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飈：從“浙江村”到中關村_風聞

來源： 項飈 讀書雜誌

編者按

在世紀之交的2000年，當時還年輕的項飈不但出版了《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一書，而且在《讀書》發表《從“浙江村”到中關村》一文，把當時新興的“中關村電子一條街”拉進比較的視野中，從中探討中國這樣一個“後發國家”，是具有怎樣活力的社會組織與產業結構，可謂觸及社會和人民心理深層變革的佳作。這也是《讀書》當年“田野札記”欄目的代表作之一。

從“浙江村”到中關村

文 | 項飈

（原載《讀書》2000年4期）

做北京“浙江村”——北京城南一個自發形成的流動人口聚居區——調查的六年間(一九九二——一九九八)，我住在中關村的北大。來回於“浙江村”與中關村之間，成了生活的基本內容。有位記者覺得這個行為本身也算個題材，他説：“浙江村和北大好像是社會的兩極，你對這兩端都這麼投入，很有意思。”

為什麼這兩個地方（“浙江村”和中關村）是兩極？這個問題看起來是多餘的：和“浙江村”聯繫在一起的是髒亂差，是“落後”、“低級”，屬於亟待處理的“問題和必須清理的對象”；而中關村是“高級”，是未來，是“現代化首都形象”的代表。

我欣賞一句非常簡單的話：“社會總比我們想象的要複雜，社會又總比我們想象的要簡單。”不同的人可能對它有不同的解釋，雖然這是我們理解社會時的通常感覺。我的理解是，這複雜和簡單的正反關係（paradoxical relation）是源於我們對事物的人為的概念，或者套用更流行的詞，乃是discourse（好像通常譯作“話語”，我則建議譯為“説法”，更直白，可能也更接近原意）使然。事情比我們想象的要複雜，是因為我們常常受固定的説法之蔽，從而容易把事情簡單化。社會比我們想象的要簡單，則是因為當發現事情不符合我們的固有説法的時候，我們難免會有不知所措之感，從而感慨：“事情可不是那麼簡單的！”但如果我們能讓自己暫時離開那些固定的説法，社會又常常“不過如此”。這可能正是很多重要思想都異常簡單樸素的原因——重要的不是再去造新的説法，而是回到簡單事實的本身。

項飈（來源：jiemian.com）

當我還在北京的時候，雖然也不同意“兩極”説，但並不覺得怎麼樣。而當我離開了“浙江村”和中關村，同時瞭解了美國硅谷的一些情況時，才意識到“兩極”説確實是概念化的結果。我當然不是説“浙江村”和中關村沒有差異，而如何把差異置於一個特定的“秩序”中，把一些特徵定義為“好”，另一些為“壞”，乃是人為的過程。這跟我們對“現代化”的認識有關，對“首都”和“城市”（什麼是“城市”），以及對“公民”、“政府”的理解有關，當然也和新聞媒體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説法”的製造過程有關。當一個特定的説法出現之後，它會成為一個自在的系統，成為我們實踐的一個重要部分——因為中關村是“好”的，得以多助，使它顯得更好；而因為“浙江村”本質上是不符合首都需要的，從而被進一步地“邊緣化”，各種問題更為嚴重。“説法”有這樣的“自證”的能力。然而這一自證的能力又是有限的，事情還有它自己的規律。不斷自證的説法和事實之間的衝突，常常成為諸多現實問題的根源。

中關村是電子一條街，而“浙江村”以中低檔服裝為主導產品；中關村起源於“敢為天下先”的中科院研究員，“浙江村”的開拓者乃是來自浙江温州的幾個農民。但這些都不最重要。從社會學、人類學或者制度經濟學的角度看，重要的是人怎樣組織自己的行為。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浙江村”與中關村，以及和中關村的目標模式——美國硅谷走到了一起。

“浙江村”服裝批發市場。20世紀90年代，因為大量的浙江籍移民落腳，北京城南的一片村落開始慢慢被統稱為“浙江村”（來源：zhihu.com）

和“浙江村”與中關村對立的，是傳統的“福特主義”，也是我們傳統國有企業所追求的模式。在這一傳統的模式下，物質勞動和決策過程、經營管理是分離的；勞動者被佈置到大型組織的不同部分，彼此分工合作，但基本沒有自主性；生產組織對勞動者是封閉性的，對外交易不是他們的事。而硅谷模式被稱為“後福特主義”。它的特徵是組織的高度分散性，沒有大型的組織，組織內部沒有嚴格的等級制度。有些學者認為，硅谷所以會逐漸取代美國東北部的一二八公路信息產業區，並不是因為硅谷在技術上超過了一二八公路區，而是硅谷的組織模式更利於創新。事實上，“後福特主義”——如何把經營管理“平面化”，如何把決策過程帶進車間，融入生產的第一線，已經成為當今管理科學探索的重點之一。為什麼分散的、“羣龍無首”的人羣能比嚴密組織起來的勞動者有更高的生產效率呢？“網絡”是整個體系的根本。如果我們把中關村的小公司拔出中關村，或者讓“浙江村”裏的某一户離開社區，人還是那幫人，技術還是那些技術，但這個公司這個人很可能就會完蛋。因為每個公司（人）都不是獨立和封閉的實體，而是深深嵌入到整個網絡之中的。

福特A型車的裝配線 。福特主義（Fordism）一詞最早起源於安東尼 · 葛蘭西，他使用“福特主義”來描述一種基於美國方式的新的工業生活模式，是指以市場為導向，以分工和專業化為基礎，以較低產品價格作為競爭手段的剛性生產模式（來源：wikipedia.org）

在剛開始“浙江村”調查不久，幾個“浙江村”的朋友勸我和他們一起做生意。我一沒資金，二沒經驗技術，怎麼做？他們根本不當回事：我們都把你當朋友看，錢好説，生意上稍微帶帶你，就起來了。這是“浙江村”發展的一個重要機制。一個人身無分文，但只要有一定的經營意識和經營能力，只要能進入這裏的網絡，很快能從無到有，進入生意場。我們都知道硅谷裏大學畢業生（甚至好多是沒畢業的年輕人）怎麼在汽車庫裏設計出新程序，怎麼幾個人在聊天中就組建成日後舉世矚目的大公司這些故事。中關村也一樣，至少我所知道的，不少北大清華的畢業生，在校園裏貌不驚人，可是能很快成立自己的產業。這裏的道理是兩條：一是知識和經營能力的重要性在這些區域超過了資金等物質要素的重要性；二是由於“浙江村”和中關村的網絡性質。在傳統產業中，你要成立一個企業，必須要面面俱到：從機械設備、勞動力到後勤系統，而在網絡化的經濟中，只要你能進入到這個網絡，一方面你能通過網絡組合在你企業之外不同的生產要素，另一方面也能相對輕易地獲得營銷渠道。

這種開放的、易於“進入”的經濟的最大好處在於促進創新。當代經濟中，競爭力不在於生產一兩個高質量的產品，而在於不斷自我更新、創新的能力。對中關村的創新能力我沒有特別的調查，但毫無疑問，硅谷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完全是靠創新，“浙江村”也是靠不斷推出新產品，嘗試新的經營方式而發展。

遠眺硅谷（來源：wikipedia.org）

在關於工業區的研究中。“創新場所”（milieuof innovation）是一個重要話題。這些研究要回答的是，為什麼創新能力會有空間上聚合的趨勢。一個基本的結論，同時也是被歷史經驗所證實的是：當技術創新和生產、營銷靠得越近，它們會形成一個系統，創新的動力也將越強。我在“浙江村”的發現則進一步強調了網絡在創新中的作用。首先，“浙江村”裏的創新，比方它們的“代銷”方式，不是某一個個別企業家的創造，而是在不同關係的碰撞中發明的。在“浙江村”裏有親戚關係，有老鄉關係，還有客户關係，人們既不可能脱離原來的傳統關係，要利用這些傳統關係為經營服務，但又要防止傳統關係破壞經營活動，在同時處理好多樣關係的努力中，他們發明了他們的代銷關係。在這個意義上，我強調“關係叢”的重要。“關係”從來不能被理解為兩個點（行動者）之間單線的聯繫，不同的關係是必然要重疊在一起，彼此之間要互動。女婿和丈母孃的關係完全是受夫婦關係和母女關係所制約的。當我們面對一個熟人的時候，我們面對的從來不是一個單個的人，而是一組複雜的（關係），我們要琢磨的是，他所附帶着的關係和我所已有的關係是什麼關係。在這個處理關係的過程中，（社會）才凸現出來。當大家聚在一起，不同關係的互動越活躍，創新的動力也越強。在硅谷，各種小酒吧、小餐館都在經濟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在這些地方，年輕的知識精英們海闊天空擺開龍門陣，不同的信息、不同的創意互相碰撞，有學者認為這樣的非正式交叉是硅谷創新活動的基礎之一。同時，網絡的廣泛存在使創新的成果非常容易擴散。我在“浙江村”看到，一個新的服裝樣式，特別是夏裝，從出現到銷聲匿跡往往不過兩三個月。一條裙子可能開始賣五十塊，一個月之後可能就只值十多塊。這逼得大家做兩件事：一、建立開放的，有高度彈性的組織結構，隨時準備調整產品；二、在創新上加大投資。超額利潤只能來自創新，而一個創新吃不上多長時間，人們必須以新產品為生產的中心。這使我想起以前我們對鄉鎮企業的討論。過去我們認為，鄉鎮企業的好處是“船小好調頭”，而它們的發展方向還應該是“建大船，抗風浪”。現在看來不盡然。國外的大公司都在紛紛把自己網絡化，把自己從一個嚴格組織起來的巨人變成一系列網絡的組合。如果沒有創新的內在動力，企業再大又有什麼意義？

《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生活史》（修訂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來源：douban.com）

“創新場所”這個概念讓我們看到“浙江村”和中關村的另一個共同點：空間上的聚合對它們的發展有重要意義。政府部門的同志總問我：“這些浙江人為什麼總要扎堆？”其實這個扎堆遠不是封閉的“自己一幫人過”。我在“浙江村”最重要的發現——所謂最重要是指最和常規想法不一樣的發現——是，“浙江村”真正的生活體系是一個全國性的“流動經營網絡”。我們所看到的這個有形社區，其實乃是巨大冰山露出海面的一角而已。我在研究報告中尤其強調了“浙江村”的產品和各種生產要素如果形成跨越地域的、行政的以及概念上的邊界而被組合到一起。這個不僅在“浙江村”如此，在其他的幾個流動人口聚居區（比如揀垃圾的“河南村”——它也是一個相當活躍的經濟系統！）也都有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體現。

那麼這個有形的社區和無形的經營網絡之間是什麼關係呢？既然它是一個開放的系統，為什麼又要聚合？這正是網絡的重要特徵之一，它總是在開放和聚合的互動中發展的。一個加工户如果不先在“浙江村”落腳，不先進入這個社區內部的網絡，它很難發展出超地區的經營網絡，因為它不能獲得必要的信息，得不到必要的信任。超地區的遠距離交易總有一個“協調”的問題，比方説如何使產品更符合不同的地方的市場需要（“浙江村”的主要市場在華北、東北和西南），出了問題怎麼辦，責任和風險怎樣分擔等等，這些協調是在“浙江村”這個有形社區的內部完成的。沒有“浙江村”這個集聚點，這個全國的大網絡不可能像現在這樣強大。同時，人們聚合到“浙江村”，並不是這個地方本身有什麼特別之處，而正是因為，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這個區域已經有了少有的遠程輻射能力。這跟硅谷、中關村是一個道理。

北京大紅門浙江村舊貌（來源：knowpia.cn）

聚合和開放之間的關係，引出另一組概念：“地方”和“空間”。“浙江村”和中關村都聚合到一個特定的“地方”（或者説“地點”），“地點化”是它們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不管是“浙江村”還是“中關村”，都不再是簡單的地名，而是有了特別的含義。很多店家和公司一定要往“浙江村”、中關村裏搬，除了這裏的網絡，圖的是這個地名的象徵意義。一項關於硅谷的文化人類學研究指出，硅谷把整個社區轉變成了為生產服務的工具。“浙江村”“中關村”都成了社區共享的“牌子”。“浙江村”的所在地原來非常荒涼，而現在成了一片“熱地”，從地租價格到服務業的發達程度，過去與現在不可同日而語。中關村過去也只是普通高校區的一部分，後來北大南牆所以能開發，也是沾了它作為一個高價值地段的光。硅谷曾是農業區，據説以種杏出名，現在你拿多少杏也租不到那裏的一間屋。

但“浙江村”和中關村使它們所在的“地方”具有特殊價值，這與它們同時是超越地方的“空間”是緊密相連的。它們聚合入特定的有邊界的“地方、地點”（place），同時擴展為開放的空間（space）。這是“浙江村”為什麼趕不走的道理。一個部門可以強行地改變地點的面目，但是不可能把一個由複雜網絡組織起來的空間取消。在這點上，我覺得中關村應該向“浙江村”學習。“浙江村”作為一個超越邊界的經營空間的特徵非常強，這是它發展能力的重要源泉，儘管它面臨着很多嚴峻的制約。但是很多公司到中關村來，只是把這裏當做“電子一條街”——當做一個市場來用，它的輻射能力主要體現在有形產品的銷售上，而在資金組合上，在科技的跨區域、跨國界的合作上，現在看來並不突出。現在很多地方政府呼應“科教興國”戰略，熱衷上馬各類高新科技園區。根據我的瞭解，這些園區絕大多數是，也只能是“地點”意義上的科技園，即它們會是一些技術含量較高的企業的聚合地，但不太可能成為無地界運作的“空間”。在此情況下，中關村可以利用這些地方政府的積極性，強化自己孵化技術、不斷創新、吸收各地資金，同時輸出知識產品的“空間”。

中關村（來源：wikipedia.org）

另一箇中關村應該向“浙江村”學習的地方是個別特殊“集點”和創新場所整體之間的關係。從國外經驗看，特殊工業區的形成都有特殊條件，一二八公路是因為靠近波士頓的高校密集區，硅谷是因為斯坦福大學，中關村是因為北大清華和中科院。“浙江村”的形成帶有偶然性，我的觀點是因為這裏行政管理的相對鬆懈（而鬆懈的原因是因為行政管理體系太複雜）。但是“浙江村”自己創造了自己的“集點”——二十多個大型市場。而如果把中關村看做一個工業區，它和北大清華的關係是偏弱的。我們可以把中關村的運作分成四個層次：在校園裏“想”的，包括基礎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在這些想法的啓發下，或者運用這些想法搞系統開發的，包括在校園裏的，也包括在校園外有實力的公司裏的；運用這些成果製造出產品的。這裏也包括“開發”，但可能不那麼系統，而是更加具體產品導向的；最後，這些產品的終極使用者，絕大部分的使用者當然在工業區之外，但是所有上面的三個層次也都是終極的使用者。加強這些不同層次之間的傳導—轉化—反饋是促進創新的主要動力。拿中關村和“浙江村”相比，我猜測造成中關村問題的主要原因可能一是行政框架還在制約它的發展，這裏包括單位之間的行政邊界，人員的自由流動，產權關係的界定，以及户口制度和人們的行為方式（根據很多人的“説法”，不要户口自闖商海對年輕畢業生還是有些不務正業）。而在“浙江村”沒有這些東西，對他們只有一條路：“闖”。第二個制約中關村的原因可能是資金市場的發育不夠；在“浙江村”，資金的聚集相對容易，通過集資、“散股”、預交租金等辦法，以及通過一些令我乍聽時目瞪口呆的技巧，沒多少錢的人也能折騰出上千萬的項目。

一二十年前，好多搞發展研究的學者對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失業率之高感到不解，因為按這樣的失業率，發達國家早出事了。由此人們開始注意到發展中國家中“非正規經濟”的重要性，並有學者提出發達國家的就業研究要在這方面向發展中國家吸取經驗。所謂“非正規經濟”，大體上是指不註冊的經濟部門。到城裏賣早點，或者私自跑來做做臨時保姆的，都算此列。原來人們認為“非正規經濟”只是農民從傳統部門向資本主義部門轉變的過渡性階段，現在看來它的生命力比我們想像的要大得多。非正規經濟的最大好處是彈性大，就業能力強。在中國國內市場大，目前就業壓力也大的情況下，非正規經濟更可能有所作為。像“浙江村”這樣發達的非正規經濟、移民聚居區，即使從世界經驗上看也是不多見的。我幾年前在珠江三角洲的調查試着回答這麼一個問題：現在大量的“農民工”到底何處去？一個答案是“資本化”。不是説他們要成為資本家，而是發現，農民工經過幾年工作，攢了一點錢，他們就可以開始自我僱傭（self—employed）。他們不太可能回到原來的鄉村，而往往回到臨近鄉村的城鎮。所回的城鎮規模大小視資金情況而定，資金多的回小鎮，資金少的回大鎮。這和原來的預測是相反的：不是從非正規經濟到正規，而是要從正規經濟回到非正規。但這是解決勞動力就業一個非常好的路子。

城市“非正規經濟”一景（圖片來源：urbanet.info）

我不是在美化“浙江村”，按“浙江村”目前的技術水平，它是沒有什麼國際競爭力的（但中關村裏有國際競爭力的公司也是少數甚至極少數）。但這些年我看到它不斷翻滾，不斷出新花樣。只要它的有機網絡在那裏，它會有自我發展的能力。至少它使一批普通農民有了不可小覷的資本，使他們積累了經營經驗，特別使他們有了遍佈全國的網絡。最糟糕的事情恐怕是為臨時的“好看”去破壞這些有機的社會聯繫。沒有“浙江村”這樣的“低級”經濟作為勞動力的蓄水池，中關村這樣的高級經濟不可能會有健康的發展。在我看來，全球化對中國的最大問題，不是怎麼讓幾個組合起來的大型企業擠進國際市場，而是怎麼保證整個國家在發展過程中結構上的均衡。最難的不是我們要出幾家在華爾街看好的公司，而是怎麼讓超大規模的勞動力以不同形式參與到發展中來。只有中關村，沒有“浙江村”，後果可能是災難性的。一九九九年世界銀行的全球發展報告的主題是“全球化和地方化”（順便説一句，“地方化”不是指“本土化”，可不是指麥當勞在中國搞中國特色的服務這一類事情）。全球化很有可能給發展中國家帶來新的異化，使該國的勞動力受控於世界市場的企業支配，進一步失去自我發展的能力。我覺得“浙江村”和中關村是我們在不同經濟層次上實行“地方化”的路子，使公民更全面地參與自己的經濟社會事務，防止異化。

《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影印件。在該手稿中，馬克思明確提出了異化勞動的觀點，並以此作為自己異化觀的出發點（來源：中國大百科全書數據庫）

據説法國有詩人靠顛倒語言做詩：詩作也沒什麼主題，把慣用的語言秩序顛倒、打散、隨便排列即可，但由此讓人看到很多新東西。英國人類學研究象徵儀式的一個基本傳統是認為很多儀式（比如狂歡節）把日常的社會生活秩序顛倒過來，由此可以把它看做一面鏡子，照射出平常被掩蓋的結構樣式。我建議把這個儀式邏輯運用到社會科學的方法論裏。至少拿“浙江村”和中關村相對照。不僅讓我們分別加深對這兩個產業區的理解，而且讓我們看到，對它們的理解必須要放在一個統一的社會背景下。孤立地在某個地域範圍裏製造“現代化”樣板，把中關村和“浙江村”置於兩極，揚一貶一的做法值得三思。

　（《跨越邊界的社區­­——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項飈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版）

 *文中圖片均來源於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