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為何要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_風聞

 編者按：近日，人民網黨史頻道連載了由余瑋著，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的《平民鄧小平》。鄧小平一生坎坎坷坷、三起三落。本書從一個平民的視角，描述世紀偉人退休後開啓平民生活、往昔走出大山尋求人生出路的崢嶸歲月，政治上與感情上的雙重打擊、從容淡定的“謫居”生活，直至生命的最後歲月——親情與真情、友情與鄉情、遭際與人際、個性與情趣、智慧與品格，以及兒女情深、喜怒哀樂盡在其中。該書表現出政壇下的偉人、紅牆外的凡人傳奇而真實的生活，彰顯鄧小平特有的人格、風範與魅力。【點擊進入圖書連載】以下為本書節選：

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建立退休制度，是鄧小平成為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之後提出的一個重要主張。早在1977年，他在重新恢復領導職務之時，就提出了幹幾年便退下來的要求。

1975年2月，身患重病的周恩來總理給毛澤東呈上一份請示報告。報告建議：鄧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來總理治病療養期間代表總理主持會議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澤東批准了這個報告。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鄧小平實際上開始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是年，鄧小平71歲。

這一舉措像一把尖刀插在了急於搶班奪權的“四人幫”心上。急紅了眼的王洪文跑到上海肆無忌憚地叫喊：“10年後再看。”是年，王洪文剛滿40歲。

王洪文的話傳到中南海。在71歲與40歲的比較中，鄧小平顯得格外清醒。他找到李先念等老同志交換對王洪文這句話的看法，説：“10年之後，我們這些人變成什麼樣子？從年齡上説，我們鬥不過他們啊！”幾個老革命家從王洪文的話中覺察到黨和國家面臨一場潛在的危機，那就是：老一輩革命家大都年事已高，一旦撒手人寰，誰來接班？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好，讓“四人幫”或“四人幫”派系的人執掌黨和國家的大權，那我們的黨、我們的民族將再一次遭受災難。

從此，接班人的問題伴隨着王洪文的那句話就一直深深地刻在鄧小平的腦海之中，一刻也沒有忘記過。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伴隨着撥亂反正和大規模平反冤假錯案工作的展開，新中國成立以來因歷次運動遭受迫害的幹部紛紛走上各級領導崗位。由於從反右運動到“文革”結束持續了20年，原來的年輕人早已進入中年，中年人也變成了老年人。面對着改革開放和四個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繁重使命，一方面，幹部隊伍嚴重老化，力不從心；另一方面，因無位子，年輕幹部又上不來。如果讓剛剛恢復工作的老幹部一下子退下來，老幹部本人思想上不大容易接受，而且在客觀上也會出現一個幹部斷檔的問題——老幹部是國家政權的主心骨，一時少不了他們，處理太急了行不通。因此，需要採取一個過渡的辦法，來解決這個日益突出的矛盾。

鄧小平敏鋭地認識到，順利完成新老幹部交替是從組織上保證改革開放政策的連續性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大戰略措施，新老交替的關鍵是要解決老同志佔着位子的問題，而相當多的老幹部又不願交班。由於傳統習慣勢力的影響，在我們黨的幹部隊伍中，普遍地、長期地存在着一種只能上不能下，只能進不能出，只能升不能降，只能留不能去，只能幹不能退的傾向，要從廟裏請出老菩薩談何容易！這方面的問題，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就被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看到了，只不過那時剛從戰場走出來的領導人年齡不是很大，沒有現在這麼突出。

1982年至1992年，是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從十二大設置到十四大撤銷的10年存續時期。中顧委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為解決幹部系統吐故納新、新老交替而創造的一個過渡性的組織形式。

鄧小平提出設顧問最早是從軍隊開始的。1975年7月14日，他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講了在軍隊設顧問組的問題。他指出：“設顧問是一個新事物，是我們軍隊現在狀況下提出的一個好辦法。設顧問，第一關是誰當顧問，第二關是當了顧問怎麼辦？”“顧問組的組長，不參加黨委，可以列席黨委會，好同顧問組通氣。其他待遇不變，但是配汽車、秘書要變一變。”“顧問也有權，就是建議權。顧問要會當，要超脱。不然，遇事都過問，同級黨委吃不消。設了顧問，究竟會有什麼問題，等搞年把再來總結經驗。”當時，鄧小平提的顧問制度並未完全行得通，雖然道理大家都明白，但卻沒人願意當顧問。後來，由於鄧小平再次被打倒，設顧問的事情便被擱置。

1977年，鄧小平第三次出來工作後，在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後就着手解決組織路線問題。鄧小平感到，現在我們國家面臨的一個嚴重問題，不是四個現代化的路線、方針對不對，而是缺少一大批實現這個路線和方針的年富力強、有專業知識的幹部。確定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還不夠，還要有人幹，誰來幹？靠老幹部坐在辦公室畫圈圈不行，沒有希望。一次，鄧小平在中央黨、政、軍機關副部長以上幹部會議上講道：“現在我們搞四個現代化，急需培養、選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這是一個新課題，也是對老同志和高級幹部提出的一個任務，就是要認真選好接班人。老幹部現在大體上都是60歲左右的人了，60歲出頭的恐怕還佔多數，精力畢竟不夠了，不然為什麼有些同志在家裏辦公呢？為什麼不能在辦公室頂8小時呢？我們在座的同志中能在辦公室蹲8小時的確實有，是不是佔一半，我懷疑。我們老同志的經驗是豐富的，但是在精力這個問題上應該有自知之明。就以我來説，精力就比過去差得多了，一天上午、下午安排兩場活動還可以，晚上還安排就感到不行了。這是自然規律，沒有辦法。”鄧小平接着説：“粉碎‘四人幫’以來，我們把老同志都陸續請回來了，並且大體上恢復了原來的或者相當於原來的職務。這樣，我們的幹部就多起來了。把老同志請回來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正確的。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強、有專業知識的幹部。而沒有這樣一批幹部，四個現代化就搞不起來。我們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選拔接班人這件事情不能拖。否則，搞四個現代化就會變成一句空話。”鄧小平清醒地看到顧問制度只是一個出路，要真正解決問題不能只靠顧問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

從1980年起，鄧小平即開始做退休的準備工作。8月，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擴大會議，鄧小平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中透露：“中央正在考慮再設立一個顧問委員會（名稱還可以考慮），連同中央委員會，都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產生。這樣就可以讓大批原來在中央和國務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們的經驗，發揮他們的指導、監督和顧問的作用。同時，也便於使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更加精幹，逐步實現年輕化。”

1981年，華國鋒辭職時，黨內外一致要求鄧小平出任黨中央主席，甚至連一些外國領導人也通過各種渠道表達了此種願望。鄧小平力排眾議，推薦年輕的同志主持黨和國家領導工作。7月2日，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的帷幕剛落下沒幾天，鄧小平便又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座談會上提到設顧問委員會以容納一些老同志的設想，並説：“這是為後事着想。”1982年1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談到要老同志讓路，讓中青年幹部上來接班的問題時，把它比喻為“一場革命”，並疾呼：這場“革命”不搞，讓老人、病人擋住比較年輕、有幹勁、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個現代化沒有希望，甚至於要涉及亡黨亡國的問題，可能要亡黨亡國。

鄧小平想出兩個辦法：一是“勸退”。他用國家前途和四化大業苦口婆心地勸説老幹部自覺讓位。同時，鄧小平考慮到老幹部不願交班無非是怕丟了在位時的種種好處，於是，規定退職後仍然享受在職時一樣的待遇，未到年齡而離休，還有優惠。這種以優待換權力的辦法固然要增加國家的負擔，但是讓老人、病人讓出位子給年輕人，還是很划得來的。二是設立中顧委。鄧小平有意識地採用這種史無前例的辦法，目的是為了平穩過渡。顧問不任現職，這樣就可以把位子讓給忠於四化的年輕人。

顧問又是一種職務，而且它的級別不低於同級黨委成員，讓老同志把自己的椅子移到這種地方，工作比較好做。然而，顧問的頭銜不單是起安慰作用，還有“傳、幫、帶”的責任。鄧小平的這一層謀慮用意很深。因為當時的中國領導班子不僅存在老化問題，還存在斷層問題。“文革”影響了一代人，在這種情況下，老的一下子丟開不管也不行，必須在離開前選好接班人，並把他們放到領導崗位上加以扶植。接班人在一線頂事，老同志則利用他們的經驗在二線做參謀，必要時指導指導，發現選得不當就換人。到時年輕人成熟了，老同志放心了，顧問制自動取消，終身制到此為止，過渡到常規退休制，新老交替順利完成。

但當時有部分老幹部對此不理解，認為老幹部剛恢復工作又要離休，屁股還沒有坐熱，中央對老幹部不公正。還有一些人認為，三四十歲的人是“文革”經歷者，他們沒學到什麼好東西，提拔幹部也沒他們的份兒，乾脆一個也不提拔。看來，鄧小平還得做一些勸説工作。

真正考慮成熟並下定決心設立顧問委員會是在黨的十二大召開前夕。1982年2月18日，鄧小平在會見柬埔寨諾羅敦·西哈努克親王和夫人時説，幹部老化問題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了。7月4日，鄧小平在軍委座談會上談到“老幹部在上面，中青年幹部上不來”的問題時轉述了聶榮臻的一句話：聶榮臻提出，步子要穩妥。我贊成。他有一個意見，就是要結合，老的一下丟手不行，老的要結合中青。他還説，幹部年輕化，台階可以上快一點，這個問題解決不了，我們這些人交不了賬。如果再拖5年，怎麼辦？

9月6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了新的《中國共產黨章程》，在新黨章的第三章第二十二條裏明確了中顧委的組成原則和職能作用：黨的中央顧問委員會是中央委員會政治上的助手和參謀。中共十二大上，鄧小平出任過渡形式的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他意在為退休作鋪墊。會上，鄧小平就中顧委的性質和任務做了重要講話。他説：中央顧問委員會是個新東西，是根據中國共產黨實際成立的，是解決我們這個老黨、老人實現新舊交替的一種組織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員會年輕化，同時讓老同志退出一線後繼續發揮一定的作用，顧問委員會就是這樣一個組織。可以設想，我們再經過10年，最多不要超過15年，取消這個顧問委員會。

1987年黨的十三大召開前，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等人共同約定“一齊退下來，而且是一退到底。即退出中央委員會，不再擔任任何職務。彭真、鄧穎超、徐向前、聶榮臻也要求‘全退’”。對於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全退”的要求，尤其是對鄧小平“全退”的要求，中央許多人表示不能接受，特別是老同志。後來，經過中央政治局反覆討論，並徵求多方意見，決定鄧小平、陳雲、李先念3人“半退”，即退出黨的中央委員會，但仍擔任一定職務——鄧小平擔任中央軍委主席，陳雲擔任中顧委主任，李先念擔任全國政協主席；彭真、鄧穎超、徐向前、聶榮臻“全退”，即退出黨的中央委員會，不再擔任任何職務。在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在三老“半退”、四老“全退”的帶動下，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區又有一批老幹部退出第一線的領導崗位，增選為中顧委委員和各省、市、自治區的顧問委員會委員，一批年輕幹部走上了一線領導崗位。

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在京召開。全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增選了中央政治局常委，這標誌着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