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章百家：七十年來，中國與世界互動發生怎樣鉅變？未來有哪些挑戰？_風聞

**編者按：**新中國成立七十週年，如何看待七十年來中國與世界的互動進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央黨校教授章百家於7月4日做客“人大重陽名家講座”，回顧七十年來外交觀念變遷，要點與講座內容如下：

實錄要點彙總

1、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提出“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三條外交方針，其目的就是不承認國民黨政權與各國建立的外交關係，而要在新的基礎上建立新的關係。

2、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周恩來第一次用“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來概括新中國的基本外交政策。

3、朝鮮戰爭結束後，中國需要為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爭取有利的國際和平環境。當時就存在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最初用於處理中國與鄰國的關係。

4、黨的十二大以後，中國領導人不再使用“三個世界”劃分的提法。

5、1982年，中國實際上已放棄了“一條線”戰略，對外關係格局開始朝向全方位發展。

6、1986年3月，中國政府全面闡述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內容，將其概括為十個方面。

7、現在，世界各國在判斷形勢時，要先看看中國如何，再決定本國的政策。面對這種變化，我們的思維方式需要有所調整或改變。

8、中國作為一個超大型國家的崛起，不可避免地會對現存世界秩序產生一定的衝擊，會與守成大國和周邊國家產生一些矛盾和摩擦，各方之間會有博弈。然而，歷史的發展和現實的國際環境決定了中國不能重複以往大國崛起的道路，也不能仿效過去以強權為特徵的大國外交。

9、在當前國際政治經濟發展的困難時刻，中國願承擔起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所應承擔的責任。同時，還必須注意，中國與外部世界協調關係必須與內部的改革開放相銜接。

**章百家：**很高興有機會來人大重陽與大家交流。今天我要談的主題是七十年來中國外交視野與觀念的變化。

**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可大致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從新中國成立到"文革"結束，此後為第二階段。**前一階段外交基本以革命為視角，外交觀念帶有鮮明的革命性；後一階段以發展為視角，外交觀念既有對前一階段的繼承，也有諸多變化。這個視角與觀念的演變過程，展示了中華民族通過革命獲得新生之後是怎樣重新認識自我、認識世界，以求相處之道的。進入21世紀之後，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引人矚目的新興大國。新時代需要新思路，也更需要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創新離不開歷史的積澱。

一、中國革命塑造的基本外交觀念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革命對新中國外交的影響是巨大而深刻的。中國共產黨在領導革命的過程中積累起最初的外交經驗，也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外交觀念。新中國外交的第一階段、尤其是其初期的探索和實踐與中國革命的基本任務緊密聯繫，並深受在革命過程中形成的外交觀念的影響。這個階段的外交觀念集中體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一）建立新型外交關係——中國革命的基本訴求。

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共中央確定的基本外交政策和原則，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割斷舊中國屈辱的外交傳統，改變半殖民地地位，在獨立、平等、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基礎上與世界各國建立新的外交關係。

1944年中共中央發出第一份關於外交工作的文件就強調：共產黨人辦外交，首先必須站穩民族立場，在外國人面前樹立中國新人的典型，反對排外與懼外、媚外兩種錯誤觀念。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提出"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三條外交方針，其目的就是不承認國民黨政權與各國建立的外交關係，而要在新的基礎上建立新的關係。

一般一國發生政權更迭之後，原先的建交國只要表示承認新政權，即為兩國建交。新中國採取了一種不同尋常的做法，就是先談判後建交。外國與新中國建交，必須承認新中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斷絕與國民黨政權的關係，支新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採取這種做法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國民黨政權還存在，雖然後來跑到台灣去了。在實際操作中，蘇聯和東歐國家和印尼等國是未經談判直接建交的，因為這些國家事先就做了明確的承諾。

（二）獨立自主與和平——新中國外交的核心觀念。

“獨立自主"與"和平"這兩個詞對中國人來説就具有超乎尋常的意義，它們不僅鮮明地體現了中華民族長期以來在外交方面的基本訴求和對國際和平的渴望，也凝練地表達出新中國外交的核心觀念和主要特徵。

新中國的領袖把獨立自主看作是外交的基本立場。周恩來説明，獨立自主的關鍵"在於不要置身於一個國家的影響之下，以致成為一國的工具”。新中國奉行和平外交政策是寫入《共同綱領》的。周恩來將其歸納為六條方針，在毛澤東提出的"另起爐灶”、“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一邊倒"三條之後，又補充了"禮尚往來”、“互通有無”、“團結世界人民"三條。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周恩來第一次用"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來概括新中國的基本外交政策。

（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外交政策的基石。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周恩來總理在1953年中印兩國關於西藏問題的談判中首先提出。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又作為共同倡議，寫入中印和中緬總理的聯合聲明。其基本內容是：相互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朝鮮戰爭結束後，中國需要為開展大規模經濟建設爭取有利的國際和平環境。當時就存在所謂的"中國威脅論”。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最初用於處理中國與鄰國的關係；隨後，其應用範圍擴展到處理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的關係；1956年波匈事件後，中國又提出社會主義國家更應該按照五項原則來處理相互關係。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新中國外交政策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最成功的範例。它不僅是對新型外交關係與和平外交政策的總結，也是對公認的國際法原則的提煉，使其成為一個新整體，同時也體現新中國外交強調共識、自律與互相約束的價值取向和道德觀念。這五項原則是周恩來求同存異思想的結晶，它超越了冷戰時代尖鋭的意識形態對立，因此對處理國家間關係具有普適性。當時，它是新中國突破美國遏制、孤立的鋭利武器；經過長期考驗，已成為中國外交政策的基石。

值得注意的是，同時期新中國還提出"平等相待"和"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這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延伸，反映了亞非新興民族國家的共同心聲，對塑造新中國的外交形象具有重要作用。上世紀50年代，中國外交幹部教育的一項重要的內容就是反對大國主義。

（四）國際統一戰線——基本外交策略。

在漫長的革命過程中，統一戰線劃分敵、我、友的分析方法和團結大多數、集中力量打擊主要敵人的策略原則，對中國共產黨人有極其深刻的影響。在新中國外交的第一階段，國際統一戰線政策一直是基本的外交策略。周恩來曾説明：外交工作"一面是聯合，一面是鬥爭"；開闢外交陣線，“首先要認清敵友”。這顯然是革命統一戰線思想和策略的延續。應該説，冷戰時代的國際環境易於使人們用一種比較簡單的或敵或友的劃分去認識複雜的國家間關係。上世紀70年代，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的開啓和中國重返聯合國，預示着建立國際統一戰線這種觀念的影響將逐步下降。

（五）從"兩個陣營、一箇中國地帶"到"三個世界"——對現實世界的戰略劃分。

從新中國第一階段的外交實踐中可以看到這樣一種現象，即對國際形勢的分析判斷最後往往被總結成對現實世界的戰略劃分，這種劃分不僅影響着外交政策的制訂，也影響着對外格局的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毛澤東首先提出 “兩個陣營"和一個"中間地帶”；上世紀60年代，又提出"中間地帶有兩個"；晚年最後提出"一條線"戰略和"三個世界"劃分。需要注意的是，前兩個劃分以國際階級鬥爭為基礎，而最後一個劃分多少以國家的綜合實力或發展水平為基礎。這種內在的變化似乎預示了中國將從以往的鬥爭哲學轉向發展哲學。黨的十二大以後，中國領導人不再使用"三個世界"劃分的提法。

（六）戰爭、和平與革命——冷戰時代的困惑。

新中國外交的第一階段充滿探索和學習，這一過程受多種因素的影響。一方面是客觀形勢：新中國經由革命戰爭建立，處於國際冷戰的大環境中，周邊情勢多變。另一方面是理論和意識形態，主要有三點：一是基本以階級鬥爭觀點來看待和理解國際問題；二是主張國際主義和愛國主義相結合；三是斯大林關於兩種世界體系的理論，即資本主義總危機不可避免，社會主義世界體系終將取代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由於上述因素，新中國基本以現存世界秩序挑戰者的姿態行事。在錯綜複雜的背景下，新中國第一階段的外交實踐中存在着兩種不同的觀念或傾向。關於如何認識中國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務，既可以看到主要是為國家建設爭取有利國際環境的觀點，也可以看到強調支援世界各國人民革命的觀點。關於處理與不同類型國家的關係，既可以看到主張和平共處的觀點，也可以看到堅決同"帝、修、反"鬥爭的觀點。其結果，這一時期中國外交政策的取向日趨激進，直至70 年代初發生戲劇性的轉折。

小結：

在新中國成長的歷程中，革命外交是一個成長階段和特定時代的產物。總的來看，上述六方面觀念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其中，前三個觀念直接與國家的主權、尊嚴和基本外交政策相聯繫，更為根本，因而也更穩定、影響更深遠。後三個觀念與國際形勢判斷和外交策略相聯繫，具體變化更多，也不同程度的帶有歷史侷限。這個階段，新中國外交工作取得的主要成就是：維護了國家的主權和安全，與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建立起正常的外交關係；率先從美蘇冷戰格局中脱身，成為國際政治舞台上一支公認的獨立力量，為支援亞非拉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和維護世界和平貢獻了力量。

二、改革開放時代中國外交的演進

上個世紀70 年代末期開始的改革開放使中國與世界關係又一次發生了重大變化。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外交政策出現了明顯調整。最初的調整帶有"撥亂反正"性質；隨後，在總結經驗教訓繼承以往的基礎上又有新的重大發展。這個階段的外交觀念集中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明確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務、調整外交戰略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外交政策的明顯調整出現在1982年；其實，這一調整從"文革"結束後就開始了。1978 年底，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政治路線的轉變，外交工作的任務也隨之明確，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為現代化建設爭取有利的國際和平環境。三中全會前後，鄧小平採取了兩個重要步驟，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和完成中美建交，這基本奠定了改革開放所需要的外部環境。1982年，鄧小平同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談話，説明中國外交的三條政策：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中國屬於第三世界。這時，中國實際上已放棄了"一條線"戰略，對外關係格局開始朝向全方位發展。不過，鄧小平到1985年才説明。

（二）重新判斷國際形勢——提出"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

和平與發展這個大判斷是在改革開放後逐步確立的。這個新判斷帶來的影響是巨大的和多方面的。首先，這使中國可以不受干擾地把經濟建設置於中心地位，大膽實行對外開放，繼而又使得中國能夠抓住經濟全球化的機遇。其次，在兩極格局解體、蘇東發生劇變之時，堅持這一判斷使中國能夠穩住陣腳、從容應對，在世紀之交建立起全方位的對外關係格局。再次，國防與軍隊建設也據此與改革開放相配合。最後，“一國兩制"方針的實行也得益於對國際形勢的這一總判斷。可以説，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中國各方面的進展都離不開和平與發展這個國際大環境。

（三）與改革開放相配合——重新詮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領導人對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了新的詮釋，既表明對以往外交基本政策的繼承，又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擴展和豐富其內涵。1986年3月，中國政府全面闡述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內容，將其概括為十個方面。至此，與改革開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基本定型。冷戰結束前後，國際形勢發生重大變化。中國經住了考驗，外交政策表現出不同以往的穩定性和連續性，這是趨於成熟的重要表現。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鄧小平等領導人在闡釋中國外交政策時進一步強調實行真正的不結盟；韜光養晦，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不扛旗，在第三世界國家中不當頭；切實維護本國利益，把維護國家的主權和安全放在首位；不屈從外部壓力，按照國情自主決定改革的步驟和速度等等。

（四）在多樣化的世界中尋求均衡——建立全方位對外關係格局

一般地説，中國外交包括四個方面，即大國關係、周邊關係、與第三世界的關係和多邊關係。不過，長期以來中國外交存在諸多不平衡。上世紀80 年代中國外交向全方位發展，至世紀之交構築起全方位、多層次的對外關係格局，在總體上實現了均衡，處於空前有利的地位。中國外交展現了許多新特點，包括外交事務的內涵明顯擴大，加入國際組織和參與國際多邊活動日益增多，尋求建立普遍的夥伴關係，並建立起不同層次的定期會晤、磋商和對話制度，特別是首腦外交發揮了前所未有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顯著提升。

（五）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謀求合作、共贏——以漸進方式推動國際秩序的改進

進入21世紀，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引起世界的極大關注。崛起的中國會不會走大國爭霸道路一時成為國際上熱議的話題。作為對"中國威脅論"的回應，中國明確提出要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並將其定位為中國社會發展的國際戰略。改革開放開啓了中國自覺加入現存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的過程，中國成為現存國際秩序的受益者。和平發展道路的提出表明中國同世界的聯繫已到了密不可分的程度。中國雖然認為世界將朝多極化方向發展，主張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但也認識到這是一個長期過程，謀求以有序的、合作共贏而非對抗的方式來實現，其結果應有利於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小結：

新中國外交發展的第二階段以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為背景。這個階段，中國開始以一種發展的、全球的視野來觀察世界，外交觀念也隨之發生明顯變化。這種觀念的變化來自對以往經驗教訓的總結，更受到政治和經濟改革實際需要的推動。改革開放啓動之後，視野的拓展、觀念的改變，與外交政策的調整、對外格局的變動、國家綜合實力與國際地位的提升交互作用，成為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

總的來看，從改革開放之初至21世紀最初十年，中國對原有基本外交觀念的繼承發展主要表現在：中國強調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性，承諾走和平發展道路、反對霸權主義。中國堅持獨立自主，奉行真正的不結盟，對一切國際問題都根據其本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己的態度和對策，根據國情確定改革開放的步驟和領域。堅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發展與各國的關係。

出現的重大變化主要表現在：中國承認現存世界是多樣化的，認為多樣化世界的各個組成部分有矛盾鬥爭的一面，也還有互相依賴的一面。國家之間特別是大國之間，在處理一系列國際問題時存在着共同利益，需要進行合作，也可以進行合作。中國不再以意識形態畫線，也不再重複劃分敵、我、友，團結一部分國家打擊某個或某些國家的策略。最根本的一點是，中國改變了以往對現存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的看法，不僅自覺加入其中，也以積極姿態推動其改進，以便更好地保障自身的權益，同時維護和促進世界的和平、穩定、發展與繁榮。

三、21世紀中國外交面對新挑戰

毫無疑問，21世紀上半葉對中國的發展至關重要。面向未來，我們需要有更加開闊的國際視野、與時俱進的外交觀念和外交政策。歷史經驗表明，在世界出現某種動盪或轉變之際，能否準確判斷國際大勢對於一國的外交應對和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重要影響。這裏，我想就兩個方面的問題談些看法：

（一）中國將經歷一個較長時期外部環境趨緊的階段。

改革開放使中國成為最引人矚目的新興大國，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前所未有地緊密，也前所未有地複雜。中國將經歷一個外部環境趨緊的階段，這是一個大國崛起的必經階段。這種趨勢起自20世紀90年代，仍將持續較長時期，可能還需要20、30年。做出這樣的判斷主要有以下三點理由：

**（1）世界仍處於兩極格局解體後的過渡階段，同時最近一波全球化退潮使國際形勢發展的不確定性增加。**這一波全球化以高科技、信息化和人工智能為主導，在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帶來了許多新的問題。如：國際資本的快速流動、產業鏈的快速轉移、金融風險加大；就業困難、貧富分化加劇；各地區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特別是人口跨國流動在一些地區造成了種族和宗教矛盾，等等。這些問題如不能得到妥善解決，世界就有失序的危險。

**（2）中國改革進入深水區，內部矛盾和壓力增大；同時，中國與外部世界包括髮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產生了一些結構性矛盾，外部壓力增大。**我國與發達國家發展水平相差比較懸殊時，雙方在經濟、貿易、科技方面可以形成互補，較易結成合作，而當水平接近之後競爭則不可避免。尤須注意的是，這種結構性矛盾和競爭關係不僅存在於我國與發達國家之間，也存在於我國與不少發展中國家之間。如何處理已經顯現的與不同發展水平國家的結構性矛盾、競爭與合作關係，是十分重要的問題。

**（3）在內外矛盾疊加以及高科技和信息化發展的背景下，中外互動的速度大大加快，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也處於相對敏感的時期。**一方面，中國影響世界、貫徹自己意圖的能力和意志增強了；另一方面，外部世界也高度關中國的內部發展和外交動向，不斷評估中國的能力和意圖，並預為應對。互動加速可能有利於合作，也可能增加對抗的風險。

（二）中國已成為國際關係發展中的重要變量——需要改變思維方式、注重目標、實力和手段的平衡。

客觀地看，中國已成為國際關係中具有重要影響的變量，中外互動的模式也因此發生了重要變化。以往，在分析國際形勢時，我們的思維習慣於先國際後國內，先分析外部形勢再確定自己的政策；現在，世界各國在判斷形勢時，要先看看中國如何，再決定本國的政策。面對這種變化，我們的思維方式需要有所調整或改變。主要在以下三個方面：

（1）不僅要站在中國的角度看世界，還要學會縱覽世界俯瞰中國；如此，才能對形勢和自身地位做出客觀評估。同時，制訂政策必須具有前瞻性，能準確預估外部世界對我國內部變化和外部行為的反應，多看幾步，多做幾手準備，謀定而動。

**（2）清醒認識中國從新興大國到成熟大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作為新興大國，中國尚需努力實現現代化，完成國家統一，也需要進一步積累大國博弈的經驗。同時，中國還有幾個特殊之處使其成長道路必然有別於其他大國，主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獨特性；中國奉行真正的不結盟政策，沒有盟國；中國為諸多鄰國環繞，這種地緣環境在世界大國中僅見。自古以來，中國的經驗是"內盛而外王”,這在當今仍具重要的借鑑意義。 

**（3）中國在處理與世界的關係時，必須目標明確，路徑清晰，分別長遠與現實，尤其要注重目標、實力和手段的平衡。**世界已進入多方博弈的新階段，國家間特別是大國間的競爭與合作將會以前所未有的多樣化方式展開。中國必須做好應對多種不同局面的準備，既要力爭可能的最好，又要有底線思維；不僅要有正確的戰略和足夠的定力，還要有周密細緻的外交操作，切忌粗糙。重要的一點是保持政策彈性，當出現困難局面時要為轉圜留有餘地。

（三）面向未來的視野與觀念

當前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是對中國外交實力的考驗，也為中國展示自己的外交特色提供了時機。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系列講話中對國際關係的發展和我國的外交戰略作了新的論述，其要點是：（1）和平、發展、合作、共贏仍是時代潮流；（2）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3）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4）積極實施共建"一帶一路"；（5）推動與各方關係全面發展；（6）堅決維護國家核心利益；（7）推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8）中國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

這八點基本體現了中國外交觀念的最新發展。其中最值得注意、最具新意的是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積極實施共建"一帶一路"和推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這表明，在當前國際政治經濟發展的困難時刻，中國願承擔起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所應承擔的責任。同時，還必須注意，中國與外部世界協調關係必須與內部的改革開放相銜接。

（四）需要着重思考和解決的幾個問題。

中國作為一個超大型國家的崛起，不可避免地會對現存世界秩序產生一定的衝擊，會與守成大國和周邊國家產生一些矛盾和摩擦，各方之間會有博弈。然而，歷史的發展和現實的國際環境決定了中國不能重複以往大國崛起的道路，也不能仿效過去以強權為特徵的大國外交。為此，我最後想提出幾個問題，以期引起探討：

1、新中國七十年外交實踐、政策和觀念中有哪些可稱為特色，需要繼承和發揚？中國的大國外交如何才能與以往以強權為特徵的大國外交劃清界限？中國外交要與時俱進，有所創新，就必須思考這兩個問題。

2、如何化解中國崛起對現存世界秩序產生的衝擊？雖然中國現在還是發展中國家，但體制具有特殊性，且體量巨大。要維護現存的國際秩序，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變革，就需要妥善解決中外之間的一些矛盾和分歧。 

3、如何根據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需要，求同存異，對世界各國人民普遍接受的價值觀進行提煉，並做出相應的制度安排？命運共同體必須有共同價值觀作基礎，也需要一套制度安排，儘管它的形成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4、如何培養健全的國民心態，擺脱歷史悲情、防止自負的大國主義？國民心態關乎國家形象。中華民族站立起來已經70年了，應該能夠以一種平和對等的心態和外部世界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