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異新：站在歧路中間——作為書生的周作人_風聞

編者按

周作人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上的一個多重面相的複雜存在。在二十世紀特殊的歷史環境中，周作人於時代浪潮中輾轉，其命運浮沉牽動着諸多研究者和關注者的思緒。在他的諸多面相中，最可愛的當屬作為書生的周作人。

2019年6月27日下午，日本早稻田大學小川利康教授攜其新著《叛徒與隱士：周作人的一九二〇年代》來到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書店，與趙京華教授、董炳月教授一起，就留學時代周作人的諸問題展開了一場“大歷史1920年代：十字街頭的周作人”的深入對話，使周作人的前半生再次浮現於世人面前。作為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館員，姜異新老師為小川利康教授的新書作此書評，通過對周作人在日活動的軌跡的描繪，分析了周作人作為書生的思想精神的來源，指出我們若要在今天重看周作人的“兩個鬼”的説法，就要回到新文化的語境中，在文學革命與思想革命的框架下，體貼入微地理解“叛徒”與“隱士”的特別意味和邏輯連帶。

本文原刊於2019年7月9日《法制日報·法治週末》，感謝作者姜異新老師授權“文藝批評”發佈！

大時代呼喚真的批評家

姜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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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歧路中間：

作為書生的周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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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1885-1967）是一個多重面相的複雜存在，也是一個充滿魅力的學術話題。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名健將，他的博識妙文，他的先鋒思想，他與日本複雜的關係，乃至後來遇刺歷險，附逆落水，高牆鐵窗，抄家批鬥……諸種命運浮沉，無不牽動着研究者與關注者的思緒。特別是，他獨特的文學感覺與美學趣味，深深影響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走向。

《叛徒與隱士：周作人的一九二〇年代》

作者：小川 利康

出版社：平凡社

出版年：2019-2

2019年6月27日下午，日本早稻田大學小川利康教授攜其新著《叛徒與隱士：周作人的一九二〇年代》來到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書店，與北京第二外國語大學趙京華教授、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董炳月教授，就留學時代周作人的生活空間與學養生成之關係、周作人“流氓鬼與紳士鬼”之身份構建，以及如何從東亞和中日間複雜關係的層面來認識周作人等諸問題，展開了一場“大歷史1920年代：十字街頭的周作人”的深入對話，使周作人的前半生再次浮現於世人面前。

自五四新文化運動落潮，周作人站在了歧路的中間，此後選擇的嚴峻考驗彷彿成為魅影，在大歷史的轉折關頭總是揀選着他，不但使其命運多舛，更使其文字在各個階段打上時代的烙印，為啓蒙，為藝術，為稻粱，為生存……而其中最可愛的面相當屬其前半生為啓蒙、為藝術的書生身影。

一、 東洋人的悲哀

1911年初春，躲在日本東京麻布赤羽橋邊小樓上逃課看小説的周作人，給已回紹興老家兩年的大哥魯迅寫信，説要略習法文，不想回國。時為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生理化學教員的魯迅，催促已在南京學過英語，在東瀛遊學六年中又學過日語、希臘語、梵語、俄語的二弟速返，告曰：法文不能變米肉。

雖然已詳陳祖宗留下的祭田賣絕，資亦早罄，無力維持繼續讀書。魯迅仍需親自上日本勸説，敦促。1911年9月，26歲的周作人方偕日本夫人羽太信子，回到浙江紹興。

生長於中國越地的周作人，終其一生毫不掩飾對於明治晚期舊東京的喜愛，從生活方式到文學藝術，由良風美俗到人情物色……在周作人看來，日本的房屋簡易，清疏有致，店鋪招牌，唐風猶存。日本青年清潔，有禮，灑脱，毫無道學的假正經；日本少女白足行走於室內席上，清新婉約。就連鄰家夜不歸宿的不良少女，都讓其覺得健全真實而美得多。總之，初來此邦，雖言語不通，並不感到孤獨困苦，只驚豔於大漢民族的古昔，還健全地活着。很快就與之協和，為之喜悦，乃至迎娶新婦，遠遊不思歸了。

倘不是無論什麼事，最初都由大哥代辦，用不着費心，在兄長羽翼下過着無憂日子的周作人，不會輕言不孤獨；倘不是來東京三年後，即與租住“伍舍”時供應伙食的日本下女結婚，得以以市民身份，居於中國人極少的麻布區森元町一帶，已無大哥引領的清國留學生周作人，不會輕言不困苦。

與大四歲的長兄魯迅的使命感不同，周家行二的作人喜安閒，尚遊惰，精於美食。閒來啜一杯自然之妙味茶，抿一口非耽溺的清酒，嘗一塊形色優雅的豆米點心，喝一盅寒乞相的清湯，文學俳味，常由此出，正是非通透如周作人之文人情懷者莫屬。

域外小説集

然而，周作人最初被大清國批准赴日是去學建築的，後來改進法政大學特別預科，主要學日語和一些淺近學科，再後來又名列立教大學。對於周作人而言，真正的學問在課堂之外，逛書店，看閒書，瀏覽雜誌，做翻譯，博覽雜學。眾所周知，周氏兄弟合編的兩冊《域外小説集》，開闢了東歐弱小民族文學的領地，而周作人的英語起到了很大作用，坊間卻從來沒有類似於魯迅“棄醫從文”模式的周作人“棄理從文”之説。周作人與“文”彷彿天然就融在一起似的，絲毫不需要任何意義圖解。

1910年11月，成家後的周作人搬出了上層紳士居多的本鄉區（山手），搬到底層平民聚居的麻布區，像個真正的東京市民一樣，開始體驗普通日本百姓的生活。這是魯迅留日生涯中所欠缺的生動內容。和魯迅為躲避中國留學生而獨自出走仙台學醫不同，溢出魯迅氣場的周作人，以日本女婿的身份完全浸潤於東京市民文化當中去了，此後，他為實社會上流動着的日本語所包圍，縈繞於眼耳鼻舌身意的，不再只是教科書中的他國符號。

對於山手與麻布的社會階層面貌之不同，周作人有過精彩的描述：在本鄉居住的時候，似乎坐在二等火車上，各自擺出紳士的架子，彼此不相接談。而在森元町，大家都是火車裏的三等乘客，無什麼間隙，看見就打招呼，説話也隨便。一些市井的瑣聞俗事，也就傳了進來。以一個外國人的視角，而能同時感受兩個階層的文化差異種種，於後來發展為文學教授的周作人而言，可謂鋪墊及時，劇情契合。兩個“鬼”的文化心理，待由此出。

永井荷風

周作人非常喜歡的日本文學家永井荷風，便出身于山手的武士階層，卻偏偏喜歡下層江户時代的文化，蓋出於自身環境中所不可能產生的文化新質素的吸引。深受其影響的周作人，亦由其視野中的浮世繪取徑，感得了“東洋人的悲哀”。

在一般留學生而言，能夠深入民間，漸入佳境地理解和使用日本口語，已是難得的滿足。周作人則在去寄席（雜耍場）聽落語（單口説笑話），欣賞川柳（狂句）——江户社會底層町人文化裏生長出來的風俗詩品種——接觸諧趣橫生的活的語言的同時，還能體悟到如同浴後茗香薰煙般的通透舒暢，以致於常常喟嘆道學與八股下的漢民族幽默力的匱乏，時時反省雖粗俗油滑而不顯優美的川柳，能在世相的映現中，流露出真率坦蕩的態度，這對於綱常明教的國度是一種怎樣的衝擊。

當精神世界由知識堆砌而成的周作人，開始不得不打量日常生活的時候，免不了會帶上審視的目光。他後來在文字中奉勸我們，觀日本，不要只端相神道、忠君那些宏大的尊容，而要去看日本人如何吃茶弄花草，如何在許多不愉快的事物中間時時發見一點光輝和美，如此，才能解其潤澤的心情，知其本真面目。

二、新村理想

1917年春天，應北大校長蔡元培的邀請，32歲的周作人自紹興北上到北京大學擔任教職。魯迅已於1912年就任於北洋政府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僉事。

八道灣11號

五四運動爆發的1919年，周家的頭等大事是賣掉紹興老家的房子，舉家搬遷至北京八道灣。這年四月份，周作人就向北大告假先回紹興，而後將妻子兒女送往日本東京母家。安頓妥當回到北京時，已是5月18日，大學生天安門集會示威遊行已經過去十幾天了。但他親眼目睹了“六三”後軍警驅散學生的場面，留下《前門遇馬隊記》等文章。

當中國各界排日最盛的七月，周作人再次來到日本，此次卻是訪問新村，所接觸非理論與實踐的侵略家，如新聞記者，官僚，學者，政治家，軍閥等，而是安分愛和平的小商人、手藝人，勞動者，農夫。在周作人看來，在某種意義上，他們也是被侵略的平民。

所謂新村，是1918年日本白樺派作家、思想家武者小路實篤在九州宮崎縣日向國兒湯郡石河內建立的空想社會主義實驗基地。周作人全心贊成武者小路氏所倡導的新村理想——人的生活，協力的勞作，互助獨立的精神。他覺得個人雖不那麼強大，但大家都能信託理性，互相幫助的話，就會改變社會。用武者小路的話説，就是“國家與國家，縱使交情不好，人與人的交情，仍然可以好的，我們當為人的緣故，互相扶助而作事。”

周作人在日向國新村住了四天，宿於武者小路先生家的小樓之上。他親眼目睹了頭戴圓笠的婦女，出坂勞作的情景，在新村會員的熱情相待中，深深感受到同類之愛，甚至不忍食動物的肉了。逗留於萬山之間，每日以書相伴的周作人也扛起鋤頭，開始掘地，種植薯苗了，雖説不一會便腰痠背痛，手掌起泡，卻融醉其間，幾於忘返。有了浮生半日超越世間善惡，略識“人的生活”之幸福的周作人，隨後又順路訪問了大阪京都濱松東京各新村支部，興致盎然中結束了十天的日本之旅。

武者小路實篤

回國後，面對洶湧的社會運動，周作人躑躅於風沙撲面的十字街頭，歧路彷徨。與其他新文化人不同的是，他對於俄國十月革命並不樂觀，所慮在於，萬一發生暴力革命，難免有犧牲者，因此，退守至個人主義，希望能夠迴避暴力革命而實現和平，併為之積極鼓吹和組織中國的新村運動。此舉深深影響了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李大釗，還有後來中國革命的領袖毛澤東。

周作人對於新村主義的吸收是有所取捨的。武者小路實篤為踐行新村理想，完全忘我的奉獻，將自己的財產捐出來貢獻給新村實驗。對此，周作人的訪問記僅有一句提到他的孫子賣掉新築的屋，將款項投入新村建設，其他均沒有具體展開講述。而要讓周作人在中國倡導新村運動時也這麼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1919年周家舉家北上，其中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將紹興老家帶不走的家當全都變賣給別人，而不是贈送。也就是説，周作人在觀念上接受了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理論，但在實際操作層面卻遠遠不及，這也是那時整個中國大環境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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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武者小路氏也非普通平民，他之所以能夠在九州建起規模不小的新村，與之和天皇有血緣關係密不可分。當時，很多人覺得他建新村的行為怪異，當地警察還商量要不要去抓捕他，後來得知是天皇的遠親，也就作罷了。

從後來中國革命的歷史走向來看，周作人的理想難免太脆弱，他之所謂新村理想、和平主義僅體現為思想層面的某種價值。纏繞在周作人現象之上的種種思潮話語，多限於文事，當由文學的視角出發而觀之。

1920年以後，周作人深感新村主義只能滿足於一己之趣味，而無多大覺世效力，漸漸遠離了這一運動。而日本宮崎縣的新村至今仍有餘聲，雖然難以為繼，卻也存在了一個世紀。

三、兩個鬼：“叛徒”與“隱士”

周作人曾經多次提到，心頭住着“兩個鬼”，一個是紳士鬼，一個是流氓鬼，或説是“叛徒”和“隱士”。這裏的“鬼”出自於日本語境，融合了希臘語彙，並不是中國文化里人死後所化成的鬼，也不是西方宗教上的魔，善神與惡神，善天使與惡天使，更遠非所謂良心，良知或是靈魂，而是出於為之所迷的狀態而言，又與蒼生有着密切的關係，是謂有情。周作人公開發表的文字中所呈現的自己，一言一行為這“兩個鬼”指揮，像個鐘擺在中間搖着……

周作人

在周作人那裏，紳士的態度與流氓的精神，不止於文學上的雅俗趣味，更有思想上的叛逆、鬥爭和隱逸、超脱的分野，而這些均來自實生活中對於階層鴻溝的深刻體味。所謂紳士鬼，即隱士，謂之寫寫閒適小品，聊以消遣的周作人。其實，周作人更樂於做隱士，礙於火熱的社會現實，卻只能偶爾涉筆。俳句小詩捕捉瞬間情思，神醉於剎那哀美，最嫌忌市俗之氣，於此而言，你可以原諒紳士不肯“叫一個鏟子是鏟子”，倘若叫了便流出市儈的惡俗味。然而，如在生活中永是不肯叫鏟子，那便是失之於迂。

在周作人看來，一個貴族看人好像是看一張碟子，周身散發着冰冷的空氣，這是階級壁壘對於人性的扭曲，那麼，寫文章端架子，道貌岸然，從肚臍畫一大圈禁忌之地，已經是假道學的氣味了，而要將肉麻當作有趣，則何其偽善卑劣乃爾。

對於卑劣，就要拿出“叛徒”的流氓氣。周作人的浮躁凌厲不獨指新文化啓蒙早期所寫下的反抗舊禮教，提倡思想革命等的正經文章，當列名於《對於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宣言》，被陳源視為暗中鼓動的“某籍某系的人”時，忍無可忍的周作人即露出“流氓氣”的一面。他大聲怒斥現代評論派諸紳士之“卑劣”，“壓根兒就沒有一點人氣，還虧他們恬然自居於正人之列。”1926年的“三一八”慘案中，自己的學生獻出了年輕的生命，而紳士們卻在做幫兇。周作人文字裏一個擲地有聲，重拳抨擊的“叛徒”，呼之欲出。不過，他無論如何也想不到，40年後的自己會急切地要抓住當年與之爭鋒相對的章士釗來做保護傘。現實和文學有時真得無法分清，到底誰在諷喻誰。

在周作人身上，“兩個鬼”並非截然分得很清，而是錯綜間隔。他的理想是希望二者能夠結合，生長出理想的平民文學。從為其所迷的角度引來鬼的説法，與其説是思想沉重，人格分裂，毋寧説是一種文化精神上的通達，至少對於1920年代的周作人來講，可做如是觀。

今天的我們再次面對周作人的“兩個鬼”時，要回到新文化的語境中，在文學革命與思想革命的框架下，體貼入微地理解“叛徒”與“隱士”的特別意味和邏輯連帶。如果非要在周作人1930-1940年代的文章裏去看他如何扮演了這“兩個鬼”的角色，尤其是將這個“叛徒”與落水附逆的周作人聯繫起來，就將文學逼近了死衚衕，無話可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