”變更為“平等就業權”。代理律師劉明輝解釋，一般人格權屬於侵權責任法；平等就業權屬於勞動法。公司不給工資、經濟補償金等無法作為侵犯一般人格權的證據立案，變更案由後可以解決這一問題。

5月15日庭前談話時，公司提交了18項證據，其中一項被發現和原件不一致。目前還在等待下次開庭。

在此之前，孕婦維權有例可循。國內首例孕婦歧視集體維權案發生在2017年12月。中鐵物流集團倉儲管理有限公司的三位女員工——兩位處於孕期，一位在哺乳期，先是被公司降職降薪，之後以“架空”、清走辦公用品、註銷指紋打卡權限等方式驅逐，直至被辭退。三人先後提起勞動仲裁申請，互為人證。最終，都取得勝訴。

劉明輝介紹，過往懷孕歧視案大多為勞動爭議，這是首次以平等就業權來起訴的懷孕歧視案，或將成為國內平等就業權糾紛第一案。公司表面上雖沒有辭退劉怡然，但實際上她屬於被辭退的狀態，既沒崗位也沒錢。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法律是有缺陷的。”她和法官交流過，都有些發愁，依據什麼來認定是懷孕歧視、就業歧視、侵犯平等就業權。這方面，國內法律上沒有明確規定。

一些發達國家以及我國港澳台地區，有推定解僱制度——如果從一些排擠的行為，推定出用人單位有辭退員工的故意，可以定性為“推定解僱”，適用非法解僱的法律責任，員工可要求復職或雙倍經濟補償金。

為此，她期望，這個案件能推動國內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在《勞動合同法》中加入推定解僱制度。“我們想要一個勝訴判決，哪怕認定這是一種性別歧視，侵犯了女職工的平等就業權，都很有意義。”

在劉明輝看來，遇到這類情況，多數女性選擇隱忍，劉怡然則屬於高級白領，維權和取證意識強。即便如此，“對方公司還是認為我們不可能贏，因為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又沒辭退你，你告什麼？”

經歷近兩年的維權拉鋸，劉怡然發現，很多有過類似經歷的女性，不知如何維權，她希望能給她們一些啓示。未來，她想考法律系在職研究生，幫助在法律上遇到困難的人。

眼下，漫長的訴訟如同一道溝渠橫在面前。她努力想跨過，卻寸步難行。她記得，電影《秋菊打官司》開頭，秋菊丈夫被村長打了，她去找村長理論，村長把錢扔在地上，説你愛上哪兒告上哪兒告去。

很多個瞬間，她覺得自己像極了秋菊。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部分人物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