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從來不曾有過“死者為大”的傳統_風聞

文 | 諶旭彬

但凡有公眾人物去世，若有人論及其生前在公共事件中有過的道德污點或不當言論，即會被告誡：

“中國傳統文化講究死者為大，你説這些太不厚道了。”

“你為什麼不在他生前説，偏要在去世的時候説，你懂不懂‘死者為大’？”

“死者為大”，真的是中國傳統文化嗎？

筆者使用了多種古籍搜索工具，輸入“死者為大”、“人死為大”、“死者+為大”、“人死+為大”等字樣”。①

結果，什麼也沒搜出來。

孔孟以來的歷代先賢，翻來覆去講的，全是“唯天為大”、“事親為大”、“守身為大”、“無後為大”、“禮為大”、“政為大”、“敬身為大”、“親親為大”、“尊賢為大”……

沒人提“死者為大”、“人死為大”。

事實上，中國傳統文化，從不認為公眾人物（涉及公共利益者，在帝制時代主要是指帝王、重要官員以及有影響力的文化人）可以享有“死者為大”“人死為大”的免於被批評的特權。相反，應在公眾人物去世時，概括其生前所作所為，總結其核心行跡，對其做一個總體評價。該褒者褒，該貶者貶。

這個評價，叫做“諡”。

班固在《白虎通義》裏講得明白：“諡之為言行也，引列行之跡也，所以進勸成德，使上務節也。”——“諡”就是根據一個人生前的言行作出的評判，目的是勸募社會風俗，使人人懂得務節向善。

君主是帝制時代最頂層的“公眾人物”。中國傳統政治文化曾努力嘗試讓他們受到“諡”的約束。

比如，先秦時的楚王熊虔，死後得了個“靈王”的惡諡。“靈”，按諡法，指一個人的行跡“亂而不損”——放到熊虔身上，乃是在批評他多次決策失誤、在位期間政事混亂，但總算還沒鬧到亡國的地步（楚國當時儒風已盛，故有此諡）。類似者，東漢皇帝劉宏寵信宦官，大興黨錮之禍，多次賣官斂財，死後也得了個“靈皇帝”的惡諡。②

當然，皇權的威力，不是文人士大夫所能抗拒。所以，許多皇帝生前口碑很差，死後仍能得到“美諡”。比如，西晉皇帝司馬衷，是個智力低下的庸君，天下饑荒老百姓沒飯吃，他的反應是“沒飯吃，為什麼不吃肉醬？”他死後，諡號是“晉惠帝”——按照諡法，“柔質慈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只有品行温良、對老百姓很好的人，死後才能評價為“惠”——這樣的反差，多少讓人懷疑當年那羣負責擬定“諡號”的儒家知識分子，是在故意這麼幹。

筆者這樣懷疑，是因為晉惠帝時代，朝堂上的儒家知識分子（博士），確實還有一些骨氣。

​西晉的開國功臣、太尉何曾死了。此人政治品格低劣，私生活也侈汰無度。負責擬諡的部門“太常”開會討論，博士秦秀站出來説：

“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王公貴人復何懼哉！謹按《諡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宜諡醜繆公。”

大意是：何曾這樣的“公眾人物”，一舉一動牽涉到朝廷形象與民風變遷，生前壞事做盡，死後沒有貶斥，王公貴人以後就沒什麼可懼怕的了。按照《諡法》，名聲與實情不符叫做“繆”，放肆作惡叫做“醜”，應該將何曾稱作“醜繆公”（繆通謬）。

惠帝的老丈人賈充，畢生以奸偽聞名於世。年老病重時，也很擔憂自己死後會被人怎麼評價。果然，他死後，博士秦秀又站出來説：

“（賈）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按諡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諡‘荒公’。”③

何曾最後沒有成為“何醜繆公”，賈充也沒有成為“賈荒公”。因為“帝不從”——秦秀一介儒生，自然是拗不過皇權。事實上，在帝制時代的絕大多數時間段裏，知識分子都是拗不過皇權的。所以，清太祖死時，竟然可以擁有一個25字的長諡號，叫做“承天廣運聖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睿武端毅欽安弘文定業高皇帝”，可謂真正做到了“死者為大”，死後恨不得拿走諡法裏所有的大詞。

很明顯，類似秦秀那般，堅持針對“公共人物”的劣跡作死後批判，這種立場這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粹所在。

到了民國，“死者為大”也仍然不是中國知識分子處理“公共人物逝世事件”的道德標準。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去世。第二天，報人王芸生親自寫了一篇針對魯迅的短評，稱其“尖酸刻薄的筆調”對青年產生了不良影響，受人慫恿將晚年多數精力陷入到了“無謂的筆墨官司”之中。

文章刊發於當天《大公報》第四版。全文如下：

“文藝界鉅子魯迅(周樹人)先生昨晨病故於上海，這是中國文藝界的一個重大損失。

“他已是世界文壇上的有數人物，對於中國文藝界影響尤大。自《吶喊》出版，他的作品曾風靡一時。他那不妥協的倔強性格和嫉惡如仇的革命精神，確足以代表一代大匠的風度。他那尖酸刻薄的筆調，給中國文壇劃了一個時代，同時也給青少年不少不良影響。

“無疑的，他是中國文壇最有希望的領袖之一，可惜在他晚年，把許多力量浪費了，而沒有用到中國文藝的建設上。與他接近的人們，不知應該怎樣愛護這樣一個人，給他許多不必要的刺激和興奮，慫恿一個需要休息的人，用很大的精神，打無謂的筆墨官司，把一個稀有的作家生命消耗了。這是我們所萬分悼惜的。”④

魯迅是“公眾人物”。魯迅去世，王芸生不認為自己需要遵循什麼“死者為大”的“傳統美德”，該批評就批評（魯迅之前，孫中山、梁啓超等公眾人物人去世後，同樣遭到了民國輿論界的諸多批評）。

據筆者有限的數據庫檢索，“死者為大”這類説法，民國時期尚極少見。50、60年代偶爾可得一見，多來自民間俗語，如廣西邕劇裏有“妹丈，死者為大，受我一拜呀”這類唱詞。⑤到了80年代後，才開始被頻繁使用。

就“非公眾人物的去世”而言，若不牽涉公共利益，“死者為大”有其合理性。

但近年來，“死者為大”這種觀念，已侵襲到了“公眾人物去世”這一領域，且升格為“中國傳統文化”，這就顯得荒誕了——公眾人物死後，仍須為其生前涉及公共利益的行為，接受輿論的評判，他們沒有因“死者為大”而免於被批評的權利，這既是現代文明的應有之義，也接榫者中國傳統政治裏，因被皇權扭曲，而未能完全付諸實踐的“諡文化”。

註釋

①如“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殆知閣藏書”等。

②參見《史記正義諡法解》。

③見《晉書·秦秀傳》。

④王芸生，《悼魯迅先生》。

⑤廣西僮族自治區戲曲工作室/編，《廣西戲曲傳統劇目彙編 第34集 邕劇》，1961，P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