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案的關鍵人物胡均鶴：遊走在天堂與地獄之間_風聞

文：吳基民

1933年3月，由於負責黨中央政治保衞工作的領導人顧順章和總書記向忠發的先後叛變，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中央機關正處在非常艱難的時刻。

兩個月前的一個夜晚，中共中央臨時負責人、二十六歲的博古已離開上海，轉移到中央蘇區。實際上，在此之前，整個黨中央的機關都已陸陸續續地搬遷到了江西瑞金。博古在上海簽發的最後一份文件是中共中央《關於反對叛徒鬥爭的提綱》。

就在這份文件中，中央以極大的憤怒痛斥了這些中共歷史上的大叛徒。可是誰也不曾想到，文件中提到的一個人卻悄然活着，始終遊走在光明與黑暗之間。一直到六十年以後才壽終正寢，走完了他極為尷尬的人生旅途。他叫胡均鶴……

上海被捕後叛變中共

1907年夏天，胡均鶴出生於江蘇與上海之間的江南小鎮甪直。胡均鶴是在蘇州長大的，他從小便失去了父親，靠母親替大户人家當傭人掙錢餬口。他的叔叔見他聰明伶俐，便出錢幫助他念完了小學。胡均鶴從十四歲開始，就到上海的一家小醬油店去當學徒，以後還曾到賣舊衣服的小店裏當過店員，可以説是一個典型的無產階級。

1923年，中國工人運動的早期領導人劉華在滬西辦了所工友俱樂部，胡均鶴時常到俱樂部裏去活動，與劉華成了好朋友。1925年，上海爆發了著名的“五卅”運動，在劉華的影響下，胡均鶴積極參加了“罷工、罷市、罷課”的三罷運動。也就在這一年，他由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和李強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成了一個職業革命家。

胡均鶴出身貧苦，又有點文化，可以稱之為“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因而在當時的特定環境中上升得很快。大革命失敗以後，他擔任團中央的組織部長，1928年還作為少共國際支部的代表去莫斯科參加了少共國際代表大會，見到了斯大林。回國以後，他先在江西中央蘇區工作過一陣子，很快又到白區團中央局擔任團中央書記。這是一個很高的職務，差不多在同一時間擔任團中央書記的博古便是在這個位子上跨前一步成為中共最高負責人的。

1930年，胡均鶴還以共青團中央代表的身份參加了在上海舉行的第一屆蘇維埃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是由林彪的堂哥林育南籌備主持的，中央和各蘇區都有代表參加。會址設在鳳陽路（當時叫白克路）後的一幢大樓裏。中共特科秘密地租下了整幢大樓。著名革命家李一氓坐鎮機關，還從四川調來了一個叫李一超的青年女子當他妹妹作掩護。李一超就是後來的抗聯女烈士趙一曼。李一氓在晚年的回憶錄中記下了胡均鶴：身材修長，口才很好，很得大家的好感。

1931年4月，顧順章在武漢被捕，隨即叛變；6月，向忠發被捕，隨即叛變，第三天就被槍殺；上海地下黨組織遭到了大破壞。第二年秋天，胡均鶴在上海被捕。關於他的被捕有兩種説法，都很離奇。一種説法是1932年夏天，他在江西蘇區帶了一箱子紅軍從打土豪中奪得的金銀珠寶到上海來開展工作。他在上海住進了百樂門旅館，同時通過在上海從事秘密工作的黃慕蘭，與當時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潘漢年接上了關係。一天晚上，潘漢年來到了胡均鶴的旅館，從他手中取走了箱子。潘漢年走後不久，租界巡捕就衝了進來，將胡均鶴帶走了……

另一種説法是胡均鶴的妻子、東北著名抗戰英雄趙尚志的妹妹趙尚芸提供的：

1932年春天，剛剛加入共青團的趙尚芸從東北到上海蔘加團中央舉辦的訓練班，當時胡均鶴已在上海擔任團中央書記。趙尚芸雖然是東北人，卻長得非常文靜秀氣，胡均鶴是訓練班的負責人，他們倆朝夕相處，漸漸地產生了感情……

趙尚芸初到上海，人地生疏，語言也不甚相通，她靠胡均鶴的幫助，在上海租了亭子間。胡均鶴化名陳炳文住在機關裏，看機關的便是胡均鶴的母親，對外稱作傭人，胡均鶴有時也到亭子間裏來，但極少過夜。

1932年11月或12月的一個夜晚，胡均鶴在機關裏起草文件，他寫得很晚，也許是工作太勞累的緣故，寫着寫着便睡着了……等他醒來時，幾個巡捕已站在他的跟前。胡均鶴心裏暗暗叫苦，他聲稱自己是替人看房子的。為首的巡捕冷笑一聲，也不與他多説什麼，就將他帶走了。胡均鶴的母親沒有文化，但也曉得兒子在從事一些什麼事情，想方設法將機關已經出事的暗號擺了出去。第二天上午，時任中央委員的胡大海來到此地，看見了暗號，但見四下平靜，還是走了進去，結果一起落入敵手。幾天以後，上海的報紙便刊出消息，説是“逮捕了共黨魁首胡大海、陳炳文”。國民黨中統特務陳蔚如在他的回憶錄《我的特務生涯》一文中寫道：中統上海區在破獲了共青團中央機關後，逮捕了胡大海、陳慶齋、胡均鶴、姜子云、袁炳輝等人，還繳獲了一隻保險箱。上海區區長史濟美（又名馬紹武）自以為是搞到了什麼重要文件，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將它搬回自己家中派人砸開，不料裏面只有幾張發票。

趙尚芸當時已有身孕，她見胡均鶴幾天沒到她的亭子間裏來，便由正在上海唱戲的姐姐幫忙，匆匆忙忙搬了個地方隱蔽了起來。筆者多年前在採訪趙尚芸時，提到胡均鶴從江西蘇區帶了一箱子黃金到上海作地下黨的活動經費一事。趙尚芸回答説，她也曾聽到胡均鶴提到過這件事，不過那是在1932年以前的事。兩種説法，筆者以為趙尚芸的説法較為可信。

胡均鶴在獄中受到國民黨當局的嚴刑拷打，但未能奏效。他想到過自殺，但在嚴密看管下未獲成功。顧順章向中統特務頭子徐恩曾建議：對此類死硬派的共產黨分子，拷打用刑是沒有用的，一定要攻心為上……徐恩曾深以為然，他令史濟美另想辦法。一天中午，史濟美踏進關押胡均鶴的單人牢房，拿了幾本不知從什麼地方搞來的共產黨刊物，放到胡均鶴跟前，説你還在為共產主義信仰而奮鬥，但共產黨早已把你視為叛徒把你開除了。胡均鶴將信將疑，翻開一看，果真如此。史濟美見胡均鶴有點動心了，又説：你老婆快要生孩子了，你總不見得讓孩子生下來就沒有父親吧！胡均鶴左思右想，長嘆一聲，終於落水。

蘇成德拉胡均鶴投靠汪偽政權

1933年春節前，胡均鶴從獄中出來，他不費吹灰之力便找到了趙尚芸。此刻趙尚芸剛剛生了個兒子，她一見到胡均鶴便百般埋怨，胡均鶴似乎也有點後悔，説是要隨趙到東北去，隱姓埋名，從最基層的工作做起，以取得黨的諒解。話雖是這麼講，人卻帶着趙尚芸到了南京。這件事以後，胡均鶴始終對他的妻子懷有內疚，趙尚芸有一些東北老鄉找上門來，有些人還是從事革命活動的。胡均鶴明知他們的身份，但也從不為難他們，還拿出一些錢款送給他們。

胡均鶴叛變後，先後擔任國民黨中統南京區的副區長兼情報股長和國民黨平綏鐵路特別黨部特務室的主任。陳蔚如在回憶錄中，幾次提到史濟美曾帶着胡均鶴等人到上海活動的情況。他們對中共地下黨的活動規律瞭如指掌，破壞性很大。黨組織痛下決心，將嚴懲叛徒。正巧，已經叛變革命成為中統特務的丁默邨、李士羣與史濟美髮生了矛盾。於是由丁默邨策劃，李士羣出面暗中聯絡了中共特科紅隊，伺機下手。1933年7月的一個夜晚，史濟美帶着幾個朋友從外面嫖娼喝酒歸來，在新閘路斯文里弄口突遭暗殺。一時叛徒特務聞風喪膽，誰也不敢輕易到上海灘來，胡均鶴這才將他的活動中心轉移到北方。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時，胡均鶴正在北平，他帶着妻兒匆匆趕到天津，準備取海路奔上海，不料一到天津，又獲悉上海已爆發戰爭，於是便將妻兒留在天津，隻身奔赴內地。

1938年，胡均鶴被國民黨中統委派為蘇滬區副區長兼情報股長，區長為老牌特務徐兆麟。這時上海已淪為孤島，胡均鶴隻身赴滬，又將已在香港定居的趙尚芸接到上海，在跑狗場（今文化廣場）附近法租界的僻靜處租了一套公寓，住了下來。

當時上海的情況非常複雜，是一個國際情報活動的中心。國民黨中統、軍統在上海都有非常龐大的特務網，中共情報人員在上海也非常活躍，此外，世界各國在上海都有諜報人員在活動。1939年3月，以丁默邨、李士羣為代表的汪偽特工總部掛牌成立，他們以日本侵略軍為後台，很快便佔了上風。

1939年9月17日，當時與胡均鶴同樣擔任蘇滬區副區長的大特務蘇成德來到胡均鶴家，説是要請胡均鶴外出吃飯，胡均鶴欣然應諾，誰曉得這一走便一夜未歸。直到第二天中午，胡均鶴才回到家裏，他吞吞吐吐，先是講看戲去了，接着又説在飯店裏搓麻將，最後對妻子説了聲“我對不起你”，便躺在牀上長吁短嘆。原來蘇成德已經投靠了日偽，作為見面禮，他將整個蘇滬區組織和盤托出，僅剩下區長徐兆麟和會計蔡均千兩人。那天吃飯在座的都是蘇滬區的人，在蘇成德的軟硬兼施之下，胡均鶴也答應落水。蘇成德之所以將他放回家來，是要他誘騙徐兆麟，因為在整個蘇滬區的特工系統中只有一個人知道徐兆麟的地址，但胡均鶴恰恰隱瞞了這一點，只是説徐兆麟隔天要和他通一次電話。蘇成德希望他在電話中穩住徐兆麟，然後將他誘騙出來……

胡均鶴待在家裏，不一會兒徐兆麟果然打電話來了，電話是趙尚芸接的。徐兆麟在電話中對趙尚芸講：“告訴老胡，蘇成德出問題了……”趙尚芸望了下胡均鶴，回答説：“老胡也被蘇成德請去吃飯了……”對方猶豫了一下，回答説：“知道了。”隨即掛斷了電話。

蘇成德的叛變使中統在淪陷區最大的特工組織蘇滬區全部瓦解，也給自己埋下了禍根。徐恩曾對他恨之入骨，儘管蘇成德以後屢屢向國民黨當局施媚眼、獻情報，但抗戰勝利後還是被判處了死刑。而胡均鶴因為沒有供出徐兆麟而保住了性命，抗戰勝利後只被判處十年徒刑，這自然是後話了……

胡均鶴落水後，與丁默邨、李士羣同為共產黨的叛徒，又同是中統熟人，很快就受到重用。他先被汪偽任命為特工總部南京區的副區長兼情報科長，不久又調到上海擔任特工總部第二處處長，專門對付中統和共產黨，同時還兼任由李士羣擔任社長的“海社”的書記，從事破壞學生運動的活動。

胡均鶴安排李士羣與潘漢年聯繫往來

1939年秋天，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社會部決定設立華南情報局，由潘漢年負責組建並統一領導。當時在上海的情報工作非常複雜，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時候一個人還具有兩重甚至多重身份；尤其是落水當了漢奸的，或是天良未泯，或是為了給自己留有後路，可以同時為多種政治力量服務。胡均鶴是汪偽對付國民黨中統特務的最高頭目，但又在為中統服務。陳蔚如在他的回憶錄中就寫道：“其後胡均鶴與江蘇省調統室取得聯繫，有報告到重慶，中統局確認胡均鶴為‘地下工作人員’，指示其繼續留在南京。胡均鶴時有報告反映日偽情況，有卷存檔……”

1939年秋天，李士羣通過一個非常秘密的渠道，向中共有關方面表示：希望與中共建立聯繫，為了保密起見，希望中共能安排他熟悉的朋友胡繡楓來擔任他和中共方面的聯絡。潘漢年詳細研究了李士羣的情況，並經中央及社會部的同意，和廖承志隨即決定派胡繡楓的姐姐、中共地下黨員、詩人關露到李士羣家裏，和李士羣建立了聯繫。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形勢更加嚴峻。潘漢年經過反覆考慮，決定親自出面與李士羣在李士羣愚園路的家裏碰頭。這次碰面除了李士羣的太太葉吉卿外，還有兩個人，一個是與中共、國民黨中統、軍統以及日本人都有聯繫的“神秘人物”袁殊，另一個便是胡均鶴。

這一次碰頭沒有實質性的成果，但有一點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胡均鶴成了李士羣與潘漢年之間的聯繫人。以後每一次往來，潘漢年在上海的住所安全等，均由胡均鶴負責安排保護。

1942年4月，潘漢年與李士羣在李家又一次會面。李士羣為了表示自己的誠意，除了向潘漢年透露了敵偽即將對蘇北根據地進行“掃蕩”的軍事計劃外，還讓胡均鶴拿了一本上海儲備銀行的支票簿給潘漢年，説是潘可以隨時支取。潘漢年再三婉拒沒有成功，只得接受下來，可事實上一次也沒有動用過。

9月，中共中央電示當時留在上海的中共江蘇省委書記劉曉及王堯山等，考慮是否撤退到蘇北去。劉曉建議是否可以利用李士羣的關係，另外開闢一條更為便捷安全的交通線。這樣，潘漢年通過胡均鶴又一次在李家會見了李士羣。潘漢年對李士羣講：我準備帶幾個助手到新四軍根據地去一趟，你是否可以提供幫助？李士羣一口答應，並當即拍板由胡均鶴負責安排護送。同時，兩人還商定等潘漢年回到蘇北以後，雙方通過電台繼續保持聯繫，為此胡均鶴還專門編了一本密碼給潘漢年。

胡均鶴回到家裏，向趙尚芸提到了這件事，趙尚芸急了，她連連發問：“老胡，你有沒有把握？”胡均鶴淡淡一笑回答説：“鎮江站的劉毅是我的好朋友，我讓他親自出面將他們送過長江。”

11月，潘漢年、劉曉、王堯山以及劉、王兩人的夫人趙先、張本一行共五人，乘坐京滬特快二等車廂離開上海，行至鎮江。胡均鶴與汪偽鎮江特工站的站長劉毅（又名徐漢光）已在車站等候，下車後，潘漢年一行即住進了金山飯店。王堯山頗為緊張，他對趙先講：“這個人（指胡）是中央通報過的大叛徒。”潘漢年聽到了，回答説：“胡均鶴、劉毅雖然都是共產黨的叛徒，但他們都是被國民黨抓去後嚴刑拷打下自首叛變的，對國民黨不會有好感，現在又落水做了漢奸，明知沒有絲毫前途，因而想為我們黨效點力，爭取黨的寬大。”潘漢年的這一番話，使劉曉、王堯山等稍稍有點釋懷。第二天清晨，他們一行又由劉毅護送坐機帆船渡過長江到達儀徵，在儀徵的一家小旅館裏住了一夜。天矇矇亮，劉毅就將潘漢年等人喚醒了，他穿着便衣，僱了幾個挑夫挑着行李，一鼓作氣走了十多里路。在一個小山頭劉毅停了下來，他指着前面的村落講：“再過去就是羅炳輝將軍的駐地了。”潘漢年握了握劉毅的手回答説：“謝謝你，謝謝胡先生和李先生，咱們後會有期。”

潘漢年沒向上級請示會見汪精衞

1943年4月，日偽計劃對新四軍根據地進行大“掃蕩”。當時擔任新四軍政委兼中共華中局書記的饒漱石要潘漢年到上海去一次，重新部署那裏的情報工作，加強與李士羣的聯繫，尤其要搞清楚日偽這次大“掃蕩”的準確情況。經饒漱石批准，潘漢年再次經過鎮江抵達上海。

胡均鶴熱情接待了潘漢年，潘漢年向胡均鶴提出：希望能立即見到李士羣。胡均鶴陪同潘漢年到南京李家，李士羣又不在家，説是去看汪精衞了。當天晚上，潘漢年便由胡均鶴安排住進了南京的一家高級旅館。據當時也在南京工作的大名鼎鼎的“神秘牧師”董健吾以後回憶：他在旅館裏還碰到過潘漢年，雙方都“大吃一驚”！

第二天一早，李士羣由胡均鶴陪同，來到旅館會見了潘漢年，李士羣當即提出要帶潘漢年去見汪精衞。這是潘漢年做夢都沒有想到過的事，他既無法向上級請示，又無法拉下臉面一口回絕，只得隨同李士羣與胡均鶴一同驅車到汪公館會見了汪精衞……

這次會見時間並不長，據尹騏撰寫的《潘漢年的情報生涯》一書中揭露：汪精衞與潘漢年握了下手，坐下後汪精衞講：“我認識你們的毛澤東先生，過去我是主張聯共的，以後發生誤會了。你們和蔣介石聯合是沒有什麼搞頭的。蔣是獨裁的，我是要搞民主的，我要搞議會政治，成立聯合政府，吸取各黨派參加，也請共產黨參加。”潘漢年回答説：“共產黨是不會來參加你的議會政治的，來的也是假的。上海的共產黨是不會代表延安來參加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話轉告給延安，我認為延安方面是不會退出重慶參議會來南京參加你們的議會的。”汪精衞又説：“現在是個好機會。我們合作起來可以異途同歸。希望共產黨不要和蔣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們合作才能解救中國。”

會面結束後，潘漢年依然由胡均鶴陪同回到上海，他還應李士羣的邀請會見了李士羣的軍事顧問、日本華中派遣軍謀略科長都甲大佐，陪同的還是胡均鶴。胡均鶴向都甲介紹説：“這位胡先生（潘漢年當時化名胡越明）是影佐將軍的好朋友，是專門在江南江北做買賣的。”潘漢年以一個買賣人的身份，介紹了在新四軍蘇北根據地的所見所聞。也許是為了彌補自己的歉疚之心，胡均鶴旁敲側擊，配合潘漢年從都甲口中掏到了不少有價值的軍事情報。

幾天以後，潘漢年決定返回淮南根據地，離滬前，李士羣又邀潘漢年見了一面。這是潘漢年最後一次與李士羣會面。兩人閒聊幾句未作深談，便匆匆告別。以後胡均鶴兩次派劉毅渡過長江到蘇北新四軍根據地，送過一些情報和新四軍急需的藥品。同年，潘漢年的交通員何犖往返上海、蘇南也與胡均鶴和劉毅有過接觸，但隨着1943年9月9日李士羣被日本憲兵頭目岡村毒死之後，這一聯繫也就徹底中斷了。

1943年4月，潘漢年回到淮南根據地，向饒漱石彙報了有關日軍近期不會舉行大掃蕩的情報，但對和汪精衞見面一事，隻字未提。潘漢年與汪精衞見面，形式大於內容，雖然談話過程很短，談話中也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內容，但汪精衞畢竟是和共產黨的一個高級幹部碰了面，無論如何是一個大的政治事件。對於這麼重要的事件，不向上級彙報，終於釀成了大禍。

潘漢年案的唯一見證人

1955年，毛澤東做出逮捕潘漢年的決定時，此事的當事人汪、李兩人早已死去，參加會見的汪精衞秘書陳春圃也已死了，唯一活着的胡均鶴正關在獄中，成了僅有的一個見證人。

李士羣死了以後，汪偽撤銷了“特工總部”，另成立“政治保衞局”，由原軍統特務頭子萬里浪和胡均鶴分任正、副局長。以後，“政治保衞局”又分設了專門管轄上海地區的第一局、專門管轄南京地區的第二局，胡均鶴兼任第二局局長。

抗戰勝利後，胡均鶴被國民黨當局判處十年徒刑，關進了南京老虎橋監獄。在審訊的關鍵時刻徐兆麟替他説了好話。1949年初，國民黨兵敗如山倒，為了給共產黨增添麻煩，將在獄中關押的罪犯統統放了出來。趙尚芸將胡均鶴先送到上海小住幾天，隨即回到了蘇州老家。

在獄中，胡均鶴就已經細細回顧了自己的一生。他對共產黨並不陌生，不少共產黨要員曾經是他的同事和朋友。但他是共產黨通報過的大叛徒，做過漢奸，共產黨是否會饒恕他？他苦思冥想，又想到了潘漢年。

在從南京到上海的途中，胡均鶴在無錫碰到了劉毅，此刻劉毅也正無所事事閒賦在家，於是兩人商定由劉毅到香港去找潘漢年。雖然胡均鶴經濟十分困難，但還是拿出了幾十塊銀元，給劉毅當路費。趙尚芸還從手上褪下了一枚金戒指給劉毅作盤纏。劉毅沒有辜負胡均鶴和趙尚芸的囑託，在香港找到了潘漢年，潘漢年要他們到丹陽去找饒漱石、楊帆，同時將這一情況通知了饒漱石和楊帆。

3月，胡均鶴在蘇州碰到了他的另一位部下孫洵，孫洵也向胡表示了要尋找人民解放軍的願望。於是胡均鶴又寫了一封信託孫洵到丹陽去尋找潘漢年。他不曉得潘漢年並不在丹陽，這封信輾轉多人送到了潘漢年的手裏，潘漢年同樣帶口信給孫洵，要他自己和胡均鶴到丹陽來找解放軍。1949年4月，就在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之際，胡均鶴鼓足勇氣來到丹陽，參加瞭解放軍。

這裏還有一個小插曲。胡均鶴在蘇州還曾碰到過準備待蘇州解放後潛伏下來的中統特務蘇麟國，胡均鶴一到丹陽，蘇州剛巧解放，蘇麟國便成了胡獻給解放軍的見面禮。

潘漢年、楊帆敢於起用胡均鶴這樣的人物，除了潘漢年曾兩次向中央社會局報告並獲得他們的同意外，饒漱石顯然也是知曉的。饒漱石與胡均鶴在二三十年代共過事，但此時兩人身份已大相徑庭，為了表示對棄暗投明者的鼓勵，同時“不忘故人”，饒漱石還故意安排了這麼一齣戲：他讓楊帆找胡均鶴談話，然後裝着自己路過此處，“碰巧”與胡均鶴見上了一面……

上海解放後，胡均鶴被委任為上海市公安局情報委員會主任和專員，平時也身着軍裝，時常在公安局露臉。此事經饒漱石批准，陳毅和潘漢年都是知道的。胡均鶴解放後確實是一心一意為共產黨工作。他主動向公安部門提供了一份“已予運用及可予運用之滬地偽兩統（指中統和軍統——筆者注）人員表”，供公安部門在肅反時參考使用。他先後提供了一千多起國民黨特務活動的線索，協助抓獲了四百多名國民黨潛伏特務，還提供線索，破獲了國民黨特務潛伏的電台上百部。

但是，對於如何使用胡均鶴這樣的人物，在黨內始終存在着嚴重的分歧。1951年，時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長的楊帆就為此作了檢查，不久又停職檢查，同時免去了胡均鶴情報委員會主任的職務，規定他脱下軍裝。胡均鶴回到家裏心存疑惑地對趙尚芸講：“看來共產黨不相信我了。”趙尚芸回答説：“不會吧？你的歷史，你所做過的一切，潘漢年都是知道的。你要經受得起考驗！”

1954年9月，胡均鶴接到上級通知，説是要他去北京公安部彙報工作。沒料到，他一到北京就被扣押起來，一關就是二十八年。1955年4月3日，潘漢年在北京出席全國黨代會期間突然被捕，主要罪狀有二：一是抗戰期間揹着黨與汪精衞勾結；二是解放後掩護了以胡均鶴為首的大批中統潛伏特務和反革命分子。1944年底，國民黨特務根據汪偽透露的情報曾向外揭露，説延安曾派李富春到武漢與日偽勾結，華中局曾派潘漢年到南京與汪精衞密談“國共合作”的事。毛澤東指示有關方面找潘漢年核查，潘漢年沒有交代，失去了一個機會。1945年潘漢年到延安出席中共七大，毛澤東曾單獨找潘漢年談話，瞭解他在對敵工作中的情況。毛澤東甚至問潘，為什麼大家都稱他叫小開，但據尹騏在《潘漢年的情報生涯》一書中稱：潘礙於知識分子莫名其妙的面子，又沒有向毛澤東交代，再次失去了一個機會。就在毛澤東接見潘漢年後不久，1945年2月23日，由毛澤東批發，劉少奇、康生共同署名的電報發給了饒漱石，電報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漢年1939年自延安出去時，中社部曾要他設法爭取和利用李士羣在敵偽特務機關內為我方作情報工作。香港淪陷漢年到滬後，潘曾經過袁殊關係與李士羣在上海會面一次，進行過爭取工作。此事在事先事後潘均電告了延安中社部，而且當時上海黨負責同志劉曉也知道的。以後潘由滬撤至華中時，華中局決定派遣他到南京與李第二次會面，此事你們都曉得。至於敵偽及國民黨各特務機關説漢年到南京與日方談判並見過汪精衞等等，完全是造謠污衊。在利用李士羣的過程中，漢年也絕無可懷疑之處，相反的還得到了許多成績。這類工作今後還要放手去作，此次漢年來延安，毛主席向他解釋清楚。

（二）劉曉、漢年由滬撤退至華中時，確係利用李士羣、徐漢光（即劉毅）的關係作過掩護，當劉曉到延安後即向中央講了敵後交通工作常常 利用敵偽關係，許多華中幹部由彰德至集總，也是如此。

（三）國民黨中統局經常製造謠言説延安派李富春、華中局派潘漢年到南京與敵偽勾結，又常造謠説漢年已被華中局扣押，極盡造謠挑撥之技，望告情報系統的同志千萬勿聽信此種謠言致中敵人奸計。（張雲：《潘漢年傳奇》，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71頁）

全國解放以後，潘漢年在上海擔任常務副市長。1955年3月15日，他和陳毅、柯慶施等六人從上海到北京參加中共代表大會。4月1日，毛澤東借“高饒事件”再次號召中央高級幹部向黨交代自己未曾交代過的歷史問題。潘漢年、胡均鶴均已去世，筆者無法採訪；以後胡均鶴釋放回家，但已老年痴呆，但大膽推理一下，依照胡均鶴的經歷與性格，作為唯一一個還活着見證“潘汪會面”的證人，一定會向有關方面交代得清清楚楚。潘漢年心裏是明白這一點的。自從胡均鶴被抓以後，潘漢年一直憂心忡忡、鬱鬱寡歡。於是4月2日，他將自己這一段經歷寫了一份材料交給陳毅。陳毅自覺事大，連夜將材料交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勃然大怒，親自下令公安部長羅瑞卿帶人前去賓館逮捕潘漢年，並在材料上批示：此人從此不能信用！以後潘漢年案審查了兩年多，一切都已水落石出，尤其是潘漢年與汪精衞會面一事，更是調查得清清楚楚，但潘漢年還是一直被關押。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係》的報告中，以及1962年1月30日在中央七千人會議上作報告時，都提到了潘漢年，説“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像潘漢年這樣的人，只要殺一個，殺戒一開，類似的人都得殺。”於是先判十五年，後加判無期徒刑。

潘漢年的兩大罪狀都與胡均鶴有關。殊途同歸，這樣兩個有着完全不同經歷的歷史人物，卻在同一座監獄裏度着各自的餘生。

1982年，潘漢年的冤案終獲平反，可他和夫人董慧卻早已長眠在九泉之下！此刻胡均鶴仍在囹圄之中。他還翹首以待着潘漢年來替他作證，將他拯救出去。1983年胡均鶴走出監獄，他是因年邁體衰而保外就醫的。胡均鶴的兒子向法院提出申訴，法院經過審理，終於替他平反，肯定了他為人民所做過的一切。胡均鶴作為離休幹部（因為他是1949年4月反正參軍的，而且參軍後有重大立功表現）被安排在上海市公安局老幹部處，一直到1993年3月病逝。

胡均鶴是怎樣一個人，他的一生又是怎樣一種思想在支配着他？人們不得而知。他留給世界的只是一條尷尬而又曲折的人生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