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學偉：民主制度在古希臘的誕生真的是一個奇蹟_風聞

【作者按語】這篇文章寫於2008年。現在重新發表是為了方便與某些觀友討論古希臘。    

前言

      據我觀察，世界自有國家以來的政治制度，可以簡單地分為民主的和非民主的，或憲政的和非憲政的兩類。前者只有一脈，即古希臘城邦-羅馬共和國-中世紀後半期的歐洲城邦-英美西歐的當代憲政及其在當今世界的傳播。後者則源出於除古希臘以外的所有古代文明，然後廣泛流行於除歐洲以外的所有中古文明。進入現代以後，則繼續實質性地流行於西歐北美以外的大部分發展中和不發達國家。我實在擔心懷疑，如果沒有古希臘人在那麼小小的一隅之地創造出那麼與眾不同的政治文明基因，直到今天，這個世界上會不會有“民主-共和-法制-憲政”這樣的東西存在。

      早在大學時代，我就已經十分關注西方民主政制。本篇其實就是我於1981年發表於《四川大學學報》的題為《古希臘民主政制成因試析》的大學畢業論文的摘要，當然也有補充。我就是想要搞清楚，為什麼只有古希臘人能有這樣的獨創。

    第一節   由於特別有利的條件，被傳承下來的部族民主傳統

      古代史專家研究古史，人類學家研究殘存到近現代的原始部落或落後民族，都發現一個共同的事實，即在國家出現以前，人類社會結構沒有超出部落和部落聯盟的範圍時，其政治結構都不專制，權力的集中相當有限。大體上都存在着軍事民主制的架構，即全體成年男子即戰士出席的公民大會、長老會議和酋長。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實在就很像今天的憲法政治下公民、代表議會和政府首長之間的關係，有着自下而上的制約機制。但是這個氏族民主或其殘餘在古代社會漫長的一般都在千年以上的而且是在文字出現以前的向着文明的歷史演進中，在除了古希臘以外的所有大的古文明體系中，都已被全部或幾乎全部丟失。（中國春秋時代的宋國位居中原核心，商業發達，曾有國人-市民參政的歷史記載（子產不毀鄉校…）。有點類似於古希臘城邦。在海外資料收集不便，於此點無法細説。）中國就連在最古留下的神話中，都極少有這方面的痕跡。而且中國的古代神話實在是數量有限，不過區區數千字而已。

      現在來看古希臘。公元前12-8世紀，希臘史稱“荷馬時代”得名於這一時代的主要史料，傳為荷馬所著的長篇史詩《伊里亞特》和《奧德修記》。稍微留意，就會發現，這個時代的希臘人在政治上還處於部族時代。攻打特洛伊城的顯然只是一個部落聯盟。但在生產生活軍事工具上，已處於青銅時代的後期，已經有了少量的鐵器，有了牛耕，他們居然能造出1200艘戰船，滿載十餘萬戰士，跨海（雖然那個海不算寬）遠征特洛伊。早於希臘人建立國家的五個古文明區，其文明前夜和文明初期都是金石並用，青銅都不多不精。兩邊比較，希臘人好像有18歲的經濟水平而只有12歲的政治發展。然而這個還處於原始社會末期的希臘卻流傳下了數十萬字的史詩和神話。那些人物的栩栩如生豐富多彩實在是讓我們拿那只有幾十個至多數百個字的中國古代神話（女媧、盤古、共工、夸父之類從原始社會流傳下來的古神話，不要把它們與《西遊記》等後世神話相混淆。）去比較時感到莫名慚愧。稍微涉獵過一下這些古希臘神話的人都可以感覺到，希臘的神和東方的神甚至西方基督教的神都大不一樣。希臘神話“神人同形同性”的特點極為突出。眾神除了更聰慧、更強大、更健美和不死外，一切都是人間的複製。有一樣的七情六慾，一樣的家族和社會關係，且不斷與人間發生着無數交往。諸神只是被放大了的人間英雄。正如那個時代的人間沒有森嚴的等級制度一樣，神的世界也是如此。神界的“犯上作亂”同人間一樣不足為奇。有時甚至凡人也敢向神挑戰，敢和命運抗爭。這和一神教中的神高高在上，不苟言笑，全知全能，等級森嚴，並倡導人對命運的絕對服從是大不相同的。希臘的神話史詩所表現的民主、自由和平等觀念是一般原始民族的通例。但由於這一發展階段的希臘人物質手段的優越，他們顯示出特別強盛的文化創造力。他們那豐美絕倫，飽含民主性精華的神話史詩開始在民間藝人的口中代代相傳，以後在還未被新的時代精神曲解以前就形諸了文字，被所有的希臘人奉為經典，對民族心理素質的形成有極大影響。正如我的導師四川大學名教授盧劍波先生所説：這個強大的精神傳統“甚至在它被動搖衰落以後，在人民心裏還深深留下了既非時間也非敵意所能消滅的民主理想，而且這些關於古代的記憶在公元前五世紀的民主政體當中成了鼓舞人心的傳統。”

      希臘人能在部族時代就掌握遠較其它民族為優越的物質和精神文明的主要原因是他們從古愛琴文明和西亞北非諸文明中吸取了大量現成的營養，從而在發展道路上走了捷徑。但我們決不能否認希臘人在吸收外來文化基礎上傑出的創新能力。否則就無法解釋這一事實，即東方古文明民族周圍還有那麼多受其影響的落後民族，卻未能同樣後來居上。就如同今天，東亞人很可能有機會追上西方，而其它一些大陸只怕是永遠也不會有這同樣的機會。

    第二節  大移民時代希臘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

      在古代社會，乃至整個前資本主義形態裏，由於農業生產水平低下，能向市場提供的不務農的民族必須賴以生存的剩餘農產品十分有限。商品經濟就全局而言，是不可能佔多大比重的。但這並不排除個別民族，少數城邦在以廣大農業區域為市場的前提下能大規模發展工商業。這點同時也就決定了，在古代，商業民族，建立在工商業階層基礎上的新型民主政治只能是個別現象。在這一時代的地中海地區，共有腓尼基、希臘、羅馬和迦太基四個民族先後以工商立國，其政體都是城邦民主制，也説明二者之間確實存在着深刻的內在聯繫。

      就一般而言，希臘半島自然條件相當地不好。半島本身就很小，又山脈縱橫，無大河大平原。糧食不能自給，礦產木材不能自給。可以出口的農產品有葡萄酒和橄欖油。這些基本條件就決定了希臘人無從形成自然經濟，必須以商立國。半島由縱橫山脈分割為許多相對獨立的區域，各個適宜居住的區域就自然地發展起一套獨立的經濟和政治體系。這是古希臘城邦分立傳統長期保持的一個明顯地理因素。而這種經濟自主、人口地域有限的小城邦，又是在古代技術條件下實行民主政治的一個必要條件。在交通地理方面，海的因素相當突出。半島規模有限，絕大多數城邦都有出海口。且半島海岸線極為曲折，良港眾多。愛琴海中島嶼星羅棋佈，加上殖民後的小亞沿海地區，這個海簡直就成了一個“希臘湖”。因之他們與當時的主要農業區域小亞和黑海沿岸的交通十分便利。這段時間（公元前8-6世紀）對希臘而言，以大規模地向外移民為特徵，故而史稱“大移民時代”。這個移民擴張的動因其實和兩千多年以後哥倫布時代歐洲人的移民運動一模一樣，就是經濟實力的增長需要更多的發展空間。與哥倫布時代的移民運動的影響毫無二致，希臘大移民活動大大地擴展了希臘人的疆域、人口和內、外部的商業聯繫。由於土地私有制迅猛發展而形成的大批失地公民由此或在新的地區找到了安身之所，或在迅速膨脹起來的工商業部門中找到了立足之地。由此自由民的經濟力量得到了有效的保存甚至進一步擴充。馬克思都説過，“商品是天生的民主派。”商業要繁榮，就必須有交易雙方的人格平等，公平競爭。強買強賣絕對成就不了商業繁榮。就在這短短的兩百餘年間，古希臘人有了文字（從腓尼基學來），有了金屬貨幣，迅速地從不知錢為何物（荷馬史詩中找不到任何金屬貨幣的痕跡，交換都以實物進行）發展到了拜金主義盛行，土地插滿抵押界樁，大批農民破產賣身為奴。（想象中國的這三十年，私有制真是魔力無窮！）

    第三節   古希臘民主政制和文化特徵的形成

      從大移民時代初起，古希臘城邦國家開始形成。這時的國家一般由土地貴族掌控。隨着工商業的迅猛發展，市民階層變得日益強大。他們日益兇猛地向掌權的舊土地貴族作鬥爭，民主城邦的出現，就是這一斗爭的結果。

      這一時期的史料以雅典城邦留下的最多，它是在工商業發展中建立民主政制的最好典範。這個城邦在公元前771年就開始選舉任期十年的執政官，公元前683年起改為一年一選。有這樣成就的最根本原因在於雅典在整個希臘世界中最為發達的商品經濟。工商業集團心目中最理想的國家就是全體工商業者的總商會。工商業和工商業者就是民主政制的核心經濟和階級基礎。在這個過程中，幾位領袖人物也功勳卓著。比如提休斯王自願削弱王權（好像美國的華盛頓放棄王位）。最精彩的是發生在公元前594年的梭倫改革。這個改革的影響最深遠的是有名的“解負令”，內容是廢除所有的債奴，同時永遠禁止以人身作為債務的抵押。（即公民只用財產為債務負責。破產之後，人身依然自由。）希臘的其它許多城邦也先後確立了類似的立法。從此，希臘人只役使外族奴隸，用犧牲他民族人民權利的方式保障了本民族公民整體的人格平等。這個政策為其民主政治提供了十分廣闊的階級基礎。而且這個制度經過羅馬和中世紀歐洲城市的傳承，為現代社會的人權概念早早地奠立了一個牢固的基點。（可惜東方沒有這樣一位偉人，直到十分晚近，仍有債奴。）

      在意識形態方面，與民主政治十分相關的是他們的多神制信仰。原始宗教一般是多神的。這是部族分立政治的反映。而希臘人在建立國家後很久仍保存着城邦分立的政治局面。這使他們的多神信仰得到鞏固。而這種宗教傳統大大有利於希臘人自由精神的成長。眾多的城邦各自崇拜自己的保護神，不多的幾位全民族的神如宙斯、阿波羅也並不對全民族具有強制性的作用。他們的民族意識不是靠統一的政治強權，而是靠相近的語言、風俗、共同的節慶、宗教活動來維持。沒有政治上的強權，也就不存在思想上的統制。從公元前六世紀米利都學派興起後，順延形成了人間的學術思想自由傳統，希臘人的哲學和雄辯術都曾得到充分的發展，形成了眾多的流派。這也是他們民主政治繁榮的一個重要條件。

      這時期希臘人的宗教節慶具有極廣泛的羣眾性。無論是在奧林匹亞或德爾斐，無論是為了雅典娜或狄奧尼索斯，舉行大規模祭祀時，都要舉行各種體育競技，詩歌、音樂和演説比賽，任何希臘城邦的公民都可以參加。勝利者贏得桂冠或橄欖冠，而不是金錢。這類活動的大量開展，大有利於全民族文化、體育素養的提高，平等、自由和榮譽觀念的擴展。這些和經濟方面的因素匯合起來，事實上造成了一個範圍廣大的，精明強悍的公民集團。這就是古希臘民主政制得以形成並保持強大的社會基礎。

    第四節  古希臘民主政制的強盛、衰敗與崩潰

      公元前五世紀的前半，最重要的事是波斯帝國入侵希臘。最著名的戰事有馬拉松之役和温泉關之役。都是陸戰。其實決定性的戰事以後都在海上展開。戰艦最多，海外勢力、利益最大的雅典很快取得了希臘聯軍（永遠是聯軍，永遠不是一國。）的主導權。公元478年，成立提洛同盟（因同盟會議會址和金庫都在提洛島而得名）。後來同盟逐漸演變為雅典帝國（不過不是真正的，因為加盟各邦的內政雅典並無權干預），自前454年起，同盟金庫移至雅典，同盟會議也不再召開。波斯已被徹底擊敗，雅典帝國內部的矛盾，尤其是與希臘的另一大邦斯巴達的矛盾日益高升。

      公元前443年到429年，伯里克利連任15年雅典的首席將軍，史稱“伯里克利時代”，是希臘內部極盛時期。這段時間是希臘的奴隸制極盛時期。確切的數據在古代無人能予統計。大家都同意的估計是在雅典類型的工商業發達的城邦裏，奴隸的數量遠多於自由民。奴隸制的發展導致了自由民的階級分化。大批自由民雖有公民身份卻只能靠政府的救濟為生。一旦他們在公民大會上佔到重要的數量，城邦民主制的真正危機就開始了。

      公元前431-404年進行的波羅奔尼薩戰爭是這段歷史的主線。交戰的雙方是平民掌權的雅典同盟和貴族領政的斯巴達同盟。這段歷史講起來實在繁複，而且希臘的鼎盛期已過，留下的大多是令人唏噓的歷史教訓了。這場大戰令人遺憾地以雅典敗於斯巴達而結束。

      爾後希臘諸城邦被迫臣服於後起的君主制的馬其頓王國。馬其頓結束了希臘的分裂，把整個希臘帶入了向東的擴張。這裏出了一個世界古代史上絕對首屈一指的軍事天才亞歷山大，所向無敵地建立起一個橫跨三大洲的大帝國。（很像15世紀以後西方所向無敵的殖民擴張。）民主已經沒有了，但其它的希臘文化則廣為傳播，史稱“希臘化時代”。（類似現在的“西方化時代”）。但是從東方掠奪來的財富並沒有給希臘本土帶來繁榮，反倒是希臘的一部分人力物力轉移到東方，希臘的經濟地位反而相對削弱。（當代西方的擴張由於有工業化的支撐，前一段情況比希臘化時代好得多。但從最近一段的全球化開始，西方也開始嚐到經濟重心東移，己方勢力相對削弱的惡果了。）

      小結:民主城邦面對君主制大國的劣勢主要來源於民主制在那個時代實在是不適宜用來管理大的疆域。一大堆的城邦只能聯合成邦聯性質的同盟，民主越多，意見越多，內部紛爭越多，越不能形成統一的意志。最後就不免露出破綻為內部統一的君主制大國所乘。在那個時代，民主制只能管理城邦，城邦過時了，民主制也就過時了。

    第五節   亞里士多德的温和民主（共和）制中產條件論

      盡人皆知，亞里士多德是古希臘的第一賢人，他不像中國的孔子只在混沌未分的人文學方面有卓越建樹，亞氏在哲學、倫理、邏輯、心理、物理、生物等學科，分門別類，都有著作傳世，都有傑出建樹，簡直就是一個空前絕後的萬能博士。他也是西方政治學的鼻祖。他的政治主張，一言以蔽之，就是“温和的民主制”。他的民主理論，也一言以蔽之，就是“中等階級=温和民主中堅論”。這麼説來，他也是我的基本主張的老祖宗了。因此我要在這裏將他的理論稍加詳述及評論。

      亞氏生活的公元前第四世紀，已是古希臘城邦制度的衰落期。他的老師是代表貴族階級的柏拉圖，他的最著名的學生是馬其頓的軍事超天才亞歷山大。

      亞氏和從理念出發的柏拉圖不一樣，他對政治的研究都是從實證出發的。據説他在寫厚逾500頁的《政治學》一書之前，和他的學生一起，收集研究了一百多個城邦的史料，寫成一百多篇論文。可惜其中只有亞氏親筆的《雅典政制》一篇傳到今天。他的政治世界就在希臘，在那分割成數百塊的希臘城邦之中。他的學生就是那位偉大的馬其頓王亞歷山大。在他有生之年，亞歷山大已經統一了希臘，打到了東方。可這些新歷史現象對亞氏《政治學》毫無影響，一字未被提及。由於希臘城邦的迅速繼續衰落，亞氏的城邦政治學很快就失去了用武之地。直到1500年以後，在今意大利北部的波河流域和萊茵河流域才又出現了類似當年希臘的城邦分立政治。但亞氏關於政體的分類、優劣、侷限、基礎之類的理論，則至少對羅馬共和國有重大影響，並在1500年後再生重大影響。

      亞氏認為，每一種社會團體都是為了追求一種“善”。而“城邦”這個囊括了其它一切社團的最大的社團追求的則是“最高的善”。亞氏接着認為，“在任何國家中，總有三種成分：一個階級十分富有，另一個階級十分貧困，第三個則居於前二者之間。”他認為，富人既少，自然傾向與寡頭政治。窮人既多，自然鍾情於民主政治。雙方的鬥爭就是當時希臘城邦擾攘不安的根源。

亞氏的政治學有一個哲學的基礎，就是“中庸”，和中國古賢的説法一樣，“無過無不及”就是中庸。用在政治學上，中產階級就是貧富之間的中庸，共和制度就是寡頭制和平民制之間的中庸。他説斯巴達的制度是寡頭制的典範，雅典的制度則是平民制的榜樣。由於兩大邦的分別鼓勵其鄰國使各趨平民和寡頭兩個極端，於是共和之治在希臘就少見了。雖然少見，但亞氏最推崇的依然是寡頭制與平民制的綜合、折中，即共和制。得行共和制的基本要素當然就是中產階級的強大了。    

        亞氏認為富人“驕橫”，窮人“狡詐”，“這兩者對於國家都是有害的。”唯有中等階級“乃是一個國家中最安穩的”階層。“他們不像窮人那樣覬覦鄰人的東西，別人也不覬覦他們的東西，像窮人覬覦富人的東西那樣；他們既不謀害別人，本身又不遭別人的謀害，所以他們很安全的過活。”在政治上，他們“最不會逃避治國工作，也最不會對它有過分的野心。”“很明顯，最好的政治團體必須由中產階級執掌政權，凡邦內中產階級強大，足以抗衡其它兩個部分而有餘，或至少要比任何其它單獨一個部分為強大——那麼中產階級在邦內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它兩個相對立的部分就誰都不能主治政權——這就可能組成優良的政體。所以公民們都有充分的資產，能夠過小康的生活，實在是一個城邦的無上幸福。如其不然，有些人家財鉅萬，另些人則貧無立錐，結果就會各趨極端，不是成為絕對的平民政體，就是成為單純的寡頭政體……唯有中間形式的政體可以免除黨派之爭；凡邦內中產階級強大的，公民之間就少黨派而無內訌。……凡是平民政體中存在着較多的中產階級，分享着較大的政權，顯示着中間的性格，就比寡頭政體較為安定而持久。凡是平民政體中沒有中產階級，窮人為數特多，佔了絕對的優勢，內亂就很快會發生，邦國也就不久歸於毀滅。”

      當時的城邦制度已開始江河日下，各邦內多開始貧富分化加劇，中等階級開始分崩離析。亞氏好像並沒有弄清楚，這個衰落的外部和內部的根本原因，一門子心思在政治制度上找毛病，尋出路。結果事實上還是未能挽狂瀾於即倒。在我看來古希臘城邦制度的崩潰的根本原因有兩個：一是希臘人殖民擴張已到了盡頭，他們已不再能夠從周邊的世界通過和平的貿易或暴力的掠奪收集到足夠的財富來維持本土的繁榮即中產階級的強大了。二是已經失去了經濟繁榮的古希臘城邦又固守他們的分立傳統，以致先在龐大的馬其頓的威逼下被迫屈服，後在羅馬的武力打擊下最終分崩離析，一敗塗地。請先記住：城邦民主制的副作用-分裂和戰亂的固態化。這個基因，在整個西方歷史上一再復現，直至當代。

      現在時代與亞氏的時代是大不相同了，但亞氏的中產-温和民主（共和）理論，我仍然堅信是顛撲不破的真理，當然它也需要做很多的補充了。

   第六節   羅馬共和史重演古希臘  

      為了讓我的《西方憲政史綱要》沒有缺段，我這裏講幾句羅馬。公元前三到一世紀，經過無數次血腥戰爭，羅馬征服了所有的希臘本土直至大部分亞歷山大打下來的東方江山。這個學生打敗老師的結局還不算最壞，因為這個共和國繼承了希臘的幾乎全部文化，包括民主。而大量的有文化的希臘人到羅馬去當老師而不是做奴隸。

      然後類似的故事在羅馬又重演了一次。温和的共和國在先，有幾百年國運。極端民主化（格拉古改革）繼之。這裏有一個極重大的“例外”，即羅馬共和國在其鼎盛期可不是小國寡民，其幅員遠遠地超出了一個城邦的範圍。這恐怕主要應由羅馬共和國自始的強大的貴族傳統來解釋。貴族院成員來自卸任的執政官，終身任職。數百年來，貴族院始終大權在握，權力沒有太分散，被征服的地區並沒有多少民主與自治。到了共和國後期，疆域越來越大，將軍的權力也越來越大，早期的兵農合一早已煙消雲散。於是共和國危矣。軍事強人解決了共和國，幾百年的帝國興盛，（注意：公元一至二世紀，史稱“羅馬和平”。帝制下，沒有民主，整個地中海區域，200年，一片太平，繁榮昌盛。）後再次衰敗…… 衰敗的主因不是缺乏民主，還是殖民擴張到了盡頭，再也收刮不到足夠的財富來維持本土的驕奢淫逸了。

      這樣的故事好像在現代開始了第三次重演。

      但是這個羅馬式的“大一統”在西方2500年曆史上只出現過這唯一的一次。它沒有被繼承下來。西方的中世紀以降至於今，古希臘城邦創立的，分裂和內鬥加外斗的傳統倒是一脈相承。（只有今天的歐盟是想再現羅馬“大一統”的輝煌。可惜還遠未成功，而且也可能為時過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