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林志玲的膝蓋説到“葛優癱”，屁股去哪兒了？_風聞

    “站如松，坐如鐘，行如風，卧如弓”，對這句話想必誰都不會陌生，它出自一本名為《中國古代的風俗禮儀》之書，説的就是站、坐、行、卧四種日常生活行為舉止符合傳統風俗禮儀的姿態要求。可是，四種姿態之中，獨獨這個“坐相”讓今天坐在椅子或沙發上的人們有些費腦筋，無論腰板坐得如何挺直拔正，就是很難坐得像一口鐘，倒是更像一柄過去用來發動拖拉機的搖臂。

    難道是今人坐相失禮，還是古人打錯了比方，抑或是古今的坐相發生了翻天鉅變。那麼，古人是怎樣行“鍾式”坐法的呢？幸而，今天仍有此種坐相的“活化石”存在。

    前陣子，台灣知名藝人林志玲小姐嫁人了，受傷害的不僅是某網絡地圖的導航，還有志玲小姐本人的膝蓋。蜜月結束返回孃家的志玲小姐被細心的粉絲髮現，她的雙膝膝蓋有些紅腫。志玲小姐嫁給日本人多半出乎粉絲們的意料，但是她膝蓋的遭遇卻早已在粉絲們的預料之中，嫁給日本人，膝蓋肯定是要受罪的，因為日本人的禮儀要求是“跪地而坐”，即以膝居地，小腿平置於地，臀部貼於腳後跟。可以想象，這樣的坐相不就是倒扣在地的一口鐘嗎。

    原來，日韓及東南亞多國時至今日仍堅守着中國傳統的坐之禮儀。這恐怕要讓今天的“葛優癱”們後背直冒冷汗！如此説來，中國古今“坐相”經歷了什麼樣的變革，究竟是如何突破“傳統禮俗的關隘”？俗話説，“屁股決定腦袋”，那麼屁股高抬之後，是否造就了一場頭腦思維境界的大變革？這些都有思考的價值。

    “坐如鐘”的上古時代

    粗略地算一算人類進入農業耕作以來的文明簡史，至今大概有三萬年。在這三萬年當中，中國人大約有兩萬九千年的時間是“席地而坐”的，也就是佔96%以上的時間跪坐在地，而坐上椅子的時間則還不到4%。如果換算成100天的話，中國人則是大前天開始從地上起來坐上椅子的。

    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楊泓先生在《漢唐之間城市建築、室內佈置和社會生活習俗的變化》中，説過這樣一段話，“自先秦至漢魏，中原地區人民生活習俗席地起居，室內鋪筵，其上再鋪席或低矮的牀、榻，供人們日常白晝時坐卧和夜間安眠。正確的坐姿是跪坐，蹲坐、箕踞皆屬不恭，不合禮數。待人接物的許多禮節，也都與席地起居的習俗相聯繫，並進而形成制度。”

    暫且不去多追究古人席地而坐時在地上鋪什麼，擺什麼，先來看看哪些是正確的坐相，哪些又是不合禮數的坐姿。

    西漢大文學家賈誼為諸侯權貴們總結書寫了一部“禮儀教材”曰《容經》，其中對“坐容”是這樣要求的：

    “坐以經立之容，胻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曰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曰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

    用今天的話來説就是：身體挺直了坐下，小腿不要伸得一長一短，腳掌不要着地。兩眼平視的，稱為“經坐”；頭微低，目光注視對面尊者的膝蓋，叫“恭坐”；低頭，目光不超出身邊數尺遠，則為“肅坐”；頭完全低下來，甚至連手肘都下垂，則叫“卑坐”。

    賈誼所説的“經坐”，其實就是常規的“安坐”，即“席地而坐”。古人對“坐相”的禮儀要求之繁複，可見當時“怎麼坐”確實是事關大體。

    箕踞，這是在古人眼中對人傲慢不恭的坐姿。“箕踞”之相，類似現代人的席地而坐，臀部着地，雙腿自然平放，像簸箕一樣打開。

    如歷史上著名的壯士荊軻受燕國太子之託而刺秦王，結果失敗，臨死之前，荊軻箕踞而罵，表示對秦王的輕蔑。《戰國策》這樣記載：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

    可是，有些事英雄做得，並非人人都做得。

    據西漢人韓嬰所撰的《韓詩外傳》記載：“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户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説的是，戰國末期被尊為“亞聖”的孟子有一次回家看見他的妻子叉開腿“踞坐”，直接稟告他的母親要把妻子趕回孃家。

在今天看來，孟子當時打算“休妻”的舉止實在是小題大做，近乎瘋狂。但是，如何看待孟子的這一反應，必須要還原到他的那個時代去考察。

    在古代，無論男女下身都穿“裳”，類似於裙子，而裙子裏面是不着內褲的。試想，在這樣的穿戴背景和注重禮儀的時代，容易暴露下體生殖器的箕踞，不就是今天的“走光”嗎？那的確是辣人眼睛，換作是當代，也是有辱斯文，不成體統。

    另一種為古人接受的坐相是趺坐，也叫跏趺，即雙腿盤在一起，席地而坐，就是和尚打坐時候的坐姿。這應該是佛教傳入中土之後流行的坐姿。據史載，這種坐相的流行大約是隋唐時候的事了。

    椅子“東傳”：抬高屁股，解放雙腳

    椅子是具有靠背的坐具。單純從技術上講，秦漢時代的中國人是完全可以製作出椅子的。但是為何直至漢末，中國古人才零零星星地使用這種便捷坐具呢？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先來簡約地回顧一下椅子千年的“東傳”歷程。

    跪坐之相是“屁股着地，壓腿而坐”，而上椅的坐相則是“抬高屁股，垂足而坐”。有明確文獻記載的“垂足坐”是在東漢末年的漢靈帝，靈帝喜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競為之”。

    儘管漢靈帝的喜好被一小部分拍馬的權貴爭相效仿，但是這種現象仍被廣大的士大夫階層譏為“服妖”，甚至還被認為是後來董卓擁胡兵劫掠長安的不祥之兆。

    接近椅子形態的胡牀（馬紮），這種西來的傢俱不止一次地傳入過中原。不論是在北方還是南方，漢晉時期的胡牀都不乏有人願意嘗試使用，但都不是作為正常的生活狀態被記錄下來。

    椅子是盛唐之後才在中原地區逐漸推廣的，這一點已基本是考古與史學界的共識。至於在哪裏先得到推廣，是哪些人羣率先使用？這可以通過已有的考古材料去找線索。

    這個問題可能有兩種答案，一種是京城興起；一種是河北地區興起。近年來，研究“安史之亂”及唐晚期的考古史學家更偏向認為，是在河北地區興起。

　　雖然在東漢時期已出現“胡牀”，“垂足而坐”並不少見，但“席地而坐”仍被視為尊貴的坐相。如在唐代宮廷畫家閻立本的《步輦圖》中，唐太宗李世民仍是盤腿而坐，而不是“垂足坐”。

    然而，趁安史之亂，大量胡人湧入河北地區並逐漸定居下來，安史之亂結束，唐晚期進入藩鎮割據時代，武人控制整個政治和社會形態。當時，控制着河北地區的是一名出生顯赫的將軍高元珪，他正是與玄宗朝政治多有關涉的高力士的親兄弟。

    據現代的考古取證，鑑於關中地區高元珪等武人墓葬，推測椅子首先為高元珪等武人所接受，並逐步擴大影響，使椅子在中原最終得以普及，進而對改變中國人家居生活的面貌起到重要影響。

    原因很簡單，正是當政的武人這個羣體，最容易掙脱傳統禮法的束縛，更兼之為了户外活動的方便，已有胡牀為高座傢俱的先聲，不斷衝擊着舊有的低座傢俱傳統。

    權威學者認為“在10世紀，北方的各個新朝代大多由來自河北或河東的將軍所建立，以至於宋初時高級文官階層裏原籍河北的佔了相當大的比例。位於這個具有政治與文化權力的位置上，河北人顯然有助於改造政治核心區域的霸權文化”。

    可以想見的是，隨着河北人在五代至宋初政壇上的影響力持續擴大，高座傢俱更進一步擴展了使用的範圍，並最終完成了由低座傢俱向高座傢俱的轉變。

    不是技術，而是文化

    很多現代研究者常將古人從“席地而坐”進化至“垂足而坐”，看作是一場傢俱的變革史。從技術角度來講，似乎的確如此，但是其中的核心問題豈止是技術這麼簡單的智力題。

    宋代理學家張載曾言：“古人無椅卓，智非不能及。聖人之才豈不如今人？但席地則體恭，可以拜伏。”

    張載説，中國古人選擇席地跪坐，顯得體態恭敬，方便隨時伏地而拜。很顯然，在宋以前的千餘年間，影響椅子在中原地區推廣的主要原因，不是技術，而是文化。

    作為經典技術學派的費子智（C.P.Fitzgerald）等國外學者也曾提出，椅子最早是由阿拉伯世界的景教徒傳入中國的。對此，美國漢學家柯嘉豪明白無誤地指出：“除了缺乏證據，關鍵在於費子智把中國椅子的問題當作一個技術或科技的問題，以為一旦有來自國外的人把椅子帶到中國、向當地人展示，漢人就很自然地開始使用椅子了。然而，椅子的問題不只是一個技術問題，還牽涉到禮節的文化。”

    楊泓先生説，漢魏以前，“通過絲路傳來的高足的域外傢俱，僅能在新疆地區的遺址尋到一些蹤跡，但無法通過傳統禮俗的關隘，東傳到中原地區。”本文前述的椅子“東傳”簡史大致回答了所謂“傳統禮俗的關隘”是怎麼突破，以及在哪些地區先突破的問題。

然而，問題是既然這一轉變事件關乎民族文化的此等大事，註定了轉變的過程是緩慢的，甚至會發生韌性地局地反彈。歷史也確實如此。

    南宋著名的理學宗師朱熹對古代席地而坐的生活方式做過考證，寫出了《跪坐拜説》，其中有：“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像皆席地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可見，在北宋時期，至少在祠廟當中還可以見到席地跪坐的舊式習俗。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四中曾經記載：“往時士大夫家婦女坐椅子、兀子，則人皆譏笑其無法度，梳洗牀、火爐牀家家有之，今猶有高鏡台，蓋施牀則與人面適平也。”

    雖然陸游沒有明確説明“往時”是具體何時，但估計和他生活的時代相距不遠。有可能在南宋之初，江南女性尚不能隨意坐在椅子上。但是，現代考古發現，就在南宋那個時代，北方婦女坐椅子的形象卻出現很早。

    總之，北宋是椅子普及的時代，但坐椅子的文化戰勝席地而坐的古老文化恐怕還是在元明之後。在馬背上的蒙古人建立大元帝國的那段近百年期間，中國社會再度經歷了一次如九、十世紀的五代至北宋初年大破壞、大雜糅與大整合的劇烈變革期，很多傳統文化從根子上受到了徹底動搖，甚至傾覆。

    人心長在屁股上？

    在此，我想補充一點個人淺見，從文化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中國古人席地跪坐似乎包藏着兩層隱蔽的心理需求：

一是安全感缺失的心理需求。因此選擇一種最為接地氣的坐相，尋求心靈對土地的眷戀與對上天的敬畏；

    還有剋制慾望的心理需求。通過將下半身摺疊為“一線”，以全身的重量包裹和壓制住下半身的慾望之根，再以文化建構堂而皇之的禮的形制，對人原始的慾望衝動加以文明的束縛。

    很多時候，讓人深感慚愧的是，先秦至魏晉時期，中華民族的一小部分先民為避禍而東渡，至今在那東海盡頭的島嶼之國依然較為完好地保存着許多古老的禮教習俗。這些禮教習俗並未阻礙島國們先行一步地完成了科技發達的現代化目標。

    我始終覺得，中國傳統的禮教並沒有現代人説的那麼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不想被約束的人心。

    如今，對於很多現代人而言，最要命的是，已經不關屁股被放在哪兒的問題，而是屁股整天被固定着一動不動，最後麻木的不只是屁股，而是人的頭腦和人的心身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