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瑋:再造新文學——國民革命前期的魯迅_風聞
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官方账号-2019-07-09 10:21
內容摘要
國民革命前期(1924-1926年),新文學在革命的擠壓下發生意義危機。不同於否定新文學和繼續建設新文學兩種態度,魯迅呼喚重建“嶄新的文壇”和“真的新文藝”。通過退居文壇邊緣、重回“革命之前”原點,魯迅在南/北的政治空間之外打開了文學時空。他強調新文學的邊緣性特徵,破壞新文學的專業化邊界,重建否定性的虛無文學主體,賦予新文學以文學內部的革命性。國民革命前期魯迅再造新文學的努力,在“純文學”和“革命文學”之外,為文學切入政治革命提供了第三樣的選擇。
本文原刊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6期,感謝作者李瑋授權文藝批評發表!
大時代呼喚真的批評家
李瑋
再造新文學:國民革命
前期的魯迅[1]
引言
近年來,魯迅研究努力突破啓蒙範式和革命範式的框架,重新審視文學、文化和政治的關係。這一努力的顯在表現即是:有別於啓蒙範式凸顯“五四”前後的魯迅,革命範式着重談論1930年代的魯迅,許多魯迅研究者開始重視國民革命時期的魯迅。[2]在反思文學與政治、審美與歷史關係的問題鏈中,魯迅在遭遇國民革命的挑戰時所呈現的複雜和矛盾的面貌,成為推進文學史和思想史認知的重要資源。
不同於前人借國民革命時期的魯迅討論知識分子和革命的問題,本文更關注文學如何切入政治的問題。國民革命前期(1924-1926年[3]),革命給新文學帶來意義危機。面對對於新文學參與“復辟”的質疑,魯迅既反對胡適等人繼續文學建設的觀點,也沒有直接參與革命,而是在“純文學”和“革命文學”之間,對“文學”和“革命”進行雙重反思,由此,國民革命前期的魯迅,表現出有別於五四時期和“南下”之後的獨特性。區別於否定新文學和繼續建設新文學兩種態度,魯迅呼喚重建“嶄新的文壇”和“真的新文藝”。他通過退居文壇邊緣、重回“革命之前”原點,打開了不同於南/北政治空間的文學空間。通過推動新文學從“中心”走到“邊緣”,從“純化”轉為“雜化”,從“本質化主體”轉換為否定性的“虛無主體”,魯迅賦予新文學在政治革命之外的革命性,“再造”了新文學的意義和傳統。國民革命前期魯迅“再造新文學”的歷史線索,在“純文學”和“革命文學”之外,為文學提供了既區隔政治革命又面向政治革命的另一種選擇。
《中華民國史》(第五卷)
羅志田、楊天宏、馮筱才、何豔豔著,
中華書局2011年7月
一、南/北之間新文學的意義危機
與“再造新文學”
1925年9月,胡適到武漢大學重申“新文學運動的意義”,批判以章士釗為代表的“甲寅派”的復古。[4]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論爭呈現的已非文言或白話的文學語言問題,而是“文學”如何“革命”或“復辟”的問題。
此次演講,胡適仍然在文學內部中談論文言、白話孰優孰劣。針對章士釗“青年從《嘗試集》學習詩歌律令”[5]的諷刺,胡適強調建設新文學需要“努力,修養”,以及“深刻的觀察,深刻的經驗,高尚的見解”[6]。顯然,胡適執着於新文學在“純文學”意義上的價值,並期待進一步的文學建設。他選擇“南下”發表這次演講,有意爭取“軍閥勢力”以外的支持。不過,令胡適始料未及的是,南方的革命青年在反對章士釗的同時,也把胡適和章士釗視為同黨,將《嘗試集》與“復辟”等同起來,認為他“替章士釗出死力”[7],“此次恐怕不是來講學的,是想利用這個機會嘗試運動復辟的……我想你不久又或有個《嘗試集》出版了。”[8]
《胡適日記全編1》
《胡適全集》
已有研究者指出胡適在善後會議、女師大學潮中的一系列表現讓青年感到“失望”。[9]但這裏,我們要關注的是,此次事件所暴露的新文學發展中的問題。1924年後,南北政治矛盾的激化,軍閥政治凋敝,國共合作,孫中山逝世,南北和談破裂,廣州成立國民政府,醖釀北伐。在北洋政府和南方革命勢力之間,政治摩擦頻現。如蔡元培描述説:“現在政治上的失望與改革的熱誠,激動人人的神經,又與二三十年前差不多了……”[10]在國共兩黨的政治動員下,學生運動、罷工運動風起雲湧。在革命動員的對立面,政府鞏固統治,推行保守政治。在南/北政治的擠壓下,“文學”無法迴避“如何政治”的問題。新文學的價值被重估,包括文言、白話之爭在內的文學問題都被轉換為“革命”還是“復辟”的政治問題。
章士釗此時反對新文學和“新文化”,與他“打壓學生運動”,“整飭學風”,“崇尚讀經”,“恢復舊德”一脈相承,“含有政治的目的”。[11]對於章士釗的“復古”,魯迅的反應與胡適不同。對章士釗引發的文言白話之爭,魯迅不以為然,認為“《甲寅》不足稱為敵手,也無所謂戰鬥”。[12]他並不認為民國十四年章士釗的一系列文化方針僅是文化層面“開倒車”,而是將之與民國四年的“復辟”相聯繫,在政治層面加以理解,“尊孔,崇儒,專經,復古,由來已經很久了。皇帝和大臣,想來總要取其一端……”[13]
在革命勢力較強的“南方”,對新文學的審度同樣來自政治上的考慮。早在1923年,有着中共背景的《中國青年》(上海)就開始批判新文學“純文學化”和“精英化”的傾向,呼喚打破專業壁壘,向社會政治敞開。惲代英讓作家“從空想的樓閣中跑出來,看看你周圍的現實狀況”,[14]鄧中夏要求“新詩人應該多做描寫社會實際生活的作品”,[15]以“大轉變時期何時來呢”表達對新文學的質疑。[16]到了1925年前後,對新文學的質疑轉化為“否定”。上海“五卅”發生後,“文學家有什麼用?”的問題被提出,“文學”整體的功能也被質疑 。曾經新文學隊伍中的主要成員相繼自我否定或被否定。茅盾在1925年表示“在這裏,實際上,我是否定了自己早期的某些文藝觀。”[17] 郁達夫被質問“可不可以把這些銀灰色的附屬物一刀斬斷了呢?”[18]更有對文學革命“革命性”整體的否定,在上海的刊物上有文章認為:“文學革命只不過革了一個形式,思想上並無多大的變化”,其中,胡適首當其衝受到批判,“曾作文學革命先鋒的胡適之……引起述古的倒流”。[19]
《我走過的道路》(上)
人民文學出版社
在這種情勢下,胡適反駁章士釗,重申“新文學意義”,已經不合時宜。他在“文學”內部談論文學問題的方式,他對南北問題的迴避,讓他的新文學在1925年前後的南北之間進退失據。一方面,胡適慷慨激昂地反駁,“章士釗君的謾罵,決不能使陳源、胡適不做白話文”。[20]他與1920年代中期回國的“英美派”(包括陳西瀅、徐志摩等人)相互呼應,推進新文學建設,強調“文學”的“純潔”和“高尚”;[21]另一方面,胡適捍衞“純文學”,因其精英化、保守性,被認為是參與“復辟”,維護“當局”。[22]
在“建設”和“否定”之間,魯迅開始“再造”。正是1925年前後,魯迅與胡適“分道”。[23]魯迅有意針對“藝術之宮”的建造,批判胡適等強調“文學性”的論點,並將之與保守政治聯繫起來。[24]由此,魯迅反思新文學的問題。當胡適執着於新文學繼續的推進和鞏固時,魯迅“覺得什麼都要從新做過”,[25]呼喚“嶄新的文場”、“真的新文藝”。[26]他有意破壞新文學的建設,推進“新文壇”分裂,推動新文學回到社會邊緣,重新召喚文學青年,重提“思想革命”,推動文學向“政治”敞開。
魯迅在1925年前後對“文學”的“處置”,改變了他在文學革命發生後強調積累和創作的姿態。如在1920年前後《新青年》分裂時,魯迅雖然認為“官場總是頭痛,不會優容的”,但仍期待“積累”和“建設”,希望“學術思想藝文的氣息濃厚起來”。[27]1923年魯迅仍在新文學內部執着於文學的建設,認為“新的年青的文學家的第一件事是創作或介紹,蠅飛鳥亂,可以什麼都不理。”[28] 但是到了1925年,魯迅期待的是文學邊界的破壞,希望“加多破壞論者”。[29]他對青年只管創作表示失望,認為“做詩及小説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30]並“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對於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31]
《華蓋集》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25年前後政治風潮對魯迅文學觀轉變的影響顯而易見,不過魯迅的獨特之處就在於,他並不在南/北的政治結構中否定文學革命。針對“文學家有什麼用”的提問,魯迅一方面表示對“所謂的文學家”的否定,指出“文學家除了謅幾句所謂詩文之外,實在毫無用處”,另一方面又認為“文學”可以“感動別人,啓發後人。”[32]魯迅既破壞又捍衞“文學”,探討新文學在“純文學”和“革命文學”之間“第三樣”的可能,這使魯迅既不同於1925年的胡適,也不同於南北的政治雙方。在應對南北政治的同時,魯迅通過“再造”新文學的時空,試圖建構既“區隔”政治又“面向”政治的文學主體。
二、退回邊緣:重建新文學的空間
怎樣構建“嶄新的文場”?魯迅首先通過空間上退回邊緣來實現。梁實秋曾經描述1925年前後北京文藝界的分門別户,[33]魯迅否定了這一説法。[34]不過,1925年前後“新文壇”的“分裂”顯而易見,而魯迅的作用極為關鍵。“分裂”的開端是1924年10月《晨報副鐫》編輯的更換。此事與南北之爭密切相關,“因為《晨報》後台老闆研究系人物,雖可在北洋軍閥面前大談科學與文藝,但中山先生的北上,及他們帶來的政治主張和思潮,已使《晨報》老闆有些恐慌了。於是他們不滿於再起的青年運動,更不滿於孫伏園所編的副刊。” [35]
《晨報副鐫》
政治影響的另一面,是文壇內部的“破壞”。魯迅曾説,早在在易主之前“伏園的椅子頗有不穩之勢。因為有一位留學生(不幸我忘掉了他的名姓)新從歐洲回來,和晨報館有深關係,甚不滿意於副刊,決意加以改革,並且為戰鬥計,已經得了‘學者’的指示,在開手看Anatole France的小説了。”[36]魯迅口中的“留學生”是徐志摩,[37]而“學者”指陳西瀅。在魯迅看來,文學觀的分裂導致《晨報》易主。徐志摩的確在《晨報》上發表有關“法郎士”(“Anatole France”,引者注)的文章,在文中強調以此種“藝術的天才”,解決新文學“粗糙”的問題。[38]魯迅對此種文學態度甚為不滿。魯迅以《我的失戀》諷刺徐志摩的創作,[39]此事成為《晨報》孫伏園辭職的導火索。既知徐志摩等與《晨報》的私交,又知孫伏園已經位置不保,卻還出言諷刺,魯迅似乎有意激化矛盾,促成分裂。並且,《晨報》本來是魯迅發表文章最主要的平台之一,甚至被當作周氏兄弟文壇成名的關鍵,[40]此時魯迅的行為更像是放棄越加保守的“主流文壇”。
不僅是放棄《晨報》,魯迅對銷量大地位高的刊物均表示不滿。遠離《晨報》後,魯迅推動《京報副刊》創刊,參與籌辦《語絲》。但《京報副刊》和《語絲》銷量大增後,也顯出保守姿態。魯迅認為“語絲派的人,先前確曾和黑暗戰鬥,但他們自己一有地位,本身便變成黑暗了,一聲不響,專用小玩意,來抖抖的把守飯碗” [41]。對於《京報副刊》,魯迅也説“伏園的態度我日益懷疑”,[42]對孫伏園編輯作風的保守化表示反感。孫伏園接管《京報》後,雖然在用稿上不排斥最初參與“新文化運動”的幾個“老人”,但對於“新人”的稿件也已漸漸不甚接受。魯迅於是表示《京副》也開始擺架子。[43]他轉而與這兩份刊物拉開距離。
與此同時,魯迅更多地青睞文壇邊緣的“小週刊”,並努力自辦刊物,召集青年。他預設一個“浩大而灰色的軍容”作為對立面,認為只有“各種小週刊,雖然量少力微,卻是小集團或單身的短兵戰,在黑暗中,時見匕首的閃光,使同類者知道也還有誰在襲擊古老堅固的堡壘”。[44]魯迅以其對“大”的放棄,和對“小”的選擇,為“新文壇”設置了“新”與“舊”,“灰色”與“閃光”的“區隔”,以此重新構建以邊緣、反抗為特徵的文學空間。
於是便有了1925年魯迅自辦《莽原》等刊物的出現。魯迅自辦刊物,並非要形成新的勢力和中心,相反,當1920年代中期老一輩作家批評青年創作位於“水平線下”時,魯迅有意召集“乳毛還未褪盡的青年” 。。[45]他説,“我總想自己辦點刊物。只有老作家總是不夠的,不讓新作家起來,這怎麼行。”[46]相較於形成一個具有自足性、體系化的“文學場”,魯迅辦刊物更像是消解“文學場”。他放棄中心刊物,迴避銷量倍增的刊物,糾集“乳毛還未褪盡”和“水平線下”的邊緣力量。
這個“邊緣”是反抗“中心”的“邊緣”。魯迅期待“小週刊”以“起鬨”[47]和“撒潑”[48]的姿態存在。“起鬨”和“撒潑”與胡適提倡的“嚴肅的態度”恰好相反。如果説後者是對新文學經典秩序的認同,那麼前者就是對該秩序的破壞。有學者指出這是“魯迅提出的戰法,也是他對青年發出的召喚,召喚一種打破‘隱隱然不可動搖’之常態結構的主體重建能力。”[49]魯迅不僅要求青年“撒潑”,而且也希望“導師們”也“擲去了這種尊號”,“搖身一變,化為潑皮,相罵相打”。[50]當然“起鬨”和“撒潑”不僅僅是破壞新文學,它更意味着以“邊緣性”生髮文學、文化革新的活力,使文學能夠“毫無忌憚”。
《魯迅全集》(十卷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8年版
魯迅通過退居邊緣,為新文學創造了一個的反抗空間。這個空間既不屬於南方(革命陣地),也不屬於北京(北洋政府)。它在“舊文壇”的邊緣,既反抗新文學的精英化和純粹化,也抵制着革命對新文學的“否定”。它在以“邊緣性”表達來自於文學內部的“否定性”力量。
三、破壞邊界:重提“思想革命”
在空間上推動新文學退居邊緣的同時,1925年前後魯迅一方面阻礙胡適等人對於新文學專業化進程的推動,破壞新文學的線性發展;另一方面重提“思想革命”,打破“文學”的專業化邊界,推動新文學的“雜化”。
針對胡適和陳西瀅所提出的“高尚”、“純正”的文學標準,魯迅偏偏呈現“不純潔”、“功利性”的文學創作過程,説自己的創作“擠”出來的。[51]胡適發表文章《愛國運動與求學》,認為“救國千萬事,何一不當為”。他鼓勵學生以分門別類的專業化建設,振興民族的道路。[52]作為呼應,陶孟和提出了“救國的文學家”[53]的説法。魯迅將這些觀點聯繫起來,認為過於專業的發展,將制約精神的能動性。他説青年從“藝術之宮”、“研究室”中出來後,“救國的資格也許有一點了,卻不料還是一個精神上種種方面沒有充分發達的畸形物,真是可憐。”[54]
當文學的專業化進程轉化為前輩、後輩的代際轉換時,對青年創作“不成熟”的批評是新文學建設過程中常見的現象。[55]如《現代評論》第二卷第三十期就刊登了江紹原的《黃狗與青年作者》一文,認為編輯不知選擇,只要稿子,青年作者“就天天生產——生產出許多先天不足,月份不足的小傢伙們。”隨後,徐志摩主編的《晨報副刊》也刊出文章應和。[56] 魯迅則以自己的創作為青年辯護:“倘用現在突然流行起來了的論調,將青年的急於發表未熟的作品稱為‘流產’,則我的便是‘打胎’。”[57]
《現代評論》
破壞新文學的“文學性”和“專業化”,是為了恢復新文學介入社會政治的“功能性”。魯迅將新文學發展過程中諸如“進入藝術之宮”等問題,歸結為“中了‘老法子’的計”。[58]他説,“我想,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新青年》上已説過的‘思想革命’” 。[59]許多研究者認為魯迅此時強調“思想革命”是延續啓蒙道路,這種理解成就了“啓。[59]許多研究者認為魯迅此時強調“思想革命”是延續啓蒙道路,這種理解成就了“啓蒙魯迅”的連續性。不過,這裏我們要強調的是“思想革命”和“文學革命”之間的關係。《新青年》上的“思想革命”是在談論新文學的革命路徑時被提出的。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一文中,對文學革命做進一步説明:“單變文字不變思想的改革,也怎能算是文學革命的完全勝利呢?”。[60]傅斯年進而推陳,“現在大家所談的文學革命,當然不專就藝術一方面而論”,“最要注意的是思想的轉變”。[61]
並不能説,新文學發生的最初動力就是“思想革命”,也不能説魯迅重提“思想革命”僅僅是為了解決“文學問題”。但顯然,重提“思想革命”為“文學”走出“藝術之宮”提供了路徑。相較於“文學性”,魯迅強調“思想性”是為了模糊新文學的邊界,以“新思想”重新恢復新文學與“新政治”之間的有機聯繫。當“文學革命”止步於白話和文言機械的語言分野時,魯迅以“思想革命”重啓“文學”更新的腳步。
魯迅在“文學的標準”之外重提“思想的標準”,推動了新文學的“雜化”。在具體的文學實踐中,重提“思想革命”讓魯迅在文體上產生了“雜文的自覺”。[62]“雜文”的“文學”身份得不到承認,有人勸魯迅“不要做這樣的短評。”雖然魯迅也知道“雜文”和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創作”之間的差別,“然而要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恐怕也還要做這樣的東西”。原因便是對於“文學性”的反抗,對“思想”的重視。他説:“我以為如果藝術之宮裏有這麼麻煩的禁令,倒不如不進去”,並對自己的文學選擇進行了修辭化的描寫:“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63]邱煥星曾分析“重啓思想革命”促成魯迅的“熱罵”,由此促成審美轉換,增加文學的批判性。[64]從雅正的文學走向熱罵的文學,魯迅將“思想”的標準和指向重新引入文學,由此打破的新文學的“文學性”中心論,由此溝通文學與社會政治之間的聯繫。
四、重回“革命之前”:
創造虛無文學主體
“思想革命”只是魯迅敞開“文學”的路徑之一,“從新做過”並不是重回《新青年》時期的“文學革命”,它不僅指向對新文學的反思,而且指向對“革命之後”的反思,並由此避免直接進入“革命文學”。在魯迅提出“什麼都要從新做過”的同時,他表達了對於“輪迴把戲”的恐懼,其中便是“革命的輪迴”,“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 [65]當“革命”的主體是另一種本質化的“思想”或“文學”時,“思想革命”或是“文學革命”只能再次中“老法子”的計,重複威權模式,陷入革命-革革命無限的循環。《新青年》時代的“文學革命”走向“文學復辟”,“啓蒙”走向“規訓”,便是此種“革命”的必然後果。
《新青年》
應該注意到,1924年到1926年魯迅文本中文學主體,較之1917到1924年文本中的文學主體,有了很大不同。在《故鄉》(1921年創作)《阿Q正傳》(1921-1922年創作)等小説中,“我”洋溢着啓蒙主體的自信,並以此審度他人的“失敗”,如《故鄉》中的“我”定義了“閏土”“楊二嫂”的“悲劇”,並預設了“悲劇”克服之“路”。啓蒙主體有着政治行動的力量,它/他以對啓蒙對象的遮蔽、“代言”和“規訓”為特徵。國民革命前期的“我”缺少主體自信,充滿了否定性,特別是自我否定。“失敗”和“孤獨”是該時期主體的特徵,小説《孤獨者》(1925年創作)中“我”只能反觀另一個“我”——“魏連殳”,經歷和否定他“失敗了的勝利”,從直面他的“死亡”中“出走”;《傷逝》(1925年創作)中的“我”(涓生)在親手扼殺了另一個“我”(作為涓生鏡像的子君)後,從她的“死亡”中“出走”……
這種主體模式於《野草》(1924-1926年創作)中表現得更為突出。作為主體的它/他經歷了自我否定後,拋卻了線性歷史,放棄了明確陣營,首先面對的是“自我”的“無地”和“虛空”。“我”以“野草”自比,“野草”既是“我”,也是“文學”。“野草”以及《野草》集中許多文學主體意象存在於本質化時空之間:時間上的“過去”與“未來”,空間上的“明”與“暗”,甚至本體層面的“生”與“死”之間。它/他沒有屬於自己的線性時間(從過去到未來),只能憑依“過去”確立自己的時間。雖然“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朽腐”,但“我”對這“死亡”和“朽腐”有“大歡喜”,“因為我藉此知道它還非空虛”。[66]它/他也沒有屬於自己的空間,不屬於“地獄”,也不屬於“黃金世界”,“彷徨於無地”。[67]在時間上的虛空“死亡”,在空間上的虛空“無地”,正是“再造新文學”時間上逆轉,空間上退避的“內面”(主體精神)。
正如魯迅描述他這段時期的創作,他一方面“並無噴泉一般的思想,偉大華美的文章,既沒有主義要宣傳”,另一方面“也不想發起一種什麼運動”。在國民革命前的“文學”和“政治”之間,魯迅説:“對於偏愛我的讀者的增獻,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個‘無所有’”。[68]
“再造新文學”的主體既非“回到文學”,也非“政治超越”,而是左右批判、否定,甚至自我解構,反本質化的“無所有”(“無時”、“無地”)。木山英雄關注到魯迅1926年8月之前兩年間,即國民革命前期的魯迅創作,包括《野草》《孤獨者》等創作,以及“雜文的自覺”,[69]他也指出該時期魯迅文本中的“自我”“無論向左向右都無以邁出步子,無論何物最後均無法自己完成”。[70]但恰恰是這種無所歸依的“無”,表達着強烈的左右批判的否定性,或者説革命性。
木山英雄著
趙京華編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
魯迅在國民革命前期創造的“無所有”,與竹內好分析“革命之前”的魯迅的“無”[71]相互呼應,表達着一種面向政治又不同於政治的“革命性”。1925年前後魯迅的確在重新編織辛亥革命之前的“回憶”或“青春”,溝通起所有“革命之前”(辛亥革命、文學革命)的歷史,由此積蓄起“革命”的動能。在他的文本中頻頻出現對辛亥革命前的“雜憶”。一是辛亥革命之前所寫的文章,“民國告成以後,我便將他們忘卻了,而不料現在他們竟又時時在我的眼前出現。”[72]二是辛亥革命之前的文化心理演化為新的“文學夢”。魯迅感慨“待到革命起來,就大體而言,復仇思想可是減退了”,[73]辛亥革命前盛行“復仇”心理在國民革命前被轉化為文學意象,便有了《復仇一》《復仇二》。在《希望》一文中,他將“復仇”等革命心理轉化為“虛妄”中尋求的“逝去的”“青春”,作為重啓革命性。[74]
將“文學”的時間反撥到“革命之前”,以“虛無性”表達“否定性”,這使得魯迅再造了一種既“革命”又拒絕“革命”的新文學。它既否定了胡適積累建設的文學發展道路,也否定了“文學”奔向新的本質論(變身為“革命文學”)的發展道路。它將“文學”嵌入無法成為“完成式”時間中,“文學”由此無法成為一個自足的存在,只能在不斷地“功能化”中確立自身。
五、“轉向”之外的“徘徊”——作為另一種選擇的“再造新文學”
“再造新文學”是針對國民革命前期“文學如何革命”的問題而產生的。“再造新文學”既不滿意於新文學對政治“迴避”,也沒有直接“轉向”。它的時空不屬於“南”,也不屬於“北”,而是在南/北之間的“邊緣”地帶;既不在革命時間之外,也不在革命時間之內,而是在“革命之前”。它在“從文學革命到國民革命”的“轉向歷史”中創造了一個“徘徊”的“時空”,以“邊緣化”、“蕪雜化”和“虛無性”成就“文學”既“反對復辟”又“超越革命”、既區隔政治又面向政治的位置。
在國民革命前期,“徘徊”並不是普遍的選擇,甚至並不能成就連續性的歷史。當國民革命帶來對新文學政治功能的重估時,放棄“文學性”,擁抱“革命性”成為許多作家的選擇,新文學的骨幹如文研會、創造社的重要成員(如沈雁冰、郭沫若、成仿吾、穆木天、王獨清等)紛紛向革命“轉向”。曾經強調“不應該自己滾到黨派政爭的旋渦裏去”,[75]執着於新文學“建設”的胡適也被“革命”糾正。1926年到了蘇聯的胡適表達了對革命運動的景仰。[76]胡適開始對“文學革命”進行自我否定,反問“究竟我回國九年來,幹了一些什麼!成績在何處?”[77] 由是,他否定了新文學和整個的“新文壇”,他説“滿地是‘新文藝’的定期刊,滿地是淺薄無聊的文藝與政談。” [78]於是,胡適“好久不談文藝了”。[79]
高長虹《走到出版界》(影印本)
魯迅也面臨“轉向”的壓力。首先,青年更多地奔向更為實際的國民革命,“再造新文學”難成氣候。《莽原》的問題不僅是“小説太多,議論太少”,而且“現在則並小説也少”。魯迅認為“我想有希望的青年似乎大抵打仗去了”,“大約大家專心愛國,要到民間去,所以不做文章了。”[80]《莽原》原有的主要作家先後“南下”,韋素園去國民軍第二軍任翻譯,向培良去武漢任《革命軍日報》編輯,尚鉞南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僅是《莽原》,各種定期刊“哪怕是處在敵對地位的,材料都異常枯窘”,[81]因為“到實際運動起來的時候,思想革命的工作自然無暇做起了”。[82]
其次,邊緣性、反抗性的“再造新文學”面臨“革命”的“收編”。《國民新報》,[83]作為國民黨在北京的機關刊物,就聯絡魯迅。受到邵元衝之約,魯迅常有稿寄去,還介紹了韋素園前去編副刊。[84]當韋素園去國民革命軍工作後,1925年12月2日,魯迅往《國民新報》報館,即日起與張定璜同任乙刊編輯。 [85]革命的《國民新報》在北京形成新的勢力,魯迅也進入革命文壇中心,被作為當之無愧的新的“權威”,[86]或“頭領”。[87]
《國民新報》
再次,革命改變社會的直接效果也影響着魯迅的選擇。在他參與女師大學潮的過程中,不僅與國共兩黨有了直接的交集,而且開始將實際的軍事鬥爭置於“文學”之上。在參與女師大學潮的過程中,他開始借孫中山的逝世發表看法:“總要改革才好。但改進最快的還是火與劍,孫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國還是如此者,最大原因還在他沒有黨軍,因此不能不遷就有武力的別人。”[88]這是因為他“現在愈加相信説話和弄筆的都是不中用的人”[89]認為“現在的強弱之分”“在有無槍炮”“尤其是在拿槍炮的人”。[90]
似乎一切都在“革命”的席捲下不可避免地“轉向”。“從文學革命到國民革命”成為連續性的歷史。國民革命改寫了“文學革命”的意義,連胡適都開始以“文學革命”成就“國民革命”説明新文學的價值。[91]不可否認,魯迅自己也被“從文學革命到國民革命”“歷史”的裹挾,參與線性歷史的行列。北伐起兵後,魯迅在談話中表示對“光明的將來”的確信,“有存在,便有希望”,“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92]由此擺脱了徘徊、寂寞和絕望的狀態。1926年6月17日,魯迅在給李秉中的信中表示“我近來的思想,倒比先前樂觀些,並不怎樣頹唐”,“此後我想仍到熱鬧地方,照例搗亂”。[93]走向“樂觀”、“熱鬧”,魯迅由此“南下”,完成了“轉向”的歷史。
不過,在連續性歷史的縫隙中,我們仍應該注意“轉向”之外的“徘徊”——國民革命之前魯迅對“新文學中心”的放棄和對進入“革命文學”的猶疑。在“徘徊”的過程中,魯迅再造了以“邊緣性”和“蕪雜性”為特徵的新文學,以“虛無”和“絕望”為時空的“新文學主體”,在南/北之間,在“純文學”和“革命”之間所創造的“第三樣”可能。“再造新文學”並不能如“革命文學”那樣產生“內聖外王”的“革命主體”,促成“有結果”的“革命”。相反,它以非南非北的“空間”區隔非此即彼的政治站隊,以“徘徊”在“革命之前”逃離歷史目的論的時間掌控。當只有進入“歷史”才被認為是“成功”時,“文學史”被反覆重寫而陷入循環後,魯迅在國民革命之前的新文學“再造”,能夠為文學的發展在“純文學”和“革命文學”的循環之外提供第三種選擇。
本文原刊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6期
註釋
[1]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文化與魯迅研究的發展”(項目號:16CZW043)階段性成果,江蘇省社科基地項目(項目號:15JD023)階段性成果。
[2]代表性研究有邱煥星:《當思想革命遭遇國民革命——中期魯迅與“文學政治”傳統的創造》(《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11期);韓琛:《魯迅1927:革命與復辟》(《魯迅研究月刊》2018年第11期);張潔宇:《走出學院:一種反省與自覺——論廣州時期魯迅的思想軌跡及其意義》(《文藝研究》2017年第1期)等等。
[3]自1924年9月直奉戰爭到1926年7月北伐起兵被認為是國民革命前期。羅志田等編寫的《中華民國史》第5卷將1924-1926年稱之為北伐前的轉折期,特點為北洋體系的崩潰與南方新勢力的興起。(羅志田、楊天宏、馮筱才、何豔豔著,中華書局2011年7月)。
[4]1925年,章士釗在《甲寅》雜誌上重刊《評新文化運動》一文,抨擊新文化運動,特別是文學革命。該文曾在1923年8月21日-22日的《新聞報》上發表過,胡適當時認為“不值得一駁”。1925年,時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的章士釗重新發表此文,引起許多附和。他們的論説雖無新意,但因論者的政府背景,如周作人所説,此番“復古”“現在的勢力卻不容忽視。” 辛民(周作人):《言論界之分野》,《京報副刊》1925年8月21日。
[5] 孤桐(章士釗):《評新文化運動》,《甲寅》,第1卷第9期,1925年。
[6]胡適:《新文學運動之意義》,《胡適全集》,第1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7頁。
[7]胡適:《胡適日記》,《胡適全集》,第3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0頁。
[8]胡適:《胡適日記》,《胡適全集》,第3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2頁。
[9]參見羅志田:《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9-320頁。
[10] 蔡元培:《北大十月二十五日演説詞》,《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華書局1984年,第274-275頁。
[11] 尤小立:《人生最大敗筆,章士釗從政困局》,《光明日報》,2006年4月4日。
[12] 魯迅:《答KS君》,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頁。
[13]魯迅:《十四年的讀經》,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頁。
[14] 代英(惲代英):《八股?》,《中國青年》,1卷8期,1923年。
[15]中夏(鄧中夏):《新詩人的棒喝》,《中國青年》,1卷7期,1923年。
[16]畹蘭:《文學家究竟有什麼用處》,《婦女週刊》,第27期,1925年。
[17]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頁。
[18]高長虹:《走到出版界》,上海:泰東書局1928年版,第186頁。
[19] 小堃:《文學革命和革命文學》,《上海先施團日報》,1925年12月13日。
[20] 胡適:《老章又反叛了!》,《胡適全集》,第1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頁。
[21]在胡適強調“高尚”的同時,陳西瀅説“一到創作的時候,真正的藝術家又忘卻了一切,他只創造他心靈中最美最真實的東西。”西瀅:《閒話》,《現代評論》第二卷第四十八期。
[22]對於新聞界將自己與“當局”拉在一塊,胡適感到驚訝。胡適:《致邵飄萍》,《胡適全集》第2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98-399頁。
[23]據孫鬱考證自1924年8月以後胡適和魯迅的書信往來中斷。孫鬱:《魯迅與胡適》,長江文藝出版社2007年第189頁。)
[24] 魯迅:《通訊》,《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頁。
[25]魯迅:《忽然想到》,《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頁。
[26]魯迅:《論睜了眼看》,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255頁。
[27] 魯迅:《210103致胡適》,《魯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87頁。
[28]魯迅:《關於<小説世界>》,《魯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頁。
[29] 魯迅:《250331致許廣平》,《魯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71-472頁。
[30]魯迅:《兩地書》,《魯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頁。
[31] 魯迅:《華蓋集·題記》,《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頁。
[32] 魯迅:《忽然想到》,《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頁。
[33]徐丹甫(梁實秋):《北京文藝界的分門別户》,《時事新報·學燈》,1927年6月4日。
[34]魯迅:《我和<語絲>的始終》,《魯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頁。
[35]荊有麟:《<京報>的崛起》,《魯迅先生二三事——前期弟子憶魯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39-240頁。
[36]魯迅:《我和<語絲>的始終》,《魯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頁。
[37]徐志摩也承認自己在孫伏園離職前就與《晨報》有所接觸,並受到編輯副刊的邀請,“我認識陳博生,因此常替《晨報》寫些雜格的東西。去年黃子美隨便説其要我去辦副刊……” 徐志摩:《我為什麼來辦我想怎麼辦》,《晨報副刊》,1925年10月1日。
[38]志摩(徐志摩):《法郎士先生的牙慧》,《晨報副鐫》,1925年12月30日。
[39]“因為那稿子不過是三段打油詩,題作《我的失戀》,是看見當時“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類的失戀詩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罷”收場的東西,開開玩笑的。”魯迅:《我和<語絲>的始終》,《魯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頁。
[40]梁實秋曾認為文學革命發生後周氏兄弟之所以能成為“文壇盟主”,一大半是因為晨副特約撰稿員的身份,徐丹甫(梁實秋):《北京文藝界的分門別户》,《時事新報·學燈》,1927年6月4日。
[41] 魯迅:《300222致章廷謙》,《魯迅全集》,第十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頁。
[42]魯迅:《250613致許廣平》,《魯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97頁。
[43]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説二集序》,《魯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頁。
[44]魯迅:《通訊》,《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頁。
[45]魯迅:《我和<語絲>的始終》,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頁。
[46]許欽文:《魯迅先生二三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02頁。
[47]魯迅:《兩地書》,《魯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頁。
[48] 魯迅:《250530致許廣平》,《魯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94頁。
[49]姜濤:《公寓裏的塔,1920年代的文學和青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62頁。
[50]魯迅:《通訊》,《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頁。
[51]魯迅:《並非<閒話>三》,《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頁。
[52]胡適:《愛國運動與求學》,《現代評論》,第二卷第39期,1925年。
[53]陶孟和:《救國與求學》,《現代評論》,第二卷第37期,1925年。
[54] 魯迅:《“碎話”》,《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頁。
[55]參見姜濤:《公寓裏的塔,1920年代的文學和青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51-256頁。
[56]奚若:青年“藉副刊作出風頭的場所,更屬墮志”。(《副刊殃》,《晨報副鐫》1925年10月5日)
[57]魯迅:《並非<閒話>三》,《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頁。
[58]魯迅:《通訊》,《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頁。
[59]魯迅:《通訊》,《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頁。
[60]仲密:《思想革命》,《每週評論》,1919年3月2日。
[61]傅斯年:《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新潮》,第1卷第5期,1919年。
[62]木山英雄:《<野草>主體構建的邏輯及其方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9頁。
[63]魯迅:《華蓋集題記》,《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4頁。
[64]邱煥星:《魯迅“罵之為戰”的發生》,《文學評論》,2016年第2期。
[65] 魯迅:《忽然想到》,《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頁。
[66]魯迅:《野草·題辭》,《魯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頁。
[67]魯迅:《影的告別》,《魯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頁。
[68]魯迅:《寫在<墳>後面》,《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98、300頁。
[69]【日】木山英雄:《<野草>主體構建的邏輯及其方法》,《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木山英雄中國現代文學思想論集》,趙京華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9頁。
[70]【日】木山英雄:《<野草>主體構建的邏輯及其方法》,《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木山英雄中國現代文學思想論集》,趙京華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52頁。
[71]竹內好認為魯迅對“無”的創造一是集中於“文學革命”之前的北京蟄伏期,一是“辛亥革命”之前的仙台時期。(參見【日】竹內好:《魯迅》,李心峯譯,浙江文藝出版社1986年,第53、61、66頁。)
[72]魯迅:《墳·題記》,《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頁。
[73]魯迅:《雜憶》,《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頁。
[74]“倘使我還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這‘虛妄’中,我就還要尋求那逝去的悲涼漂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希望》,《魯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頁。
[75] 胡適:《致北大同事公函》,《胡適全集》,第2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09頁。
[76]“我去看那‘革命博物館’,看那一八九〇~一九一七年的革命運動,真使我們愧死。”胡適:《歐遊道中寄書》,《胡適全集》第3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頁。
[77] 胡適:《歐遊道中寄書》,《胡適全集》,第3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頁。
[78]胡適:《歐遊道中寄書》,《胡適全集》,第3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頁。
[79]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頁。
[80] 魯迅:《250629致許廣平》,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02頁。
[81]高長虹:《走到出版界》,上海:泰東書局1928年版,第53頁。
[82]高長虹:《走到出版界》,上海:泰東書局1928年版,第99頁。
[83]《國民新報》是既《星期評論》《建設》之後,國民黨在1925年創辦的機關報,如孫伏園的描述“這個報紙在當時算是革命的最前鋒,戰鬥性很強的……”孫伏園:《孫氏兄弟談魯迅》,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頁。
[84] 高長虹:《走到出版界》,上海:泰東書局1928年版,第229頁。
[85] 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魯迅年譜》,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59-260頁。
[86]伏園(孫伏園):《一年來國內定期出版界略述補》,《京報副刊》,1926年1月18日。
[87] 冬芬:《讀過<莽原>》,《京報副刊》,1926年3月2日。
[88] 魯迅:《250408致許廣平》,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75頁。
[89] 魯迅:《250508致許廣平》,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91頁。
[90] 魯迅:《補白》,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頁。
[91] 胡適:《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33頁。
[92]魯迅:《記談話》,《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78頁。
[93] 魯迅:《260617致李秉中》,《魯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28-5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