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瑋：再造新文學——國民革命前期的魯迅_風聞

內容摘要

國民革命前期（1924-1926年），新文學在革命的擠壓下發生意義危機。不同於否定新文學和繼續建設新文學兩種態度，魯迅呼喚重建“嶄新的文壇”和“真的新文藝”。通過退居文壇邊緣、重回“革命之前”原點，魯迅在南/北的政治空間之外打開了文學時空。他強調新文學的邊緣性特徵，破壞新文學的專業化邊界，重建否定性的虛無文學主體，賦予新文學以文學內部的革命性。國民革命前期魯迅再造新文學的努力，在“純文學”和“革命文學”之外，為文學切入政治革命提供了第三樣的選擇。

本文原刊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6期，感謝作者李瑋授權文藝批評發表！

大時代呼喚真的批評家

李瑋

再造新文學：國民革命

前期的魯迅[1]

引言

近年來，魯迅研究努力突破啓蒙範式和革命範式的框架，重新審視文學、文化和政治的關係。這一努力的顯在表現即是：有別於啓蒙範式凸顯“五四”前後的魯迅，革命範式着重談論1930年代的魯迅，許多魯迅研究者開始重視國民革命時期的魯迅。[2]在反思文學與政治、審美與歷史關係的問題鏈中，魯迅在遭遇國民革命的挑戰時所呈現的複雜和矛盾的面貌，成為推進文學史和思想史認知的重要資源。

不同於前人借國民革命時期的魯迅討論知識分子和革命的問題，本文更關注文學如何切入政治的問題。國民革命前期（1924-1926年[3]），革命給新文學帶來意義危機。面對對於新文學參與“復辟”的質疑，魯迅既反對胡適等人繼續文學建設的觀點，也沒有直接參與革命，而是在“純文學”和“革命文學”之間，對“文學”和“革命”進行雙重反思，由此，國民革命前期的魯迅，表現出有別於五四時期和“南下”之後的獨特性。區別於否定新文學和繼續建設新文學兩種態度，魯迅呼喚重建“嶄新的文壇”和“真的新文藝”。他通過退居文壇邊緣、重回“革命之前”原點，打開了不同於南/北政治空間的文學空間。通過推動新文學從“中心”走到“邊緣”，從“純化”轉為“雜化”，從“本質化主體”轉換為否定性的“虛無主體”，魯迅賦予新文學在政治革命之外的革命性，“再造”了新文學的意義和傳統。國民革命前期魯迅“再造新文學”的歷史線索，在“純文學”和“革命文學”之外，為文學提供了既區隔政治革命又面向政治革命的另一種選擇。 

《中華民國史》（第五卷）

羅志田、楊天宏、馮筱才、何豔豔著，

中華書局2011年7月

一、南/北之間新文學的意義危機

與“再造新文學”

1925年9月，胡適到武漢大學重申“新文學運動的意義”，批判以章士釗為代表的“甲寅派”的復古。[4]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論爭呈現的已非文言或白話的文學語言問題，而是“文學”如何“革命”或“復辟”的問題。

此次演講，胡適仍然在文學內部中談論文言、白話孰優孰劣。針對章士釗“青年從《嘗試集》學習詩歌律令”[5]的諷刺，胡適強調建設新文學需要“努力，修養”，以及“深刻的觀察，深刻的經驗，高尚的見解”[6]。顯然，胡適執着於新文學在“純文學”意義上的價值，並期待進一步的文學建設。他選擇“南下”發表這次演講，有意爭取“軍閥勢力”以外的支持。不過，令胡適始料未及的是，南方的革命青年在反對章士釗的同時，也把胡適和章士釗視為同黨，將《嘗試集》與“復辟”等同起來，認為他“替章士釗出死力”[7]，“此次恐怕不是來講學的，是想利用這個機會嘗試運動復辟的……我想你不久又或有個《嘗試集》出版了。”[8]

《胡適日記全編1》

《胡適全集》

已有研究者指出胡適在善後會議、女師大學潮中的一系列表現讓青年感到“失望”。[9]但這裏，我們要關注的是，此次事件所暴露的新文學發展中的問題。1924年後，南北政治矛盾的激化，軍閥政治凋敝，國共合作，孫中山逝世，南北和談破裂，廣州成立國民政府，醖釀北伐。在北洋政府和南方革命勢力之間，政治摩擦頻現。如蔡元培描述説：“現在政治上的失望與改革的熱誠，激動人人的神經，又與二三十年前差不多了……”[10]在國共兩黨的政治動員下，學生運動、罷工運動風起雲湧。在革命動員的對立面，政府鞏固統治，推行保守政治。在南/北政治的擠壓下，“文學”無法迴避“如何政治”的問題。新文學的價值被重估，包括文言、白話之爭在內的文學問題都被轉換為“革命”還是“復辟”的政治問題。

章士釗此時反對新文學和“新文化”，與他“打壓學生運動”，“整飭學風”，“崇尚讀經”，“恢復舊德”一脈相承，“含有政治的目的”。[11]對於章士釗的“復古”，魯迅的反應與胡適不同。對章士釗引發的文言白話之爭，魯迅不以為然，認為“《甲寅》不足稱為敵手，也無所謂戰鬥”。[12]他並不認為民國十四年章士釗的一系列文化方針僅是文化層面“開倒車”，而是將之與民國四年的“復辟”相聯繫，在政治層面加以理解，“尊孔，崇儒，專經，復古，由來已經很久了。皇帝和大臣，想來總要取其一端……”[13]

在革命勢力較強的“南方”，對新文學的審度同樣來自政治上的考慮。早在1923年，有着中共背景的《中國青年》（上海）就開始批判新文學“純文學化”和“精英化”的傾向，呼喚打破專業壁壘，向社會政治敞開。惲代英讓作家“從空想的樓閣中跑出來，看看你周圍的現實狀況”，[14]鄧中夏要求“新詩人應該多做描寫社會實際生活的作品”，[15]以“大轉變時期何時來呢”表達對新文學的質疑。[16]到了1925年前後，對新文學的質疑轉化為“否定”。上海“五卅”發生後，“文學家有什麼用？”的問題被提出，“文學”整體的功能也被質疑 。曾經新文學隊伍中的主要成員相繼自我否定或被否定。茅盾在1925年表示“在這裏，實際上，我是否定了自己早期的某些文藝觀。”[17] 郁達夫被質問“可不可以把這些銀灰色的附屬物一刀斬斷了呢？”[18]更有對文學革命“革命性”整體的否定，在上海的刊物上有文章認為：“文學革命只不過革了一個形式，思想上並無多大的變化”，其中，胡適首當其衝受到批判，“曾作文學革命先鋒的胡適之……引起述古的倒流”。[19]

《我走過的道路》（上）

人民文學出版社

在這種情勢下，胡適反駁章士釗，重申“新文學意義”，已經不合時宜。他在“文學”內部談論文學問題的方式，他對南北問題的迴避，讓他的新文學在1925年前後的南北之間進退失據。一方面，胡適慷慨激昂地反駁，“章士釗君的謾罵，決不能使陳源、胡適不做白話文”。[20]他與1920年代中期回國的“英美派”（包括陳西瀅、徐志摩等人）相互呼應，推進新文學建設，強調“文學”的“純潔”和“高尚”；[21]另一方面，胡適捍衞“純文學”，因其精英化、保守性，被認為是參與“復辟”，維護“當局”。[22]

在“建設”和“否定”之間，魯迅開始“再造”。正是1925年前後，魯迅與胡適“分道”。[23]魯迅有意針對“藝術之宮”的建造，批判胡適等強調“文學性”的論點，並將之與保守政治聯繫起來。[24]由此，魯迅反思新文學的問題。當胡適執着於新文學繼續的推進和鞏固時，魯迅“覺得什麼都要從新做過”，[25]呼喚“嶄新的文場”、“真的新文藝”。[26]他有意破壞新文學的建設，推進“新文壇”分裂，推動新文學回到社會邊緣，重新召喚文學青年，重提“思想革命”，推動文學向“政治”敞開。

魯迅在1925年前後對“文學”的“處置”，改變了他在文學革命發生後強調積累和創作的姿態。如在1920年前後《新青年》分裂時，魯迅雖然認為“官場總是頭痛，不會優容的”，但仍期待“積累”和“建設”，希望“學術思想藝文的氣息濃厚起來”。[27]1923年魯迅仍在新文學內部執着於文學的建設，認為“新的年青的文學家的第一件事是創作或介紹，蠅飛鳥亂，可以什麼都不理。”[28] 但是到了1925年，魯迅期待的是文學邊界的破壞，希望“加多破壞論者”。[29]他對青年只管創作表示失望，認為“做詩及小説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30]並“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對於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31]

《華蓋集》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25年前後政治風潮對魯迅文學觀轉變的影響顯而易見，不過魯迅的獨特之處就在於，他並不在南/北的政治結構中否定文學革命。針對“文學家有什麼用”的提問，魯迅一方面表示對“所謂的文學家”的否定，指出“文學家除了謅幾句所謂詩文之外，實在毫無用處”，另一方面又認為“文學”可以“感動別人，啓發後人。”[32]魯迅既破壞又捍衞“文學”，探討新文學在“純文學”和“革命文學”之間“第三樣”的可能，這使魯迅既不同於1925年的胡適，也不同於南北的政治雙方。在應對南北政治的同時，魯迅通過“再造”新文學的時空，試圖建構既“區隔”政治又“面向”政治的文學主體。

二、退回邊緣：重建新文學的空間

怎樣構建“嶄新的文場”？魯迅首先通過空間上退回邊緣來實現。梁實秋曾經描述1925年前後北京文藝界的分門別户，[33]魯迅否定了這一説法。[34]不過，1925年前後“新文壇”的“分裂”顯而易見，而魯迅的作用極為關鍵。“分裂”的開端是1924年10月《晨報副鐫》編輯的更換。此事與南北之爭密切相關，“因為《晨報》後台老闆研究系人物，雖可在北洋軍閥面前大談科學與文藝，但中山先生的北上，及他們帶來的政治主張和思潮，已使《晨報》老闆有些恐慌了。於是他們不滿於再起的青年運動，更不滿於孫伏園所編的副刊。” [35]

《晨報副鐫》

政治影響的另一面，是文壇內部的“破壞”。魯迅曾説，早在在易主之前“伏園的椅子頗有不穩之勢。因為有一位留學生（不幸我忘掉了他的名姓）新從歐洲回來，和晨報館有深關係，甚不滿意於副刊，決意加以改革，並且為戰鬥計，已經得了‘學者’的指示，在開手看Anatole France的小説了。”[36]魯迅口中的“留學生”是徐志摩，[37]而“學者”指陳西瀅。在魯迅看來，文學觀的分裂導致《晨報》易主。徐志摩的確在《晨報》上發表有關“法郎士”（“Anatole France”，引者注）的文章，在文中強調以此種“藝術的天才”，解決新文學“粗糙”的問題。[38]魯迅對此種文學態度甚為不滿。魯迅以《我的失戀》諷刺徐志摩的創作，[39]此事成為《晨報》孫伏園辭職的導火索。既知徐志摩等與《晨報》的私交，又知孫伏園已經位置不保，卻還出言諷刺，魯迅似乎有意激化矛盾，促成分裂。並且，《晨報》本來是魯迅發表文章最主要的平台之一，甚至被當作周氏兄弟文壇成名的關鍵，[40]此時魯迅的行為更像是放棄越加保守的“主流文壇”。

不僅是放棄《晨報》，魯迅對銷量大地位高的刊物均表示不滿。遠離《晨報》後，魯迅推動《京報副刊》創刊，參與籌辦《語絲》。但《京報副刊》和《語絲》銷量大增後，也顯出保守姿態。魯迅認為“語絲派的人，先前確曾和黑暗戰鬥，但他們自己一有地位，本身便變成黑暗了，一聲不響，專用小玩意，來抖抖的把守飯碗” [41]。對於《京報副刊》，魯迅也説“伏園的態度我日益懷疑”，[42]對孫伏園編輯作風的保守化表示反感。孫伏園接管《京報》後，雖然在用稿上不排斥最初參與“新文化運動”的幾個“老人”，但對於“新人”的稿件也已漸漸不甚接受。魯迅於是表示《京副》也開始擺架子。[43]他轉而與這兩份刊物拉開距離。

與此同時，魯迅更多地青睞文壇邊緣的“小週刊”，並努力自辦刊物，召集青年。他預設一個“浩大而灰色的軍容”作為對立面，認為只有“各種小週刊，雖然量少力微，卻是小集團或單身的短兵戰，在黑暗中，時見匕首的閃光，使同類者知道也還有誰在襲擊古老堅固的堡壘”。[44]魯迅以其對“大”的放棄，和對“小”的選擇，為“新文壇”設置了“新”與“舊”，“灰色”與“閃光”的“區隔”，以此重新構建以邊緣、反抗為特徵的文學空間。

於是便有了1925年魯迅自辦《莽原》等刊物的出現。魯迅自辦刊物，並非要形成新的勢力和中心，相反，當1920年代中期老一輩作家批評青年創作位於“水平線下”時，魯迅有意召集“乳毛還未褪盡的青年” 。。[45]他説，“我總想自己辦點刊物。只有老作家總是不夠的，不讓新作家起來，這怎麼行。”[46]相較於形成一個具有自足性、體系化的“文學場”，魯迅辦刊物更像是消解“文學場”。他放棄中心刊物，迴避銷量倍增的刊物，糾集“乳毛還未褪盡”和“水平線下”的邊緣力量。

這個“邊緣”是反抗“中心”的“邊緣”。魯迅期待“小週刊”以“起鬨”[47]和“撒潑”[48]的姿態存在。“起鬨”和“撒潑”與胡適提倡的“嚴肅的態度”恰好相反。如果説後者是對新文學經典秩序的認同，那麼前者就是對該秩序的破壞。有學者指出這是“魯迅提出的戰法，也是他對青年發出的召喚，召喚一種打破‘隱隱然不可動搖’之常態結構的主體重建能力。”[49]魯迅不僅要求青年“撒潑”，而且也希望“導師們”也“擲去了這種尊號”，“搖身一變，化為潑皮，相罵相打”。[50]當然“起鬨”和“撒潑”不僅僅是破壞新文學，它更意味着以“邊緣性”生髮文學、文化革新的活力，使文學能夠“毫無忌憚”。

《魯迅全集》（十卷本）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8年版

魯迅通過退居邊緣，為新文學創造了一個的反抗空間。這個空間既不屬於南方（革命陣地），也不屬於北京（北洋政府）。它在“舊文壇”的邊緣，既反抗新文學的精英化和純粹化，也抵制着革命對新文學的“否定”。它在以“邊緣性”表達來自於文學內部的“否定性”力量。

三、破壞邊界：重提“思想革命”

在空間上推動新文學退居邊緣的同時，1925年前後魯迅一方面阻礙胡適等人對於新文學專業化進程的推動，破壞新文學的線性發展；另一方面重提“思想革命”，打破“文學”的專業化邊界，推動新文學的“雜化”。

針對胡適和陳西瀅所提出的“高尚”、“純正”的文學標準，魯迅偏偏呈現“不純潔”、“功利性”的文學創作過程，説自己的創作“擠”出來的。[51]胡適發表文章《愛國運動與求學》，認為“救國千萬事，何一不當為”。他鼓勵學生以分門別類的專業化建設，振興民族的道路。[52]作為呼應，陶孟和提出了“救國的文學家”[53]的説法。魯迅將這些觀點聯繫起來，認為過於專業的發展，將制約精神的能動性。他説青年從“藝術之宮”、“研究室”中出來後，“救國的資格也許有一點了，卻不料還是一個精神上種種方面沒有充分發達的畸形物，真是可憐。”[54]

當文學的專業化進程轉化為前輩、後輩的代際轉換時，對青年創作“不成熟”的批評是新文學建設過程中常見的現象。[55]如《現代評論》第二卷第三十期就刊登了江紹原的《黃狗與青年作者》一文，認為編輯不知選擇，只要稿子，青年作者“就天天生產——生產出許多先天不足，月份不足的小傢伙們。”隨後，徐志摩主編的《晨報副刊》也刊出文章應和。[56] 魯迅則以自己的創作為青年辯護：“倘用現在突然流行起來了的論調，將青年的急於發表未熟的作品稱為‘流產’，則我的便是‘打胎’。”[57]

《現代評論》

破壞新文學的“文學性”和“專業化”，是為了恢復新文學介入社會政治的“功能性”。魯迅將新文學發展過程中諸如“進入藝術之宮”等問題，歸結為“中了‘老法子’的計”。[58]他説，“我想，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新青年》上已説過的‘思想革命’” 。[59]許多研究者認為魯迅此時強調“思想革命”是延續啓蒙道路，這種理解成就了“啓。[59]許多研究者認為魯迅此時強調“思想革命”是延續啓蒙道路，這種理解成就了“啓蒙魯迅”的連續性。不過，這裏我們要強調的是“思想革命”和“文學革命”之間的關係。《新青年》上的“思想革命”是在談論新文學的革命路徑時被提出的。周作人在《思想革命》一文中，對文學革命做進一步説明：“單變文字不變思想的改革，也怎能算是文學革命的完全勝利呢？”。[60]傅斯年進而推陳，“現在大家所談的文學革命，當然不專就藝術一方面而論”，“最要注意的是思想的轉變”。[61]

並不能説，新文學發生的最初動力就是“思想革命”，也不能説魯迅重提“思想革命”僅僅是為了解決“文學問題”。但顯然，重提“思想革命”為“文學”走出“藝術之宮”提供了路徑。相較於“文學性”，魯迅強調“思想性”是為了模糊新文學的邊界，以“新思想”重新恢復新文學與“新政治”之間的有機聯繫。當“文學革命”止步於白話和文言機械的語言分野時，魯迅以“思想革命”重啓“文學”更新的腳步。

魯迅在“文學的標準”之外重提“思想的標準”，推動了新文學的“雜化”。在具體的文學實踐中，重提“思想革命”讓魯迅在文體上產生了“雜文的自覺”。[62]“雜文”的“文學”身份得不到承認，有人勸魯迅“不要做這樣的短評。”雖然魯迅也知道“雜文”和真正意義上的“文學創作”之間的差別，“然而要做這樣的東西的時候，恐怕也還要做這樣的東西”。原因便是對於“文學性”的反抗，對“思想”的重視。他説：“我以為如果藝術之宮裏有這麼麻煩的禁令，倒不如不進去”，並對自己的文學選擇進行了修辭化的描寫：“樂則大笑，悲則大叫，憤則大罵”。[63]邱煥星曾分析“重啓思想革命”促成魯迅的“熱罵”，由此促成審美轉換，增加文學的批判性。[64]從雅正的文學走向熱罵的文學，魯迅將“思想”的標準和指向重新引入文學，由此打破的新文學的“文學性”中心論，由此溝通文學與社會政治之間的聯繫。 

四、重回“革命之前”：

創造虛無文學主體

“思想革命”只是魯迅敞開“文學”的路徑之一，“從新做過”並不是重回《新青年》時期的“文學革命”，它不僅指向對新文學的反思，而且指向對“革命之後”的反思，並由此避免直接進入“革命文學”。在魯迅提出“什麼都要從新做過”的同時，他表達了對於“輪迴把戲”的恐懼，其中便是“革命的輪迴”，“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 [65]當“革命”的主體是另一種本質化的“思想”或“文學”時，“思想革命”或是“文學革命”只能再次中“老法子”的計，重複威權模式，陷入革命-革革命無限的循環。《新青年》時代的“文學革命”走向“文學復辟”，“啓蒙”走向“規訓”，便是此種“革命”的必然後果。

《新青年》

應該注意到，1924年到1926年魯迅文本中文學主體，較之1917到1924年文本中的文學主體，有了很大不同。在《故鄉》（1921年創作）《阿Q正傳》（1921-1922年創作）等小説中，“我”洋溢着啓蒙主體的自信，並以此審度他人的“失敗”，如《故鄉》中的“我”定義了“閏土”“楊二嫂”的“悲劇”，並預設了“悲劇”克服之“路”。啓蒙主體有着政治行動的力量，它/他以對啓蒙對象的遮蔽、“代言”和“規訓”為特徵。國民革命前期的“我”缺少主體自信，充滿了否定性，特別是自我否定。“失敗”和“孤獨”是該時期主體的特徵，小説《孤獨者》（1925年創作）中“我”只能反觀另一個“我”——“魏連殳”，經歷和否定他“失敗了的勝利”，從直面他的“死亡”中“出走”；《傷逝》（1925年創作）中的“我”（涓生）在親手扼殺了另一個“我”（作為涓生鏡像的子君）後，從她的“死亡”中“出走”……

這種主體模式於《野草》（1924-1926年創作）中表現得更為突出。作為主體的它/他經歷了自我否定後，拋卻了線性歷史，放棄了明確陣營，首先面對的是“自我”的“無地”和“虛空”。“我”以“野草”自比，“野草”既是“我”，也是“文學”。“野草”以及《野草》集中許多文學主體意象存在於本質化時空之間：時間上的“過去”與“未來”，空間上的“明”與“暗”，甚至本體層面的“生”與“死”之間。它/他沒有屬於自己的線性時間（從過去到未來），只能憑依“過去”確立自己的時間。雖然“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朽腐”，但“我”對這“死亡”和“朽腐”有“大歡喜”，“因為我藉此知道它還非空虛”。[66]它/他也沒有屬於自己的空間，不屬於“地獄”，也不屬於“黃金世界”，“彷徨於無地”。[67]在時間上的虛空“死亡”，在空間上的虛空“無地”，正是“再造新文學”時間上逆轉，空間上退避的“內面”（主體精神）。

正如魯迅描述他這段時期的創作，他一方面“並無噴泉一般的思想，偉大華美的文章，既沒有主義要宣傳”，另一方面“也不想發起一種什麼運動”。在國民革命前的“文學”和“政治”之間，魯迅説：“對於偏愛我的讀者的增獻，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個‘無所有’”。[68]

“再造新文學”的主體既非“回到文學”，也非“政治超越”，而是左右批判、否定，甚至自我解構，反本質化的“無所有”（“無時”、“無地”）。木山英雄關注到魯迅1926年8月之前兩年間，即國民革命前期的魯迅創作，包括《野草》《孤獨者》等創作，以及“雜文的自覺”，[69]他也指出該時期魯迅文本中的“自我”“無論向左向右都無以邁出步子，無論何物最後均無法自己完成”。[70]但恰恰是這種無所歸依的“無”，表達着強烈的左右批判的否定性，或者説革命性。

木山英雄著

趙京華編譯

北京大學出版社

魯迅在國民革命前期創造的“無所有”，與竹內好分析“革命之前”的魯迅的“無”[71]相互呼應，表達着一種面向政治又不同於政治的“革命性”。1925年前後魯迅的確在重新編織辛亥革命之前的“回憶”或“青春”，溝通起所有“革命之前”（辛亥革命、文學革命）的歷史，由此積蓄起“革命”的動能。在他的文本中頻頻出現對辛亥革命前的“雜憶”。一是辛亥革命之前所寫的文章，“民國告成以後，我便將他們忘卻了，而不料現在他們竟又時時在我的眼前出現。”[72]二是辛亥革命之前的文化心理演化為新的“文學夢”。魯迅感慨“待到革命起來，就大體而言，復仇思想可是減退了”，[73]辛亥革命前盛行“復仇”心理在國民革命前被轉化為文學意象，便有了《復仇一》《復仇二》。在《希望》一文中，他將“復仇”等革命心理轉化為“虛妄”中尋求的“逝去的”“青春”，作為重啓革命性。[74]  

將“文學”的時間反撥到“革命之前”，以“虛無性”表達“否定性”，這使得魯迅再造了一種既“革命”又拒絕“革命”的新文學。它既否定了胡適積累建設的文學發展道路，也否定了“文學”奔向新的本質論（變身為“革命文學”）的發展道路。它將“文學”嵌入無法成為“完成式”時間中，“文學”由此無法成為一個自足的存在，只能在不斷地“功能化”中確立自身。

五、“轉向”之外的“徘徊”——作為另一種選擇的“再造新文學”

“再造新文學”是針對國民革命前期“文學如何革命”的問題而產生的。“再造新文學”既不滿意於新文學對政治“迴避”，也沒有直接“轉向”。它的時空不屬於“南”，也不屬於“北”，而是在南/北之間的“邊緣”地帶；既不在革命時間之外，也不在革命時間之內，而是在“革命之前”。它在“從文學革命到國民革命”的“轉向歷史”中創造了一個“徘徊”的“時空”，以“邊緣化”、“蕪雜化”和“虛無性”成就“文學”既“反對復辟”又“超越革命”、既區隔政治又面向政治的位置。

在國民革命前期，“徘徊”並不是普遍的選擇，甚至並不能成就連續性的歷史。當國民革命帶來對新文學政治功能的重估時，放棄“文學性”，擁抱“革命性”成為許多作家的選擇，新文學的骨幹如文研會、創造社的重要成員（如沈雁冰、郭沫若、成仿吾、穆木天、王獨清等）紛紛向革命“轉向”。曾經強調“不應該自己滾到黨派政爭的旋渦裏去”，[75]執着於新文學“建設”的胡適也被“革命”糾正。1926年到了蘇聯的胡適表達了對革命運動的景仰。[76]胡適開始對“文學革命”進行自我否定，反問“究竟我回國九年來，幹了一些什麼！成績在何處？”[77] 由是，他否定了新文學和整個的“新文壇”，他説“滿地是‘新文藝’的定期刊，滿地是淺薄無聊的文藝與政談。” [78]於是，胡適“好久不談文藝了”。[79]

高長虹《走到出版界》（影印本）

魯迅也面臨“轉向”的壓力。首先，青年更多地奔向更為實際的國民革命，“再造新文學”難成氣候。《莽原》的問題不僅是“小説太多，議論太少”，而且“現在則並小説也少”。魯迅認為“我想有希望的青年似乎大抵打仗去了”，“大約大家專心愛國，要到民間去，所以不做文章了。”[80]《莽原》原有的主要作家先後“南下”，韋素園去國民軍第二軍任翻譯，向培良去武漢任《革命軍日報》編輯，尚鉞南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不僅是《莽原》，各種定期刊“哪怕是處在敵對地位的，材料都異常枯窘”，[81]因為“到實際運動起來的時候，思想革命的工作自然無暇做起了”。[82]

其次，邊緣性、反抗性的“再造新文學”面臨“革命”的“收編”。《國民新報》，[83]作為國民黨在北京的機關刊物，就聯絡魯迅。受到邵元衝之約，魯迅常有稿寄去，還介紹了韋素園前去編副刊。[84]當韋素園去國民革命軍工作後，1925年12月2日，魯迅往《國民新報》報館，即日起與張定璜同任乙刊編輯。 [85]革命的《國民新報》在北京形成新的勢力，魯迅也進入革命文壇中心，被作為當之無愧的新的“權威”，[86]或“頭領”。[87]

《國民新報》

再次，革命改變社會的直接效果也影響着魯迅的選擇。在他參與女師大學潮的過程中，不僅與國共兩黨有了直接的交集，而且開始將實際的軍事鬥爭置於“文學”之上。在參與女師大學潮的過程中，他開始借孫中山的逝世發表看法：“總要改革才好。但改進最快的還是火與劍，孫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國還是如此者，最大原因還在他沒有黨軍，因此不能不遷就有武力的別人。”[88]這是因為他“現在愈加相信説話和弄筆的都是不中用的人”[89]認為“現在的強弱之分”“在有無槍炮”“尤其是在拿槍炮的人”。[90]

似乎一切都在“革命”的席捲下不可避免地“轉向”。“從文學革命到國民革命”成為連續性的歷史。國民革命改寫了“文學革命”的意義，連胡適都開始以“文學革命”成就“國民革命”説明新文學的價值。[91]不可否認，魯迅自己也被“從文學革命到國民革命”“歷史”的裹挾，參與線性歷史的行列。北伐起兵後，魯迅在談話中表示對“光明的將來”的確信，“有存在，便有希望”，“我們一定有悠久的將來，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將來”，[92]由此擺脱了徘徊、寂寞和絕望的狀態。1926年6月17日，魯迅在給李秉中的信中表示“我近來的思想，倒比先前樂觀些，並不怎樣頹唐”，“此後我想仍到熱鬧地方，照例搗亂”。[93]走向“樂觀”、“熱鬧”，魯迅由此“南下”，完成了“轉向”的歷史。

不過，在連續性歷史的縫隙中，我們仍應該注意“轉向”之外的“徘徊”——國民革命之前魯迅對“新文學中心”的放棄和對進入“革命文學”的猶疑。在“徘徊”的過程中，魯迅再造了以“邊緣性”和“蕪雜性”為特徵的新文學，以“虛無”和“絕望”為時空的“新文學主體”，在南/北之間，在“純文學”和“革命”之間所創造的“第三樣”可能。“再造新文學”並不能如“革命文學”那樣產生“內聖外王”的“革命主體”，促成“有結果”的“革命”。相反，它以非南非北的“空間”區隔非此即彼的政治站隊，以“徘徊”在“革命之前”逃離歷史目的論的時間掌控。當只有進入“歷史”才被認為是“成功”時，“文學史”被反覆重寫而陷入循環後，魯迅在國民革命之前的新文學“再造”，能夠為文學的發展在“純文學”和“革命文學”的循環之外提供第三種選擇。

本文原刊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9年第6期

註釋

[1]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二十世紀中國政治文化與魯迅研究的發展”（項目號：16CZW043）階段性成果，江蘇省社科基地項目（項目號：15JD023）階段性成果。

[2]代表性研究有邱煥星：《當思想革命遭遇國民革命——中期魯迅與“文學政治”傳統的創造》（《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11期）；韓琛：《魯迅1927：革命與復辟》（《魯迅研究月刊》2018年第11期）；張潔宇：《走出學院：一種反省與自覺——論廣州時期魯迅的思想軌跡及其意義》（《文藝研究》2017年第1期）等等。

[3]自1924年9月直奉戰爭到1926年7月北伐起兵被認為是國民革命前期。羅志田等編寫的《中華民國史》第5卷將1924-1926年稱之為北伐前的轉折期，特點為北洋體系的崩潰與南方新勢力的興起。（羅志田、楊天宏、馮筱才、何豔豔著，中華書局2011年7月）。

[4]1925年，章士釗在《甲寅》雜誌上重刊《評新文化運動》一文，抨擊新文化運動，特別是文學革命。該文曾在1923年8月21日-22日的《新聞報》上發表過，胡適當時認為“不值得一駁”。1925年，時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的章士釗重新發表此文，引起許多附和。他們的論説雖無新意，但因論者的政府背景，如周作人所説，此番“復古”“現在的勢力卻不容忽視。” 辛民（周作人）：《言論界之分野》，《京報副刊》1925年8月21日。

[5] 孤桐（章士釗）：《評新文化運動》，《甲寅》，第1卷第9期，1925年。

[6]胡適：《新文學運動之意義》，《胡適全集》，第1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7頁。

[7]胡適：《胡適日記》，《胡適全集》，第3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0頁。

[8]胡適：《胡適日記》，《胡適全集》，第30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02頁。

[9]參見羅志田：《再造文明之夢——胡適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9-320頁。

[10] 蔡元培：《北大十月二十五日演説詞》，《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華書局1984年，第274-275頁。

[11] 尤小立：《人生最大敗筆，章士釗從政困局》，《光明日報》，2006年4月4日。

[12] 魯迅：《答KS君》，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頁。

[13]魯迅：《十四年的讀經》，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6頁。

[14] 代英（惲代英）：《八股？》，《中國青年》，1卷8期，1923年。

[15]中夏（鄧中夏）：《新詩人的棒喝》，《中國青年》，1卷7期，1923年。

[16]畹蘭：《文學家究竟有什麼用處》，《婦女週刊》，第27期，1925年。

[17]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20頁。

[18]高長虹：《走到出版界》，上海：泰東書局1928年版，第186頁。

[19] 小堃：《文學革命和革命文學》，《上海先施團日報》，1925年12月13日。

[20] 胡適：《老章又反叛了！》，《胡適全集》，第12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頁。

[21]在胡適強調“高尚”的同時，陳西瀅説“一到創作的時候，真正的藝術家又忘卻了一切，他只創造他心靈中最美最真實的東西。”西瀅：《閒話》，《現代評論》第二卷第四十八期。

[22]對於新聞界將自己與“當局”拉在一塊，胡適感到驚訝。胡適：《致邵飄萍》，《胡適全集》第2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98-399頁。

[23]據孫鬱考證自1924年8月以後胡適和魯迅的書信往來中斷。孫鬱：《魯迅與胡適》，長江文藝出版社2007年第189頁。）

[24] 魯迅：《通訊》，《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頁。

[25]魯迅：《忽然想到》，《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頁。

[26]魯迅：《論睜了眼看》，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255頁。

[27] 魯迅：《210103致胡適》，《魯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87頁。

[28]魯迅：《關於<小説世界>》，《魯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頁。

[29] 魯迅：《250331致許廣平》，《魯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71-472頁。

[30]魯迅：《兩地書》，《魯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頁。

[31] 魯迅：《華蓋集·題記》，《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頁。

[32] 魯迅：《忽然想到》，《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00頁。

[33]徐丹甫（梁實秋）：《北京文藝界的分門別户》，《時事新報·學燈》，1927年6月4日。

[34]魯迅：《我和<語絲>的始終》，《魯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頁。

[35]荊有麟：《<京報>的崛起》，《魯迅先生二三事——前期弟子憶魯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39-240頁。

[36]魯迅：《我和<語絲>的始終》，《魯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頁。

[37]徐志摩也承認自己在孫伏園離職前就與《晨報》有所接觸，並受到編輯副刊的邀請，“我認識陳博生，因此常替《晨報》寫些雜格的東西。去年黃子美隨便説其要我去辦副刊……” 徐志摩：《我為什麼來辦我想怎麼辦》，《晨報副刊》，1925年10月1日。

[38]志摩（徐志摩）：《法郎士先生的牙慧》，《晨報副鐫》，1925年12月30日。

[39]“因為那稿子不過是三段打油詩，題作《我的失戀》，是看見當時“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類的失戀詩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罷”收場的東西，開開玩笑的。”魯迅：《我和<語絲>的始終》，《魯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頁。

[40]梁實秋曾認為文學革命發生後周氏兄弟之所以能成為“文壇盟主”，一大半是因為晨副特約撰稿員的身份，徐丹甫（梁實秋）：《北京文藝界的分門別户》，《時事新報·學燈》，1927年6月4日。

[41] 魯迅：《300222致章廷謙》，《魯迅全集》，第十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23頁。

[42]魯迅：《250613致許廣平》，《魯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97頁。

[43]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説二集序》，《魯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頁。

[44]魯迅：《通訊》，《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頁。

[45]魯迅：《我和<語絲>的始終》，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頁。

[46]許欽文：《魯迅先生二三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02頁。

[47]魯迅：《兩地書》，《魯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4頁。

[48] 魯迅：《250530致許廣平》，《魯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94頁。

[49]姜濤：《公寓裏的塔，1920年代的文學和青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62頁。

[50]魯迅：《通訊》，《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頁。

[51]魯迅：《並非<閒話>三》，《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頁。

[52]胡適：《愛國運動與求學》，《現代評論》，第二卷第39期，1925年。

[53]陶孟和：《救國與求學》，《現代評論》，第二卷第37期，1925年。

[54] 魯迅：《“碎話”》，《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頁。

[55]參見姜濤：《公寓裏的塔，1920年代的文學和青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51-256頁。

[56]奚若：青年“藉副刊作出風頭的場所，更屬墮志”。（《副刊殃》，《晨報副鐫》1925年10月5日）

[57]魯迅：《並非<閒話>三》，《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59頁。

[58]魯迅：《通訊》，《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6頁。

[59]魯迅：《通訊》，《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頁。

[60]仲密：《思想革命》，《每週評論》，1919年3月2日。

[61]傅斯年：《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新潮》，第1卷第5期，1919年。

[62]木山英雄：《<野草>主體構建的邏輯及其方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9頁。

[63]魯迅：《華蓋集題記》，《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4頁。

[64]邱煥星：《魯迅“罵之為戰”的發生》，《文學評論》，2016年第2期。

[65] 魯迅：《忽然想到》，《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頁。

[66]魯迅：《野草·題辭》，《魯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頁。

[67]魯迅：《影的告別》，《魯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頁。

[68]魯迅：《寫在<墳>後面》，《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98、300頁。

[69]【日】木山英雄：《<野草>主體構建的邏輯及其方法》，《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木山英雄中國現代文學思想論集》，趙京華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49頁。

[70]【日】木山英雄：《<野草>主體構建的邏輯及其方法》，《文學復古與文學革命——木山英雄中國現代文學思想論集》，趙京華編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52頁。

[71]竹內好認為魯迅對“無”的創造一是集中於“文學革命”之前的北京蟄伏期，一是“辛亥革命”之前的仙台時期。（參見【日】竹內好：《魯迅》，李心峯譯，浙江文藝出版社1986年，第53、61、66頁。）

[72]魯迅：《墳·題記》，《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頁。

[73]魯迅：《雜憶》，《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頁。

[74]“倘使我還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這‘虛妄’中，我就還要尋求那逝去的悲涼漂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希望》，《魯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頁。

[75] 胡適：《致北大同事公函》，《胡適全集》，第23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09頁。

[76]“我去看那‘革命博物館’，看那一八九〇~一九一七年的革命運動，真使我們愧死。”胡適：《歐遊道中寄書》，《胡適全集》第3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頁。

[77] 胡適：《歐遊道中寄書》，《胡適全集》，第3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頁。

[78]胡適：《歐遊道中寄書》，《胡適全集》，第3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頁。

[79]茅盾：《我走過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頁。

[80] 魯迅：《250629致許廣平》，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02頁。

[81]高長虹：《走到出版界》，上海：泰東書局1928年版，第53頁。

[82]高長虹：《走到出版界》，上海：泰東書局1928年版，第99頁。

[83]《國民新報》是既《星期評論》《建設》之後，國民黨在1925年創辦的機關報，如孫伏園的描述“這個報紙在當時算是革命的最前鋒，戰鬥性很強的……”孫伏園：《孫氏兄弟談魯迅》，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頁。

[84] 高長虹：《走到出版界》，上海：泰東書局1928年版，第229頁。

[85] 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魯迅年譜》，第二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59-260頁。

[86]伏園（孫伏園）：《一年來國內定期出版界略述補》，《京報副刊》，1926年1月18日。

[87] 冬芬：《讀過<莽原>》，《京報副刊》，1926年3月2日。

[88] 魯迅：《250408致許廣平》，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75頁。

[89] 魯迅：《250508致許廣平》，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91頁。

[90] 魯迅：《補白》，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頁。

[91] 胡適：《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33頁。

[92]魯迅：《記談話》，《魯迅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78頁。

[93] 魯迅：《260617致李秉中》，《魯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28-5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