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城市地下垃圾帝國_風聞

來源：微信公眾號“極晝工作室”

編者按：2019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正式實施。第一週，城管執法檢查9600次，開出190份罰單。幹垃圾、濕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市民若分不清扔錯會被罰款。長寧區新華街道專門找來一位垃圾分揀師傅，讓他指導小區業主做分類，每月付他900元。“你是什麼垃圾”也成為最熱門的話題，垃圾從來沒有這麼受人矚目。

但每天親手處理垃圾的人依然面目模糊。在一座中國的超級城市裏，一天就要新生接近1000萬噸的垃圾，有至少10多萬人專門負責處理它們並以此為生，還形成一個隱秘而有序的生態。當他們的一部分工作突然分攤到每一個市民手上時，人們才感嘆對“垃圾帝國”的無知。

而附着在“拾荒”兩個字上的浪漫意味，和那個驟然消逝的農耕時代一樣，在工業文明語境之下代表精確與理性的“垃圾分類”面前不堪一擊。而拾垃圾者和他們的江湖，還沒有被充分發掘就將被一股腦掃進歷史。

文 | 王國楨 

編輯 | 王曉

佔地680公頃的奧林匹克森林公園橫跨了北京的北五環。北五環外，清河水平行而過，過了清河，便是東小口村。

這是外表光鮮的北京城背後隱藏的垃圾帝國——400多個垃圾場，80多個聚集地，日均收納垃圾近900萬噸。

如果説奧林匹克森林公園是北京的肺，那麼東小口村就是北京的大腸。北京城的垃圾在這裏堆積成山，進入城市資源鏈條的最後一環。遊離在體制外的拾荒者，與政府旗下的環衞正規軍一起，處理着城市垃圾。

數萬名拾荒大軍在垃圾山爬上爬下，分揀、回收廢品，就像大腸完成對食物殘渣的最後一次分解吸收，把其中有回收利用價值的資源榨乾。

但自 2012 年以來，因為城市更新、人口控制和外部市場等諸多因素，拾荒大軍不斷壓縮。據公益組織“北京零廢棄”聯合發起人陳立雯統計，2011 年，北京廢品回收從業人員達到 30 萬，2013 年跌落到 15-17 萬。

拾荒者不斷離開，原本可以回收利用的廢品成為了垃圾，變成新的環境問題。

北京市昌平區東小口村的一個垃圾回收場。王國楨 攝

“賺了大錢”

二十一年前，四十歲的老馮舉家來到北京的東小口村，投奔在這裏的河南固始老鄉，開啓了拾荒生涯。

那時，東小口村是北京垃圾帝國中的“河南省”，村中聚集的拾荒者以河南人為主。在不起眼的巷落，間或會有一兩間破爛的小屋子大開着門，屋裏堆着拾荒者撿回的寶貝，屋外立着一米高的硬紙板，上面歪歪扭扭地寫着“廢品回收”。一天中大約會有一次，三輪車會經過這些破爛的房門，用一點報酬把屋裏的廢品盡數運走。

在全盛時期，廢品大院佔地數百畝，承載北京四分之一的垃圾回收。

據統計，2017 年北京共產生生活垃圾約900萬噸，平均每天 2.5 萬噸。長期研究中國廢品回收體系的陳立雯接受媒體採訪時説，“廢品”在中國的城市垃圾中所佔的比重約為 30%，其中近 90% 得到回收，主要歸功於中國城市中由拾荒者和商販組成的、龐大而高效的“非正規廢品回收體系”。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越來越多人加入城市的拾荒大軍。他們在北京郊區租用土地，成立廢品回收倉庫，在那裏對各大廢品回收商拉來的廢品進行分門別類的分揀回收。

據中國人民大學環境經濟學教授、北京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員會固體廢棄物管理處調研員王維平調查，北京市拾荒者以老鄉的身份聚集，形成一個個鄉土社會中的同心圓格局。同心圓中分為核心和外圍，老馮一家屬於河南人中的邊緣羣體，“人家弄得好的都賺了大錢。”

老何就屬於老馮口中“賺了大錢”的人。早年間老何在固始做生意失敗，欠了債，被同鄉拉到了東小口開始了拾荒生涯。“那時做生意欠了27萬，到了北京撿了四年破爛就還清了。”老何坐在一張破舊的皮椅子上講着他已經講了一遍又一遍的致富故事，背後是一個堆滿了瓶子和舊電視機的廢品回收倉庫。經過二十多年的奮鬥，他已經成了一家廢品回收站的老闆。

來北京之前，老馮總能在村裏聽到老鄉在北京“掙了錢”的故事，為了躲避計生罰款，他帶上家人連夜到了北京。

​等見到了自己的老鄉老何時，老馮才發現，原來自己要生活的地方，看不到天安門和毛主席紀念堂，而是一個四周荒蕪的村莊，附近最明顯的地標是一個大型垃圾填埋場。

老何替老馮安排了一間平房，磚牆上有很多窟窿，到北京的第一個冬天，老馮將撿來的鐵皮釘在窟窿上，才能擋住穿牆而入的寒風。門前就是高高的垃圾山，即使是冬天，垃圾山的腐敗氣味依舊刺鼻，“每隔十幾天，還會有糞車來。”老馮的妻子不得不在惡臭侵襲下為剛出生不久的兒子哺乳。

被高樓大廈圍起來的“廢都”。王國楨 攝

東小口村不乏回收站老闆的豪車。王國楨 攝

“丐幫”的規矩

雖然遍地都是垃圾，但並不意味着可以隨便撿。

2016年北京市人代會上，王維平介紹，北京的拾荒者羣體共分為13個幫派，聚集在北京四環外的聚集點中，每個大型聚集點約2000人。其中規模最大的“四川幫”，僅來自巴中市的就有四萬人。第二大的是老馮所在的“河南幫”，大部分來自固始，也就是老馮和老何的老家。除此之外還有諸如“河北幫”、“江蘇幫”一類的幫派。

幫派間規矩森嚴，拾荒的地區和撿拾的內容都有嚴格規定。如果沒有地域圈子歸屬，就只能在被環衞工人和其他幫派翻撿過無數次的垃圾堆和垃圾桶中尋找僅剩的瓶子和廢紙勉強餬口，甚至會有人身危險。

65歲的李江來自河北廊坊，本來以務農為生。五年前，家中農田被徵用，不久老伴患上了癌症。老伴去世後，他沉迷上了賭博，將徵地補償款和一套房子輸光。李江不願連累子女，便孤身一人到了北京，開始了他的拾荒生涯。因為租不起房，他就在六道口鐵路附近的城中村裏搭了一個小窩棚，賴以容身。

李江不是“河北幫”的一員，他不認識任何拾荒的老鄉，不得不在自己居住的地方附近翻撿垃圾謀生。而他所居住的城中村，是河南人的地盤。

“往往一個瓶子在那扔着，他們就是不讓我撿，還在背後罵我。”有時候一早起來，李江窩棚門口堆的前一天晚上撿到的塑料瓶就不見了蹤影。

而李江所經歷的委屈，只是這個帝國裏幫派之爭最平淡的縮影。

1997年，北京市的拾荒羣體達到8萬人。那時有關部門向王維平透露，北京七成以上的刑事案件是拾荒者犯下的。“有的人撿不着就偷，偷不着就搶，污水井蓋兒、綠地護欄、變壓器、甚至地鐵的電纜都給你鉸了。”王維平説，“那時，打架、械鬥幾乎是家常便飯。”

但是這十幾萬拾荒者卻是北京城市生態循環必不可少的一環——據王維平統計，他們不僅幫助政府節省每年數億元的垃圾處理費，還用精細的人工分揀，使得資源得到了更高效的回收利用。據國家發改委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近一半的銅、超過一半的紙以及將近30%的鋁都來自廢品回收領域。

為了緩解混亂局面，王維平出面促成了“帝國”裏十多個幫派的面對面會談。最終達成了一份協議：“四川幫”負責撿垃圾，“河南幫”負責收廢品，“河北幫”負責四環外接應廢品回收，“江蘇幫”負責回收地溝油。這場會議奠定了北京拾荒者的分佈格局，一直持續到今天。

衰落的行業

老馮比李江的狀況稍好一些，他屬於“河南幫”，又有老何的照顧，因此獲得了在家門口垃圾山上撿廢品的權利。即使如此，上萬名河南人一同拾荒，老馮撿到的東西僅夠一家果腹。

在老馮看來，2003年到2008年是拾荒行業的黃金時代。近幾年來，隨着北京市疏解非首都功能，大批下游製造業被關停，垃圾處理場所處的城中村也成為城市改造的重點治理對象。2015年後，伴隨經濟增長放緩與產業結構轉型，製造業的不景氣導致廢品原材料需求量大幅度下降，廢品價格越來越低。

2008年，老馮買下了一輛二手三輪，從此之後每到週末和節假日——人們休息在家時，老馮就會騎着三輪到天通苑的小區附近去尋找居民丟棄的廢品。

2016年後，老馮越來越不願意進入小區收廢品——進小區交的錢越來越多，但是廢品價格越來越低——礦泉水瓶子以前一毛五一個，現在五分錢一個；一百斤玻璃，現在賣不到二十塊錢；木頭十公斤五毛錢；2015 到 2016 年，再生銅、鋁和鐵的價格分別下跌了 16%、26% 和 44%。“每次進人家小區都得倒貼錢。”老馮説。

老馮的幾個同鄉，同樣目睹了整個行業的興衰。曾經東小口廢品回收市場的一個攤位月租就要五千元，而每個攤位月收入高達一萬元。如今東小口村面臨着拆遷改造，有的廢品村“拆了一半，另一半還有人在收”。

這些曾經的拾荒者靠着廢品村的裝卸生意掙一點錢，乾的好了一個月約有三千元左右的收入。在一個北京往返固始的流動汽車站前，老馮的幾個同鄉蹲在太陽照得到的地方，一邊等着生意一邊抽煙取暖。他們笑稱：“這個行業不中了，如今俺們收廢品權當鍛鍊身體。”

當年老馮剛來北京時，東小口村四周一片荒涼，由於城市的迅速擴張，現在這裏已經被高爾夫俱樂部和森林公園團團包圍，一棟棟高檔住宅樓也拔地而起。老馮和老何他們居住的地方成了一個孤島，被城市改造與“低端產業”清理的浪潮一次次衝擊着。

馮家的平房，這種結構的平房是東小口村的主要建築。王國楨 攝

生活，向拾荒者關閉

王維平擔心，隨着民間廢品回收隊伍的解體，北京的垃圾處理量將大幅上升。日均1.84萬噸的生活垃圾產生量和年均8%的增長速度，會給北京市環保部門帶來巨大的壓力。與此同時，拆遷、失業和拾荒者子女上學問題的暴露也會使得社會治理成本大幅度上升。

湖北人李好2012年帶着2歲的兒子亮亮來到了北京，去年，到了入學年齡的亮亮計劃在鎮上的明欣學校就讀。在8月22日，本來應該開學的日子，明欣學校通知，因為政策原因將停課。

這改變了包括亮亮在內的幾百個孩子的命運，有的早早和父母一起成了拾荒大軍中的一員，有的則被父母送回老家讀書，成了新一代的留守兒童。“畢竟家裏穩定，這裏不定啥時候把你攆走了。”

老馮和妻子的身體也不是很好。垃圾山中破爛的啤酒瓶或玻璃杯給老馮的胳膊留下了一道又一道的傷痕。而伴隨着年歲的增長，外表健壯的老馮也會頻出毛病，有幾次他在翻撿垃圾的時候暈了過去。他妻子則在2014年一次扛大包廢品的時候扭傷了腰，因為沒錢醫治，也沒錢買藥，從此只能在家裏做一些輕活。

面臨着新一輪拆遷的東小口村。王國楨 攝

垃圾山曾給了老馮一家一個住的地方，填飽一家人的肚子，供養一個上學的兒子。但是這個家庭，和無數底層的拾荒者家庭一樣，陷入低收入、高風險和疾病的輪迴中難以自拔。

今年春節前，女兒馮虹請了假，幫父親收了一次廢品，一共掙了不到一百元。父女倆心裏很清楚，這個行業幹不下去了。

曾經的競爭對手，聚集在東壩的“四川幫”、大興的“安徽幫”無一例外面臨着嚴重的生存危機。去年的大興“11·18”火災之後，大量垃圾回收場被外遷，廢品回收站被關停。而以東小口村為縮影，拾荒大軍盤踞的八十餘個“要塞”也面臨着新一輪的拆遷。

老馮站在自家的平房前，遠處響着挖掘機的轟鳴——城市改造的進程正在吞噬着這些人賴以生存的東小口村。

東小口村的拆遷，距離1987年杜茂洲走進王維平的辦公室，已經過去31年。31年中，上百萬拾荒者陸續來到北京，靠着自己的雙手，幫助北京完成垃圾分類和回收。而現在，規模最大的“四川幫”逐漸退出了北京，一些廢品回收廠被列為“低端產業”而取締，老何還在為不斷減少的廢品供應和市場需求而發愁。

老馮在平房外抽着煙，看着夕陽下的裊裊炊煙。在那個拾荒者的黃金年代，老馮靠着不怕髒累養大了一家老小，而到了他的子女這一代，已不可能通過拾荒維生。在這裏生活了二十一年的老馮不知道，自己離開了東小口，離開了這片垃圾山還能做什麼。

炊煙使得村子裏瀰漫着一股燒荒草的味道，老馮想起他剛到北京的那一年冬天，用一張張鐵皮封上了屋子裏鑽風的窟窿。那時的北京對他而言，只是面前一座座的垃圾山。而現在，他已經老去，卻還是説不清北京究竟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