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中國的新時代與中美貿易爭端_風聞

　　 摘要：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憑藉漸進雙軌制的經濟轉型戰略，避免了“休克療法”所帶來的經濟崩潰和頻發的危機，實現了年均9.4%的增長奇蹟。當前，中國進入了新時代，又面臨中美貿易爭端激化，可從四個方面分析新時代中國經濟和中美關係走向。第一，新時代，改革永遠在路上；第二，中國仍然擁有巨大的經濟發展潛力；第三，中美之間的經濟結構是互補的，中美經貿關係可以實現雙贏，美國的貿易逆差的原因不在中國，不在東亞，而是在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以及美國家庭低儲蓄高消費的生活方式；第四，新時代中國可以通過擴大內需來實現經濟增長。當前，中國在產業升級、基礎設施、環保和城鎮化方面仍有較高的投資回報，可以通過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來實現經濟增長，這些都是發達國家不可比擬的。因此，利用中國增長潛力可以應對中美貿易爭端。

　　 關鍵詞：新時代；中美貿易戰；國際金融危機；貿易保護主義；經濟增長；改革開放；民族復興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憑藉漸進雙軌制的經濟轉型戰略，避免了“休克療法”所帶來的經濟崩潰和頻發的危機，實現了年均9.4%的增長奇蹟。當前，中國進入了新時代，又面臨中美貿易爭端激化，應從四個方面分析新時代中國經濟和中美關係走向。

一、引言

　　 2018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也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的第10年，更是中美貿易摩擦激化的一年。在這一個大背景下，筆者想分析中國經濟進入新時代到底會如何發展及中美貿易爭端對我們追求“兩個一百年”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到底會產生什麼影響。

　　 2018年對中國來説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年份，改革開放40年創造了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的奇蹟。1978年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貧窮國家之一，按世界銀行指標，撒哈拉沙漠以南人均GDP為495美元，而中國只有156美元，連世界上最貧窮非洲國家的平均數的1/3都沒有達到。與其他貧窮落後地區一樣，中國81%的人生活在農村並以農業為生，84%的人每天生活費低於國際貧困線，一天1.25美元。中國在1978年還是一個內向型國家，出口只佔國內生產總值的4.1%，進口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6%，兩項加起來是9.7%，90%的國內經濟與國際不接軌。中國出口產品中75%是農產品和農產品加工品。過去40年中國取得每年9.4%的經濟增長，經濟增長速度出乎任何人的預期。鄧小平在改革開放初期制訂的中國經濟增長目標是20年翻兩番，平均每年增長速度為7.2%。20世紀80年代初，筆者在北大讀研究生時，聽到鄧小平提出的中國經濟年均增長7.2%的目標很激動興奮，就想到發展經濟學中的自然增長理論，所以筆者認為20年翻兩番是政治口號，是鼓舞大家朝那個目標走。以7.2%的速度增長40年，中國經濟只會比1978年增加15.1倍；但中國實際上實現了9.4%的年均增長率，中國經濟規模2017年是1978年的35.4倍。中國經濟增長快，而且對外貿易增長速度更快，以平均每年14.5%的速度增長。在這樣高速增長下，中國2010年超過日本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年中國對外出口總量超過德國變成世界最大出口國，而且出口產品中97%是製造業產品。因此，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工業革命後被稱為世界工廠最早的是英國，二次世界大戰前是美國，二戰後則是德國和日本。2013年中國貿易總量已超過美國變為世界最大貿易國，2014年若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經濟規模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2017年中國人均GDP達到8640美元，是一箇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40年間超過7億人擺脱貧困，對世界減貧貢獻率超過70%。總之，中國過去40年經濟發展取得的成績確實是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的奇蹟[1]。在上述發展的基礎上，在2017年十九大報告中，我們提出中國進入新時代。新時代的內涵是什麼？可以有各種不同的解讀，筆者擬從中國內外部的經濟形勢來探討對新時代的科學認識。

二、新時代中國改革會永遠在路上

　　 在過去40年中，中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取得了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的奇蹟。但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也都在從計劃經濟或政府主導的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絕大多數並沒有像中國這樣取得穩定、快速的發展，而是出現了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是中國在改革開放時，採取了跟當時國際主流轉型方式不同的漸進雙軌制：一方面，對於老的國有企業，沒有比較優勢，在開放的競爭市場中活不下去，就採取“老人老辦法”，提供轉型期的保護補貼，以維持經濟的穩定；另一方面，採取“新人新辦法”，對那些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放開准入，政府也因勢利導，讓這些產業變成中國的競爭優勢。但在這個過程中也產生了很多問題：為了保護補貼，政府保留了很多對市場干預的政策，不僅造成了資源錯誤配置，而且產生了尋租和腐敗，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

　　 

　　 中國改革應該與時俱進。從改革開始到2002年，中國還是一個低收入國家，資本短缺，資本很密集的傳統產業缺乏比較優勢，若沒有保護補貼，企業生存與發展會十分困難，所以當時提供的保護補貼是雪中送炭，是必要的。現在中國已是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到2025年左右還會變成高收入國家，資本不再那麼短缺，比較優勢也跟着發生了變化，原來很多沒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現在已經符合比較優勢。比如家電產業，在20世紀90年代剛引進時，不符合中國的比較優勢，沒有保護補貼就活不下去，但如今中國的家電產業已經全世界領先，非常有競爭力。很多裝備業也是如此，如民營企業三一重工所生產的工程機械，在國際市場上可以跟西門子、卡特彼勒等競爭；國有企業徐工集團同樣可以參與國際市場競爭。這些產業已經符合比較優勢，企業已經有了自生能力，保護補貼就從雪中送炭變成了錦上添花。從企業角度來講，保護補貼多多益善；從社會角度來看，保護補貼會帶來資源錯誤配置和尋租腐敗。所以改革應該與時俱進，這也是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背景。

　　 怎麼讓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性作用？就是要把原來的保護補貼取消掉，讓市場競爭決定價格和引導資源配置。

　　 當然，政府還要發揮積極作用，以克服前進過程中必然出現的一些外部性和協調軟硬基礎設施完善的市場失靈。從2013年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以後，中央從“深改組”變成“深改委”，已經推出300多項政策，要把這些政策落實到位需要時間。不過筆者認為，即便這300多項全面深化改革的措施都落實到位，隨着經濟的繼續發展，新的矛盾、新的問題還會不斷出現，仍要不斷進行改革。[1]

三、新時代中國的增長潛力依然很大

　　 對中國的經濟增長潛力，國內外都非常關注，因為中國現在佔全世界經濟比重達到16%，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達到30%，中國經濟增長在相當大程度上會影響整個世界的經濟增長態勢。但是，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持悲觀看法的很多，原因不外乎説中國在改革開放40年裏取得了年均9.4%的增長，在人類經濟史上不曾有過哪個國家或地區能以這麼高的增長速度維持這麼長時間。國際上很有影響的經濟學家，比如曾擔任美國財政部部長和哈佛大學校長的勞倫斯·薩默斯就認為，任何國家的常規增長速度就是3%–3.5%，而中國的增長速度是非常規的，任何人都沒法抵抗地心引力，所以他認為中國增長速度會逐漸向6%、5%、4%、3%迴歸[2]。這種觀點很有影響力，尤其是中國從2010年以後增長速度逐步下滑，從之前的兩位數下滑到2016年的6.7%，這是從1990年以來最低的增長速度，2017年回升到6.8%，2018年繼續下滑到6.7%。從目前來看，2019年下滑的壓力也很大。

　　 但是筆者認為，要判斷中國經濟增長的潛力必須要了解經濟增長的本質和決定因素，以及發展中國家可以高速增長的原因是什麼。經濟增長、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依靠的是技術不斷創新和產業不斷升級。在這一點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一樣，但兩者又有不同：發達國家現有的產業技術都處在世界最前列，技術創新、產業升級都需要自己發明創造，所需的投資很大，風險也很大，在過去100年裏發達國家的常規增長速度為3%–3.5%，在統計上非常穩定；而發展中國家有後來者優勢，有通過技術引進、消化、吸收作為創新來源的可能性，這種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方式成本低一點，風險也低一點，所以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速度可以比發達國家更快，經濟增長速度也更快。過去40年，中國經濟能取得這麼好的成績，這是很重要的必要條件。

　　 關鍵是，其他高速發展的發展中經濟體一般經過20年之後，這種潛力似乎就用盡了，而中國已經發展了40年。對此，筆者的看法是，利用這種潛力不在於已經持續多少年，而在於和發達國家之間在產業、技術上還有多大差距，最好的衡量辦法是人均GDP。根據麥迪遜的歷史數據，2008年時按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人均GDP是當年美國的21%，相當於日本1951年、新加坡1967年、中國台灣地區1975年、韓國1977年的水平。這些東亞經濟體利用跟美國人均GDP所暗含的產業技術差距所給予的後來者優勢，實現了20年年均8%–9%的增長。所以，筆者認為中國從2008年起還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長潛力[3][4]（P579-600）。

　　 現在還有一個新的優勢。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還沒有所謂的“新經濟”。新經濟的特性在於研發週期特別短，投入以人力資本為主。中國跟發達國家相比在物質資本、金融資本上人均擁有量較低，但是人力資本的差距不是那麼大，中國人多，天才也很多，再加上有很大的國內市場和最完整的產業配套能力，所以在這種短週期、以人力資本投入為主的新產業裏，中國跟發達國家相比並不落後甚至可能還有優勢。怎麼衡量呢？現在經常講“獨角獸”，就是剛創立不久，還沒上市就已經市值超過10億美元的公司。這樣的獨角獸公司，目前美國有120家，中國有130家，比美國還多出10家；其中市場價值最大的50家，美國為16家，中國達到27家，韓國、日本、德國、英國等各為1–2家。可以發現，在新經濟上中國具有比較優勢。所以筆者認，為只看舊經濟的後來者優勢，中國到2028年之前還有8%的增長潛力；再加上新經濟的貢獻，測算出在2030年之前中國有8%的增長潛力，這並不算過度高估。

　　 當然，筆者所講的是增長潛力，是從供給側的技術可能性來看，具體達到多少還取決於實際需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整個世界經濟疲軟，衡量國際需求的指標是國際貿易增長率。2008年之前，國際貿易增長速度是世界經濟增長的2倍多，現在世界增長速度下滑，而國際貿易增長速度比世界經濟的增長速度還慢，這種狀況都會影響到需求面。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到現在，整個世界經濟還沒有完全復甦，國內民營企業投資的積極性也會受到影響。2010年以後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逐漸下滑的原因，我認為主要是需求不足。當然，也有很多人認為是中國國內的體制、機制造成的。其實，可以觀察其他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情況，不管是印度或俄羅斯、巴西、土耳其等，經濟增長速度也都是下滑的，且幅度比中國還大。這説明，實際增長低於潛力的主要原因是需求面不足。

四、發達國家經濟尚未復甦催生民粹主義與保護主義

　　 從國際需求來看，發達國家經濟有沒有真正走出2008年那場大危機？目前有各種判斷，很多人認為美國經濟已經復甦，但筆者不太認同。因為如果仔細分析，美國經濟到今天不僅還沒有完全復甦，而且很可能像日本那樣陷入了長期的經濟衰退[5]。

　　 美國被認為是2008年以後發達國家中復甦態勢最好的：2016年經濟增速1.5%，2017年2.3%，

　　 2018年由於有特朗普的減税政策，IMF預測其增長可達2.9%，但距離3%–3.5%還有不少差距。而且，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2019年美國經濟增長速度會下滑到2.5%，2020年再下滑到2%。一般來説，一個國家在金融經濟危機爆發後經濟會疲軟一段時間，但如果能真正復甦，往往會有一到兩年的超水平增長。比如常規增長速度是3%–3.5%，復甦期可能達到4%或5%。據此判斷，美國經濟並沒有完全復甦。

　　 歐盟經濟更沒有復甦。2008年以後歐盟的經濟增長率在1.5%左右。日本從1991年泡沫經濟破滅到現在，經濟增長速度一直在1%上下波動，即使現在有安倍的“三支箭”政策（比如安倍上台以後説要推出“三支箭”以恢復日本經濟的活力，第一支箭是讓日元貶值，增加出口創造需求；第二支箭是增加政府財政赤字創造需求；第三支箭就是結構性改革。但是，到現在這第三支箭遲遲未發，因為要真正推行結構性改革會使日本經濟增長率更低），也沒有復甦。這些發達國家經濟沒有復甦的原因在於危機源於國內的結構性問題，應該進行改革，但推進不下去。2016年20國集團在杭州開峯會，達成了共識，每個國家都要進行結構性改革。但發達國家進行結構性改革就要減少工人福利、金融機構去槓桿、減少政府的財政赤字，這些措施如果推行，長期來看，對發達國家有好處，會提高產業競爭力和金融機構的抗風險能力，以及政府財政好轉之後對經濟波動進行反週期干預以維持就業和社會穩定的能力。但這些結構性改革短期在政治上不可行，因為發達國家目前的經濟增長率已經下跌不少，在這種狀況下再推行結構性改革，必然進一步減少消費、投資需求，導致經濟增長率更低，失業增加，社會不穩定。所以，這些發達國家的政治家都明知結構性改革很重要，但誰都不敢真正行動。

　　 過去發展中國家出現金融危機時，通常會到IMF借款。IMF就要求這些發展中國家進行結構性改革，通過貨幣貶值來增加國外市場的需求，創造需求、創造就業來給結構性改革創造空間，這個過程中IMF就借一筆錢幫助其渡過短暫的難關。2008年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後，很難再用這個政策，因為這一次是在所有發達國家同時發生危機，而它們的產業是重合的，都是資本密集型的，其產品在國際上是相互競爭的，如果想用貨幣貶值的方式增加出口，從而給國內結構性改革創造空間的話，一個國家增加出口就勢必減少其他發達國家的出口，其他國家為了保出口就會出現所謂競爭性貶值，大家最終都有害無益，因此也就無法通過貨幣貶值創造結構性改革的空間。所以，發達國家很可能會出現長期的經濟增長停滯，即增長速度低於3%–3.5%，在2%上下波動。

　　 這種狀況對發展中國家有什麼影響？由於經濟非常疲軟，發達國家普遍採用寬鬆的貨幣政策，利率降得非常低，真實利率甚至是負的，這一系列影響包括：首先造成很大的資產泡沫，道瓊斯指數最高已經突破26000點，低的時候也有24000點。筆者印象很深刻的是，2008年筆者到世界銀行任首席經濟學家時，大家認為美國的股票市場泡沫嚴重。2007年道瓊斯指數達到最高的13000點；如今10年過去，美國實體經濟並沒有復甦，但道瓊斯指數已經達到26000點，翻了一番，泡沫是不是更大？今天的美國股票市場，任何一個利好或者利差消息都會造成巨幅波動，這可能就是崩潰的前兆，至少這種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寬鬆的貨幣政策不僅使得發達國家的金融體系變得脆弱，還會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寬鬆的貨幣政策會讓哪些羣體從中獲益呢？一般能在銀行借到錢的都是有錢人，他們借到錢之後往往不會投資到實體經濟中，而是投資到股票市場，所以有錢人的財富增加非常多，進一步造成財富分配差距擴大。於是很多發達國家產生了所謂的民粹主義，像英國脱歐，美國的特朗普當選總統以及最近法國出現的“黃馬甲”運動，都與這種大的時代背景有關。另外一個影響是貿易保護主義容易抬頭。

五、中美貿易戰沒有贏家

　　 如果要討論中美貿易爭端，也離不開這樣的時代背景。表面上看，中美貿易爭端是由於中國對美國貿易有很大順差。1985年中國第一次對美國有貿易順差，只有6000萬美元，佔美國對外貿易逆差的0.3%；此後差額不斷上升，2017年中國對美國貿易順差達到3700億美元，佔美國貿易逆差的44%。

　　 由於美國就業等經濟狀況不佳，特朗普在競選時就把國內問題的焦點轉移到中國，認為中國對美國貿易的鉅額順差，導致美國國內的就業機會轉移到中國。因此，美國老百姓就業狀況不好、工資不上漲等都怪中國。特朗普承諾如果當選總統就對所有中國對美國的出口產品徵收45%的關税來解決貿易逆差的問題。2018年6月特朗普開始分兩步對中國500億美元的出口產品徵收25%的關税，中國也採取了反制措施。到2018年9月，特朗普針對2000億美元的中國出口產品先徵收10%的關税，如果無法達成協議的話到2019年初將進一步提升關税到25%。而中國每年從美國進口的規模只有1000多億美元，沒辦法完全對等地進行反制，就按比例對600億美元進口產品增加關税。

　　 現在的問題是，美國的貿易逆差擴大是一個事實，但究竟是不是如美國所言，原因在於中國的不公平的貿易政策呢？中國出口到美國的產品大多是勞動力比較密集的，附加價值比較低。“二戰”以後美國是世界上最先進的國家，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早已經失去比較優勢，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主要從日本進口，到20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工資水平上漲以後，勞動密集型產品轉而從“亞洲四小龍”進口。到20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亞洲四小龍”工資水平上漲，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中國大陸，美國的貿易逆差也隨之轉移到中國大陸。從這種變化過程來看，各個國家對美國的貿易不平衡主要是由於發展階段不同，比較優勢不斷在變。在20世紀80年代時，美國對整個東亞的貿易逆差佔其對外貿易逆差的80%以上，最高時超過100%；如今雖然對中國的逆差達到44%，但對東亞的逆差則下降到現在的約50%。由此可見，美國貿易逆差的擴大根本原因並不在於中國，也不在於東亞，而主要是因為美國居民儲蓄率很低，加上政府不斷擴大財政赤字。任何國家如果有同樣情形，必然會有貿易逆差，只是一般的國家如果逆差好幾年，可能就會出現危機，但美元是國際儲備貨幣，美國可以通過加印鈔票來支付逆差[5]。

　　 基於以上分析，在今天的情況下，如果美國真的對中國2500億美元出口產品加徵25%的關税，中國也採取反制措施，能不能如特朗普總統所願：美國貿易逆差減少，國內就業增加呢？其實並不會。因為這些產品美國本土從20世紀50年代以後就再不生產，現在更不可能生產，要鼓勵這些產業的就業轉移回美國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沒有比較優勢。同時，這些產品大多是日常必需品，美國自己不生產，就只剩下兩種選擇：一種是繼續從中國進口，關税增加，美國老百姓的家庭生活支出隨之增加，可用來購買國內生產的產品和服務的可支配收入相應減少；同時考慮到中國的反制，美國出口到中國的產品也會減少，兩個合力會造成美國國內就業減少。因此貿易戰可增加美國就業的邏輯不通。另外一種選擇是美國轉向越南、柬埔寨等其他國家進口。但這些替代國家的產品目前比中國還貴，轉移之後，美國消費者的成本也同樣會增加。不僅如此，由於這些國家的產品賣得比中國貴，如果進口量不變，美國的貿易逆差將比從中國進口更大，同樣也會帶來美國老百姓可支配收入減少和就業下降。所以無論哪種選擇，貿易戰都對美國不利[6]（P842-853）。

　　 當然，貿易戰真打起來對中國也不利。中國希望與美國維持好的貿易關係，避免貿易戰，但最終結果並不完全取決於中國。不妨設想一下最糟糕的狀況，中美無法達成和解協議，美國對中國出口的5000億美元產品都加徵關税，對中國的影響究竟會有多大？根據模型推算，大概會讓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降低0.5個百分點，美國增長速度降低0.3個百分點。儘管有可能讓中國經濟增長降低0.5個百分點，但相比中國8%的增長潛力，中國還有迴旋的空間。

六、保持改革開放的定力，深化改革開放，實現民族復興

　　 由於發達國家的經濟可能陷入長期的增長疲軟，加以中美貿易摩擦，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需要更多地依賴內需。從內需來看，我國增長的空間還很大。內需主要有兩塊：一是投資，二是消費。即便中國有很多產能過剩，但畢竟還是中等發達國家，還有很多產業可以升級，還有很多基礎設施可以完善，環保改善的空間也很大。同時，2017年我國的城鎮化率僅為58.5%，還在持續的城鎮化過程，需要增加城市住房和公共服務，這些都是很好的投資機會。這不同於發達國家。發達國家經濟疲軟後，很難找到好的投資機會，因為其產業都處在世界最前沿，產業升級的空間很小，同時整個基礎設施已經完備，即使老舊，但環境是好的，城鎮化也已經完成。

　　 當然，有好的投資機會還要有資金。目前中國財政負債所佔比重不到60%，其他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普遍超過100%，而且中國的民間儲蓄佔45%左右，全世界最高，用政府的投資來撬動民間投資還有很大空間，我國的外匯儲備高達3萬億美元，居世界首位。外部環境不好，經濟下行壓力大的時候，筆者認為可以動員國內投資，進而維持一定的投資增長率，保證就業和家庭收入的增長，消費也會隨之增加。

　　 綜合來看，如果只是國際經濟疲軟，沒有中美貿易戰，筆者相信從現在到2020年，中國可以維持6.5%左右的增長速度，在2020–2030年，可以維持5.5%左右的增長速度。如果中美全面貿易戰真的打起來，中國增長速度減少0.5個百分點，即從現在到2020年實現6%的增長，在2020–2030年實現5%的增長。中國GDP佔全世界的16%，6%的增長速度也意味着我們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可以貢獻1個百分點，全世界經濟增長速度為3%，中國的貢獻能佔到30%。2020年以後，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即便再下滑一個台階，但因為中國的絕對經濟規模佔全世界的比重又上升了，每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仍然能有1個百分點左右，而且中國的經濟增長可能仍然是大國之中最快的。

　　 展望未來，在新時代我國應該如何抓住機遇克服挑戰？

　　 首先，中國應該繼續倡導自由貿易，倡導全球化，只有全球化和貿易自由化，才可以讓我國充分利用國內國際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的好處，同時讓中國站在道德制高點。國外除了少數民粹主義的政治家外，經濟學家、知識分子以及政治家都瞭解自由貿易是好的，所以中國應該繼續倡導自由貿易並且用自由貿易來跟其他國家分享中國快速發展帶來的機遇。歐洲國家、日本、韓國等其他國家也都是追求自己國家的發展，搭乘中國快速發展的快車，對他們來説是一個機遇。

　　 其次，在新時代中國必須按既定方針深化改革，把漸進雙軌制改革遺留下的各種扭曲消除掉，建立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系，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政府發揮好的作用。在前進過程中必然會不斷湧現其他新的問題，必須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地推進改革。如果能這樣，黨十八大提出的“兩個一百年”目標一定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也一定會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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