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副產品”：李政道與中國互聯網的特殊淵源 | 展卷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19-07-14 11:15
**撰文 |**董潔林（清華大學中國科技政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長達幾十年的中美高能物理領域的科學合作有大量的文獻記錄，然而這一合作所帶來的多項高技術副產品卻鮮為人知，“互聯網進入中國”正是其中一項偉大的技術“副產品”。
作為理論物理學界的世界級領軍人物，李政道非常瞭解高能粒子物理實驗領域及相關技術前沿的情況，也非常瞭解中國科學界與世界脱節的狀況。從1979年開始，李政道就在中國國家領導人的支持下，推動中美高能物理領域的合作。
20世紀90年代之前，中美科學家合作的重點在於，探討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北京譜儀、北京同步輻射裝置的建造等。到了90年代初，建造完成的實驗設施開始產出數據了，合作的重點便轉到實驗設施的運行和改進、物理實驗的設計以及數據處理和分析上。進入21世紀之後，合作的重點又轉向了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重大改造工程、上海光源工程、大亞灣中微子實驗和散裂中子源工程等項目。
圖1 退休後的李政道，他手裏拿的書是由本書作者主編的慶祝他90週歲生日的文集 | 王垂林2017年1月4日攝於舊金山
關於中美兩國高能物理科學家的主要合作內容，有大量的文獻記錄， 然而，合作產生的多項“副產品”卻鮮為人知，比如互聯網進入中國。如果説李政道是中國互聯網發展史上的關鍵節點和連接中美的“路由器”，許榕生就是李政道“構建”併發送回中國的一個核心“軟件包”。目前擔任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的許榕生，經由李政道倡導的“中美聯合培養物理類研究生計劃”，於1982年春赴美，進入美國加州大學聖克魯斯分校攻讀博士學位。獲得博士學位後，許榕生進入聖克魯斯粒子物理研究所從事博士後研究。因為大部分時間都在斯坦福直線加速器中心學習和工作，所以他對加速器和阿帕網都比較熟悉。
許榕生回憶説：“1988年的一天，李政道先生應聖克魯斯粒子物理研究所所長的邀請來所裏做講座，他特意跟到場的中國留學生講到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的建設成果，並強調這個項目急需軟件和物理分析人才。他熱切地希望我能回國到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我當即請他幫我寫推薦信。他答應了，並從他在北京建立的中國高等科學技術中心撥給我一筆贊助金。”
1988年秋回國後，許榕生就加入了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並迅速投身到高能實驗數據分析和軟件編程的工作中，而當時的中國科學界還不太瞭解互聯網已經在國際科教界成為重要通信手段的情況。1988年年末，斯坦福大學的教授沃爾特·託基提出，中美之間應該架設一條網絡專線，但該提議出於某種原因而擱淺。在1991年舉辦的中美高能物理合作聯合委員會會議上，美國科學家再次提出基於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實驗的合作，建設一條中美之間的計算機網絡專線，以解決實驗數據傳輸與通信等方面的問題。
李政道為此事特別與中國國家領導人溝通，並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立項和資助該項目。同時，李政道又與託基等美國科學家一道説服美國政府。兩國政府同意之後，熟悉網絡技術的許榕生成為這項計算機網絡專線工程的中方負責人。
20世紀80年代，中國也有一些高校和科研機構通過電話撥號方式接入國外大學或研究所的網絡服務器，進行電子郵件通信。1986年8月25日，中科院高能所的吳為民通過遠程撥號連接的方式給歐洲核子研究組織斯坦伯格教授發了一封電子郵件，這是從中國發往世界的第一封電子郵件。
圖2 中美兩國科學家於1991 年草擬的中美計算機網絡專線設計手稿 | 許榕生博士供圖
經過許榕生團隊18個月的努力，從北京中科院高能所到美國斯坦福直線加速器中心的計算機網絡專線於1993年3月2日正式開通。從技術上説，這是中國的第一條國際互聯網專線。
這條專線開通後，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資助下，科教領域的專家和教授很快就在高能所的網絡上開設了賬户，率先使用電子郵件等方式與全球聯通。從此，中美之間不但可以傳送電子郵件、文章，而且實現了實驗數據的實時傳輸。
早期在互聯網上衝浪的中國用户大都是科教界人士。1993年年底， 在幾位德高望重的科學家的推動下，郝柏林起草了一份關於建設全國性計算機網絡的建議書初稿，提交給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數理科學部， 為中國全面建設互聯網吹響了集結號。
1994年4月，中國全功能接入互聯網，成為國際互聯網大家庭中的第77個成員。1994年5月，中科院高能所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網站服務器， 推出了中國第一套網頁。互聯網就這樣在中國登場了。
圖3 中科院高能所於1994 年5 月建立了中國第一個網站服務器，推出了中國第一套網頁 | 許榕生博士供圖
未來難以計劃，也不可預測。在人類科技發展史上，“種豆得瓜”的情景時有發生。李政道推動中美高能物理合作項目、中美聯合培養物理類研究計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等的本意，是為了提升中國的科學水平，卻無意中結出了中國互聯網之“瓜”，這真是奇妙極了！
互聯網在中國的商業化發展，得益於兩類人才。第一類人才是海歸派，他們攜帶着最新的互聯網技術和理念，從美國回到中國創業和工作。例如，亞信公司創始人田溯寧和丁健，瀛海威公司創始人張樹新，搜狐公司創始人張朝陽，百度公司創始人李彥宏等。
第二類人才是本土派，他們的商業嗅覺靈敏，熟悉中國市場和文化， 以獨特的視角發現了互聯網在中國的應用場景。例如，阿里巴巴公司創始人馬雲，騰訊公司創始人馬化騰，小米公司創始人雷軍等。在有些方面，中國互聯網公司提供的服務，已超越了美國。
互聯網會不會給中國社會帶來“相變”，我不知道。到目前為止，國人“移民”網絡世界的過程雖充滿張力，但秩序井然。希望百年後的華夏子孫回望互聯網在中國起步和發展的前30 年時，對當下的這一代人創造的萬物互聯技術心存敬佩，對今天互聯網上的衝浪者、思想者與管理者的種種“貓鼠遊戲”可以會心一笑。
本文經出版社和作者授權發佈，選自《人類科技創新簡史》（董潔林，中信出版社，2019），標題為編者所加。戳“閲讀原文”即可購買此書。
本書推薦序
人類為什麼要創新
**撰文 |**孫小淳（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理事長，中國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和常務副院長）
我與董潔林教授相識於現代科技創新的成果——微信。大約三年前，我在科學史同行微信羣中偶然注意到，有一位羣成員經常詢問科學史的問題，並與羣友進行辯論。有時我也加入，雖然看法不完全相同，卻為她的執着和見識所吸引。後來，我在隨意的交談中瞭解到她更多的情況。董潔林教授本科畢業於中山大學物理系，20世紀80年代通過“中美聯合培養物理類研究生計劃”，赴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她畢業後從事過寫作，做過美國《華爾街日報》和英國《金融時報》的特約撰稿人，曾任蘇州大學商學院特聘教授和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兼職教授。我還得知她使用科學計量的方法做了一份關於世界科技發明創造的年表，我覺得像她這樣的學術和工作背景的學者來做科學史，一定有其獨到之處。於是，我以中國科學技術史學會的名義邀請她到北京做了一次學術報告，題目是《回顧一萬年，科技發展如何滿足人的需要》，大致是運用馬斯洛的需求理論，解釋人類的科技發明。與會者或許並不完全同意她得出的結論，但董潔林教授關於世界科技發明創造的計量工作，還是得到了大家的肯定。科技作為人類文明中最具有進步性的事業，應該可以通過科學計量的方法得到充分的展示。
歲月如梭，微信羣中的討論常常進行，有時爭論還非常激烈。我注意到董教授在討論中除了對科學進步性的堅持，還越來越多地關注科學的社會和文化層面，話題中增加了原始思維、人類學、巫術、宗教、馬林諾夫斯基、庫恩等詞語。我能感覺到，董教授在所有的交談中，始終抱着學習的心態質疑、反駁與考證，對科學史的看法也與之前有所不同。有一天，董教授在羣裏宣佈，她正在寫一本關於人類創新史的書，而且接近尾聲。她還告訴我們，為了寫這本書，她參觀訪問了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實地考察了許多古代遺址，並建立了“人類重大科技成就數據庫”。這讓我對她的作品有了一些期待。
幾個星期前，我接到董教授的電話，邀請我為她即將出版的這本書作序。我很高興看到她的寫作計劃變成了現實，想先睹為快，加上董教授盛情難卻，便答應下來。
人類為什麼要創新？為什麼要發明新技術？這是董潔林教授想要回答的問題，她是通過對人類創新歷史的考察來回答這個問題的。這本書思考了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人類從遠古時代走來，是什麼特性將人類與動物區別開來？人是羣居動物，必須組成社會和建立政府，人類是“政治人”（Homo politicus）；人類可以隨時做愛，沒有像動物那樣的發情期，人類是“性愛人”（Homo sexualis）；人類會思考，是“智慧人”（Homo sapiens）；人類還會製造工具，創造新事物，人類也是“製作人”（Homo faber）。使用工具控制、操縱、利用、征服地球，是人類標誌性的特徵。這就是技術，技術是人類生活的事實。沒有技術的創新，就沒有人類生活。
思考如此宏大的問題無疑需要極大的勇氣。董潔林教授巧妙地運用馬斯洛的需求理論，視需求與慾望為人類創新的力量源泉，這是這本書的主線。馬斯洛理論認為，人類需求由低到高分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最終還有自我超越需求。人類的技術創新，都是在滿足某一種或多種需求。
全書六篇大致就是按照馬斯洛的需求層次展開的，用“需求”這一清晰的線索貫穿起人類自新石器時代以來的技術創新歷史。坦白地講，將每一項技術創新歸屬於滿足人類的哪一層次的需求，肯定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做法。但董教授在這本書中的歸類顯然不是隨意的，而是凝聚了她對科技創新與人類社會的思考。單看她為這本書搭建的“人類重大科技成就數據庫”，就知她付出的殷殷心血。她用心思和情感寫成了這本書。
閲讀這本書的書稿是一種愉快的經歷，每每還有驚喜。董潔林教授常常以技術使用者的角度，觀察和體驗人類技術的發明創造歷史，令人感到真切且耳目一新。比如，在“吃貨的創新世界”一章，她把農業發明、陶瓷、食物加工、廚藝、酒、醬油、奶酪、維生素C等跨越萬年、覆蓋多領域的技術創新串成一線，展現出一幅“萬眾創新”的歷史畫面，頗有新意。再比如在“便宜革命”一章，她認為新產品的發明激發乃至製造了人們追求物質的慾望，而隨後的標準化生產降低了成本和價格，滿足了大範圍的需求，由此促進了社會財富的增長。按照這個思路，她把產品組合、生產管理、電力普及、標準化及自動化的一些技術創新巧妙地聯繫在一起，勾勒出工業革命的技術創新圖景。這些技術發明成了敍述人類文明史的物質元件，如此一來，技術史就可以從科學、社會、文化、心理等多維度展開。我們看到的也就不是單個技術發明的細節，而是每一項技術在人類需求力場中的位置。
在閲讀過程中我發現，大家平時在微信羣中討論的問題，竟然也反映在這本書的字裏行間。有些話題，比如巫術、宗教與科學的關係、中國古代有沒有科學、近代科學為什麼沒有在中國發生的“李約瑟問題”等，大家的看法不盡相同，辯論有時非常激烈。但我可以看到，董教授認真聽取了不同的見解，對相關文獻進行了認真的研讀，並形成了自己的看法。我雖然不能完全同意，但感覺她的觀點已經不像最初那般鋒芒畢露，而是變得更加圓潤。就巫術與科學的關係，巫術不再被簡單地視為科學的對立面——“迷信”，而是遠古人類的另一種世界觀，另一種思維模式，另一種價值觀下的具體“科學”。當我看到這本書引用了人類學家如弗雷澤、馬林諾夫斯基、埃文斯–普里查德等人的著作時，就知道她已經依據我們平時的爭論悄悄地調整了自己的思路，這令我欣慰。她這種善於自我批判、自我修正、自我昇華的治學態度，令人敬佩。
這本書涉及的技術創新和發明極多，幾乎覆蓋了人類需求的所有方面。我顯然無力對書中涉及的每項技術創新的歷史考證做出評價，但這是董教授用她的思想實驗構建的人類創新歷史，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嘗試。歷史本無軌跡，是我們用想象、用思想、用理論構建了有軌跡的歷史。這個構建過程可以不斷進行下去。我感謝並祝賀董教授為我們帶來的這趟思想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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