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不是西安的古名，可為什麼我們總是誤把西安當長安？_風聞

文：徐春偉

長安城是我國漢唐時期的都城，也是世界知名的古都，還一度是世界上最雄偉和最大的城市，聲名聞於海內外。網上流傳的一篇關於地名變化的文章《那些改名後腸子都悔青的城市》，長安也在此之列。如果説黃山市改回古稱“徽州”還有史可據的話；那麼，西安改名“長安”則並不妥當。因為，歷史上並沒有發生過長安改名西安的事；或者説，西安的古名並非“長安”。

“西安”的由來

討論這個問題前，先要明白一個概念，在政區層級上，西安是統縣行政區名，不是一個縣名。今天的統縣政區多為地級市；明清時多為府；唐宋時多為州；在秦漢時多為郡。縣級政區，在今日即縣、縣級市、市轄區、自治縣（旗）等幾種；在古代基本為縣。

西安之名始於明代。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三月，大將徐達進兵奉元路後，改奉元路為西安府，今西安名稱即從此開始。換句話説，“西安”這個地名，不是“長安”改的，當時是由“奉元”改的。再往前追溯，則是安西路、京兆府、京兆郡、京兆尹。其中，“京兆”這個地名用的時間最長。京兆之名首現於西漢時期。秦代置內史管理京畿地區。漢景帝二年（前155年），分左、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改右內史為京兆尹，以右內史部為轄區，治所在長安縣，職同郡太守，參預朝政。曹魏改京兆尹為京兆郡。隋初，一度改雍州。唐朝開元元年（713年），升雍州為京兆府。宋金時期，西安雖然不是首都或陪都，但是名稱仍舊叫“京兆”。元世祖至元九年（1272年），世祖忽必烈封其第三子忙哥剌為安西王，出鎮京兆府，至元十六年（1279年），升京兆府為安西路，西安也從此失去帶“京”字的地名。仁宗皇慶元年（1312年）又改名為奉元路。

所以，西安名稱的歷史沿革是這樣的：

內史（秦）→京兆尹（兩漢）→京兆郡（曹魏）→雍州/京兆郡（隋唐）→京兆府（唐宋金）→安西路/奉元路（元）→西安府（明清）

從這裏，可以看到，統縣政區層面從來沒出現過“長安”，也就不存在“長安”改“西安”的事了。

“長安”本是個俗名

既然西安府及其眾多前身是統縣政區，理所當然地要轄縣，不管是一個還是多個。以西漢京兆尹為例，轄長安縣、新豐縣、船司空縣、藍田縣、華陰縣、鄭縣、湖縣、下邽縣、南陵縣、奉明縣、霸陵縣、杜陵縣等12縣。而長安，正是其中一個縣的縣名。

漢高帝七年（前200年）劉邦命蕭何建造未央宮，同一年由櫟陽城遷都至此，因地處長安鄉，故被稱為長安城。長安縣在秦代為長安鄉，隸屬於內史。漢高帝五年（前202年）始置長安縣。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長安縣屬右內史。太初元年（前104年）以後為京兆尹治所。中國古代把沒有獨立縣城而將治所附設於上級政區（府、州、郡、軍等）城郭之內的縣，叫做附郭縣（又稱倚郭縣）。以西漢時期為例，長安只是京兆尹附郭縣的縣名，完整的稱呼應該是京兆尹長安縣。西漢長安縣的縣城很特殊，不但是縣治、郡治、州治（司隸校尉部）所在地，還是國都。套用後來的一句俗話來説，它就是附郭京城了。

這種重合的關係導致了後來一系列的誤會，大眾認知裏著名的“長安”，無論是漢朝還是唐朝，實際上指的都是那座城池，是一個俗稱。這座城腳下的這片土地究竟是屬於哪個官方行政區劃管理，則是另外一個問題；且行政區劃和城牆圈起的範圍並不一定一致。大部分人認知裏著名的“長安”只是一座城的城名，而“京兆尹”才是那片行政區劃正式地名。換句話説，認為“長安”改名“西安”的人，是把點狀的城名“長安”誤解成為片狀的正式統縣政區名了。於是，“長安”成為了“京兆尹（西安府）”等統縣政區的民間俗名。

隋文帝楊堅建立隋朝後，一開始也是定都在漢長安城。但他嫌棄當時的舊城破敗狹小，以及水污染嚴重，便決定在東南方向的龍首塬南坡另建一座新城。開皇二年（582年）起建造新城，用9個月左右的時間建成宮城和皇城。次年，遷都至新城，因為隋文帝早年曾被封為大興公，因此便將其命名為“大興城”。唐朝建立後，可能是“長安”之名影響太過深遠，朝廷將其易名為“長安城”。隋唐長安城，是中國古代規模最為宏偉壯觀的都城，當時也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城市。據説，大興城（長安城）人口在隋文帝開皇之治時為25萬人（一説60萬人），到了唐朝（武周）武則天時期達到了100萬左右。

被唐詩宋詞所誤會的“長安”

中國人有寫籍貫的傳統。在行省時期，一般是省名+縣名；在州郡時期，一般則是州郡名+縣名。京兆杜氏是唐朝顯赫的官宦世家，世居京城長安。出身京兆杜氏的著名詩人杜牧，他正式的籍貫是京兆萬年。現在問題來了，沒長安什麼事啊，但大家都知道他是“長安”人啊。這是怎麼回事呢？

杜牧傳記附於祖父杜佑的 《舊唐書.杜佑傳》中，據此傳記載， 杜佑是京兆萬年縣人。

因為當時的京兆府，出現了雙附郭縣。我國古代，把有兩個或三個縣治附設於一級政區治所城市，這類縣就分別被稱作雙附郭縣或三附郭縣。按照規定，住在州府城內的居民，其籍貫也要寫到縣，而不能直接只寫州府。於是，出現了同住一城，籍貫卻不屬同縣的現象。北周明帝二年（558年），析置萬年縣，與長安縣同城而治，首現兩縣附郭情景。隋初，長安縣屬雍州。隋文帝大業三年（607年），改雍州為京兆郡，長安縣為郡治。唐武德元年（618年），長安縣與萬年縣以皇城朱雀街為界，街西五十四坊屬長安縣，街東五十四坊屬萬年縣。這就出現了杜牧是“長安城”人，卻不是“長安”人的現象。但是，人們還是習慣把他稱作長安人，這裏的“長安”應該是“長安城”的城名，而非是官方序列中的正式縣級政區名；而如果嚴格按照官方序列的地名來説，他不能稱作“長安”人，因為長安縣跟他沒有任何關係。

唐天寶年間，萬年縣一度改名咸寧縣，後又複名。宋金時期，萬年縣先後被改為為樊川縣和咸寧縣，一直與長安縣同城而治。

唐詩、宋詞裏面的“長安”指的都是“長安城”，其實長安城還有半個是萬年（樊川、咸寧）縣城，除了官方文書，很少有人會提到了或知曉了。當代大眾將“長安”誤作為正式統縣政區名，唐詩、宋詞恐怕也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民國二年（1914年）， 北洋政府將咸寧縣併入長安縣，結束了千年來兩縣共治一城的局面。

南京原本也是俗名

長安這個俗名並沒有變成正式的州府名稱；而後來的都城，卻實現了俗名演變為正式地名的現象。

歷史上，我國有多京制的現象，為了分不同的都城，會依其方位，稱作某京、或某都。唐朝有兩都：西京京兆府（今陝西西安）、東都河南府（今河南洛陽）。北宋有四京： 東京開封府（今河南開封）、 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陽）、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此處的“某京/都”就是相應都城的頭銜，一般來説，一旦失去都城地位，京號就不再與其發生聯繫。

今天的南京市，在明朝洪武年間，真正的統縣政區名是應天府，而京師只是它的頭銜。明成祖遷都後，京師的頭銜從應天府轉移到順天府（北京的實際政區名），但舊都應天府獲得留都的名份，頭銜改稱南京。

明亡後，應天府不但失去了南京的頭銜，也失去了帶“天”字的地名，清政府將其改為江寧府。但經過幾百年的沉澱，“南京”已演變成特指江寧府（應天府）的地名，開始與地域掛鈎了，民間一直稱呼它為“南京”。這個民間俗名不但影響着國內，還影響到了西方人，導致他們的地圖將清代的江寧府也寫成Nan-king。

1737年，法國地理學家唐維爾《中國新圖集》中的江寧府就被注為“Nan-king”，而此時的中國已經處於清朝乾隆二年。

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改江寧府為南京府。這時的南京，才真正成為官方序列中的正式統縣政區名 。

結語：西安是長安的上級行政單位

可見，俗名演變成正式的地名也要看歷史的進程。城郭是城郭，俗名是俗名，行政區劃名是行政區劃名；長安城是長安城，長安縣是長安縣，西安府是西安府。這些概念並不相同，且存在一個並不簡單的演化關係。作為正式區劃地名的“長安”，從古到今只是一個縣名。2002年6月，長安縣撤縣改區，成為西安市的市轄區之一長安區。如果不計分出去的萬年（樊川、咸寧）縣，長安縣自西漢立縣開始一直沒有變更過縣名，如同“永恆之縣”。西安和長安是兩個不能混為一談的概念，一個是統縣政區名，一個是縣名。兩者也是明代開始兩個並存的地名，兩者關係不是誰取代了誰，而是上下級關係。類比現在的話，西安府是地級市，長安縣是市轄區，知府、知縣（市長、區長）同城辦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