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不可預測：白宮外交的最大缺陷_風聞

近日，英國駐美大使達羅克的部分秘密電報和備忘錄被公之於眾，其中飽含着這位英國資深外交官對特朗普外交政策的負面評價，他稱特朗普外交的不可預測和白宮官員在外交上自行其是，展現了這屆白宮政府在外交上的極端無能和混亂。

在我看來，達羅克的看法具有相當的合理性，特朗普政府的最大缺陷實際上就在於他的外交政策上——不可預測性，或者説不可信性。儘管特朗普總是自詡他反覆無常式的不可預測性對美國外交勝利的幫助，但實際上，這隻能證明完全是個外交政策的外行。

事實上，英美外交之所以稱雄世界三百年，就在於其外交政策的持久穩定和可預測性。

“英國外交之所以有力，就在於她基於條約神聖的政策穩定性（不會放棄條約義務），這使得她始終能夠獲得盟友的信賴和對手的尊重，這就是歐洲國家更願意與英國結盟的原因”

——大外交家、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説過，

“大英帝國對盟友的友誼是可信賴的，她對自身利益的關切是清晰的，她對敵人的威懾是明確的，這就是大英帝國外交政策的特點”

——偉大的大英帝國外交家卡斯爾雷

在現代外交史上，我曾不止一次地看到如下一幕：

無論是強大的國家如（德爾卡塞的法國、威廉二世的德國、薩蘭德拉的意大利、日本帝國、希特勒的德國），還是虛弱的國家（清帝國、恩維爾帕夏的奧斯曼帝國、凱末爾的土耳其、貝克的波蘭），都將爭取與英國的友誼，視為外交的第一選擇，根本原因就在於英國外交的可信賴。相反，近代德國外交、現代俄國外交則以反覆無常的馬基雅維利思維著稱，各國非萬般無奈，絕不願意與之結交，因為這些強國的友誼絕不可靠，其中俄國外交尤為不可靠。

1831年11月，英國、普魯士（後來的德意志帝國）、奧地利帝國、沙俄、法國共同簽署保證比利時獨立的《倫敦協定》，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德國破壞條約，入侵比利時，事後，威廉二世稱“倫敦協定不過是一張廢紙。”

20世紀三十年代，希特勒先後保證對比利時、荷蘭、法國、盧森堡、奧地利、捷克、波蘭絕無侵略野心，但他都違背了這些保證。

20世紀三十代，俄國曾與芬蘭、波蘭、立陶宛、拉脱維亞、愛沙尼亞、羅馬尼亞、土耳其、波斯、阿富汗、中國、日本等先後簽署互不侵犯條約，但這些條約僅僅只是權宜之計，隨後都遭到俄國的單方面撕毀。

實際上，英美外交傳統的這種可信賴性，不僅僅是基於道德，更是基於利益。

如果對條約的保證不具備可信性，那麼英美的盟國就無法信任英美，在這裏，最典型的案例，就是大英帝國在凡爾賽條約問題上的妥協，1936年，當德國入侵萊茵河時，英國默認了德國破壞凡爾賽條約的此項冒險。此項舉動對英國的東歐盟友如羅馬尼亞、波蘭、希臘和南斯拉夫產生了巨大的心理影響，這些國家事後紛紛設法改善與德國的關係，希特勒的地緣處境極大改善，事態的隨後發展使得英國在歐洲大陸的利益遭受了難以想象的毀滅性衝擊——這是英國外交史上罕見的失敗。

而且，如果對競爭對手的威懾不清晰，那麼就會容易產生巨大誤判。1950年初，美國總統杜魯門和國務卿杜勒斯關於南韓不在美國防禦圈的表述，實際上讓斯大林產生了誤會，俄國獨裁者由此認為他可以入侵南韓，而不會遭到美國的抵制，這引發了代價巨大的朝鮮戰爭。

更重要的是，如果不能對條約以尊重，那麼就無法產生談判對象之間建立基礎的信任，外交作為一種政策工具，很可能會失去效力。就像今天的美伊談判等，之所以困難重重，就在於信任蕩然無存。

平心而論，一個國家對條約的神聖性是否尊重，其後果並不會立即顯示出來，但卻會影響其他國家與之打交道的方式——這卻藴含着生死攸關的長遠重大利益。

譬如大英帝國以尊重條約神聖著稱，那麼其他國家就願意信賴大英帝國，願意全力追求英國的保證，因為這裏面有基於信任的可靠性；而希特勒以對條約的無情蔑視著稱，所以，希特勒在1936年-1938年短暫的外交詐騙遊戲結束後，就不會再有任何國家願意與德國再玩外交遊戲，德國的所有外交分歧都只能靠戰爭或者戰爭威脅來解決，外交部長裏賓特洛甫後來變成了閒差，就是源於外交工具的失效——關於這一點，1808年之後的拿破崙法國外交家塔列朗也有同感；同樣，1947年，蘇聯違背與英美的外交協定，破壞東歐國家的選舉，強行建立布爾什維克式的統治，並不會導致西方的干涉，但卻會決定性地徹底改變西方與蘇聯打交道的方式，自此以後，西方將不再通過外交道義原則，而是通過實力威懾與蘇聯交涉，即是冷戰開啓的外交意義。

20世紀後，基於對條約神聖性的尊重，美國外交繼承了英國外交持久穩定的傳統，無論是西奧多羅斯福，還是比爾克林頓，美國政府對於條約的尊重是得到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認可的，即在大多數情況下：美國對盟國的友誼是可靠的；美國對競爭者的威懾是清晰的。所以世界各國皆願意與英美交好，這不僅僅是因為英美富裕，更重要的是英美可靠，至少大多數情勢是如此。

所以，今天特朗普外交政策的病症就在於此，他以反覆無常和不可預測自詡，將之視為自己的天才，並藉此訛詐微小的外交利益，從而大肆吹噓以取悦於支持者，實際上是透支美國外交的可信賴性傳統以服務自己個人的選舉事業。其外交政策的真正長遠負面效應，將使美國的盟友很難再無保留的信任美國，美國的對手將很難不誤判美國的威懾，美國的交涉對象將很難再信任與美國的條約。

而這，就是為什麼伊朗人敢於率先攻擊美國的軍機，並拒絕與美國談判，且開啓危險的核試驗之後，而美國的盟友們卻作壁上觀的全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