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中美貿易戰一週年（1）中國人的救星_風聞

導語：

“你們曾經是我們的老師，但看看你們今天的經濟體制，很遺憾，我們覺得從你們那裏沒什麼能學習的”

    中美兩國展開的交鋒不僅是經貿戰那麼簡單；現在看來，要避免不升級，還是難

    古往今來上帝為什麼從不撿選西洋人寫《聖經》，而永遠只挑中東人寫《聖經》

    美國要別人尊重知識產權，哪是看中智慧產品的神聖不可侵犯，只為賺錢罷了。整個資本主義，説穿了，就是一種“賺錢的主義”

    中國可以學習的就是“以牙還牙”的古訓，還有“豺狼來了有獵槍”的前車之鑑

    2008年6月，美國財政部長亨利·鮑爾森和一位掌管財經的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在華盛頓有過一次會面。兩位對當時金融危機的各種態勢和走向做了評估，並且對如何加強對潛在金融風險的進一步管控做了初步協商。

    當時美國的經濟總量是中國的三倍多。但彼時美國的金融市場卻一片風雨飄搖，不動產投資信心降低，失業率增加，國家財政赤字猛增，銀行資產和對沖基金嚴重縮水，數月之後，雷曼兄弟控股公司宣佈破產。

    後來，鮑爾森出了一本書，回憶了中國副總理在會面時對自己這樣説：“你們曾經是我們的老師，但看看你們今天的經濟體制，很遺憾，我們覺得從你們那裏沒什麼能學習的。”

    鮑爾森稱2008年的那場經濟危機是一場“羞辱性的時刻”，並將這次會面視作“一生中最讓我難堪的經歷之一”。也就是從那一年開始，中美兩國的運勢出現轉折，中國人的自信心越來越強，而美國人開始坐立不安。

    2017年特朗普首次訪華回國後的幾個星期之內，華盛頓發佈了特朗普任期內的首個國家安全戰略，宣佈美國面臨的來自中國和俄羅斯的競爭日漸加劇，稱這兩個大國競爭對手“試圖挑戰美國的影響力和價值觀”。在這份報告中，五角大樓把中國寫在了俄羅斯之前，它稱中國是一個“戰略對手”，這徹底改變了奧巴馬政府對北京使用的慣常外交語言。

    雖然美國經濟當下的表現並不算差，但看起來勝負的天平正日益向中國傾斜。鮑爾森2008年的某些預測已成事實：2018年中國經濟總量是2008年的三倍；外匯儲備增加了60%，對美順差從2700億美元增加到了4000億美元。

    美國政府指責中國經濟的崛起的背後是一系列不公平手段。特朗普身邊的心腹經濟智囊Peter Navarro寫了一本書叫“death by china”（《致命中國》），書中用了大量的篇幅論述要“徹底改變目前由中國主導的世界貿易鏈”，認為WTO的很多條款都已經過時且不再對美國有利，美國的就業市場正在被殺死。

    嚴峻形勢下，特朗普於去年夏天正式向中國發起“貿易戰”，對進口中國的商品追加了一系列懲罰性關税。2018年11月初，鮑爾森和身份已變為國家副主席的那位時任中國副總理在新加坡再次會面。中國副主席含蓄地警告美國不要試圖讓雙方的貿易戰升級。

    以上是中美兩國錯綜複雜的貿易戰的簡單經過。此後，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令中國憤懣的“孟晚舟事件”，全球科技企業排行第七的華為在這場巔峯對決中為國擋下第一顆“子彈”。現在看來，要避免不升級，還是難。

    當然，中美兩國展開的交鋒不僅是經貿戰那麼簡單，撇開兩國間在經濟軍事和地緣政治多維領域雲山霧罩的較勁，我先來想説一點有趣的事。

    在美國政府對中國一系列指責中有這樣一段嚴厲措辭，説的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後，中國並未完全遵守市場行為規範和保持對知識產權的應有尊重。

    對了，我要説的有趣的事就是“知識產權”，看一看美國人的老祖先在上帝的眼裏是如何保持對它應有尊重的。

    西方資本主義出現之前，不論是東方，還是羅馬帝國，根本沒有“知識產權”或“著作專利權”的説法。正如，《聖經》和《可蘭經》的作者中沒有一個敢自稱書是他寫的。他們都説是神寫的，他們自己不過是上帝的“容器”與“代言人”罷了，怎麼敢把上帝的話當成自己的專利資產呢？

    在中東國家，越是重要的典籍，人們越不敢自稱是自己寫的，總是假託別的權威或上帝的名義而寫，甚至寫書的能力都是上帝賜的，上帝隨時可以取回。《馬太福音》的作者未必是馬太，但馬太是耶穌的門徒，是教會的權威，冠上馬太的名字總比冠上自己的名字好吧？《大衞的詩篇》、《所羅門的箴言》也都是如此，冠上大衞、所羅門的名字總比冠上自己的名字響亮吧？《摩西十誡》的頒發者是耶和華而不是摩西，《可蘭經》的作者是阿拉而不是穆聖，對中東人而言，這不是一種愚民的手段，而是歷史的現實。

    可是，近代西方人的觀念絕不是如此。在西方世界，越是重要的典籍，人們越搶著作者的名義，可以名利雙收嘛！一本《教義問答》寫完了，中東人會這樣禱告：感謝主撿選“卑微如我者”為容器，一切榮耀歸於上帝。但西方人會這樣禱告：感謝主賜我“有能力”做他的器皿，一切榮耀歸於上帝！

    從這裏，可以看出古往今來上帝為什麼從不撿選西洋人寫《聖經》，而永遠只挑中東人寫《聖經》。顯然，上帝對中東人的禱告滿意極了！從這裏，也可以看出，西方國家自稱是先知、會預言未來的人很多，但真正在歷史上留名的實在鳳毛麟角，而中東國家才真正是先知的國度。

    不難得出結論，“著作專利權”的觀念根本就不是什麼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西方人對此不僅心知肚明，而且他們本身完全無視甚至隨意竊取他人的“知識產權”，經過一番簡單的轉化後，就變成為了他們自己的“產權”。

    近現代歐洲許多知識分子都曾坦言，西方人多麼善於汲取外來文化的精華，藉以轉化為自己的文化。如果拿X光機來照一照今天的西洋文化，會發現其中25/100的成分源自上古希臘羅馬，25/100的成分源自中古近東，45/100的成分源自近代西方，5/100的成分源自其他的文化與文明。西洋文化本身是個極豐富的“八寶粥”，西洋人是“拿來主義”的集大成者，這也恰好能夠解釋為什麼西洋各國本身的歷史短淺，但其文化內涵的豐富不在任何文明古國之下。

    舉個例子，比如數學。在過去的千年，印度的三角、阿拉伯的代數、希臘的力學、中國的算盤通通都被西方吸納而去，被利用在一個完全與以前不同的抽象數學領域裏。西方人幾時向印度、中國和阿拉伯支付過所謂的知識版權費呢？

    繼續來説一説西方人引以為傲的宗教文化——基督教信仰。德國政治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100年前寫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就曾詳細分析過基督教對近代資本主義發展的貢獻。在此不再贅述。

    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初離世的美國當代政治學家塞繆爾·菲利普·亨廷頓曾提出“文明的衝突”這一轟動世界的概念。亨廷頓所説的文明，本質是“放大了的文化”。對於文明的界定，亨廷頓認為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是宗教，即“人類歷史上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被基本等同於世界上的偉大宗教”。

    把韋伯和亨廷頓兩者思想交叉一下，我們藉此來重温西方和中東圍繞着宗教問題而爆發的千年衝突。

    原始的基督教是中東式的，和回教、猶太教、拜火教的精神非常類似，是像綿羊一般的基督教；近代的基督教卻是西方式的，不論是天主教或改革宗，都有非常類似的精神，那就是像狼一般的基督教。

    中東人原本對基督教這一新興宗教有極大的盼望，希望它能繼承以往的神學，成為中東文化的正統，沒想到耶穌基督死後的保羅派硬要把希臘羅馬那一套帶進基督教來，西方各國隨後合力以自己的文化風格重新改造了基督教，把基督教的中東成分逐漸剔除出去而完成自己的宗教特色。

    中東人尋求反抗的方法，他們支持約翰派的基督教，而約翰派的基督教本身也比保羅派的基督教表現出更純粹的中東精神，全本新約聖經裏以“啓示錄”和“約翰福音”最神秘深奧，它們充分反映約翰的思想，和淺顯易讀的“使徒行傳”、“馬可福音”形成有趣的對比，這兩卷書反映的是保羅的主張。

    由於不滿意保羅派的基督教主導整個教會的發展，約翰派的基督教先後分裂出許多教派，諸如景教、摩尼教、一性論者等等。他們都被視為異端，被趕出教會。431年，以弗所會議上“東洋”、“西洋”兩派基督徒正式分裂，各走各的路。

    中東人失望極了，古老的猶太教、拜火教、占星學派已經失去活力，新興的基督教又被搞成這副模樣，怎麼辦呢？幸好，救星來了。

    那個救星就是“來自麥加的先知”。只要他一出現，成千上萬的基督徒和中東各教派都以“迎接王師”的姿態接受回教軍隊的佔領，承認它是中東文化的正統。約翰派的基督教大為恐慌，企圖維持東羅馬帝國一小塊土地。問題是，東羅馬帝國的精神原本就和回教的精神類似，都是屬於中東文明的，只不過回教是純正的、拜占庭是偏雜的而已。所以這個苟延殘喘、保命第一的政權雖然能延續千年之久，在這一千年間又不斷有人向回教軍隊投誠，最後終於被奧斯曼土耳其的軍隊解放了。

    到了那時，整個中東才把希臘羅馬的外殼連根拔起，希臘羅馬文明在中東的最後一個基地、最後一個“外殼”君士坦丁堡從此變成土耳其文明的伊斯坦布爾！今天，我們還能看到殘存的約翰派基督教嗎？是的。像希臘正教徒、敍利亞的阿拉伯基督徒、埃及的科普特基督徒等等，而中東基督教本是亞美尼亞和衣索比亞的國教。

    在西方，保羅式的基督教最後分裂成天主教和改革宗。那些企圖“福音全球化”的基督教徒總是抱怨猶太人到今天都還不認識耶穌是救主，總是抱怨回教國家禁止基督教在其境內的傳播。這一點，與今天以世界領袖自居的美國一直抱怨他國不尊重“知識產權”何其相像？！

    歷史不是沒有給過基督教機會，耶穌基督自己也不是不想宣傳一個繼承猶太舊教的新興信仰，聖保羅使基督教“國際化”的做法也不能説有錯，但種種前因後果綜合起來，結果使大多數的中東人拒絕相信耶穌是救主。

    在中東各國，無論哲學和科學怎樣發達，都不可能與神學思想牴觸，無論是正統教派或是異端邪説，沒有任何一派企圖懷疑或否認神的存在，他們之間的不同只是教義的分歧罷了，不會危及神學的地位。這其中藴含的深意與中國倡導的“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國際關係新準則有些相似。

    可是在西方各國，情形就不是這樣。在科學和哲學不發達的時代只能委屈地作“神學之婢”，一旦科學和哲學發達起來，無神論就出現了，那些思想不成熟的人就企圖將神學丟到垃圾桶去了！為什麼會如此？我們完全可以想見，西方人內心深處有一種非常強烈而獨立的叛徒性格。換句話説，西方人怎麼可能是尊重上帝的知識產權的人呢？

    而美國卻要別人尊重他的知識產權，哪裏是看中智慧產品的神聖不可侵犯，分明只為賺幾個臭錢罷了。整個資本主義，説穿了，就是一種“賺錢的主義”。這對現在的中國而言，真的是“沒什麼能學習的”。

    2019年5月中旬，以“亞洲文明交流互鑑與命運共同體”為主題的亞洲文明對話大會在北京隆重召開。這是繼“一帶一路”北京高峯會議後，又一文明之約，應者雲集。

    然而東方盛會前夕，大洋彼岸的美國再度傳出“文明衝突”的不和諧之聲。4月底，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主任基倫·斯金納在智庫“新美國”召開的論壇上語出驚人，稱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團隊正基於美國曆史上第一次“與一個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戰”的理念來制定對華戰略。

    斯金納稱，美國正在做準備與中國進行一場“文明與種族的較量”。還説，“這是我們第一次面臨一個非白人/非高加索人種的強大競爭對手。”

    此言一出，世界輿論不寒而慄：美國疑似對中國發起了“新冷戰”，逼得全世界選邊站！可惜，中國不是前蘇聯。

    現在，中國可以學習的就是“以牙還牙”的古訓，還有“財狼來了有獵槍”的前車之鑑。中國的“救星”，是中國人民自己！中國的企業和國家已為“最壞的情況”做了準備。美國人其實可以明白他們遇到的是怎樣的人，正是美國作家海明威在《老人與海》中説的那種“可以被毀滅，但不能被打敗”的人。

    且看，中美展開全面交鋒之後，上帝是否真佑美利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