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研中心：全球產業分工格局重塑中的中國位勢與政策方向_風聞

國研中心：全球產業分工格局重塑中的中國位勢與政策方向

在《未來全球產業分工格局變化分析》一文中（參見《中國發展觀察》2019年第12期），我們給出了對未來全球產業分工格局走勢的一些基本認識，是“飄在太空看地球”。本文將我國“代入”其中，重點討論我國面對這樣一種變局時所具有的優勢和劣勢，以及未來15—20年後可能處於的位置。

｜中國在未來全球產業分工格局的優劣勢分析

（一）在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技術發展浪潮中優勢明顯，但一些突出短板也難以在短期內補足

由於體量規模巨大等原因，我國與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有着顯著差異，經濟發展的完整性、多樣性非常強。總的看，我國在全球新興產業競爭中取得較好成效的可能性很大，有望不斷實現產業鏈、價值鏈上的躍升。

1.數字經濟發展已處於全球領先地位，實現更大發展的各方面要件比較齊備。

儘管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但我國總體上已經在新技術發展應用的全球競爭中處於領先位置。以數字經濟發展為例。2016年，從總量來看，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大約為22.77萬億人民幣，是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數字經濟體；從數字經濟佔GDP比重來看，我國儘管依然落後於美國（59.2%）、英國（54.5%）、日本（45.9%）等主要發達國家，但發展勢頭更迅猛，從1996年的5%左右快速提高到30.61% （馬化騰等，2017）。從代表性企業層面看也是如此，我國的世界500強企業數量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獨角獸”企業數量也是如此，以BAT為典型代表的互聯網企業都已經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從未來發展的角度看，我國各方面要件比較齊備，具備乘勢而上的良好機遇。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全球具備這一綜合性優勢的國家很少。一是具備超大規模多層次國內市場的獨特優勢。這是歷次工業革命中取得領先地位的國家的共同特徵之一。我國一個突出的優勢是，龐大的中產階級人羣的消費習慣未被鎖定，對新產品、新模式的接受程度顯著提高，這為新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和試錯空間。二是我國有雄厚的製造業基礎和相對領先的IT基礎。需要看到，儘管我國在這兩方面都不是最頂尖水平，但全球同時具備這兩方面堅實基礎的國家也很少。三是人力資本提升的長期努力正“開花結果”。我國高層次、高技能、複合型人才的數量和質量都有明顯提升，在全球人才競爭中的吸引力也在不斷提高。除此之外，我國在長期規劃能力、商業模式創新、跨產業協調協作能力等方面也有着相對優勢。

2.核心技術不掌握等突出短板在短期內還很難補足。

除需要邁過的中短期階段性關口之外，還有一些中長期問題需要引起關注，包括核心技術能否取得突破、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建設問題、國內壟斷性行業深化改革問題，等等。以能夠在關鍵技術環節取得突破的問題為例，持續快速推動技術進步和創新，無疑仍是贏得未來競爭的關鍵所在。技術的發展和突破，儘管在很多時候帶有偶然性色彩，但也遵循着一些基本規律。其中一點就是，新技術突破普遍要以長時期的基礎學科積累為重要基礎。從這個角度看，儘管我國近年來R&D投入絕對量很大，佔GDP比重也在快速提高並超過了OECD國家平均水平，但一方面這只是流量概念，而在存量上我國與領先國家還有明顯差距，另一方面我國研發投入還存在着基礎研究比例偏低的結構性缺陷，因此盲目樂觀是不可取的。事實上，在超大規模集成電路、航空發動機、數控機牀、先進材料、生命健康等一些關鍵領域，我國要想取得全球領先地位還任重道遠，有些可能在未來15—20年內都難以實現。

（二）新的後發經濟體開始成長為我國推進全球化佈局、提升產業影響力提供了機遇，但要警惕國內產業過快轉移在內外部產生的長期負面影響

從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來看，產業梯度轉移不可避免。總的看，在國內一些傳統產業出現嚴重產能過剩問題的時刻，能夠尋找到“出口”是好事。但通過觀察一些發達經濟體曾走過的路，我們需要警惕產業過快轉移帶來的負面影響。

1.新的後發經濟體開始成長為我國增強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提供了良好機遇。

最近幾年，國內鋼鐵、石化等基礎性行業出現了比較嚴重的產能過剩問題，不僅帶來了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問題，還拉低了整體經濟的運行效率，同時也在國際社會上引發了一些擔憂。未來幾年中，在汽車製造等一些行業中有可能出現類似的產能過剩現象。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加上國內勞動力等要素成本的快速上漲，一些傳統行業從長期看在國內已經缺少發展空間甚至還要收縮。因此，如果能夠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大框架下，實現這些產業向南亞、非洲一些國家的有序轉移，既為國內實現產業轉型升級騰挪出資源和空間，也有利於我國企業在全球產業佈局中增強話語權。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當前全球正處於新一輪標準競爭的過程中，如果我國能在產業對外轉移過程中實現國內標準的更廣泛傳播應用，將為長期中提高產業鏈、價值鏈掌控力奠定堅實的基礎。

2.如果把握不好國內產業向外轉移的時機和節奏，將帶來很多長期隱患。

可能出現的長期隱患，既有來自國外的，也有來自國內的。從國內外競爭角度看，歷史經驗已經反覆證明，產業轉移和外包是培養潛在競爭者的“最好手段”之一。對後發經濟體而言，在缺資金、缺技術、缺人才、缺營銷渠道等不利局面下，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和分包是快速提升製造業基礎能力、融入全球產業鏈的關鍵性手段。而從發達經濟體的角度看，儘管更好利用了全球資源和市場，但中長期內也培養了潛在的競爭對手。因此，對我國而言，需要清醒認識到這種產業轉移的“雙面性”。從國內來看，向國外的產業轉移和國內製造業佔比下降的現實情況，存在着不少隱患。一是影響經濟發展前景的隱患。國際經驗表明，開始去工業化的國家的人均GDP越低，其去工業化進程對經濟增長和增長前景產生影響的可能性則越大（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2015）。而我國製造業佔比開始下降的時點上，人均GDP 比歷史上的其他國家明顯更低。二是影響創新發展的隱患。製造“普通商品”和創造一個新的高科技未來之間並沒有絕對界限（斯米爾，2015）；而一旦缺少對生產製造過程的實際參與和理解，技術演進的經驗鏈條就斷裂了，很多創新根本無從談起。三是製造業發展良好氛圍再難形成的隱患。這一點在國內已經表現得比較明顯，短時間內也難有起色。

（三）中產階級興起帶來的超大規模多層次國內市場是我國的獨特優勢，但制約需求充分釋放及其拉動國內產業發展的障礙依然存在

如前所述，需求對拉動產業發展起着關鍵性作用，而且在新技術條件下生產與消費之間的環節將被壓縮，因此需求在哪裏對全球產業分工格局會有着重要影響。

1.超大規模多層次國內市場是我國的獨特優勢。

在相對比較成熟的市場中，消費者需求響應速度正逐漸成為企業贏得市場競爭的關鍵所在，服裝、消費電子、汽車等行業均表現出類似的特徵。要實現這一點，在成本收益可以平衡的前提下，最直接的方式是將研發、設計、生產等佈局到與消費更近的地方，以更好地融入當地市場。如此一來，消費在哪裏就至關重要。

近幾年來，我國國內消費市場成長迅速，特點也非常明顯。一是體量規模巨大。國內需求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持續提高，2017年全年最終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達到58.8%。我國國內消費市場的空間巨大、潛力巨大，已經是世所公認的。二是呈現出多層次。規模巨大但競爭也愈發激烈的“傳統需求”，既為企業提供了市場空間，同時也對企業不斷轉型升級提出了迫切要求；不斷湧現且規模快速擴展的“新興需求”，將為新技術、新產品提供廣闊空間。三是消費者習慣未被鎖定，表現出明顯的“嚐鮮”特徵。與其他消費大國相比，這是我國國內市場的一個顯著特點。這帶來的一個最大好處是，消費者與產品、服務供應商之間的聯繫更加緊密，供應商可以在與消費者的互動中更快提高產品和服務的便捷度、性價比，這對促進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的發展大有裨益。

2.制約國內需求充分釋放及其拉動國內產業發展的障礙目前依然存在。

一方面，制約國內需求充分釋放的障礙依然存在。比如，國內基尼係數近年來持續維持在高位，這顯示出居民收入分配問題比較突出，考慮到富裕人羣的邊際消費傾向會更低，這無疑會抑制整個社會消費潛力的釋放。再如，高房價也會明顯抑制很多城市居民的消費意願和能力，很多家庭的實際消費能力與賬面消費能力之間存在着較大差距。與此同時，社會保障體系仍不完善、消費者保護力度依然不夠等問題也都制約着國內需求的充分釋放。另一方面，制約國內需求拉動國內產業轉型升級實現“產消共榮”的障礙依然存在。國內出現的奢侈品熱、出國遊熱、搶購國外奶粉和馬桶蓋等現象，都説明了不少國內需求與國內產業發展之間的關聯度有限。近年來，我國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為了解決國內產品、服務供給質量不高的結構性問題，用更好的供給來滿足變化了的需求，實現國內生產與消費之間的更好匹配、相互促進。

（四）在全球經貿、標準等規則制定中有更多話語權，但硬實力轉化為軟實力的過程將是困難且漫長的

規則是產業發展的重要引領，規則制定權和影響力對全球產業發展格局有着重大影響。作為一個崛起中的大國，我國近年來的綜合國力增長很快，與領先國家的差距在快速縮小。這種對比變化，自然會反映到國際規則制定、全球事務治理等方面，但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夠完成的。

1.在全球經貿、標準等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將持續增加。

近幾年來，我國在全球經貿、標準等規則制定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已經快速顯現。十八大以來，我國提出了正確義利觀、新型大國關係、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並且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實施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發起創辦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設立絲路基金，舉辦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等，提出了實實在在的進一步推動全球化、實現互利共贏的思路和辦法。在理念層面、宏觀層面產生重要影響力的基礎下，很多具體領域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也得到了充分體現。比如，在智能製造領域，我國制定的部分智能製造標準逐漸獲得了國際認可，在國際電工委員會（IEC）已經主導制定了20 項智能製造國際標準，其中13項已經正式發佈，智能製造系統架構已納入ISO/IEC智能製造標準地圖組。做到這一點，無疑對我國未來發展智能製造大有裨益。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

話語權和影響力主要來自我國經濟及綜合國力的快速增長。經過改革開放40年來的高速發展，我國GDP從十名開外增長到穩居世界第二，近年來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成為全球第一製造大國、第一貨物出口大國以及重要的對外投資國。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面，未來15—20年中經濟增速儘管會有所下降，但預計依然將在全球主要國家中位居前列，經濟實力相對提高的態勢將會保持。從這個基本邏輯出發，我國的全球影響力也將持續提高。

2.硬實力充分轉換成軟實力預期需要經歷一個長期且困難的過程。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鬆鬆、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走向國際舞台的中央、顯著增強我國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本身就是偉大復興的題中應有之義，也不可能是一馬平川的。從國際環境看，美國對我國實施戰略遏制，“301”調查就是明顯例證，而且中長期內類似的問題可能會多次出現；很多發達國家對我國的快速崛起持矛盾心態，發自內心“鼓掌歡迎”的並不多；國際社會要求我國承擔更多全球公共產品的呼聲日益增多，其中一些已經超出了我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客觀現實，等等。從國內情況看，一方面，迫切需要加強對國際事務的理解和洞察、引導和把握等方面的能力建設。通俗地講，就是既要了解自己，也要了解別人眼中的自己；既要了解別人，還要了解別人的自我認知。在這些方面，全球主要發達國家的能力是在幾十年乃至上百年的起起伏伏中形成的，我國需要經歷一個較長時期的學習過程，甚至交一些“學費”也是正常的。另一方面，國際影響力需要全球領先的實踐作為支撐，而國內一些制度和政策環境與主要發達國家還有差距。比如，國內近年來脱貧攻堅取得的巨大成就顯著增加了我國在相關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移動支付、可再生能源發電、新能源汽車等領域的快速發展對我國在國際上引領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的發展也提供了堅實基礎。但反過來看，我國在知識產權保護、國企國資改革、營商環境、對外開放等方面與全球領先國家還存在不小差距，要在這些方面提高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還需要付出長期艱鉅努力。

｜需要重點關注和切實推進的政策選項

應對國內外環境的深刻變化，抓住新工業革命的歷史性契機，實現國內產業轉型升級和高質量發展，可供選擇的政策選項可能有很多，以下幾個方面需要予以重點關注和切實推進。

一是總結提煉具有我國鮮明特色的工業發展思想體系。公認的經濟強國特別是製造強國，都曾系統提出過以本國發展成功經驗為基礎的、首創性的工業發展思想或理念，包括誕生在美國的福特大規模流水線生產方式、泰勒科學管理理論，誕生在日本的豐田精益生產方式，以及誕生在德國並與現代管理理念有明顯差異的“隱形冠軍”現象等。這些發展思想或理念，已經成為經濟強國的“標配”和“名片”，具有全球性深遠影響和指導意義。我國在製造業發展實踐上有很多可總結之處，也有一些不同於別國經驗的創新之處，需要予以總結提煉推廣。這樣，在國內有助於塑造引導推動製造業發展的社會規範和共識；在國際上也貢獻了“中國方案”，可供一些“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後發經濟體參考借鑑。

二是加快佈局工業互聯網平台建設。平台型企業的興起，是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技術發展應用的必然結果，也是近年來全球產業發展表現出的最重大趨勢性變化之一。工業互聯網就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與工業系統全方位深度融合所形成的產業及應用生態，是工業智能化發展的關鍵性綜合信息基礎設施。與當前已經得到較廣泛普及的消費型平台相比，工業互聯網將涉及的經濟規模體量更大、影響也更大。在這個領域，相比少數領先國家，我國的優勢和劣勢都比較明顯。為贏得未來競爭制高點，我國需要加快推進工業互聯網平台建設和推廣。

三是積極推進一系列關鍵要素的市場化改革。生產要素的供給水平和價格，有些主要是自然資源稟賦所決定的，但多數還會受到制度安排、政策導向等因素的影響。儘管我國當前在製造業發展綜合成本方面比很多國家仍然具有優勢，但這種優勢在縮小，甚至在一些領域還出現了比較劣勢。近年來，我國開展了電力管理體制、油氣管理體制、户籍管理制度、財税管理體制、金融管理體制等一系列重大改革，取得了不少成效，但依然存在不少體制機制障礙需要進一步理順，要素成本下降的空間還需進一步挖掘。

四是加快建設多層次人才隊伍。決定產業發展的核心是人才，人才競爭也是世界各國競爭的主線之一。在新工業革命背景下，我國製造業發展中缺乏複合型高端人才、技能型人才等問題已經凸顯，而且這種現象在國內目前實體經濟的發展環境和薪酬水平下還有進一步加劇的趨勢。要充分認識到解決人才問題的長期性和艱鉅性，中短期內要對企業開展員工培訓和提升給予支持，中長期內重點還是要改善教育體系，加大相關人才培養力度，優化人才發展環境。

五是進一步提升對外開放層次和水平。開放合作、互利共贏仍是世界發展的主流趨勢，在開放中提升仍是企業競爭力提高的重要途徑。當前，我國製造業除少數領域之外基本均已開放，但服務業領域對外開放的水平還相對較低。為充分實現產業競爭和集聚，需要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儘快真正落實已經出台的各項對外開放政策，全面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切實做好知識產權保護，加快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

六是完善體現時代特徵的統計體系。統計體系及其數據，既是對經濟發展思路、脈絡和成果的系統梳理，也是制定相關經濟政策的基本參考。但不可避免的，統計體系改進滯後於經濟理論變化，而經濟理論變化又滯後於經濟發展實踐。對產業特別是製造業做出更符合實際且更具包容性的定義及統計，有助於我們客觀認識製造業重要地位，也對制定相關政策提供更堅實依據。在這些方面，我國在借鑑國際前沿做法的基礎上已做了不少探索性準備，相關工作需要進一步推向深入。

（參考文獻略）

本文執筆：宋紫峯

文章來源：《中國發展觀察》雜誌2019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