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你”四個字就像一隻手，把我將要沉到水底的身體託了起來，我得救了_風聞

來源：一席

郭熙志，紀錄片導演。

2008年夏天，我拍攝了這個鏡頭，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投入，汗水像是在雕塑身上流淌，他彷彿是那種意大利玻璃的工藝師，在等待着作品最後成熟的一刻，掌控着它完美的造型，但是其實只是為了煎一個餅子。

渡口編年

大家好，我是郭熙志，是一名紀錄片導演。在今天的演講之前，我想分享契訶夫的一段關於創作的話：

由於缺乏政治、宗教和哲學上的觀點，我只好將自己限制在描述我的英雄如何戀愛、結婚、生孩子、死亡，以及他們之間怎樣對話。

今天我要跟大家講述的“我的英雄”是一位平民英雄，叫賀國平。20年前，我拍了一部片子，叫《渡口》，講述了我老家的三位工人在下崗之後的兩個月是如何生活的。賀國平是其中之一。

之後二十年，我一直都在故鄉跟蹤拍攝。今年3月，我完成了一部關於賀國平的紀錄片《渡口編年·賀家》。

這部影片拍攝的地點是我的故鄉大通。大通在安徽銅陵的南岸，是一個千年古鎮。在清朝咸豐年間，它成為長江中下游的鹽税關卡，在當時富甲一方，被稱為“小上海”，也是安徽的四大商埠（安慶、蕪湖、大通、蚌埠）之一。大通古鎮曾有十三處渡口，我老家的清字巷渡口是其中唯一保存至今的古渡。

1998年中國政府實行股份制改革，當時安徽提出了一個口號：要像土改一樣地進行股份制改革。很多工人遭遇下崗。清明節這一天，我回家祭祖，發現渡口在通航140年以來第一次停渡了。

因為實行股份制改制，下崗職工砸碎了渡船玻璃，掀翻了躉船跳板，這成了停渡的導火索。在停渡的這一刻，我感覺故鄉變得特別地陌生。

渡口對我的意義很不一樣。我父親是碼頭工人，我從小就在這個渡口等待着他的歸來。他會在一天的勞累後，在歸來的行囊中給我帶幾個梨子、桃子，或者一本小人書。這裏有木製的帆船，濕漉漉的台階，紛亂的腳，空氣裏還流動着炸油條的香油味。所以渡口是我的一個心結。我甚至很多年裏都會夢見長江的水乾涸了，然後我們能走到對岸去，進入更加廣闊的世界。

▲ 清晨的渡口早餐鋪

這一年，我所居住的城市銅陵也發生了很多變化。一些廢棄的廠房變成了卡拉OK、桑拿，或者是吃飯的地方，名字基本都是叫維也納、多瑙河之類的。

在微微地感到社會變陌生的時候，我有一種強烈的想法：我們面臨的這個陌生的世界究竟會陌生到什麼程度？

所以我開始了我的拍攝，我實際上想記錄的是轉型社會的人生和人心。我感覺到好像有一種幾千年不曾有的變局的到來。我的角度是我的故鄉。因為我關心的是轉型社會，所以我的紀錄片不僅僅是講一個故事，而是一個社會結構。

拍攝的三個家庭裏，一個是我的同學周朝陽，他和他妻子倆人都下崗了；一個是即將離開渡口的老隊長陶禮貴，他是渡口原來的權力的象徵；一個是即將上任的承包人賀國平，他可能是將來的資本家。

▲ 下崗的周朝陽夫妻，老隊長陶禮貴和承包人賀國平

我這裏要説的是賀國平，就是畫面上掌舵的人。他是我的鄰居，是我二姐的同學。我記憶中的他是個非常另類的人，在大家都在忙着運動、忙着革命的時候，他在家練習自己的肌肉，練得有點像古希臘的《擲鐵餅者》，雖然他的個子不高。

我印象最深的一個時刻是在冬天，長江已經下了很大的雪，他穿着一個非常性感的三角褲衩，爬上渡船的兩層，騰空而起，像個拋物線一樣的滑入平靜的江水。

他這樣的人在我們老家叫“屌燒”，就是愛出風頭、顯擺的意思。這樣一個人，在承包渡口的時候，他去找下崗職工商量。職工最擔心的是：“別搞了兩年我們沒飯吃了，要保證我們的工資。”他拍着胸脯説：“這是廢話，我哪怕自己拿不到錢，也要給你們發工資。”

承包的過程其實相當不易。1998年和1999年，連續兩年長江發大水，他也參加了抗災的活動。

在這個渡口，他消化了六個下崗職工，也有一個所謂的比較高的創收。但他掌握了經營的權力，並不意味着渡口就風平浪靜了。這裏發生了慘烈的競爭。

他承包的時段是公家規定的早上六點到晚上九點。這個時段之外還有一些小船進行競爭，有時候互相毆鬥、撕咬，會發展到慘烈的程度，甚至拿着長矛刺傷對方船上的人。

在開業這一天，賀國平渡船的躉船上面被澆上了一桶大糞，他指着這個糞説：“你看，這是一個絕妙的鏡頭。”

旁邊是下崗工人周朝陽的妻子，周家祖孫三代在渡口乾了很長時間。她語帶諷刺地説：“你拍他們好，他們將來會蓋大樓，發大財，裝電話的。”那時候發財的標準就是裝電話。

短片的結尾，我放了一個鏡頭——長江江面出現了薄薄的輕霧，對岸的徽式建築好像海市蜃樓一樣，美輪美奐。但是航船從霧中駛來，我不知道我的故鄉將來如何。

大家可能有疑問，這兩個月拍完，為什麼又拍了二十年？有一個具體的原因，就是承包大約七個月之後，賀國平開始不交承包金了，我接到了輪船公司經理的電話，要求我拿着攝像機去追蹤報道。

賀國平跟經理説：“我們實在是沒有錢”。經理説：“我們簽了合同，你就要遵守法律。”賀國平説：“我不懂法。”賀國平被告上了法庭，從此以後他就回了家。

他的妻子買了一個貨車開始運貨，幾年之後又買了一個出租車討生活，非常地不容易。為什麼妻子去開出租車，賀國平卻躲在家裏呢？因為承包金還一直沒繳，賀國平如果出來開車，這個車就要被沒收了。

1999年底我調到了深圳電視台，基本上每年要回去三到四次，每次15天左右，都會拍他們。很多人催我説：老郭，你這個片子要出來。但是我覺得我要做一個大的觀察，我做的不是股票，是期貨。所以我相信時間的力量。

隨後的拍攝其實並沒有跌宕起伏，並沒有故事，大部分時間都是朋友圈或家庭圈的聚會。

賀國平所處的這個城市和他自己所處的環境也在發生變化。銅陵市成功地從一個資源型的城市轉型為一個所謂的可再生城市之後，它的人均GDP是安徽省的第一。那時候我們的市長到廣東省的銅陵同鄉會上宣佈，説家鄉的GDP已經超過你們廣東的平均值了。

在這個空間裏有非常強烈的一個對比。城市裏面會出現一些歐美的建築，這是白宮式的。

這是雅典式的。

這是意大利式的，叫托萊多，是一個高檔的小區。它在湖邊，人們嚮往着浪漫的生活。

2002年肯德基進入這座城市，隨即又有了一些什麼“意大利風情一條街”之類的，這個五線的城市開始變得有一線的感覺。

與此同時，對比鮮明的是賀國平不足四平米的廚房。

他所生活的區域也是一個巨大的被廢棄的工廠區。這個工廠區有一棟樓，叫“廠區治安聯防隊”。我拍這個樓拍了二十年，春夏秋冬。在這個急速變化的城市裏，這個他們自稱為貧民窟的角落幾乎是靜止的，時間是停滯的，二十年全部停滯。

賀國平最投入的有兩件事，其中一個是打牌。因為他的兒子後來貪玩，他會跟兒子説，我們打牌不是為了娛樂，不是為了玩，是為了掙錢。他確實打牌掙了不少錢。

另外一件事就是燒飯。2008年夏天，我拍攝了這個鏡頭，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投入，汗水像是在雕塑身上流淌，他彷彿是那種意大利玻璃的工藝師，在等待着作品最後成熟的一刻，掌控着它完美的造型，但是其實只是為了煎一個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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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時間的推移，我被他灌的酒也越來越多。這是年輕的我，我們聊起一些陳年往事，他説他年輕時候看過很多中外名著、唐詩宋詞之類的。做飯招待朋友的時候，他會經常引用“莫笑農家臘酒渾”之類的詩句，信手拈來，根本不像一個水手。

我覺得他身上有一種詩意。在酒酣耳熱之際，他也在説：“其實我並不輸於一般的有點文化的人。”

他經常和我提起三句話。第一句是他要瘋了。他切菜的時候，葱花飛舞，刀光鋥亮，他説着他很怕見到同學和熟人。他説：“你別看我看上去還很正常，其實我已經心理變態了。”

第二句話是他要出去。他知道我在深圳，所以他想闖深圳。當時的人可能都有一個闖深圳的夢。其實是中國人長期生活在一個封閉的社會里面，對掙脱固定的生活軌跡會有一個嚮往，這是一種中國人的自由精神。他説，“就是要出去，不管掙錢多少，不能這樣老死家中。”

第三句是最打動我的，一個四五十歲的老男人在昏暗的燈下説他很在意他的初戀。這不是採訪，是他自然地跟我説起的。他很少跟家人提及這件事，很少觸碰他心靈裏這一塊非常柔軟的地方。

有一次同學聚會，他的初戀也在。他們談了七年戀愛，因為家人反對分手了。大家喝酒的時候，有一個政協委員，就是他們同學中最成功的人士，大聲説：“大國平最近怎麼樣呀？”

賀國平説：“他是在雀薄我，”雀薄就是調戲、諷刺，“是講給某些人聽的。”這個某些人指的就是他的初戀。他説：“我不知道她聽這話的時候，心裏是什麼滋味。”

有人問我：你拍了二十年，跟拍兩個月有什麼區別？有必要拍二十年嗎？

作家格非曾經説他最喜歡一句話，就是“沒有人看見草生長”。我想反過來説，我看見了草生長。在拍攝的過程中，我看到了那種生命像草一樣生長的感覺。

這是賀國平的渡口承包開業的那一天，他的兒子賀奐在上面穿梭的鏡頭。

小夥子長得很帥，很快進入了青春期，他不喜歡學習，他父親就把他送到了畫室。他最喜歡的是不斷地換女友。他的父親很擔心他讓女孩子動情之後會不會傷害人家，但他自己渾然不覺。

一棵只知道吃和玩的小草變成了需要談戀愛的青草。後來，他當兵、退伍、找工作，經歷了很多，他想發財，有很多的夢想，但是也感到無可奈何。他改變不了這一切。

他在茶樓裏對我説：“過去我們打一架，女孩子就跟我們走了，現在女孩子全跟有錢人走了。過去女孩子總是找我談戀愛，因為我帥，現在總是我去找女孩子談戀愛，並且我在茶樓裏坐下來，人家會説，你怎麼這麼胖。”他已經一個油膩中年的壯草了。我感覺生命就在這二十年的拍攝中緩慢地生長。

另外，你也可以看到生命在降落的一個過程。他的父親賀國平，同樣是開業那一天，一個跳板被水沖走了，他就去把它救下來。你看他那個壯碩的背影。

打牌，他最投入的時刻。他彷彿像一個殺伐自如的將軍，這就是他的戰場，他把他自己的生命投射進去了。但是回過頭又跟大家説：算了算了，這錢就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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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之後他變成了這副模樣。他得了癌症，開了一大刀，整個人完全變形了，認不出來了。就在這一次他還給我們做了一頓飯，這是我吃到他的最後一頓飯。

2012年的12月4日，我記得有朋友打來電話説他去世了。當時我的悲痛是無法形容的，我腦海裏想到最多的畫面就是他照顧岳父的畫面。

他岳父得了老年痴呆症，差不多十幾年了，經常走失，在小院子裏面大小便失禁。他總是給他擦背，夏天的時候擰出來的擦背的水就像黃河裏的水一樣的，油乎乎的。他每天都這樣給他擦。

我做不到。我想起我父親揹着外婆去看病的那個背影，我認為他們都是民間聖人。很多人覺得中國的文化好像是中斷了，但是我在賀國平的身上看到了中國文化的延續。他是我人性的老師。

他死的時候説了三句話。第一句話是：“你們要把我的骨灰撒到渡口的江水裏去。”我想他是決絕的，甚至可以説是孤憤的，他不想把自己留在這個世界上跟不喜歡的東西在一起。還有一句話是，他想回家。

第三句話就是他拉着妻子的手，説“我相信你啊”。在座的很年輕，體會不出這個話的滋味。尋常夫妻之間也很少説這樣的話。作家丁玲在最困頓的時候，在北大荒差不多要病死的時候，她的老公去看她，拉着她的手説：“曾經這麼堅強的你，承受了多少東西，我們和你在一起，我相信你。”

同樣四個字，丁玲在回憶錄裏寫到：“這四個字就好像一隻手，把我將要沉到水底的身體託了起來，我得救了。”

2014年我重返賀國平的這條窮街小巷，房子已經拆了，我碰到了他家的狗。這條狗我2001年就開始拍，到2014年已經變成一條老狗了，一條沒有主人的老狗啊。

2018年我來到了他的墳地，想祭拜他。一輛高鐵飛馳而過，就像我們這個時代。鏡頭搖過去是風幡在召喚着賀國平的孤魂。

在拍攝了二十年之後，我發現這些下崗工人的下一代基本上還是他們父親的狀態，或者流落街頭，最好的也就是做個保安。

就在前幾天，老陶走了。周朝陽夫婦下崗後靠着一條小鐵船在夜裏擺渡，不久後落水而死，屍體一直沒有找到。這三家裏面，老一輩基本上是走光了。

我記得當年大約有四千萬的下崗工人，所牽涉的家庭成員可能過億吧。可是大家現在好像已經完全遺忘這件事了。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為了整體的利益犧牲局部的人羣是歷史必然的選擇。我不太同意。歷史的選擇首先是人的選擇，沒有哪些人是必然要犧牲的，這種邏輯是一種不合常態的邏輯。不管是牽涉到一億人還是牽涉到一個人，我們都要把人當人。我想如何把人當人，在我們的今天依然是個問題，大家説是不是？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