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大革命是如何爆發的（下）_風聞

**二．**社會思潮的變化

1．變革成為社會主體要求

大革命前，法國人口估計在2300-2500萬之間（各種不同史料記載），教士不會超過10萬人，屬於第一等級，佔有10%的土地；大小貴族40萬人左右，屬於第二等級，佔有25%的土地；這兩個等級承擔的税務微不足道，而且總有辦法把自己的税務轉嫁到下層民眾身上。其他佔98%的人口，主體是農民、工人、企業主、律師等，屬於第三等級，佔有65%的土地，承擔幾乎全部税務。

    大革命之前，法國曾經經歷過一個經濟繁榮期，生產在發展，貿易在擴張，社會財富在增加；但另一方面，統治階級持久地收不抵支，壓在底層人民身上的税務負擔日益沉重，暴動和抗税開始成為普遍現象。

“對城堡作戰”成為農村地區得到口號，在裏摩贊，起義者在利薩克侯爵的城堡門口豎起絞架，寫着：“此絞架將吊起一切向領主繳税者，包括領主本人，如果他要求人們繳税的話。”

    隨着社會發展，一部分下層教士和小貴族亦因財產微薄生活窘迫，希望能有所變革，改善自己的生活；居於上層的部分開明教士和貴族看到國家危機四伏，同情第三等級的苦難而加入要求變革的隊伍，他們主張三級會議不能成為特權階級維護特權的場所，應該把全民族的共同利益作為主題。

    同時，由於王室內部的爭權奪利，路易十六的專權壟斷和王后因為項鍊一案聲名狼藉，使得部分王室成員開始覬覦最高權力，試探有無更換國王的可能。

    第三等級中的企業主等資產階級則極力拔高自己的地位，手段包括加強教育、模仿貴族的生活方式和通過更改姓氏為自己增添貴族式榮譽，或者乾脆花錢購買一個官職徹底上升為貴族。但是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依然痛感身份和地位的不平等。羅蘭夫人就曾抱怨她和母親被留在封特內城堡吃飯時，不能上桌，只能在廚房進餐；而另一位資產者的母親在劇院看戲時被趕出了包廂。所有這些都會變成支持革命的動機。

    在三級會議的過程中，第三等級意識到如果沒有和特權等級相同的權力，他們就不能否決繳納絕大部分税務的義務，爭取經濟權力的首要條件卻是必須先拿到政治權力；而且這個意識在與國王和特權等級反覆拉鋸的鬥爭中不斷加強。

    總之，在大革命之前，絕大部分法國人都意識到並主張法國應該變革（還不是革命）。

2**．啓蒙主義和非法宣傳冊的作用**

    路易十四時代，法國成為整個歐洲政治、文化和時尚的中心，自然各種思想也在這裏匯合，最終開啓了啓蒙時代的到來。《百科全書》標誌着這是一個文化和科技知識大傳播的時代，但就法國而言，這更是一個社會思想發生變化的時代。

    法國已經持續了幾百年的君主制度，戰爭失敗、債務高漲、貴族欺詐，第三等級的不滿情緒激增。隨着文化傳播和中世紀結束後對“人”本身的醒悟和探索，法國的知識分子開始把矛頭對準了法國統治階級，各種或嚴肅、或辛辣、或諷刺的作品層出不窮，得到了國內民眾的積極喝彩。比埃爾·培爾（Pierre Bayle）的《歷史批判辭典》全面批判了宗教神學，標誌着唯物主義和無神論走上法國的歷史舞台，孟德斯鳩和伏爾泰發揚光大，加強了對君主政體的抨擊；盧梭則是從人的本性推演到專制君主的危害，認為權力應該屬於人民。這些思想影響了一大批上層識字者，也傳播到了底層勞動者的羣體，為後來的第三等級爭取權力平等奠定了一部分思想作用。但是從總體來説，啓蒙時代對大革命既非關鍵因素，也非主要因素。

    隨着思想的傳播，一個意想不到的工具在後來的大革命中起到了非凡的作用：地下印刷的非法宣傳品。在啓蒙時代，沙龍、圖書館、各種學術聚會都成為了思想交流的平台，日常匯聚着大批學者、學生、普通知識分子，但是地下非法刊物卻觸及到了最底層也是最廣泛的民間大眾，尤其是刊物上為了吸引讀者刊登的各種文章、小故事、諧趣作品為大眾喜聞樂見，通過口耳相傳，散佈得極為迅速，並且為多數人深信不疑，造成了真假消息的迅速氾濫。許多文章內容偏激、文字煽動，蠱惑了不少輕信的老百姓。隨着經濟惡化，人民對王室的不滿加劇，非法宣傳品上的王室形象迅速崩塌，即醜化了國王的形象，又成為民眾發泄不滿的出氣口。關於路易十五的文字“路易，如果你曾是我們愛戴的對象，那是因為你的惡德還未被我們知曉”的語句流傳四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王后項鍊”一案，在瑪麗·安東瓦內特奢侈揮霍、“赤字夫人”的形象已經建立的情況下，儘管項鍊案最後被證明為她毫不知情，但是街頭散發的各種傳單已經把她購買項鍊的情景描繪得跌宕起伏、扣人心絃且真實無比，給了王后致命一擊，最後她也被推上斷頭台。

大革命前的宣傳單：自由勝利或獨立的髮型 （諷刺王后喜愛的高大誇張的髮型）

3**．美國獨立戰爭**

    從路易十四開始，大貴族們聚集在凡爾賽宮，過着紙醉金迷的生活，但是奢靡卻無所事事的生活反而激起了一部分人的厭倦。他們不滿意無聊的日子，有才能有野心的人期待能有讓他們放手發揮才幹的一天，美國獨立戰爭的爆發恰恰提供了一個機會。拉法葉特、屈斯丁、威奧默尼爾、拉默、底養家族的成員都投身於獨立戰爭，甚至佔有極為重要的地位。拉法葉特先後出任北美民軍前衞司令和右路軍司令，作為法國志願軍和北美大陸軍的實際統帥，名垂史冊。以至於二戰美軍反攻入法國本土時，不少美軍士兵高呼“拉法耶特，我們來了”。

作為歐洲長期對抗的老對頭，英法兩國同樣在美洲大陸開展了對殖民地的激烈爭奪，法國在七年戰爭中失敗，丟掉了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東岸的殖民地。1775年美國獨立戰爭的爆發，無異於是給法國的一個天賜良機，如果能夠幫助美國獲勝，既有機會收回原法屬殖民地，又能打壓英國的勢力，甚至染指英屬殖民地。1778年2月法美簽訂軍事同盟條約，法國正式承認美國，1778年6月法英開戰。

戰爭最具決定性的戰役是1781年的約克敦之戰，此戰中，負責在海上堵住英軍退路的是法王路易十六派遣的格拉塞伯爵指揮的龐大的法國艦隊，共計戰列艦32艘，士兵1.5萬人。而陸上聯軍美國大陸軍5645人、民兵3200人，法軍則有8800人，聯軍參戰火炮共375門，其中屬於法軍的有343門。

在這場決定北美獨立戰爭勝利的投降書上，美法聯軍有三個人簽字，美國人只有華盛頓，法國人倒有兩個：羅尚博伯爵和格拉塞伯爵。1783年美英是在法國凡爾賽宮簽署的和約，英國正式承認美國獨立，美利堅合眾國誕生。

                 羅尚搏和華盛頓在約克鎮

美國獨立戰爭中法國的幫助無可替代，甚至某些時候遠遠大於美國自己的力量。但是幫助了美國的法國國王萬萬沒有想到，投身於獨立戰爭的法國貴族和戰士們紛紛接受併發揚了獨立自由的思想，大多數又以同樣的熱情投身於大革命，在革命初期成為王室反對派人物。這算不算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法國為此戰花費了20億利弗爾，包括無償援助和貸款4600萬利弗爾，並擔保了西班牙和荷蘭1300萬利弗爾的貸款，佔了當時美國資金的一半，法國國家債務超過40億利弗爾，從而使王室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更為諷刺地是大革命時期英法爆發戰爭時，法國大使向美國索還這筆貸款，被美國斷然拒絕了。華盛頓總統的理由是與法國的條約是與法國國王路易十六簽訂的，不是與殺害國王的劊子手籤的，現在國王死了，所以條約做廢，貸款不予歸還，大概算是為路易十六報了仇。

1876****年法國為紀念美國獨立100週年兼戰爭期間的美法聯盟，向美國贈送了自由女神像，讀者們瞻仰這尊象徵自由和人權的雕像時，別忘了上面可有一位法國冤大頭國王的斑斑血跡呢。

三．災害和經濟下滑

18世紀初，法國的資本主義已經取得了相當的發展。里昂、奧爾良、阿爾薩斯—洛林等城市，出現了大量手工工場，許多都僱用百人甚至千人以上。馬賽、南特、勒阿弗爾、波爾多等城市是當時的外貿中心，出口酒類和奢侈品，進口棉花、香料、皮革、咖啡等。由於工商業發達，法國集中了歐洲一半以上的貨幣。

            小資階層——富裕的手工作坊主

法國支持的美國獨立戰爭儘管最後取得了勝利，非但沒獲得什麼收益，反而加劇了債務負擔，因此，法國非常希望和英國重新恢復正常的貿易關係，以平衡岌岌可危的財政；同時英國也由於戰爭失敗而蒙受了嚴重的損失，雙方的商貿出現大幅度下降，各種關卡的增多還導致走私盛行。1786年，在法國外交大臣維爾仁的斡旋下，英法簽訂了通商條約，於1787年5月開始實行。

根據條約，解除所有禁令，金屬製品的關税大約降低到10％，棉毛、瓷器、玻璃器皿、陶器為12％，只有絲綢繼續保持沉重的進口税，對里昂的生產者很不利。隨後，從英國進口的棉花產品從1786年的8000英鎊增加到1788年的127000英鎊，僅佔英國棉製品的2％，卻佔法國消費的5％到6％；法國葡萄酒出口商的銷售額則從1786年的9431英鎊增加到1787年的41788英鎊，遠遠快於其他國家。

但是，由於1781—1787年間英國紡織業的生產能力飛速增長，出現了過剩危機；成本下降，加上法國的紡織品關税保護被條約摧毀，英國紡織品得以轉嫁危機，乘機向法國大量傾銷，嚴重衝擊了法國的手工業。1787—1789年，全法國的紡織品年產量一路下滑了一半左右，大量的作坊和資本主義工場破產，僅巴黎就有8萬人失業，城市經濟破壞嚴重。而法國的葡萄酒出口，則限於生產能力和消費習慣的侷限，很難獲得像英國紡織品那樣的擴張。

支柱產業紡織品的凋敝，又帶累了其它皮革、出口等行業一起萎靡不振，因此，在大革命前夕，法國的經濟繁榮期實際已經結束，相反，工業生產和城市經濟正處於衰退和高失業的狀態。

雪上加霜的是法國同時天災不斷，農業收成減少，1768、1770、1775、1785、1788-1789都爆發過因食物短缺引起的大規模騷亂，1788年春的旱災和冬天的嚴寒更成為大革命爆發的導火索。後來的美國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斐遜正好訪法，他在回憶錄中寫道：“一個特別寒冷的冬天來了，如此嚴寒的冬季在記憶中或人類有記載的歷史中還未曾有過。有時候水銀温度計顯示華氏冰點以下50℃。所有户外勞作都被迫中止。那些窮人沒有收入也就自然沒有面包或食物。”

法國大革命前夕，4磅麪包的價格8蘇漲到1789年底的12蘇，1788年農村家庭的大半收入要花費在食品上，1789年則達到80%；甚至在某些地區，全部收入僅夠每天買一個麪包。大規模的饑荒和普遍的營養不良，疾病率和死亡率上漲，政府無力把救濟送到災區，農民則大量湧入城市尋找生機，後來他們中的大部分都成了大革命一次又一次暴動的生力軍。

                     十八世紀法國民眾暴動次數

四．路易十六措施錯誤

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推上斷頭台。後來的歷史學家對他評論不一，法國曆史學家米涅對路易十六曾有過這樣的評價:“路易十六，以他的胸懷和品德來説,是最適合於他那個時代的。當人們對獨斷專制的政治體制不滿時,他就自願地放棄這種專制的做法；當人們對路易十五的荒淫揮霍感到憤恨時,他能夠品行端方,生活儉樸。人們要求作出一些必要的改革時,他也能夠體察公眾的需要並立意要給予滿足。” 法國慶祝革命200週年的慶典上，法國總統密特朗表示，“路易十六是個好人，把他處死是件悲劇，但也是不可避免的。”

仔細審視大革命的發展史，應該説，歷史不是沒給過他機會的。

1788年7月5日，王室答應召開全國三級會議，8月8日，決定在1789年5月1日召開三級會議。9月21日，巴黎最高法院作出裁決，即將召開的三級會議將“正規地按照1614年的方式召開和組成。”也就是將沿用一百多年的方式，教士、貴族和第三等級代表人數均等，各佔一票。

三級會議

這使得占人口98%的第三等級意識到，他們仍舊比佔2%的前兩個等級少一票，毫無疑問它點燃了第三等級的怒火，引發了他們爭取多數權力的行動。

12月，路易十六做出決定，第三等級代表人數翻倍，等於前兩個等級的代表人數總和。這又導致舊貴族們的激烈抗議，尤其在保留或恢復了舊三級會議制度的省份，如普羅旺斯、勃艮第等地區，爆發了激烈的示威反對第三等級妄圖犯上作亂的企圖。

此時，原來針對國王和王室的敵意減弱，三個等級陷入相互對抗的局面，就像觀察家馬勒·杜班在1789年1月寫的那樣：“一般爭論已經改變了方向。關於國王、專制和憲法等，都成了次要問題。現在是第三等級和前兩個等級之間的鬥爭。”

如果路易十六能夠抓住這短暫的對他情緒緩和期，聯合第三等級壓制住貴族們的話，未必不能獲得支持和諒解，控制住局面。可惜，他個性軟弱，不想得罪貴族；更重要的是，他還完全沒有認為局勢會越來越惡化，最終把他推上不歸路。在還算有餘地的情況下，他本能地不背叛自己的利益，不背叛他自己階級的利益。

三級會議於1789年5月5日開幕，第三等級的代表們本來對路易十六滿懷期待，指望這位君主能夠支持他們，但結果卻大失所望，國王關心的只是財政問題：“朕需要忠誠的臣民的援助，以幫助朕克服目前遇到的一切財政困難。”

路易十六的行為，使得第三等級最終認識到，如果想要打破三級會議被特權等級壟斷的狀況，他們只能依靠自己，只有粉碎了舊的國家體制，建立新的權力機構，第三等級才能獲得他們想要的一切。

6月17日，第三等級將有名無實的三級會議改為“國民議會”（Assemblée nationale），並且賦予自己批准税收的權力。對此，路易十六並未想出什麼化解危機的良策，而是採取了一個愚蠢的行動——關閉第三等級的會議大廳，結果引發了著名的“網球場宣誓”。7月9日，國民議會又自行將名稱更改為“國民制憲議會”（Assemblée nationale constituante）。

在經過國民議會成立、網球場宣誓、國王宣佈第三等級的決議無效等激烈衝突的事件後，第三等級通過了議會不可侵犯的決議，實際上否決了國王意志，這冒着極大的風險。因為國王完全可以動用凡爾賽周圍軍隊，驅散議會，鎮壓下那一千多作亂的議員，穩定住以國王意志為首的局面。

但是，路易十六放棄了，他軟弱地承認了第三等級的擅自做法，等於放棄了自身的權威性。隨即，大批教士和貴族加入了國民議會，支持王權的保守貴族反而成了少數派。接着，6月27日，國王寫信給特權階級代表，要他們也參加國民議會，從此三級會議將不復存在。哪怕再保守保王的貴族，此時也認識到了國王的朽木不可雕性，紛紛奉旨投敵，路易十六挖掉了自己的根基。

然而，禍兮福之所伏。路易十六的退讓傳到巴黎民眾耳中，變成了國王對人民的善意。陰差陽錯他再次得到了民眾們的擁戴， “國王萬歲！王后萬歲！”的口號響徹雲霄，第三等級再次和他站在了一起。

可是，在局面對他有利的情況下，這位軟弱的國王令人大跌眼鏡地又回頭了，在王后和部分貴族的慫恿下，他向凡爾賽和巴黎周圍調派軍隊以加強對政治局面的控制，7月11日，他解除了代表改革的內克的職務並將之驅逐出法國，以前國王釋放的少量善意一下子被他堅決敵對的面目擊得粉碎，最後導致了7月14日民眾武裝攻佔巴士底獄的事件爆發。而路易十六竟然絲毫沒有意識到這一事態的嚴重性，他在記事本里敷衍地寫到：“14日，星期二，無事。”

經歷了這麼多波折，歷史仍然給了路易十六一個機會。經過權衡，他在7月17日到達了巴黎市政廳，認可了民選官員，接受了新任巴黎市長巴伊奉上的紅白藍三色帽徽，白色即代表王室，紅藍兩色代表巴黎。巴伊説：“巴黎復得了國王。” 此時，人民至少是不反對王室的，路易十六保住了王位，當然，也保住了他的生命。但這僅僅是一個短暫的延緩期。

路易十六來到巴黎市政廳

1791年6月20日深夜，路易十六和家人出逃，希望先到荷蘭的軍營，再取得各國的支持反撲。可是這位優柔寡斷的國王似乎絲毫沒有意識到這是生死攸關的大事，事先不謹慎的準備已經引起了懷疑，逃亡時間又被延遲，一路上他竟然還頻頻下車與路人交談，出頭露面和耽誤的時間足以讓他被聞訊而來的國民衞隊抓住。以後，他的生死就再也由不得自己作主了。

等到發現他攻擊議會的信件，和王室資助流亡者、向反對革命的貴族提供經費、串通國外勢力等證據，他的死亡基本就是不可挽回的事實了。

審視了法國大革命發生前的漫長曆史，我們明確了不僅正如托克維爾説的：“然而它僅僅是一件長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勞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終結。”除了歷史的累積，還有天時、人禍的加成，各種因素一樣又一樣地壓上法國的社會制度，最後，法國曆史上最激烈最徹底、影響最大、波及整個歐洲的大革命終於爆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