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號稱營收600多億，去年驟降至不足50億_風聞

 徽商是中國商業史上的著名品牌。在當代中國，有一家國有大型企業居徽商地，冠徽商名，5年前還號稱年營業收入600多億元、將衝擊“千億徽商”，如今卻陷入虧損，年收入劇降至不足50億元。這就是安徽徽商集團。

  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是國企的首要職責，徽商集團為何短時間內如此“鉅額減值”？《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調查發現，其中有市場波動的因素，但根本原因是原董事長許家貴、原紀委書記張皓為首的管理層“內控式腐敗”。他們無視風險、虛增業績、瘋狂尋租，其中僅許家貴一人就造成國有資產損失19.8億元，使一塊國資“金字招牌”幾近被掏空。內部貪腐成風，對外卻極盡粉飾，使“腐敗腫瘤”難以暴露，越長越大直至失控。

  徽商集團窩案引起安徽省委高度重視，全面整改行動隨之啓動。目前，徽商集團在新的管理團隊帶領下艱難自救，持續下滑的態勢得到遏制，提出了今年扭虧為盈的目標。但在令人痛心的國資流失背後，暴露出一些國企“用人行政化、作風衙門化、監管空洞化”等典型問題，仍值得深思。

 合作方個個賺得盆滿缽滿，唯獨國企債台高築

  近期，徽商集團旗下的安徽商之都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長韓貽坤因犯受賄、行賄、國有公司人員失職、為親友非法牟利“四宗罪”，被安徽省巢湖市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3年6個月。至此，徽商集團腐敗窩案主要涉案人員均已被法辦。

  徽商集團原黨委書記、董事長許家貴和原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副總經理張皓，均因犯受賄、國有公司人員濫用職權罪，於今年初分別被一審判處有期徒刑14年、10年零6個月。

  此前，還有徽商集團原總經理助理、徽商金屬公司董事長劉勇、徽商集團下轄的徽商城有限公司原董事長柯耀、徽商創元裝飾工程公司原董事長張兵及總經理宋建軍……徽商集團有近二十名中高級管理人員落馬，涉及多個子公司負責人以及29名民營企業老闆。

  國企高管與民企老闆“組團出事”，這種大規模貪腐窩案並不多見。縱觀該案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國企管理人員與民營企業老闆深度勾結、裏應外合、損公自肥。

  徽商集團在合肥肥東開發區有一塊1000多畝的土地，董事長許家貴主導與民營企業老闆範某合作，以徽商集團出地、範某公司出資方式，共建批發市場。範某承諾分期付給許家貴500萬元“好處費”，並送給具體負責項目的徽商城董事長柯耀60萬元，使這個項目有了兩份內外不同的“陰陽協議”。徽商集團對上級報備的項目收益分成為5比5，對內則實際按照2比8分成，範某實得大頭，並藉機坐支、截留、挪用項目收入數億元，留給徽商集團的卻是巨大的投資風險。

  徽商集團持有34%股權的徽商創元公司，開發的多個房地產項目存在違規招投標、提前支付工程款、向個人高息借款等問題。但由於該公司負責人向許家貴、張皓行賄，集團公司不僅不查處，反而為其提供大量的土地、資金和擔保。創元公司開發房地產項目失敗，徽商集團承擔連帶責任多個賬號被查封，股權、土地被凍結，涉及金額巨大。

  許家貴收受安徽某投資公司董事餘某350萬元，為其取得徽商集團池州住宅項目的合作開發權提供幫助。收受江蘇徐州某鑄業公司負責人金某100餘萬元財物，為其提供幫助，使其從徽商金屬公司套走3.4億元。

  “合作方個個賺得盆滿缽滿，唯獨國企債台高築。”一位辦案人員痛心地總結。

  領導帶頭當“碩鼠”，帶壞了徽商集團的風氣，管理層從上到下幾乎“能貪盡貪”。就連一名駕駛員也通過給民企融資4000萬元過程中“拉皮條”，一筆就“提成”66.7萬元。

 謊報業績胡亂作為，“千億徽商”口號成泡影

  徽商集團在20世紀90年代由安徽省物資局等改制、重組而來，是國家重點、省域龍頭商業企業，旗下擁有中高檔的商之都百貨、面向大眾的紅府超市、面向“三農”的農家福農資等多個知名商業品牌。發展到2010年時，集團已有16家購物中心、800多家超市、20家電器連鎖店、1670家農資連鎖店，堪稱一艘國有“商業巨輪”。

  2010年，徽商集團以營業收入343.8億元位列中國企業500強188位。董事長許家貴提出打造“千億徽商”，力爭到2015年經營規模突破1000億元，成為“千億級別的現代流通航母”。

  但是，這一雄心勃勃的目標並沒有從市場實際出發，而是採取行政工作分解的方式，集團總部簡單地將銷售額年均增長20%以上作為業績考核目標。各子公司為完成任務，有的偏離主業盲目拓展業務，有的編造數字謊報業績，八仙過海，亂象叢生。

  作為集團的核心業務板塊之一，徽商金屬公司曾是安徽省實力最雄厚、專業性最強的股份制流通企業，為了“五年規模翻五倍”，竟然放棄傳統的鋼材購銷業務，投入到風險極高的虛假融資性貿易中。2012年至2014年間，虛假融資性貿易業務規模達136億元，形成近27億元欠款難以收回，公司資不抵債。

  徽商農家福本以經營農資為主，卻貿然進入房地產領域開發了多個項目，終因業務不熟、管理不善全部虧本，並造成大量矛盾糾紛。商之都不計成本盲目擴張，導致多個新開門店連年虧損。

  越虧越借，越借越虧，徽商集團陷入惡性循環，內部長期運行兩本賬，虛構業績騙取貸款成為慣用手法。2014年末集團淨資產只有9.22億元，報送銀行的數字卻達32.48億元。

  徽商集團的經營狀態持續惡化，經審計到2016年7月底，集團淨資產為負12億元，僅兩家子公司賬面微利，多數資不抵債。短短几年間，“千億徽商”口號成泡影，一家大型國企幾近被掏空。

  “內控式腐敗”侵蝕“國企大樹”

  徽商集團“內疾”如此嚴重，為何外部長期未發現？據記者調查，主要有兩方面原因：

  一是“內控式腐敗”。現代管理學有一個名詞叫“內部人控制”，是指現代企業中由於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所有者與經營者利益不一致，導致經營者控制公司，股東難以對其有效監督從而利益受損的現象。一個典型表現，就是國企管理者腐敗導致國有資產流失。

  在徽商集團窩案中，“內部人控制”問題進一步升級為“內控式腐敗”。由於管理層貪腐成風，最終形成了上下沆瀣一氣、共同貪腐的局面，人人蔘與、各取所需、相互包庇，目標從“腐敗平衡”到“腐敗共贏”。

  二是內外監督失靈。董事長許家貴擔心監督別人引爆自身的“炸彈”，見了問題繞着走。紀委書記張皓自身不正、腰桿不硬，擔心“拔出蘿蔔帶出泥”，對審計、督查發現的問題不敢動真碰硬，對信訪核查大多“暫不處理，僅作組織掌握”。集團紀委十年未查一起案件，甚至將反映商之都公司董事長韓貽坤問題的舉報信直接轉回該公司，最終落入被舉報人之手。

  上級國資管理部門當時的監督管理體制不健全，對徽商集團偏離主業、有章不循等問題未能及時發現制止。監事會職能作用發揮不夠，事前管控和事中監督乏力，對集團違規超淨資產紅線擔保、超持股比例擔保等問題，未能及時叫停嚴肅追責。

  內部貪腐成風，外部風平浪靜。就這樣，徽商集團出現問題近十年，卻幾乎沒有舉報，“暗腐敗”將這棵“國企大樹”侵蝕得千瘡百孔。

 董事長只為“多撈錢”，“四風”盛行敗壞國企生態

  腐敗必從破紀始。記者瞭解到，徽商集團許家貴這一批腐敗分子，始於初心不正、作風腐化。

  許家貴曾長期在省、市黨政機關工作，54歲時從安徽省亳州市常務副市長崗位調任徽商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他坦言，來徽商集團之前已經當了12年的副廳級幹部，自感在仕途上已經走到頂峯，不可能有什麼發展了，“那無非就在企業多拿一些錢”。

  黨的十八大之後，徽商集團對中央八項規定置若罔聞，“四風”問題突出。集團總部長期以領導機關自居，行政色彩濃厚，許家貴、張皓等人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作風嚴重，習慣在辦公室指揮調度，下基層也只是走馬觀花。

  多名徽商集團員工表示，當時的公司更像是一個衙門而非市場主體，集團每月召開的經營調度會，完全以聽彙報“走過場”方式進行，子公司大都報喜不報憂，到處是“創新”“亮點”，對問題避而不談、視而不見。

  許家貴熱衷於喊口號、唱高調、搞粉飾，好大喜功、虛增業績。在他任上，徽商集團公佈的營業收入連年提高，數字逐步邁上300億元、400億元、500億元台階，到他退休的2014年，徽商集團號稱實現營業收入616億元，名列中國企業500強201位。

  但《新華每日電訊》記者從相關渠道瞭解到，徽商集團向外公佈的業績存在很大水分，2014年的實際營業收入只有107.6億元，且虧損2.9億元。隨着許家貴在任時積累的問題集中爆發，到了2016年，徽商集團營業收入暴跌至44.4億元，虧損擴大至3.9億元。

  “許家貴愛搞政績，集團在全國500強中的排名上移，他就覺得臉上有光，還可以多拿獎金。”徽商集團原總經理助理劉勇説。

  徽商集團窩案爆發後，查出一系列作風問題。集團各子公司招待費長期居高不下，僅徽商金屬公司每年就達數百萬元，超標接待、鋪張浪費司空見慣。

  辦案人員介紹，許家貴經常借考察之名公款旅遊，夥同一些公司管理人員工作時間飲酒、打牌、打球。經查，其中僅上班時間經常陪他打乒乓球的員工就有4人。他曾組織一幫人編撰書籍《徽商之道》，專程趕到黃山、大別山等地“潤稿”，出版後自己署名。

  徽商集團政治生態惡化，內部用人問題突出，裙帶關係、“近親繁殖”嚴重。2012年集團53名後備幹部中只有2名一線職工，73名中層以上幹部中有18人的近親屬在集團任職。許家貴將兒媳提拔為人力資源中心副經理，張皓違規干預讓民主投票僅排名第六的人選“上位”。劣幣驅除良幣，幾年裏徽商集團累計離職1000餘人，人才流失造成重大損失。

  企業的狀況讓很多員工感到揪心和憤慨。“我當年能分配到這麼好的單位工作，心裏非常自豪非常高興。”一位在徽商集團工作近30年的老員工説，從來沒想過集團會有一天變成這個樣子，內心非常痛苦和焦慮。

 腐敗高發的背後：黨組織形同虛設

  2017年底，安徽省委巡視發現徽商集團的腐敗問題，並進行了嚴肅查處。以許家貴、張皓為首的貪腐分子被立案審查，開除黨籍公職，沒收違法所得，移送司法處理。其中許家貴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並處罰金300萬元；對其已退還的贓款贓物予以沒收，其他違法所得繼續予以追繳。張皓一審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零6個月，並處罰金80萬元。

  安徽省委剖析認為，徽商集團腐敗窩案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是黨的領導弱化、黨的建設缺失、管黨治黨寬鬆軟。據瞭解，在許家貴任董事長、黨委書記期間，徽商集團黨委長期藉口講業務不講政治，長期不抓黨建，黨組織不健全，集團內部黨組織班子成員曾缺員20多人，6個支部書記長期空缺，黨的領導作用和基層黨組織戰鬥堡壘作用幾近喪失。多年沒有正常的組織生活，集團黨委中心組學習曾一年只有兩次。

  根據安徽省委部署，安徽省國資委黨委以徽商集團窩案作為主要反面教材，在全省國資系統開展“講忠誠、嚴紀律、立政德”專題教育。

  刮骨療傷、消除沉痾，在持續數年的震盪後，徽商集團在新一任領導班子帶領下艱難求生存，加強黨建、穩定局面、清欠挽損、恢復經營。

  2018年，徽商集團經營狀況明顯改觀，虧損大幅減少，實現營業收入44.5億元，增長2%。13家直屬（控股）公司中有徽商期貨、徽商化輕等5家實現盈利，徽商金屬等4家公司減虧。

  “集團持續下滑的態勢得到遏制，生存問題基本解決，但發展仍很艱難。”徽商集團新任董事長潘友華表示。

  據瞭解，徽商集團當前仍面臨資金缺口、人才缺口、員工安置等難題。集團黨委在《致全體員工的一封信》中號召，知恥後勇推動集團重生。

  對國企腐敗“三化”需針對性治理

  用人行政化、作風衙門化、監管空洞化——據瞭解，徽商集團腐敗窩案中暴露出的三大突出問題，在近年來的國企腐敗案中具有一定普遍性。

  比如用人行政化問題，國企成了一些黨政幹部仕途的最後一站，調任國企擔任領導僅因“級別合適”而非事業需要，有的不具備專業能力，有的帶着“失落感”和養老心態，有的抱着“最後撈點錢”的不良動機，給國有資產帶來重大風險或損失。

  除了許家貴，還有近期被控受賄1500多萬元的安徽省能源集團原董事長白泰平，坦言自己57歲時從安徽省政協秘書長崗位調到企業任職，總想着還有3年退休，最後撈一把。安徽出版集團原董事長王亞非，為了給自己退休後的事業“鋪路”，大肆利用國企的各種資源為自己的“小圈子”和共同利益人謀利，受賄403萬餘元、挪用公款5100萬元，被判處有期徒刑13年、並處罰金90萬元。

  有的國企長期處於近似於“監管真空”的狀態，如安徽省皖北煤電集團孟莊煤礦，原礦長許家滿利用上級集團公司監督乏力、同級監督缺失，以及生產管理制度的不完善或故意有令不行，先後侵吞公款8241萬元，私分國有資產955萬元，受賄485萬元。拿着這些不義之財，許家滿在合肥市多個樓盤累計購買了近50個商鋪，企圖將貪腐而來的國有資產洗白為個人資產。

  國有資產是全國人民的共有財富。專家認為，要遏制腐敗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國有資本做強做優做大”的國企改革發展目標，根本出路是依靠黨的領導，完善紀檢監察體系，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其中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是國企的“根”和“魂”，必須在國企改革中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任務，強化企業黨組織的主體責任。

  安徽省委黨校教授張彪認為，非壟斷型國企身處市場競爭中，需要高級專業經營人才。讓“仕途無望”的機關幹部進入國企領導崗位，要麼沒有專業能力或興趣，要麼想在退休前“撈一把”，這樣的照顧性安排會使國有資產面臨巨大風險。

  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原副院長李永忠認為，國企在選人用人上基本仍是按照黨政機關的等級授職制，層層任命產生。在“生存法則”的作用下，任命者與被任命者容易“抱團”，導致決策、執行、監督三權重疊，權力過於集中滋生腐敗。

  中國人民大學國企改革與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李錦表示，同時不少企業的監事會與外部審計常常是“蜻蜓點水”“走形式”，在“三重一大”事項監督、完善內控體系、外部治理等方面難以發揮應有作用。此外部分國企的信息公開不充分，使社會公眾監督難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