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反對轉基因背後的政治與經濟_風聞

來源：《人造恐慌：轉基因全球實地考察》 作者：袁越

事實勝於雄辯，謠言止於智者

什麼是基因？為什麼要發展轉基因？轉基因究竟安全不安全？全球轉基因育種已發展到何種規模？……這些已成為公眾十分感興趣，也特別想搞明白的問題。面對這一系列疑問，《人造恐慌：轉基因全球實地考察》一書的作者袁越給了我們令人信服的答案，並讓讀者分享到他充滿智慧的見解。

為什麼歐洲反對轉基因？

轉基因從科學的角度來講幾乎無懈可擊，但為什麼發展速度遠不如和它幾乎在同一時間發展起來的計算機技術呢？除了技術本身的因素外，必須從政治和經濟等方面找原因。為此我專程去了美國、西班牙、法國、比利時和英國，考察了美國和歐盟在轉基因政策法規方面的異同，發現這兩大集團不但在政治制度上存在微妙的差異，而且雙方的經濟發展狀況也有很大的不同，這兩點決定了美國和歐盟對待轉基因的態度有着天壤之別。

轉基因背後的政治與經濟（2013.11）

2013年我去美國參加世界糧食獎頒獎典禮，藉此機會再次考察了美國的農業，重點放在他們的轉基因審批制度。此後我奔赴歐洲，採訪了歐盟農業和食品安全領域的相關專家，以及糧食貿易領域的一些資深人士，搞清了美國和歐盟為什麼在對待轉基因的態度上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別。

為什麼轉基因能夠在美國發展起來？

10月的愛荷華州，正是收穫的季節，成片的玉米和大豆已經枯黃，就等着收割了。農場主羅傑·澤爾斯特拉（Roger Zylstra）正在為收割自家的玉米做準備，他擁有700英畝土地，大部分種的是玉米，但他這樣的規模在美國的中西部只能算是中農。

“今年的天氣條件特別不好，先澇後旱，多虧了我種的轉基因玉米幫了大忙，預計今年的收成和往年相差不大。”身兼愛荷華玉米種植者協會主席的澤爾斯特拉對我介紹説，“今年5月份播種的時候連下好幾場暴雨，可到了玉米生長最為關鍵的7、8月份卻遭遇到創紀錄的乾旱，降雨量不到1英寸（1英寸約合2.5釐米），只有正常年份的十分之一。以前遇到這種情況時玉米螟就會氾濫，它們啃食玉米稈，導致玉米植株一颳風就倒，最後很可能顆粒無收。今年因為有轉基因抗蟲玉米，沒有出現這個問題。”

澤爾斯特拉已經種了35年玉米，是一個很有經驗的老農民。他很在乎自己土地的養護，一直採用免耕種植法，以保持土壤養分。他還堅持採用糞肥和化肥結合的辦法，一來可以節約化肥，二來可以提高土壤的有機物含量。當年孟山都推出第一代抗除草劑轉基因玉米後他立即就種上了，一連種了17年，沒有出現任何問題。“我一直非常小心地按照廠家的要求在做，比如每年都種一定比例的非轉基因玉米，防止出現抗性。”澤爾斯特拉説，“另外我還經常換不同公司的產品，孟山都、杜邦先鋒和先正達的轉基因玉米都種了一些，這樣可以增加品種的多樣性，降低風險。”

這麼做是很符合科學道理的。不同公司生產的轉基因抗蟲玉米雖然轉的都是Bt基因，但實際上Bt基因有很多種，輪換種植可以大大降低害蟲產生抗性的風險。同樣，除草劑也有很多種，草甘膦雖然是其中最環保的一種，但如果長時間使用必然會讓雜草產生抗性，澤爾斯特拉每年都會輪換除草劑的種類，這就避免了所謂“超級雜草”的誕生。這裏面的道理很簡單，中國的農民也懂，但因為各種原因，中國的棉農只有孟山都的第一代抗蟲棉可選，這就增加了使用的難度。相比之下，就連印度都已經引進種植了第二代抗蟲棉，抗蟲效果更好，也更不容易產生抗性。

曾經有不少反轉組織指責轉基因農作物導致抗性的產生，這就相當於一個國家只允許進口386這一種機型，然後指責電腦不好用。愛荷華農民的案例證明，只要給轉基因一個健康的發展環境，上述問題都是不難克服的。

事實上，對於愛荷華農民來説，因為有了抗蟲和抗除草劑這兩項轉基因技術做保障，蟲害和雜草都已不是什麼大問題了，他們更關心的是如何提高農作物的抗旱和抗澇能力，以及如何提高化肥的利用率，在穩產的同時保護環境。今年只有33歲的愛荷華農民威爾·坎農（Will Cannon）告訴我，他已經用上了紅外線遙感儀，不定期地對自己種植的500英畝玉米和大豆的營養狀況進行監控，一旦發現問題就可以隨時處理。他希望將來有一天能夠培育出高效利用養料的轉基因農作物，這樣就可以減少化肥的使用量，保護環境。

坎農和澤爾斯特拉都是愛荷華州立大學為本州農民專設的培訓班的學員，這所大學是遍佈美國的所謂“贈地大學”（Land-grant University）之一。這批大學得益於1862年通過的《莫雷爾法案》（MorrillLand-Grant Acts），該法案規定每個州專門撥出3萬英畝土地資助至少一所學院，開設農業和機械製造技術方面的課程，幫助本州的工人和農民提高專業技能。這些大學後來大都發展成為各州的州立大學，為美國的工業和農業培養了大量專業人才，是美國經濟騰飛的基石。正是因為它們的存在，使得美國農業的科技含量始終領先於世界，這就是轉基因技術為什麼首先在美國發展起來的根本原因。

另一個關鍵原因就是孟山都。這原本是一家生產化學品的公司，但無論是銷售額還是知名度都不高。1962年《寂靜的春天》出版，在美國掀起了一股環保熱潮，化學品的地位一落千丈，變成了一個人人喊打的玩意兒，於是孟山都便開始尋找新的經營方向，此時恰逢基因工程技術日漸成熟，細菌的轉基因獲得了成功，於是孟山都決定抓住這一千載難逢的良機，果斷放棄了化學品的生產，豪賭轉基因育種，試圖用這種更加環保的方法代替化學殺蟲劑和除草劑。正是在這一思路下，孟山都挖來了傅瑞磊等一大批科學家，投入大筆經費主攻當時還處在萌芽階段的植物轉基因技術，最終獲得了成功。“

其實植物轉基因技術誕生在歐洲，但是歐洲科學家更喜歡在實驗室裏搞研究，不善於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實際應用，這就是為什麼雖然很多科學發明都是在歐洲誕生的，但是商業化應用卻大都在歐洲之外的地方完成。”本屆“世界糧食獎”獲得者，比利時根特大學的蒙塔古教授對我解釋説，“另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商人比歐洲同行更有冒險精神，當初也有幾個歐洲公司在做，但都不如孟山都大膽，最後還是孟山都成功了。”

1996年，孟山都在傅瑞磊的領導下推出了轉基因抗農達大豆，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之後又推出了轉Bt基因的抗蟲棉花，同樣大受歡迎。從此這兩種轉基因技術迅速普及到了其他農作物當中，從根本上改變了農業的面貌。“

轉基因最先是從美國開始發展起來的，全世界都沒有先例可尋，於是當時的美國政府相關管理部門有些措手不及，不知道應該如何去對待它，最後還是那些生物技術公司主動提出，讓與此有關的政府機構聯合起來，共同管理這一新興事務。”美國生物技術工業聯合會（The Biotechnology Industry Organization）分管食品與農業領域的執行副主席凱瑟琳·恩懷特（Cathleen Enright）博士對我説，“於是，美國農業部（USDA）、食品藥品管理局（FDA）和環保署（EPA）這3個部門便根據已有的法律，分別負責管理轉基因的3個不同的方面。”

恩懷特博士告訴我，因為性質的不同，這3家機構對於轉基因的管理方式有着很大的差別。首先，根據美國農業部的規定，任何在美國的土地上種植的農作物必須經過USDA的審查評估，證明其對其他農作物沒有傷害後才能獲准種植。審查的過程是完全公開的，USDA必須將評估結果公示於眾，給廣大民眾一個提意見的機會。過去民眾提意見只能寫信或者打電話，如今這一過程已經全部在網上實現了，民眾可以自由地在USDA官方網站發表意見。如果反對意見有科學根據的話，USDA必須及時做出書面答覆，可惜自從USDA把這一民主過程搬到網上之後，迄今為止幾乎所有的反對意見都是情緒化的指責，沒有科學的反駁，對此USDA沒有義務做出回答。

從嚴格意義上説，獲得USDA的批准只能算是一種種植許可，不算是種植證書，不具有推薦的性質，它只是表明USDA認定這種作物安全，不再管了。兩者的區別在於，批准種植的證書是有時間限制的，到期後還得再申請，而USDA的決定沒有時間限制，除非將來發現新的證據表明其有害，否則開發種子的企業就不用再和USDA打交道了。其次，農產品最終的消費者是人，所以從理論上講，任何打算在美國上市的轉基因品種都必須經過食品藥品管理局的審批。但是，FDA經過詳細的調查研究後認定，轉基因食品除了其中含有的少量外源DNA外，其餘方面和傳統食品沒有區別，而所有的科學證據都表明，食品中含有的DNA是安全的。用食品安全的術語來説，叫作“一般認為安全”（Generally Recognizedas Safe，簡稱GRAS）。按照FDA的慣例，凡是被貼上GRAS標籤的食品以後就不用再申請許可證了，因此FDA認為自己沒有理由對轉基因產品進行強制性的檢查，全憑企業自願。這一點一直遭到反轉人士的指責，認為FDA不負責任。但實際情況是，因為政治的原因，所有涉及轉基因的生產企業都不敢冒任何風險，因此他們都會主動要求FDA進行檢查，檢查的項目包括毒性、致敏性和易消化性等所有和食品安全有關的方方面面。因此，迄今為止所有在市場上賣的轉基因食品實際上都已經被FDA檢查過了，而檢查的結果也都證明轉基因食品是安全的，對人體健康沒有危害。

最後，美國環保署認為，轉基因本身是不需要由他們來批准的，除非所轉的基因涉及對其他生物的毒性時才需EPA出馬。換句話説，如果是抗旱或者提高肥料利用率的轉基因品種，根本沒有EPA什麼事，但是抗蟲和抗除草劑的轉基因農作物則被看作是和化學殺蟲劑和除草劑類似的東西，這就需要經過EPA的批准了。同樣，EPA也會把審查結果公佈出來供民眾監督，這一步驟如今也已經上了網，但和USDA一樣，他們收到的反對意見全都是情緒化的辱罵，沒有任何一條有科學根據。另外，和前面的兩個部門不同的是，EPA這道關是強制性的，具有時間限制，到期後還得重新申請證書，這一點和所有化學品的待遇是一樣的。

從上面的敍述來看，美國的轉基因管理模式似乎是相當複雜的，3家機構各司其職，彼此沒有直接的聯繫。相比之下，世界上絕大部分國家都採用和美國相反的模式，即專門成立一個機構負責處理所有與轉基因有關的事情。但是，兩者最大的區別是對待轉基因的態度，美國把它看作是一個普通的新技術，只要用現有的體系來應對就可以了，而其他國家則是把轉基因當作一頭危險的怪獸，千方百計要限制它的行動自由。“

如果從全球範圍來看，絕大部分國家的科學機構得出的結論都是相似的，差別在於之後的決策程序。美國把轉基因的決定權完全交給了科學家，上述3家機構分別做出基於科學的決定之後便成為法律，政治家不再幹預。而包括歐盟各個成員國在內的大部分國家則是把科學家們的評估結果提交給政治家，由他們投票決定，這就相當於多了一道政治手續，其結果就完全不一樣了。”恩懷特博士總結道，“據我所知，目前世界上只有巴西採用了和美國類似的決策程序，而這也是在走了不少彎路後才改正過來的。巴西過去一直採用歐盟的管理方式，但是巴西領導人發現再這麼幹下去就什麼也幹不成了，便在2005年時改變政策，選擇了27個不同領域的頂尖科學家組成一個轉基因專家委員會，任何決策都由這27人投票決定，政治家不再幹涉。委員會內部則實行少數服從多數的投票制度，防止個別持有極端意見的人干涉這一過程。”

從這個過程可以看出，一個國家對待轉基因的態度取決於政治制度，而到底採用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該國領導人的態度。在恩懷特博士看來，巴西和美國的領導人一直把生物技術當作國家發展的重點領域加以扶持，這一思路為相應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政治上的動力。

那麼，歐洲的情況是怎樣的呢？歐洲人為什麼不喜歡轉基因呢？難道歐洲政府不看重生物技術嗎？要想知道這些問題的答案，必須去歐盟總部走一趟。

為什麼歐洲反對轉基因？

歐盟總部位於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這裏到處可見掛着歐盟旗幟的辦公大樓，政治氣氛濃厚。市中心的超市裏商品琳琅滿目，但卻找不到任何標有“轉基因”字樣的食品，最可能的植物油櫃枱也沒有，因為這裏基本上找不到大豆油，而是用葵花籽油和橄欖油代替了。

“歐洲商店裏確實很難買到轉基因食品，但這不是因為它有毒，而是因為消費者不願吃。”歐盟委員會研究與創新總司（Directorate General for Research and Innovation）生物技術部門負責人巴蘭德·維拉切特（Barend Verachtert）博士對我説，“我們經過將近30年的研究後認為，轉基因食品不比傳統食品更不安全。”

研究與創新總司是歐盟旗下負責科學研究的核心機構，科學家和歐盟官員的雙重身份讓維拉切特博士的言辭格外謹慎。他向我展示了兩本論文集，裏面記錄了歐盟科學家這些年來對於轉基因的研究成果。自20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歐盟委員會便責成研究與創新總司研究一下這個新鮮事物，於是總司便撥出專款，資助歐盟科學家研究轉基因的安全性。迄今為止已經投入了2億多歐元，資助了100多個研究項目。2001年出版了第一本論文集，2010年又出了第二本，收錄了所有重要的研究成果，內容涵蓋了轉基因的各個方面。總的結論是，目前所有已被批准上市的轉基因農產品無論是對人體健康還是對環境的影響都不比非轉基因的農產品更大。“

法國科學家塞拉利尼（Gilles-EricSéralini）今年曾經發表過一篇引起轟動的論文，説食用轉基因玉米的小鼠易患癌症。文章發表後遭到大部分科學家的反對，我們認為該論文存在嚴重缺陷，不能得出那樣的結論。”維拉切特博士對我説，“但是我們仍然很重視這件事，準備再專門撥出200萬歐元，公開招募歐盟科學家重複他的實驗，而且必須由各國科學家合作完成，實驗過程也要完全公開，這也是我們一直遵循的原則。相比之下，塞拉利尼則是一個人在進行秘密的工作，然後獨自發表了一篇沒人相信的論文。”

如果歐盟的轉基因政策是由負責科學事務的研究與創新總司來決定的，事情就沒那麼複雜了。但是，歐盟旗下還設立了一個名為健康與消費者保護總司（Directorate General for Health and Consumers，簡稱SANCO）的政治機構，負責執行歐盟關於食品安全的相關法律，以及管理與此有關的一切事務。

“我們是2003年開始正式成為歐盟的轉基因立法機構的。”SANCO生物技術部的負責人托馬斯·布萊根（Thomas Bregeon）博士向我介紹説，“任何一家公司如果想要在歐盟銷售轉基因種子，或者向歐盟出口轉基因農產品，必須首先向我們提交申請。但我們也沒有最終決定權，這個權力掌握在歐盟委員會的手裏。”

據布萊根博士介紹，當SANCO接到申請後，會將所有材料轉交給歐盟食品安全局（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簡稱EFSA）負責審查。EFSA是一家2002年剛剛成立的獨立科學評估機構，負責收集來自全世界的研究成果，並在此基礎上評估某種食品的安全性。EFSA的評價標準要比美國的相關機構嚴格得多，經常會要求各個公司補交材料，以此來拖延時間，這就是為什麼歐盟的審批程序時間很長的原因之一。但是，迄今為止幾乎所有的申請最終都得到了EFSA開的綠燈，換句話説，如果EFSA有最終決定權的話，事情同樣會變得很簡單。

問題在於，歐盟的所有法律最終都必須經過各成員國的投票表決才能生效，而且這種投票不是簡單的少數服從多數，而是必須要得到特定多數票（Qualified Majority）才能通過。

簡單來説，歐盟現有28個成員國，因為每個國家的人口總數是不一樣的，因此投票的分量也會不同，比如德國、法國、英國和意大利各有29票，馬耳他則只有3票，加起來一共有352張選票。一項決議要想獲得通過，必須滿足以下3個條件，即至少獲得260張選票，至少有15個成員國的投贊成票，以及至少獲得62%的人口的支持。迄今為止沒有任何一項關於轉基因的議案同時滿足這3個條件，也就是説，沒有一種轉基因農產品通過這種方式獲得了在歐洲的種植權和進口許可證。

截至2013年10月，僅有兩種轉基因作物因為申請得早而獲得了在歐盟境內種植的許可證。一種是巴斯夫公司的轉基因土豆（主要用於工業澱粉生產，目前已經沒人種了），另一種是孟山都公司的轉Bt基因抗蟲玉米MON810。這個品種是1998年獲得批准的，由此可見這是20多年前的技術了。如今美國、巴西和阿根廷的農民已經用上了第二代甚至第三代轉基因抗蟲玉米，也就是把多個有益基因疊加到一起，這樣就能抵抗多種害蟲，抗蟲效果更好，也更不容易產生抗性。其實這些品種大都已經在歐洲申請過了，而且也都通過了EFSA的審查，但卻因為沒有得到特定多數票的支持而被無限期地擱置了下來。一些公司終於等不及了，就在幾個月前，孟山都宣佈撤出歐洲市場，不再繼續申請種植許可了。

換句話説，因為政治的原因，歐洲的農民只能繼續種植技術落後的農產品，他們是歐盟轉基因政策最大的輸家。

另一個輸家就是歐洲的科學家們。一項技術被髮明出來，就是為了用的。歐盟雖然支持科學家們在實驗室裏進行基礎研究，但科學家們看不到應用的希望，失去了研發的動力，紛紛把自己的實驗室搬出了歐洲。而在公司方面，除了孟山都外，德國生化巨頭巴斯夫（BASF）也宣佈將生物技術研發部門全部遷到美國，關閉了在歐洲的實驗室。

“歐洲的轉基因科研水平本來就比美國落後，歐盟這麼一搞，雙方的差距會越來越大的。”蒙塔古博士對我説，“歐盟的政治家們大概是出於貿易或者文化等原因，試圖阻止孟山都等跨國公司進入歐洲市場，但他們卻採用了詆譭轉基因技術的方法來達到目的，結果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反而傷害了歐洲本土的科學發展。”

雖然歐盟對於轉基因農作物的種植管得很嚴，但對於進口的限制則要寬鬆得多。迄今為止已有56個品種得到了歐盟頒發的進口許可證，包括大豆、玉米、油菜和棉花等。理論上所有進口的轉基因農作物都可以用於食用，但事實上絕大部分都被當作了飼料。

轉基因農產品的進口也是需要歐盟各成員國投票通過才能批准的，同樣沒有一樣產品獲得了特定多數票，兩者的差別在於，歐盟委員會在進口的問題上啓動了“歐盟專家委員會程序”（Comitology Procedure），大意是説，如果投票過程出現僵持不下的局面時，歐盟專家委員會可以根據EFSA的意見單方面做出裁決。由於EFSA的評價都是正面的，專家委員會沒有理由拒絕，通常都會給開綠燈，於是這些轉基因農產品最終都獲得了進口許可證。

不過，歐盟各成員國還可以通過投票來阻止這件事的發生。按照歐盟的規定，要想阻止一項決議，只需得到至少93張反對票，或者至少14個成員國的反對，或者多於38%的人口的反對就可以了。但是迄今為止還沒有一項關於轉基因的進口許可被投票封殺，説明歐盟內部對轉基因持寬容態度的國家也是很多的。

“歐盟28個成員國對待轉基因的態度十分固定，有10～12個國家總是投反對票，比如意大利、奧地利和一些東歐國家，6個國家持中立立場，其餘的則持支持態度，包括西班牙、荷蘭、英國，以及大部分北歐國家。”比利時根特大學植物系客座教授、轉基因政策資深專家皮耶特·範德米爾（PietvanderMeer）博士對我説，“一個國家到底持何種態度，背後的原因相當複雜，比如奧地利有很強的有機農業傳統，希望維持自己在這個領域的強勢地位。”

歐盟的轉基因政策看似中立，實則偏向於“反轉派”。比如，任何成員國都不能違反歐盟的決議單方面種植轉基因，羅馬尼亞在加入歐盟之前一直在種轉基因大豆，2007年為了加入歐盟不得不停止種植。但是，任何成員國只要能夠提出一個反對理由，就可以援引《預防性條款》（Safeguard Clause），單方面禁止種植或者進口轉基因。唯一的條件是，這個反對理由必須是有科學根據的，不能只是政治或者經濟原因。

“奧地利、德國、希臘和匈牙利等國都曾經援引這個《預防性條款》，單方面禁止轉基因的種植或者進口。最近法國也加入了這個陣營，法國直到2007年還在種MON810，2008年突然啓動《預防性條款》，宣佈這種玉米對法國的環境有害，禁止在法國境內種植。EFSA認為這個理由沒有科學根據，拒絕接受，並將此案送交歐盟理事會進行投票，結果仍然沒有獲得特定多數票。因此歐盟最高法院在今年8月宣佈法國的轉基因禁令是違法的，要求法國做出改正，但法國政府拒絕接受最高法院的裁決，依然我行我素。”布萊根博士對我説，“其實這套系統是經過歐盟全體成員國投票同意的，法國這麼做屬於單方面違約，如果別國競相效仿的話，這套系統就要崩潰了。於是歐盟於2010年提出了一項改革計劃，允許各成員國根據本國情況做出單方面的行動，不用非得提交一個科學的理由，這就等於給法國一個台階下，原諒了它此前的違法行為。但是這個修正案卻在投票時被否決了，而且法國居然也投了反對票。”

之所以會出現這個僵局，原因在於無論是挺轉方還是反轉方都認定這個新提案對自己不利，都希望整個歐洲全都轉向自己一方，但事實證明這條路幾乎是走不通的，歐盟各國的立場分歧太大，短期內不可能達成共識。歐盟首席科學顧問安妮·格洛瓦博士對我表示，持有堅定反轉立場的國家一直在濫用《預防性條款》，使得歐盟這套轉基因管理系統效率低下，甚至可以説形同虛設。既然如此，還不如干脆取消限制，讓歐盟各國自行決定本國的轉基因政策，給那些支持轉基因的國家讓路。但是，西班牙萊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Lleida）農作物與森林科學系教授保羅•克里斯托（Paul Christou）則反對這麼做，他和一批支持轉基因的歐洲科學家們聯名在《自然》雜誌生物技術分冊（Nature Bio technology）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認為如果歐盟修改了規則，就會導致歐盟出現人為的“轉基因禁區”（GM-free Zones），不但會影響到歐洲農業科學的發展，而且會給歐盟成員國之間的雙邊貿易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

不管怎樣，雙方都意識到如果再不改變的話，歐盟的這套體系就將面臨崩潰的危險。今年11月6日，歐盟突然宣佈批准杜邦先鋒種業公司研發的轉基因抗蟲玉米1507在歐盟種植，使之成為第三個獲得歐盟種植許可證的轉基因農作物。杜邦先鋒早在2001年就提出了申請，一直被歐盟壓着沒批，12年後終於如願以償。宣佈這一決定的同時，歐盟再次懇請各成員國支持歐盟的改革計劃，下放權力，不再要求各成員國必須統一行動。

“歐盟看上去和美國一樣實行的是聯邦制，但本質上非常不同。歐盟各個成員國都有各自獨立的政府，經濟發展水平相差很大，就連語言都不同，導致整個歐盟體系龐大而又複雜。”西班牙飼料工業協會主席喬治·岡薩雷斯（JorgeGonzalez）對我説，“可是，這個體系卻總是希望讓所有人都滿意，所以歐盟最終通過的任何協議在美國人看來都太和稀泥了。”

幾乎所有的歐洲政治決議都可以從歐盟特有的政治構架上找到原因，轉基因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在岡薩雷斯看來，歐盟談判代表們依據的都是由同樣的一份由EFSA撰寫的評估報告，但卻從中得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見，説明歐盟在這個問題上一點也不尊重科學，而是被各自的政治立場綁架了。“政治家大都是通過投票上台的，但科學家不是。”格洛瓦博士對我説，“科學家依據的是科學證據，所以全世界大多數科學家都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但是政治家則必須替選民説話，維護選民的利益，有很大比例的歐洲人不喜歡轉基因，這就是歐盟政治家反對轉基因的根本原因。”

那麼，為什麼歐洲人不喜歡轉基因呢？我就這個問題詢問了30多位採訪對象，多數人都提到了瘋牛病。這個病是1986年被首次發現的，但當時還僅侷限於牲畜。1996年3月20日，英國政府首次承認食用瘋牛肉可以導致腦衰竭等不治之症，這個消息一經公佈立即在歐洲引發了恐慌。幾乎與此同時，歐洲大陸還出了好幾起食品安全事故，這些醜聞的集中爆發讓歐洲人普遍對歐盟的食品安全監管體系失去了信心，直接導致歐盟最終成立了EFSA，大幅度提高了對食品安全的監管力度。

恰在此時，也就是1996年4月，孟山都在歐洲推出了抗農達大豆，此舉立即引發了歐洲媒體的質疑，一家法國報紙稱這種大豆為“瘋豆”，暗指它和瘋牛病一樣都是不安全的。此後，“弗蘭肯食品”（Franken food）這個詞開始流行，意思是説轉基因食品是一羣瘋狂的科學家（英文稱之為Frankenstein，弗蘭肯斯坦）躲在實驗室裏偷偷研究出來的東西。這些指責契合了當時歐洲民眾的恐慌心理，於是歐洲的反轉運動正式拉開了序幕。

“世界範圍內的反轉運動最早是從美國開始的，有一個名叫傑瑞米·裏夫金（Jeremy Rifkin）的職業社會活動家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反轉了，比第一個轉基因植物誕生的時間都早。”法國國家科研中心（CNRS）主任馬塞爾•昆茨（Marcel Kuntz）博士對我説，“他反對的是整個轉基因概念，他認為這是科學家在扮上帝，這就是為什麼任何基因操縱都是他攻擊的對象，就連用轉基因大腸桿菌生產胰島素或者基因治療也不例外，所以響應他的人不多，在美國鬧了一陣之後很快就偃旗息鼓了。”

“美國人相對來説比較信任像FDA這樣的政府機構，‘反轉派’鬧不起來，但歐洲的科學共同體當時正忙着對付瘋牛病，沒有及時向公眾做出合理的解釋。”歐洲穀物進口商協會（European Grain Importers Association）秘書長特蕾莎·巴布西奧（TeresaBabuscio）對我説，“僅有的幾份官方文件所用的文字也很繞口，比如説‘轉基因的風險不比傳統農作物大’，老百姓看不懂這種科學的説法，便懷疑這裏面有問題，開始害怕起來。

”在任何社會里，恐懼都是最好的營銷方式。歐洲的環保非政府組織（NGO）肯定明白這一點，他們從中看到了機會。“當時NGO普遍有一種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感覺，因為他們所關心的話題，比如氣候變化、環境污染和生物多樣性等都已經引起了歐洲政府的足夠重視，很多話題甚至早已成為政府的首要任務，他們感覺沒自己什麼事了。”歐洲生物技術工業協會（EuropaBio）綠色生物技術部主任卡萊爾·薩瓦斯（CarelSarvaas）對我説，“為了拿到資助，這些NGO一定要找到新的議題，好讓歐洲民眾覺得他們仍然在為老百姓的利益而工作着，於是他們盯上了轉基因，一方面可以繼續和政府對着幹，以顯出他們的不可替代性，另一方面又能煽動起公眾的恐懼心理，一舉兩得。”

“我看過一部紀錄片，講的是20世紀90年代的一羣歐洲環保人士坐在沙灘上討論下一步該做什麼，討論了半天沒有結果，突然有人説了一句，‘要不我們去反對轉基因吧！’大家聽了恍然大悟，這個主意太好了！”歐洲食品與飲料工業協會主席梅拉·弗萊文（MellaFrewen）博士對我説，“現在看來，反轉不但看上去很環保，而且還把孟山都這樣的美國跨國公司當成了敵人，這兩條都很符合當時歐洲民眾的普遍情緒，太適合NGO的理念了。”

“我認為孟山都也犯了個很大的錯誤，不該把抗除草劑的玉米作為首個轉基因農產品推向歐洲市場。歐洲民眾認為孟山都是在藉機推銷自己生產的除草劑農達，太雞賊了。”岡薩雷斯對我説，“孟山都以為能讓美國中西部農民滿意的產品也會讓歐洲農民滿意，沒想到歐洲的情況要比美國複雜得多，孟山都為自己的錯誤決策付出了代價。”

就這樣，因為一些偶然和必然的原因，歐洲變成了反對轉基因的大本營。問題在於，歐洲可以不種轉基因，但卻沒辦法不進口轉基因，這種矛盾帶來了一系列經濟問題，把歐洲逼到了進退兩難的境地。

轉基因背後的經濟問題

“歐洲超市見不到轉基因食品，不等於歐洲不準賣轉基因食品，事實上很多轉基因產品都是合法的，只是超市不願意賣罷了。”弗萊文博士對我説，“我家附近曾經有個超市賣轉基因產品，綠色和平組織的人便不斷去超市門前靜坐示威，超市不想惹麻煩，只好下架。其實我本人想吃轉基因食品，因為它更加安全，但卻買不到。”

弗萊文博士擔任主席的歐洲食品與飲料工業協會（Food and Drink Europe）是歐洲最大的工業協會，旗下涵蓋整個歐洲的食品企業，總產值高達1萬億歐元。據她介紹，歐洲食品工業把轉基因分成了綠色和白色兩種，綠色指的是農作物的轉基因育種技術，白色指的是釀酒或者奶製品等所使用的酶和酵母菌，它們中的大部分都是通過轉基因技術而生產出來的。

“歐洲人對待這兩種轉基因技術的態度有着天壤之別，一提綠色轉基因人人都怕，但白色轉基因則沒人反對，因為歐洲人一直對自己的酒和奶製品引以為豪，不想丟掉這個市場。”

在經歷過瘋牛病等食品安全事件後，歐洲對於食品安全問題格外重視，專門建立了一個“食品和飼料快速報警系統”（Rapid Alert System for Food and Feed，簡稱RASFF），每天晚上11點都會把全歐洲各個檢查點的數據進行彙總，然後公佈出來，任何一點出現問題，全歐洲立刻就知道了。

這套系統看似非常可靠，但卻對轉基因過於敏感，導致經常因為此事而報警，弄得糧商們整天提心吊膽。“前段時間從中國進口的大米制品幾乎天天報警，説是查到了轉基因成分，我們只好退貨，損失慘重。”歐洲大米加工商聯合會（Federation of European Rice Millers）秘書長克里斯·道恩斯（Chris Downes）對我説，“最後逼得歐盟針對中國單獨制定了一項特殊政策，不再像過去那樣抽查，而是對每一批來自中國的貨物都進行強制性檢查。但是不知為什麼，出口時檢測都沒問題，一進歐洲海關就查出了轉基因成分。”

這不是歐洲大米加工商聯合會遇到的第一起轉基因事件了。據道恩斯介紹，歐洲每年消耗300萬噸大米，其中100萬噸需要進口。過去每年從美國進口將近30萬噸，2006年在一次檢測中發現了拜耳公司研製的轉基因大米的痕跡，導致歐洲不得不立即終止了從美國的進口，改從南美進口高價大米。中國則通常不直接向歐盟出口大米，而是出口大米制品，比如巧克力棒中的爆米花，但是即使如此也因為其中檢測到了轉基因成分而不得不退貨，給進口商帶來了很大損失。

“我們也不知道這些轉基因大米是怎麼混進去的，也許是其他轉基因農產品的污染，也許是農民偷偷種的。”道恩斯對我説，“好在目前尚未有國家允許轉基因大米的合法種植，如果將來有一天轉基因大米合法了，歐洲只有這麼小的需求量，不可能有人願意為歐洲市場專門申請許可證的，到那時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了。”

歐盟對於用作食品的轉基因農產品一直採取“零容忍”政策，如果是尚未批准的農產品，哪怕只檢測到一點轉基因粉末都不行。但是熟悉農業運作方式的人都知道，商業糧倉是很難做到完全隔離的，尤其是那些種植轉基因比較多的國家，往往是各種轉基因品種都裝在一個糧庫裏，當地農民分不清它們的區別，只要是玉米或者大豆便都混在一起了。

另外，因為種植轉基因農作物可以省工省錢，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曾經發生過農民不顧禁令偷偷種植的現象。最著名的案例當屬印度，當年印度政府不批准本國農民種植轉基因棉花，結果印度農民偷偷從中國帶種子進來種，逼得印度政府只好放開進口。巴西農民也曾經幹過這事，不顧本國政府的禁令偷偷種植從阿根廷偷來的轉基因玉米，最終逼得巴西政府修改政策。另據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士介紹，一些東歐國家的農民不顧歐盟的禁令，偷偷種植轉基因玉米，對此歐盟採取了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做法，因為實在是管不過來了。

不過，轉基因大米畢竟沒有被批准種植，屬於違法行為。而且歐洲真正用於食用的轉基因農產品進口量太小了，不足以引起歐盟的重視。相比之下，轉基因飼料的進口量巨大，問題也最多。其中玉米的情況還算好，歐盟每年只需進口250萬～400萬噸玉米，佔歐盟總需求量的4%～7%，玉米黃漿飼料（Corn Gluten Feed，制澱粉後的下腳料）的進口量也只有250萬噸，都不算太大，實在不行的話還可以從烏克蘭或者塞爾維亞進口替代品，總之有辦法解決。

問題出在大豆上。歐洲的氣候不適合種大豆，而大豆是飼料中蛋白質的主要來源，需求量特別大。歐洲可以用餅肥作為大豆的替代物，但只能替代10%～20%，剩下的必須依靠進口。目前歐盟平均每年需要進口3500萬噸大豆，主要來自巴西、阿根廷和美國。不用説，這些國家的大豆幾乎都是轉基因的，根本無法避免。

“歐盟大約有5億人口，算下來平均每個歐洲人每年需要間接地消耗掉自己體重那麼多的轉基因大豆。”薩瓦斯對我説，“雖然這些大豆都是在其他國家生產出來的，而且幾乎都是被當作飼料用掉了，但畢竟都是在歐洲大陸被消耗掉的。現在居然還有不少歐洲人認為自己生活在一塊沒有轉基因的大陸上，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非常虛偽。”

雖然市場上的轉基因大豆只有抗蟲和抗除草劑這兩大類，但每一類都有好多種不同的基因，分別具有不同的功能（比如抗不同種類的害蟲）。於是各大公司便想辦法把這些基因整合到一起，術語叫作“疊加性狀”（Stacked Traits）。最多的甚至可以把8個基因疊加到一起，讓農作物同時具備8種不同的性狀。

按照要求，每一種新的疊加性狀都需要重新進行品種審定，在美國這套程序平均只需要15個月就可以完成，但在歐盟平均需要47個月。別小看這個時間差，它直接導致了糧食貿易市場一片混亂。

“2007年杜邦先鋒公司的一種轉基因大豆的審批程序被歐盟耽擱了很久，結果大批運載這種大豆的商船無法靠岸，只能運往其他國家。”歐洲飼料製造商聯合會（FEFAC）秘書長亞歷山大·杜靈（Alexander Doring）對我説，“這件事一直耽誤了一年半才最終得到解決，歐盟的糧商們為此多付了25億歐元購買替代品，損失慘重。”

另據杜靈介紹，類似的情況以前也曾經發生過，但在10年前歐盟還是世界糧食市場最大的買家，出價也最高，出口國不敢得罪歐盟，只能按照歐盟的要求進行種植。隨着中國的崛起，來自中國的糧食訂單份額越來越大，在大豆等領域已經超過了歐盟，糧食出口國便越來越不把歐盟的要求當回事了。

不過，根據孟山都公司全球總裁兼首席運營官布萊特·伯格曼（Brett Begemann）介紹，中國在這方面的速度是最慢的，因為中國只允許已經在其他國家獲得許可的品種遞交申請書，然後才能開始漫長而又不可預測的審批程序。而歐盟則可以和美國一起開始走流程，雖然時間比美國長點，但結果是可以預測的。孟山都曾經有一種轉基因大豆因為等待中國審批的緣故，產品上市時間被推遲了3年，因為阿根廷農民不願種植這種尚未被中國批准的大豆，否則種出來也沒法出口。

當然，歐盟也可以選擇只進口非轉基因農產品，但必須付高價。西班牙豬肉協會會長米蓋爾·伊瓜拉（Miguel Higuera）告訴我，非轉基因飼料每噸要比轉基因飼料貴25～30歐元，它們大都來自法國和奧地利，這大概就是這兩個國家為什麼要拼命抵制轉基因農產品的原因之一。

“抵制轉基因的政策讓歐盟國家只能從有限的市場購買原材料，這就失去了定價權。”伊瓜拉説，“可問題是EFSA早就證明轉基因農產品沒有問題，歐盟的延誤是沒有道理的，而且顯得非常虛偽。”

根據歐盟2008年的統計，因為對轉基因飼料實行“零容忍”政策，以及批准不及時等原因，歐盟的飼料進口商每年的直接經濟損失高達96億歐元。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歐盟最近修改了飼料的“零容忍”政策，允許其中混有不超過0.1%的非批准轉基因成分。這個比例實在是太低了，而且還有附加條件，混入的非批准轉基因成分必須得是正在申請而尚未批准的品種才行，因此對於目前的狀況幾乎沒有實質性的改善。相比之下，日本雖然也有這個問題，但日本政府把這個上限提高到了5%，基本上解決了這個問題。“

轉基因的飼料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質量比傳統飼料好，不容易發黴。”杜靈告訴我，“今年2月歐洲曾經爆發過一次牛奶中毒事件，原因就是產自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等國的傳統玉米飼料因為蟲害的原因導致破損處產生了黴菌毒素（Mycotoxin），結果這種毒素通過飼料進到了牛奶裏面，觸發了RASFF系統報警，不得不倒掉了大量牛奶，損失慘重。相比之下，西班牙種的是轉基因玉米，就沒有出現這個問題。”

荒唐的貼標籤制度

歐盟這套系統的另一個奇怪之處就是強制貼標籤的政策。“歐盟規定含有0.9%以上轉基因成分的食品要貼標籤，但這個0.9%沒有任何科學根據，純屬好聽而已，很不合理。比如，食用豆油裏面幾乎沒有外源DNA了，但是還必須貼轉基因標籤，可另一種食品裏假如含有0.89%的轉基因玉米，則可以貼‘不含轉基因’的標籤，這實在是一件很荒唐的事情。”弗萊文對我説，“這還不是最荒唐的，既然批准上市，就證明這種食品沒有問題，為什麼還要貼標籤呢，這就等於間接地宣判轉基因食品有問題，讓消費者產生疑問，超市也就不敢進貨了。”

與此對應的是，歐盟對於“不含轉基因”（GMO-Free）標籤的管理非常鬆懈，幾乎誰都可以貼。“因為公眾喜歡，食品商都願意貼這個標籤，最後的結果就是超市裏到處可以見到非轉基因的標識。”弗萊文告訴我，“但實際上這個標籤不是強制性的，而是自願使用，其結果就是檢測很不嚴格，甚至可以説完全沒有標準，存在大量灰色地帶，給造假者提供了很多便利。”

那麼，歐盟的檢測標準為什麼如此彆扭呢？答案就在於歐盟在食品安全方面一直奉行預防原則（Precautionary Approach），而美國則遵循實質等同原則（Substantial Equivalence），大意是説，如果一種新食品的主要成分和傳統食品沒有區別，則可以認為兩者具有實質等同性，無須單獨進行測試。

“這個原則是為了方便對新食品進行安全檢測而制定的，我認為它比歐盟的預防原則更科學，也更具實用性，因為歐盟的做法看重的是一件產品的生產過程，而美國則只看最終的產品是否安全，不管它是如何生產出來的。”在美國和歐洲都工作過十多年的生物學家克里斯托博士對我説，“舉例來説，這就好比你買一輛車，想知道它是否安全，美國人只是把這輛車分解開來，看看各個部件是否工作正常，然後試駕幾次，沒問題就可以了，歐洲則非得知道這輛車是如何生產出來的，否則不讓上路。這裏面的矛盾之處在於，如果我手裏有兩株一模一樣的農作物，一種是通過轉基因手段得到的，另一種是通過傳統育種手段得到的，美國會認為兩者實質等同，共用一套監管體系就行了，而在歐盟卻會專門為那株轉基因農作物設立一個單獨的部門，花費更多的經費和更長的時間去證明它無害。”

克里斯托博士又用西紅柿做例子為我詳細解釋了兩者的區別：假如有人從野外找到一株具備抗病毒特性的西紅柿，將其和現有西紅柿雜交，得到一個抗病毒新品種，另一個人從野生西紅柿當中找到了這個抗病毒基因，單獨將其轉入現有西紅柿品種，得到一株轉基因抗病毒西紅柿新品種。前者所使用的野生西紅柿很可能是有毒的，雜交後的結果也有可能有毒，而轉基因則不會有這個問題，可是歐盟對於前者是不在乎的，反而會在後者身上大做文章。

“預防性原則本意是好的，但是如果不按照科學的原則辦事，其結果很可能是好心辦壞事，既不安全又浪費錢，歐盟的轉基因政策就是一個經典案例。”克里斯托博士説。

結語：“對轉基因，歐洲搞的是偽環保”

作為2013年“世界糧食獎”的特邀嘉賓，馬克·林納斯（Mark Lynas）是本屆糧食研討會上的絕對明星。他是英國著名的環保活動家，早年專攻氣候變化，出過好幾本關於這個話題的暢銷書，其中一本還被BBC電視台改編成了紀錄片，在業界獲得了非常好的口碑。後來他把目光投向轉基因，決定寫一本反轉的書，取名《上帝物種》（God Species）。沒想到在為這本書做研究的過程中他發現媒體上關於轉基因的大部分消息都是謠言，事實與環保組織的宣傳完全相反，於是他改變了立場，撰寫了多篇文章以正視聽。本次糧食研討會上，他和聽眾們分享了自己的心路歷程，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歐洲在轉基因的問題上不尊重科學，搞的是偽環保。

“歐洲雖然反轉，但普遍支持氣候變化，美國則正相反，支持轉基因但對氣候變化不感興趣，請問這是怎麼回事呢？”我向林納斯提了這個問題。

“我認為這兩件事的本質是左右之爭。”林納斯回答，“歐洲‘左派’比較多，他們反對資本主義，反對全球化，支持大政府，所以會反對以跨國企業為主力的轉基因技術，支持在政府主導下應對氣候變化。美國‘右派’佔主流，他們支持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反對任何形式的政府幹預，所以會支持轉基因，但卻反對由政府主導的應對氣候變化政策。但是，從某種角度來看，這兩派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為了某種政治和經濟目的而利用科學，扭曲科學。”

轉基因行業確實存在一定程度的壟斷。據統計，目前已經上市的轉基因種子幾乎全部來自6家公司，它們分別是孟山都、杜邦先鋒、先正達、陶氏、巴斯夫和拜耳，這6家企業每推出一種新的轉基因作物平均需要花費1.36億美元，其中有3500萬美元花在了應付各種審批程序上，佔經費總數的25.8%。一種轉基因產品從概念形成到最終上市所需時間平均為13年，而且有越來越長的趨勢，其中花在審批程序上的時間佔36.7%。

“我曾經多次跟綠色和平組織説，你們才是孟山都最好的合作伙伴。”歐洲種業協會（European Seed Association）主席加里克·馮埃辛（Garlichvon Essen）對我説，“正是因為你們常年的詆譭和抗議，把轉基因這個行業的門檻弄得越來越高，只有少數有實力的公司才玩得起，最終導致孟山都從過去的一家名不見經傳的小公司一躍成為全球種業的老大，年利潤比第二名多一倍還不止。”

歐洲種業協會總部設在布魯塞爾，旗下擁有大約7000家種子公司，但規模超過200人的只有不到50個。“其實任何行業都是如此，一開始很多小公司，然後逐漸整合。比如全歐洲的汽車公司還不到20家，老百姓為什麼沒有抗議呢？”馮埃辛對我説，“歐盟對轉基因的管制太嚴了，阻礙了技術的發展，最終吃虧的不但是歐洲的種子公司，而且是整個歐洲農業，以及農產品的消費者。”

馮埃辛在這個行業工作了30多年，對歐洲農業的歷史和現狀瞭如指掌。他認為歐洲人對於農業和食品的態度太過浪漫，換個説法就是過於保守。“我上中學的時候班級裏有一半人有直系親屬在農場工作，而我現在有個8歲的侄女，是她們班級裏唯一一個有農場主親戚的小孩。”馮埃辛説，“歐洲人離開土地太久了，大部分人都沒見過現代農業是什麼樣，不明白農業和其他行業一樣也需要與時俱進。”

他拿出一本德國掛曆給我看，上面全是綠草如茵的牧場和在上面散步的奶牛。“這就是德國人對農業的想象，其實他們不知道，他們喝的大部分牛奶都是在飼養場裏用進口的轉基因飼料喂出來的。”馮埃辛説，“其他國家的農民提供的是糧食，歐洲農民提供的是風景，這就是歐洲農業和其他國家的農業最大的不同。”

不過，歐洲農業曾經有過一段艱難的時光。“二戰”結束後，歐洲百廢待興，戰爭帶來的飢餓讓歐洲人記憶猶新，於是歐盟於1962年頒佈了《歐盟共同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e Policy，簡稱CAP），將歐盟各成員國的農業劃歸歐盟統一指揮，並採取了對主要糧食作物增加補貼的辦法刺激糧食生產，導致20世紀80年代歐洲糧食過剩。但是，由於歐洲的農產品價格昂貴，沒辦法出口，所以歐盟數次修改CAP政策，減少對單一農產品的補貼，轉而將補貼直接發給個人，鼓勵歐洲農民按照市場需求自己決定種什麼，種多少。

“歐洲和美國的農業補貼理念不同。美國是補貼農產品，或者幫助農民繳保險費等，維持農業的高產出，保證農民能賺到錢，而歐洲補貼的目的則是保持農業人口，不想讓歐洲的小農莊過早消失，變成美式大農場。”薩瓦斯對我説，“所以説歐洲農業更適合生產特殊的、高附加值的農產品，比如葡萄酒、奶酪和香腸什麼的，這類產品目前對轉基因技術的要求不高，所以歐洲人會反對轉基因。”

“轉基因剛剛進歐洲的時候正趕上歐洲糧食過剩的情況尚未終結，歐洲政府正想着如何減少糧食產量呢，當然對這種能夠增加產量的新技術不感興趣了，便藉口保護環境打壓轉基因。”馮埃辛對我説，“可沒想到進入21世紀後歐洲糧食開始不夠了，需要大量進口，矛盾就來了。”就在2013年10月，歐盟再次修改了CAP政策，試圖把農業補貼的形式改回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樣子，以此來刺激糧食生產。目前CAP每年的預算佔到歐盟總預算的一半以上，這讓不少歐洲人產生了誤解，認為農民拿走了歐盟一半的錢，可居然還想掙更多的錢，是一羣貪得無厭的人。

“歐洲人不知道的是，因為CAP的緣故，農業是少數全部需要歐盟出錢的部門。即使如此，補貼的總量也不高，每年只有大約500億歐元而已。”馮埃辛對我説，“但是不管怎樣，一個行業越是離不開補貼，就越是要尊重民意，因為補貼實際上就是拿公共資金去支持某個行業，公眾當然要得到某種回報，或者參與到決策的過程中來，這就是為什麼歐洲老百姓對於歐洲農民有着特殊的要求，認為他們不該掙那麼多錢，更不能污染環境。”

於是，歐洲的農業法規是全世界最嚴厲的，禁止了大批在其他地方還在用的除草劑和殺蟲劑，導致歐洲的糧食生產成本居高不下。相比之下，美國農民的定位就是純粹的商人，美國政府願意幫助美國農民擴展市場，美國老百姓對此也沒有意見。於是，轉基因在美國得到了自由發展的空間。

但是，這種情況在最近幾年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比如美國很多州都開始投票，試圖強制給轉基因食品貼標籤，康涅狄格州和緬因州都在2012年通過了這個新法案，開始強制貼標籤。“這是美國環保組織暗中發力的結果，他們想通過這件事給聯邦政府施加壓力，最終迫使政府改變政策。”恩懷特博士對我説，“美國政府的構架決定了美國不可能在每個州實行不同的轉基因法律，也不可能把這件事交給每個州去投票，否則很可能就和歐洲一樣了。因此美國的環保組織只能在貼標籤這樣的次要領域做做文章，其餘的無能為力。”

據恩懷特博士回憶，美國的這股反轉風潮起源於2005年前後，那時正值臉書和推特等社交網站興起，信息的傳播渠道首次從正規媒體下放到了普通民眾的手裏，再加上肥胖症的蔓延讓普通美國人開始關心自己的食物，於是反轉的謠言便像長了翅膀一樣開始在美國民眾中流行開來。為了和謠言作鬥爭，美國生物技術工業聯合會終於決定放下身段，主動出擊，利用互聯網進行轉基因科普宣傳。這家機構於今年7月29日開通了全美首個轉基因科普網站，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提問，專家會一一做出解答。該網站開通11周後就有了8.7萬個訪客，説明關注度還是挺高的。

這些行動很可能起到了一定的效果。2012年年底加州舉行了貼標籤的公投，最終沒能獲得多數票，提案失效。2013年11月華盛頓州也舉行了類似的公投，結果同樣失敗了。

美國的未來會怎樣？我們只能拭目以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