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能靠招降解決海盜，卻為何對付不了農民起義？_風聞

《水滸傳》在明朝就非常流行，明末的好漢們喜歡用裏面的人物名字當外號，而明朝的大佬們則希望自己能像招安宋江一樣招安各路好漢。有意思的是明末的反賊裏往往是福建的海上強人很講信用，鄭芝龍拿了大明官銜後就積極剿滅了同行，陝西等地的陸上反賊卻很不守信用，接連坑死了兩個督撫級別的大佬。

難道是海上強人更守江湖規矩，更有契約精神？從鄭芝龍坑岳父、坑大佬的發家史上，我們可看不出他有多實誠，論爾虞我詐的能力他不比張獻忠差。真正的原因在於陸上強人們和海上同行們經濟基礎不同，鄭芝龍們的經濟基礎是源源不斷的海上保護費和自營貿易（蔗糖、絲綢等對日貿易都有鉅額利潤），鄭芝龍的盈利模式類似於電商淘寶（每年收取海商們的鉅額“加盟費”，是霸道的鄭爸爸）；而張獻忠他們的經濟基礎是流浪全國搶錢搶糧，是地道的流寇、暴力投機商，是屌絲散户抱團的產物。

明末的陝西“反賊”經濟基礎相對薄弱，比不上有海上貿易鉅額收益的鄭芝龍一夥，他們早年就是要聚集起來混口飯吃，因此楊鶴第一次伸出橄欖枝時，大部分“反賊”都選擇了接受。他們的價碼也不高，每人領了幾兩銀子和耕牛種子後就投降了，只花去了崇禎內庫十萬兩銀子。但他們依舊不敢散夥，因為崇禎皇帝並沒有免去陝西的賦税，而陝西當年依舊是旱災，“反賊”們就算是拼命種田依舊要被逼得家破人亡，他們的隊伍並沒有因此解散。所以楊鶴在1631年春天發完撫卹金，到秋天王左掛、神一魁、王大梁、周大旺等人就再次造反。

高迎祥等人戰死後，張獻忠在佔據了谷城後，投降了熊文燦。老張此前已經多次透支了自己的信用，熊文燦不可能不知道，他就是被孫可望送上的兩塊尺多長的碧玉和兩枚徑寸珍珠給砸暈了。張獻忠在谷城被招降，並不能得到明朝的信任，明朝用限制錢糧、徵調繳費等方式削弱張獻忠的力量（大家都讀過《水滸》）。張獻忠的對策是絕不裁軍，用屯田的方式自給自足，用公平買賣的方式蒐集物資。以谷城周邊的土地和資源要維護張獻忠的大軍本來就不容易，熊文燦卻把張獻忠和鄭芝龍混為一談，向其索要“黃金蹏褭千，珠琲盈鬥，他瓖貨累萬萬”，結果是張獻忠果然又造反了。

明末的海上強人可以把自己維護組織的成本轉稼給商人和老外，因此對內擴張上沒有動力，接受招安反而可以得到固定的收益，因此才比較老實，鄭芝龍對熊文燦的索賄也當做是必不可少的公關費。而張獻忠等人卻只能通過在內地對外擴張（實心招安的闖塌天部下就散夥了大半），才能發展壯大，被侷限在一地就等於坐吃山空，從組織因素上考慮他反覆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