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任務：從外國留學生的若干事件中的思考_風聞

目前，福州公安處理外國留學生的事件正在網絡上持續發酵，並且後續還曝光了各高校的“對於外國留學生的“學伴”制度，對此大多數的羣眾都對這種處理方式和這種制度表達出了強烈的不滿。

我們認為，在接收外國留學生的問題上，我國是有很多的成績的，政策的後續影響的效果也是顯著的，並且這種良性影響還不小，但是我們認為同時，缺點也是足夠明顯的，此次“福州事件”就是這方面的影響的現實結果之一。

但是必須明確的此次事件的實質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不是一個民族問題，不能借此煽動狹隘民族主義情緒。

在分析這個問題的時候，首先，從國際大氣候來看待這個問題。

經過改革開放的40年的高速發展，我國已經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是一個很大的成就，但是也有其不利的一面。目前的國際政治氣候深刻的影響了我們的黨政幹部，讓他們打上了這個“烙印”，就是讓他們認為一切都會一帆風順，政治生活中的首要任務不是解決問題而是避免問題的發酵，然後沿着既定軌道一直向未來前進。

因此，在實際的社會政治生活中就產生了一種類似怠工的情緒，“無為而治”，不講階級，不講政治，站在一個貌似的中立的立場，認為一切都會如意，就好像整個政治機關的正在逐漸“沉睡”。

這種情緒和想法對於我們來説是極其危險的，因為會矇蔽黨的眼睛，使黨看不清自己的敵人，同時麻痹羣眾，破壞羣眾對黨的信任和支持。比如此次事件中，就有人把類似的但是處理的主體是我國羣眾的事件的處理結果和此次事件作對比，影響十分惡劣。我們不得不指出，福州公安的同志在處理此事時無論如何辯解，他們都在實質上喪失了政治的原則性，即片面的重視了外國公民的“外國”這個身份。這本身也説明了福州公安系統的黨的建設的薄弱和“四個意識”的淡薄。

歷史證明，即使擁有強大的軍隊，但是自身驕傲自大，過分相信自己的力量，又有意或無意的輕視敵人的力量的蘇聯，由於組成政權的各部門的“沉睡”，而喪失了戰鬥力，在關鍵時刻突然被攻擊，就走向了亡黨亡國的悲慘境地。

這也就是説，如果我們不接受歷史的經驗教訓，如果不時時刻刻領導自己的階級基礎加強準備，就會在被突襲的時候陷入極其危險的境地。例如在此次“福州事件”中，福州公安就在政治上張皇失措，自己把自己變成了犧牲品。因此，如果繼續放任存在於其他地區和其他單位的此種情緒，就有極大的可能在面臨政治突襲時，瓦解、失敗和滅亡。

我們可以舉出一個例子。在之前的“華為事件”中，華為公司就實質上把美國政府的封鎖舉措完全破壞了，因為美國政府並沒有做好充分的封鎖準備，也沒有充分有效的統籌和調動本國的企業力量。美國政府在面對華為公司時其實是不太瞭解華為公司的精神實質和力量的，當然，如果美國政府事先做好了準備，如果美國政府沒有處於“沉睡”狀態，那麼其是它是可以輕而易舉的將華為公司擊垮的。

因此，我們決不能自我麻醉，以為我們已經沒有敵人了。這不是目前的現實情況，我們的敵人不僅存在，而且目前我們的支持者也可能轉化為我們的敵人。

此次“福州事件”和正在發酵的“山東大學學伴”事件説明了這一點，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和文化正在侵蝕我們的政權機關。

目前，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的許多事實也都説明了這一點，尤其是在民族和宗教問題上的表現尤其明顯。

我們認為，決不能“一團和氣”，只講團結，不講鬥爭；只講和睦，不講批評，要敢於提我們的機關中存在的這種風氣。輕視這種風氣的惡劣影響，輕視這種“沉睡”的狀態就是輕視我們的階級敵人的威脅，就是對人民的犯罪。特別是現在，在我國發展的新時期裏，當瓦解社會的意識形態警惕的“沉睡論”和不講政治的風氣有很大的受眾羣體時，就必須每時每刻都要提這一切的危害。

此次“福州事件”及其後續衍生發酵的一些高校的“學伴事件”對我麼的重大教育意義就是：它驚醒了我們的羣眾，打破了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和團體刻意製造的精神麻痹，向羣眾指出了階級敵人的存在，並且向羣眾證明了這些敵人不僅存在，而且在我們的同志“沉睡”的時候他們並沒有“沉睡”，反而積極的策動行動、奪取權力，然後制定破壞性的政策和組織破壞性的活動。[1]所以必須加強對羣眾的教育工作並把羣眾組織起來，加強工人階級的力量，通過各級黨組織去加強全社會的警惕性、革命性和準備去反對這些資產階級代理人集團及其政策。

這也就是説，我們認為，我們目前的任務和日常工作中的核心思路就是：教育羣眾、組織羣眾、加強羣眾去反對一切階級敵人及其反動政策。

為了貫徹實現這一任務，就必須提出反官僚主義的鬥爭要求和組織羣眾自下而上的監督任務。

現在的很多事實表明阻礙我們的事業的前進的最大的困難就是官僚主義。事實證明，不論是黨組織還是各羣團組織或經濟組織中，都存在比較嚴重的官僚主義。不同於以往的官僚主義分子的行事方法，現在的官僚主義分子是極具政治危險性的一種，因為他們經常以黨的名義掩飾自己的行動和言論，公器私用，對政治缺乏瞭解的羣眾會認為他們就代表着黨的意志。

比如就山東大學的“學伴事件”來説，根據山東大學校方出具的最新説明我們知道，這不是一種偶然，還有其他高校也組織了類似活動，我們應該質問這些學校的黨委——為什麼會在決策的制定環節中發生這種腐化墮落的可恥事件？是什麼人將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異化為了“一言堂”？是什麼人壓制了普通學生的呼聲，破壞了黨內民主，壯大了官僚主義？

為了消除這個問題的惡劣影響，我們認為除了組織黨員和羣眾的自下而上的監督和恢復民主集中制的權威、加強黨內建設、發揚黨內民主外，沒有其他而且不可能有其他任何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了。

我們知道，社會主義民主的主要原則之一就是民主集中制。它是在國家和社會領導中的集中制，是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中下層環節的自主性、嚴格紀律性和地方組織的廣泛主動性和創造性的徹底發揮緊密相連的。

因此，在目前的條件下積極運用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是能夠為地方解決問題時充分發揮黨和國家的集中性的作用開闢廣闊前景的。這一原則的真正實現，能夠使管理者的本位主義和地方主義受到阻止，同時還能夠發揮羣眾積極性的民主原則的發展，使做出的決策、制定的政策具有機動性和靈活性。

而官僚主義的集中制則是民主集中制的最大的敵人，它排斥民主，使黨組織和政府單位以及羣團組織脱離羣眾。

馬克思主義認為，只有民主制和集中制的有機結合起來才能在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帶來最大的成效。並且，這種社會主義的民主也是社會主義制度比資本主義制度更有優越性的最有説服力的證明之一。

這也就是説，我們沒有理由不支持激起黨員羣眾對這些官僚主義的腐化分子的憤恨並且賦予他們以權力使他們有可能將這些官僚主義的墮落分子趕出決策部門去的行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面臨的長期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具有長期性和複雜性，黨面臨的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脱離羣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具有尖鋭性和嚴峻性，這是根據實際情況做出的大判斷。”[2]及時、徹底的解決這個問題對於社會主義祖國的牢不可破至關重要。

另外，此次曝光的各高校組織的“學伴”活動表明，對高校的團學系統的整肅也是十分必要的。

我們調查發現，在高校的團學系統中存在着大量的以個人為對象的無原則的小集團鬥爭，搞得團內、學生會。研究生會內烏煙瘴氣，完全喪失了先進性，也造成了普通學生對團學工作的信任和嚮往的喪失。

因此，我們提出疑問，為什麼在高校的團學系統中，官僚主義者和事務主義者要多少有多少，而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卻少的可憐呢？這個情況是否正説明了團學系統的領導機關的某些部門和某些人正在向官僚主義做事實性的轉化呢？是的，事實正説明了這一點。

“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認為，粉碎黨內和其他羣團組織和政府機關內的官僚主義的唯一辦法就是組織自下而上的監督，在黨內健康力量的領導下，組成一個領導集體來組織人民羣眾來批評我們的機關內部的官僚主義，批評我們的機關和負責人的缺點和錯誤。

這也就説，此次有關留學生的數個事件證明，我們目前的主要任務就是要依靠大多數的基層黨員和羣眾展開反官僚主義的鬥爭，同時組織自下而上的羣眾性的批評，並在制定消滅我們的機關內的缺點的實際政策時仔細的考慮羣眾的批評。對於已經徹底滑向大多數羣眾的對立面的不可救藥的人要進行堅決的批判並解除他們掌握的政治權力。

當然，為了真正的發動。組織羣眾，就需要一個領導集體，具體到類似此次的“福州事件”和“學伴事件”中就是一支黨的“青年近衞軍”。而組織起這樣的一支隊伍就需要選拔、培養、造就一支青年社會主義幹部隊伍的問題。

這是一項事關我國社會主義存亡的歷史任務。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時代，我們面臨着的一項具有極其重要意義的任務就是完成黨的建設的偉大的工程。從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和國家機關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我們可以知道，黨中央、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夯實基層基礎、推進正風肅紀、提高黨的建設的質量的極其艱鉅的任務。

不解決這些任務，我們就無法將我們的事業進一步推進。

目前，我國在政治制度方面所依靠的是民主集中制和人民民主專政，具體的形式是黨對一切工作的的集中統一領導，而在經濟方面卻是借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驗建立的主要經濟單位是生產資料上最分散、最細小的個體户和實質為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民營企業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雖然在這種制度下我們的經濟得到了極大的發展，但是它對上層建築的消極影響也是極其巨大的。目前，在人民羣眾的意識形態方面所發生的各種消極影響和困難的根源就在這裏。要擺脱這種狀況，首先就必須加強黨的建設，在實質上恢復各級黨組織在羣眾中的威信和信任，第一要義就是必須加強對羣眾的社會主義教育和引導。但是要貫徹落實對羣眾的社會主義教育，就必須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而要懂得，就必須真正的學習。而目前，例如就基層黨員中和學生黨員中的情況來談，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人簡直可以説是鳳毛麟角，更多的是僅僅在組織上入了黨而沒有在思想上入黨的人。

因此，在這方面我們的任務就是要選拔、培養、造就一支新的、年輕的青年社會主義幹部隊伍。

除了在青年方面，目前已經擔任中層、高級幹部的黨員羣體中的情況也存在着較大的問題正阻礙着我們的前進。這次“福州事件”和各高校的“學伴”事件就證明了選拔、培養、正確使用熟悉馬克思列寧主義，具有黨性和共產主義道德觀的社會主義幹部的問題的急迫性和必要性。當然，我們現有的中層和高級幹部中也有一些具有這樣的能力和理論的同志，但是，在全國範圍內來看這樣的人也是很少的，並且儘管他們具備這種能力和理論水平但是主觀上他們也不全是實質上願意為共產主義奮鬥的，他們的工作的目標更多還是所謂的“為官一任，造福一方”和自己的政治生命的延續，同時，他們中的很多人也不瞭解新的建設任務，他們對新的建設任務的理解更多的是存在於文件和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具體言論上。因此，要把我們的事業向前推進，就必須從工人階級、基層黨員、團員和左翼青年羣體中加速選拔、培養、造就新的幹部隊伍。

正如程恩富教授所指出的那樣，“……要在各種左翼運動中物色、提拔堅定的、具有創新精神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左翼人士，使其掌握關鍵領導權。”[3]

總的來説，我國信仰共產主義、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願意參加建設和領導建設的人有很多，但是講政治、會建設、會領導、只講業務工作好壞不論政治水平高低的人卻很多，而且這部分出現問題首先還要歸罪於歷史或社會大環境，比如北京大學原校長林建華，不認識“鴻鵠”這兩個字，唸了錯別字，還歸罪於文革等歷史原因，還變相指責批評他的同志，説“焦慮與質疑並不能創造價值，反而會阻礙我們邁向未來的腳步。”林建華以自己的落後自誇，然而社會中的主流輿論觀點卻是對此表示諒解；反而，有些同志在建設中和領導中講政治，也擺脱了事務主義的禁錮，更沒有唸錯字，但是黨內有些人和社會中的一部分羣體反而會認為他“脱離”羣眾，不再是一個真正的中國共產黨員，比如原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王偉光同志，2014年在《紅旗文稿》上發表了《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並不輸理》一文，就被口誅筆伐、羣起攻之，被社會主流輿論認為是為“文革招魂”。

我們認為，如果不粉碎和消除這種不正常的生態，不消除這種對忠誠的共產黨人的歧視態度，我們就無法繼續前進。同時，如果工人階級、基層黨員、團員和左翼青年羣體中無法培養自己的理論家，如果他們培養的自己的理論家和幹部被以各種理由排擠，如果從他們中選拔的幹部不能掌握科學也不懂根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來管理經濟，那麼，它們就不能真正的成為國家的主人，就會放任我國的新資產階級逐步篡奪政權，就會導致紅旗落地。

另外，必須指出的一點是目前國內社會政治情況的特殊性，不能冒失的運用運動的形式去奪取敵人的陣地，這樣只能導致事業的被破壞。只有勇敢是不能取得勝利的，還需要掌握建設工業、農業、第三產業的能力和熟練掌握使用政權的能力，要想粉碎市場經濟下的生產的無政府主義和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和壓迫，首先就必須明白什麼是市場經濟，它的運行機制和原理是什麼，它的主要支持力量是誰等問題，“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而不是像個老爺式的只會在網絡上和現實生活中痛罵市場經濟和新生資產階級，這種痛罵只是對它們的隔靴撓癢而已。

要建設社會主義，就必須有知識，就必須掌握科學，而要有知識，掌握科學就必須學習，頑強的、耐心的學習。向所有的人學習，特別是要向敵人學習，要不怕困難。有的時候，我們可能會犯錯誤，敵人會藉此諷刺嘲笑我們，説我們無知，笑我們落後，但是我們也不能因此而氣餒。

斯大林同志認為，“打落後者，打弱者，——這已經成了剝削者的規律。這就是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規律。你落後，軟弱，那你就是無理，於是也就可以打你，奴役你。你強大，那你就是有理，於是就得小心對待你。”[4]

“正因如此，我們再也不能落後了。”[5]

必須掌握科學，必須掌握多門科學，這就是目前我們應當向自己，向工人階級、基層黨員和團員、左翼青年提出的任務。我們必須完成這個任務，只有完成這個任務，我們才能成為新時期的建設者，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接班人。

正如斯大林同志像蘇聯的經濟工作人員所説的那樣，“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後了五十年至一百年。我們應當在十年內跑完這一段距離。或者我們做到這一點，或者我們被人打倒。”我們也應該以最快的速度在最短的時間內掌握科學，消滅我們在科學上的相對落後狀況，成長起來，擔當社會主義建設和領導的任務，因為不能允許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被人篡奪而走上邪路。

這是我們對人民羣眾所負的義務所要求我們必須做到的。這項義務要求我們採取高速度、高程度的自我改造提升工程。所有的客觀條件都不會阻礙我們的前進，像此次事件中表現出的羣眾的主要態度所證明的那樣，目前我們所缺乏的只是真正利用這些客觀條件完成任務的能力，而這僅取決於我們自己。此次的系列事件證明了我們學會、使用客觀條件的急迫性，為了完成這一任務，我們就必須將集體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上，為了眾人的事業犧牲自己的個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或全部。

在學校中，我們要積極干預和領導一切事務，要去佔領團學系統的陣地並熟悉使用它；在工廠中，我們要努力提高自己的階級覺悟和理論水平並積極影響自己的同事，要去佔領工會的陣地並積極捍衞自己的權力並促進企業的經濟效率的提高和逐步消滅剝削和壓迫；在社會中，我們要積極的行動起來，使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去向人民羣眾解釋社會的各個現象並努力對其施加影響力促進它向我們所希望的方向前進，當然，在這個過程中，還要“學習，學習，再學習”，正如列寧同志所指出的那樣。

當然，這是一項很困難的任務，但是我們不能害怕困難，“沒有布爾什維克攻不下的堡壘。”我們共產主義者有着光榮的戰鬥歷史，在歷史上我們也證明了自己。現在，是時候繼承我們的傳統，恢復我們的傳統了，掌握科學，成長起來，做先進戰士，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

歷史證明，只要我們共產主義者願意做，我們就一定能做到。

掌握科學，學習，學習，再學習，這就是我們現在的任務，也就是我們現在所需的。因為只有做到這一點，像此次“福州事件”、各高校的“學伴事件”的類似事件才能被根除。

我們不僅要掌握社會輿論的主動權，還要掌握政策的制定權和社會輿論的管理權，這有這樣，才能徹底粉碎和消滅這種現象。

正如馬克思所説，“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

對此，我們任重而道遠！

[1]編輯部注：像此次後續發酵的各高校的“學伴”事件實際上是表達了羣眾對教育系統的部分領導及其所制定的政策的不滿，而我們有理由懷疑這部分領導在制定該項政策的時候沒有真正考慮到普通大學生的利益，而剛鐸的是隻考慮如何完成任務和製造政績，甚至我們可以説此項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是一種喪失黨性和政治原則的對其他國家的利益集團的投降和對廣大普通學生的利益的背叛行為。

[2]《習近平論堅持全面從嚴治黨（2019年）》，學習強國，2019年7月4日

[3]《國外社會科學》，2012年第5期

[4]斯大林：《論經濟工作人員的任務》

[5]同上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