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吃齋唸佛不是為“三一八”慘案懺悔_風聞

文：散木

一、關於段祺瑞的傳聞

　　一段時間以來，頗見報刊上載有1926年“三一八”慘案之後段祺瑞為死難者“吃齋唸佛”的傳聞，還有的文章索性標題就是非常煽情的“段祺瑞為劉和珍下跪”，文章還説：當年“執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衞隊打死徒手請願的學生之後，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後又處罰了兇手，並從此終身食素，以示懺悔”云云。

　　在《另一個段祺瑞》（載《炎黃春秋》2009年第5期）的文章中，以段氏後人（段祺瑞的外孫女張乃惠）的口吻回憶和評述了當年的歷史事件，並稱道段祺瑞的私德，即其“私生活在當時是有名的清廉樸素，就是不貪污肥己，不賣官鬻爵，不抽大煙，不酗酒，不嫖娼，不賭錢。當時人稱他為‘六不沾總理’”等，又特別提到了最後導致段祺瑞政治生命終結的“三一八”事件，其稱：

　　“乃惠説：母親告訴我，慘案讓我外公極度悲憤不安，……他讓人立即調查死難者的名字，給予優撫。他還在悼念三一八慘案死難同胞大會上，當眾長跪不起，並立誓終身食素以贖罪。這個誓言一直堅持到他病危，雖然醫生一再勸他改變飲食，增加營養，他始終沒動搖，直到臨終。請你們想想，如果是他本人下令開槍殺人，他何必這樣做作，他原本就有很重的腿病，卻不顧自己的痛苦，長跪不起。”

　　二、傳聞的疑點

　　類似的文章，還見之於《最後的聲音———民國名人的遺囑》、《歷史的碎片2：另類人物》等書籍，但是，它們都有一個通病———都沒有出示相應的文字資料的出處。於是，它由此帶來的問題是：

　　“三一八”慘案之後，段祺瑞為死難者“吃齋唸佛”，這是真實的事實麼？抑或僅僅是其家人的傳言？段祺瑞為劉和珍“下跪”，是在什麼場合之下？“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衞隊打死徒手請願的學生之後，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後又處罰了兇手。”這也是真實的麼？聯繫以上傳言，如果説確有此事，則當系慘案發生之後，段祺瑞“隨即趕到現場”，並“面對死者長跪不起”，而且“之後又處罰了兇手”，那麼，如果檢索於歷史文獻（報刊上的報道、當事人的回憶等），它見之於何處？如果説段祺瑞“還在悼念三一八慘案死難同胞大會上”出現過，並且還有一番“當眾長跪不起，並立誓終身食素以贖罪”的舉動，那麼，是不是説，段祺瑞的上述帶有懺悔的舉止和行為，並不是慘案發生後的“現場”，而是在隨後的悼念大會上。

　　無疑，在這裏敍述者發生了矛盾，但它也給較真的讀者提供了一個確認的途徑———上述全部情節發生的“歷史現場”，要麼是慘案發生後的現場，要麼是悼念“三一八”慘案死難同胞大會。如此，追尋這一“歷史現場”便是接下來的任務了，不過，這追尋的結果會是什麼呢？它能否解開或者證實這一所謂的“千古奇冤”呢？遺憾的是，筆者迄今未發現有任何證據可以支撐上述的傳聞，或許，那只是聽聞者和轉述者的一廂情願而已。

　　三、毛澤東對段祺瑞的批語

　　“三一八”慘案是不是執政者早已蓄謀的大屠殺，即系“為章士釗所獻議，段祺瑞所許可”？或系另有原因？從慘案發生至今，相關的疑問就一直在人們腦際盤旋不去。早在慘案發生後不久，趙世炎就説過：“當‘三一八’案發生之後，最少數反動分子曾藉此而攻擊革命民眾最直接的領導者，衝擊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的黨員。他們的反動宣傳攻擊最力的，尤其是對於中國共產黨。他們所説‘三一八’之役是共產黨欺騙了民眾，利用了民眾，殺害了民眾。他們作如此反動宣傳的約有三種人：一是國民黨右派；二是國家主義獅子派；三是當時在北京辦《大同晚報》現在南昌活動的龔德柏等類的反動新聞記者。”（《“三一八”的一週年》）不僅於此，由於慘案本身的複雜性，此後有關的臆測不曾消停過，甚至有人説慘案的真相“恐怕永遠沒人能講清楚了”等。

　　不過，“三一八”的歷史場景畢竟是慘烈的，主要當事人之一的段祺瑞也為此而身敗名裂，甚至毛澤東對他還有一個批語。

　　1957年9月29日，毛澤東在《對章士釗反映張之洞、段祺瑞遺屬情況來信的批語》中説：“囑彭真查明處理。”這是章士釗來信反映：“囊者傳談偶及前清遺老與北洋軍閥皆不是人民敵人，政府可能予以照顧。”毛澤東批示説：“因時間已久，人民已淡忘了，非謂過去也不是人民敵人。”（近見香港《大公報》刊文介紹“毛澤東如何評不抽不喝不嫖不賭不貪不佔的段祺瑞”，説“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章士釗和毛澤東談起段祺瑞，毛澤東呵呵一笑説：‘有功有罪，已經化敵為友了嘛。’”真不知道作者是從哪裏獲得的這條消息，其實，其出處即是上述毛澤東對章士釗來信的批示，然而意思已經大變了。該文經中新網轉載，想必視聽的範圍極廣，卻實屬道聽途説。）

　　章士釗又説：“段祺瑞在派系私鬥上雖有失德，卻無反輸之舉。”毛澤東又批道：“有‘三一八’慘案。”章士釗説：“段祺瑞按其征討復辟、對德宣戰以及晚年抗日南下諸節，皆不失為革命犖犖大端。”毛澤東批道：“只此節可取。”（《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以上章士釗的來信和毛澤東批語，反映了他們對歷史的不同理解，毛澤東説段祺瑞的罪行“有‘三一八’慘案”，不一定就是説是段祺瑞下令屠殺遊行羣眾，而是説他擺脱不了其中的干係，即便他不是主謀，也是負有連帶責任的主要當事人。這倒也並非是誅心之論，段祺瑞其人，早在五四運動時就受到學生運動的衝擊，大革命時又力主“整頓學風”，警告學生“不得再行藉故滋事”，否則“依法從事，決不姑貸”，因此，也難怪人們首先要懷疑他是慘案的元兇了。

發佈開槍命令的最大嫌疑人、318當天主持召開國務會議的內閣總理賈德耀

　　四、段祺瑞為何“吃齋唸佛”

　　再來談談段祺瑞為何“吃齋唸佛”的傳聞。

　　關於“三一八”慘案的歷史究問，因這一歷史事件的複雜，以及事件發生時的特殊氛圍、當事人和後人記憶的偏差、個人情感等多種因素，在相關的回憶和記述中多有失實之處，前述所謂段祺瑞在慘案發生後趕到現場，或在慘案死難同胞大會上面對死者長跪不起的細節，以及表示從此終身食素以示懺悔，等等，全系想象。

　　因為當時如果段祺瑞果真出現在事發現場抑或悼念大會上，不可能沒有新聞的報道，筆者為此特意查閲了當時各大主要報紙以及“三一八”慘案的主要文獻（《三一八慘案資料彙編》、《三一八運動資料》，以及吳廷燮撰《段祺瑞年譜》等），均無相應的記載。至於上述説法的由來，均出自段祺瑞的三女兒段宏巽在《上海文史》發表的一篇回憶文章（段氏後人，兒子段宏業是花花公子，一事無成；女兒段宏彬移居美國；三女段宏巽是管理家務的，據《百年家族———段祺瑞》一書中所述：“五四運動時，段公館外邊有抗議的學生，十分熱鬧。庭院深處的段祺瑞在房間裏休息，三女兒守候在房間裏，許多人想進來報告外邊的情況，都被她擋在門外，最後她發話説，外人誰要是進來就開槍打死他。”），她説：“三一八”時段祺瑞曾下令不準開槍，但賈德耀置之不理，終釀成了血案，後來段祺瑞為之“長齋禮佛，以示懺悔”。這是説慘案是由賈德耀造成的，段祺瑞不僅與之無聞，且事前加以了阻止。對此，毛澤東則認為：“不難想象，沒有段的命令，賈敢下令向學生開槍嗎？至於吃齋唸佛，不少下台軍閥都是這樣做的，不過是故作姿態罷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

　　其實，所謂，即其為何而“食素”，事因並不是出於“三一八”慘案，而是1920年直皖戰爭結束後，他在天津做寓公時已經吃齋唸佛了。1920年7月，段祺瑞兵敗之後，把家搬到天津日租界壽街，從此吃齋唸佛，這與他對慘案的懺悔並無關係。

　　換言之，毛澤東批語的意思是：即使“三一八”慘案後段祺瑞確曾“吃齋唸佛”，心中有所歉然，那也只是“作秀”，與後人理解的“懺悔”並不相同。至於説段祺瑞慘案後曾“在悼念三一八慘案死難同胞大會上，當眾長跪不起，並立誓終身食素以贖罪”，則更要試想一下有沒有這種可能性。原來，所謂“悼念三一八慘案死難同胞大會”，是慘案後的第5日，即1926年3月23日舉行的，而段祺瑞在此前後的日程，是“三一八”當日執政府國務院發出通電譴責學生，覆在段宅召開緊急會議，議決翌日通緝徐謙和李大釗等“禍首”（顯然，當初他是絕無悔過和懺悔之意的）；只是到了20日，才對死難者下了所謂“撫卹令”，也即針對“累及無辜”的死難者加以撫卹，並讓內務部開展事件的調查。

　　五、段祺瑞的親筆遺囑

　　在這種情況和氣氛之下，如《百年家族———段祺瑞》一書中所述，是“事後段祺瑞竟站出來為衞隊開脱，更成為眾矢之的，不僅為全國各地的學生、工人、各羣眾團體千夫所指，也在各種政治勢力圍攻中極為被動”，那麼，段祺瑞會公開出席悼念大會而且會做出那樣一番令人感動的舉動麼？也就在3月23日，北京總工會、全國學生總會等團體及各校學生1萬多人在北大三院操場舉行“三一八死難烈士追悼大會”，會場高懸着“烈士之血，革命之花”的巨幅橫標，四面遍佈輓聯（其中一聯曰：“段混蛋，章混蛋，混帳王八蛋，何時滾蛋？胡殺人，亂殺人，殺死這多人，還要抓人！”。“段”指段祺瑞，“章”指章士釗）整個會場氣氛十分悲壯和激昂。大會由陳毅（中法大學學生）任主席，他首先在大會上慷慨激昂地報告了慘案的經過，繼之邵飄萍、王一飛、韓麟符等也進行了演講。大會最後公決：將3月18日定為“廢約紀念節”、在天安門建立烈士紀念碑、對烈士進行國葬。（1929年3月，在圓明園建成了烈士公墓；是年6月，在北大三院建成了烈士紀念碑）不難設想，當時段祺瑞會出現在這一現場麼？

　　此後的4月9日，風聞國民軍將採取行動，段祺瑞從其吉兆衚衕的住宅遷至東四八條衚衕的一部下家中躲避；翌日，國民軍警備司令部張貼布告，稱段祺瑞“自任執政以來，禍國殃民，無所不至，最著者如金法郎案、‘三一八慘案’，尤為國人痛恨”云云，鹿鍾麟亦於是日宣佈其罪狀，並表示欲聯合直系驅逐段氏。11日，段祺瑞逃往東交民巷，又於17日在國民軍被迫退出北京之際宣佈復職，此後又派胡惟德代行內閣總理之職，攝行執政職權，隨即查知直、奉兩家對自己已無接納之意，遂於20日下野，退居北洋軍閥的發源地———天津，從此他打發歲月的方法是禮佛、手談（圍棋）、吟詩（有詩集《正道居集》）等等。若説彼時的他仍然會為當年的慘案耿耿於懷，當會在他臨終前的遺囑中有所表白，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哀”，然而，人們並沒有讀到那樣的句子，讀到的反倒仍然是當年“整頓學風”的口吻———1936年11月，段祺瑞在上海病卒，此前他親筆寫下遺囑：

　　“餘年已七十餘，一朝怛化，揆諸生寄死歸之理，一切無所縈懷，惟我瞻四方，蹙國萬里，民窮財盡，實所痛心。生平不為多言，往日徒薪曲突之謀，國人或不盡省記，今則本識途之驗，為將死之鳴，願國人靜聽而力行焉。則餘雖死猶生，九原瞑目矣。國雖危弱，必有復興之望。復興之道亦至簡單。勿因我見而輕啓政爭，勿信過激之説而自搖邦本；講外交者勿棄固有之禮教，求學者勿鶩時尚之紛華。本此八（四？）勿，以應萬有。所謂自立更生者在此，轉弱為強者亦在此矣。餘生平不事生產，後人宜體我樂道安貧之意，喪葬力崇節儉，斂以居士服，無以犖腥饋祭。此囑。”

　　1926年“三一八”事件和慘案的前前後後，確有許多有待覆案的環節，不過，如要推翻舊説，最起碼要有準確的史實和相應的公私檔案，如果僅僅是傳説，何況只是在小範圍內流傳的傳説，則並無助於澄清歷史事實。

在上海的晚年段祺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