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亞文老師的一些資料_風聞

程亞文老師的一些資料

程亞文

曾從職于軍事科學院戰爭理論與戰略研究部，現為上海交通大學環太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浙江大學非傳統安全與和平發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塔里木大學客座教授。

程亞文：許多中國人沉迷於“崛起”幻覺

思想報道騰訊思享會程亞文2016-06-23 07:46

程亞文：國家崩潰的六種類型

思想報道騰訊思享會程亞文2016-06-02 16:44

程亞文的微博的博客

新浪個人認證浙江大學非傳統安全與和平發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http://blog.sina.com.cn/u/2479914591

程亞文  博客中國

鷹派鴿派之爭反映中國呼聲 或預示大時代來臨

2017-06-19 14:25:00

環球時報 程亞文

原題：時代變遷呼喚新的戰略家羣體

環球時報 2017-06-19第4219期 第14版 | 國際論壇

美國總統大選的漫漫煙塵還未徹底消散，隨之而來的法國大選和英國大選又先後在歐洲掀起波瀾。美國、歐洲出現的政治亂象，已與歷史上曾盛極一時的羅馬和榮耀無限的威尼斯庶幾相似，它們都是逐漸在“幸福”中走向了沉淪，開拓進取的精神消亡殆盡。

為什麼當今時代缺乏戰略家

程亞文、王義桅：中國已處於新一輪思想突破的臨界點

程亞文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王義桅

中國人民大學歐盟“讓·莫內講席”教授，《世界是通的》

2015-11-26 09:02:19字號：A- A A+來源：觀察者網

關鍵字: 改革開放中國農村製造業中國製造中國高鐵北京共識工業化

【由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特約研究員程亞文，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王義桅合著的《天命：一個新領導型國家的誕生》一書即將出版，全書分三個層次闡述：一是“世界怎麼了”（怎麼看世界），談世界大變革；二是“中國的新使命”（怎麼看中國），談中國要站在自身歷史和人類文明的新高度，復興天下主義；三是“中國如何做”，談中國在世界大變局中的具體戰略運籌。本文為該書序言，作者賜稿觀察者網首發，小標題系編者所加。】

三十年前，我還是一名剛剛進入初級中學就讀的鄉村少年。當我每日揹着書包穿行於田野和村落的時候，我的最大夢想，是有一天成為城裏人。

那時候，中國的改革開放大業剛剛拉開大幕，著名歌唱家彭麗媛的《在希望的田野上》，通過公社的高音喇叭在綠油油的田野飄揚，農民們為包產到户帶來的豐收而發自內心喜悦着，鄉鎮企業也熱氣騰騰，鄉村各處都回蕩着歡聲。

與父母們掛在眉梢的歡悦相伴隨的，在他們在感慨能吃飽肚子、甚至常有肉吃的同時，又對“城裏人”的生活，所不時流露出來的豔羨。不用“面朝黃土背朝天”，白天騎自行車上班，晚上有電視看，退休了可以拿到退休金……“城裏人”，真是體面又光榮啊！

在鄉村中學做老師的父親，是我們家裏——也是我們村莊最有知識的一個人，他其實只是高中畢業，在本鄉中學教數學，但卻寫得一手好字。他給我們經常帶回家、津津樂道的，是諸如國外人人住洋房、家家有汽車、大多數人都上過大學的信息，哎，讓人忍不住覺得，頭頂上的月亮雖然散發着神秘韻味，可還是不如外國的月亮圓啊！

《天命：一個新領導型國家的誕生》，程亞文、王義桅著，羣言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一個新領導型國家的誕生

作為一個在農村長大的人，我對自己童年、少年的記憶，是鄉村裏人多、熱鬧、有趣，充滿活力和希望，但教室的窗户沒有玻璃，刺骨的冷風不時透過遮窗的報紙吹到脖頸，這種場景也牢牢地印在頭腦裏。

農村，無疑是貧窮和落後的標誌。1978年，安徽鳳陽小崗村的幾位農民，私定赴約決定將公社土地包乾到户。在小崗村的農民走出石破天驚的一步時，中國還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國家。1978年世界銀行年底的報告中，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DP）與索馬里、坦桑尼亞為伍排在倒數第20位，只有379元人民幣，全國還有億萬人為吃不飽飯而發愁，將近3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那時候，80%以上的中國人還生活在農村，都以向泥土求索刨食。農村婚姻的嫁妝，“高大上”的是“三大件”——自行車、手錶、縫紉機，加上“一響”即收音機，稱之為“三轉一響”。如果是上海牌石英錶和一輛永久牌自行車，那用現在的話説，就是“很拉風”。

那時候，中國老百姓的生活，簡單而快樂着，而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也無足輕重。在中國已經實行改革開放的1987年，法國名記者和經濟學家居伊·索爾芒在其《新國富論》一書中，曾不無輕視地説道：值得仰慕的是那個作為文明古國的過去的中國，而現實的中國不過是一張索然無味的暗淡帷幕。

三十年後，我已經是一個落户北京的“城裏人”，剛剛與一位同樣來自江西鄉村的好朋友，共同完成的一本書，取名為《天命：一個新領導型國家的誕生》。

從中國南方一個偏僻的小漁村，到曾經感覺無比神聖的天安門所在的首都，我所經歷的，僅僅是一個人的生活場所和生存狀態變化？

三十年間，世界天翻地覆。當年小崗村那幾個窮則思變的“鄉下人”，怎麼也不會想到，他們的舉動，無意中開創了中國的一個新時代。

不過一代人的時間，“貧窮、落後、封閉”，不再是中國形象的代名詞，相反，開放、活力與富裕，漸漸是中國的新標籤。13億人的温飽問題在10年左右的時間裏就迅速得到解決，貧困發生率從1978年的30.7%急劇下降到2012年的2.8%。中國經濟總量在世界上的排位，也由第10位上升到目前的第2位。據信到2020年，中國還將取代美國變成世界最大經濟體，其GDP將是日本的三倍還不止。

1957年，日本著名經濟學家速水佑次郎到美國留學時，日美之間清楚可見的巨大貧富反差，曾使他不敢想象在其有生之年日本能達到美國水平的一半。20年後的1970年代末期，日本卻已在人均GDP上與美國相差無幾。

這種驚訝現在似乎應該轉移到中國身上。這個全球最大的後發國家，雖然人均GDP仍與先發國家相去甚大，但其百姓的購買力水平，卻又明顯高於同等收入的先發國家。

1978年的那個有一定數量的重工業、但絕大多數人口仍生活在農村的農業國家，轉眼之間在經濟和社會上，已基本呈現出現代工商業社會的特徵和形態。以下一些方面的表現可供佐證：

1、經濟規模和人均GDP。1978年中國GDP是0.36萬億元人民幣，人均381元；2013年則達56.88萬億元，規模擴大了158倍，人均41908元(接近7000美元) ，達到世界中上水平。廣東、江蘇、山東、浙江等中國省份，一省的GDP便“富可敵國”，比如廣東省2013年GDP首次達到萬億美元以上，其全球排名達到第16位。

2、對外貿易量。1978年中國對外貿易量206.4億美元，在世界貿易排名中居第32位。2013年，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達4.16萬億美元，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大國。

3、對世界資源和資本的利用程度。1992～2001年十年間中國實際利用外資總計4889.65億美元，是1979～1991年的近9倍。2002年中國成為接受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後發國家。自1993年首次成為石油淨進口國、1996年成為原油淨進口國以來，2013年，中國對外石油依存度已達58.1%。

4、中產階層數量。在中國，中產階層的定義是20至49歲之間、個人年收入在人民幣6萬元至20萬元之間的羣體。2013年，這一羣體約為3億人，佔到中國總人口的25%以上。估計今後20年還將增長到7億或8億人。

5、城市化水平。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城市化水平只有10.6%，1978年城市化水平仍低於18%。2013年，已達到近53%。預計到2020年，將有4億農民遷入城市，城鎮人口將進一步提高到75%，而完成同樣的轉變西方國家則花費了三個世紀。

在越來越多的領域，中國都已經處在世界第一的位置，比如：

——製造業規模已佔全球總量的20%以上，居世界第一位。2013年，中國裝備製造業規模已達20萬億人民幣以上，佔全世界的1/3。

——互聯網發展速度全球最快，網民數量和網絡經濟規模均居世界第一。2013年7月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佈第32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3年6月底，我國網民規模達到5.91億，互聯網普及率為44.1%。

——擁有“全球佔有率第一產品數量”最多。韓國貿易協會國際貿易研究院公佈，2012年“全球佔有率第一產品數量”前十名的國家，中國以第一名（1485個），大幅度領先處於第二名的德國（703個）。海爾公司居2013年度全球家電品牌排行榜首位，這是它第五次榮獲全球主要家電品牌第一名的稱號。

——高鐵里程世界第一。時至今日，中國高鐵里程已突破1萬公里，佔全球將近一半。世界擁有高鐵里程前五名國家分別是：中國（10463km）、日本（2680km）、西班牙（2608km）、法國（1907km）、德國（1292km）。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具有戰略意義的重要產業，如通信設備和裝備製造業上，中國近十餘年已逐漸領世界風氣之氣，不僅在全球擁有極高的市場佔有率，而且在技術研發能力和所擁有的自主核心技術上，也不遑其他先進國家多讓。

深圳華為公司2013年營收達到349億美元，超過愛立信的336億美元，成為全球通信產業龍頭。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稱它是“歐美跨國公司的災難”，美國《時代》週刊稱它是“所有電信產業巨頭最危險的競爭對手”。不僅華為，另一家通信硬件設備供應商中興，也已躍升到世界前五的位置。

在裝備製造領域，徐州工程機械集團、三一重工、中聯重科等一批企業已進入世界前十，中國產的工程機械已遍佈世界各地，2011年日本福島核泄露事故發生後，給核電機組注水降温的62米泵車，就來自三一重工的捐助。

中國在高鐵領域已全面領先。2014年1月，中國南車製造的CIT500型的試驗速度達到了605公里/小時，而目前世界上最快高鐵時速為574.8公里，由法國高速列車TGV在2007年4月3日創造。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1年國情諮文中表示，“沒有理由讓歐洲和中國擁有最快的鐵路”，奧巴馬強烈意識到，高鐵將是重塑美國全球競爭力的技術制高點，但這一制高點目前已由中國佔據。

從“華盛頓共識”到“北京共識”

作為一個新興的工業化國家，中國如今被稱作為“世界工廠”，很多國家覺得中國不再是發展中國家，而是發達國家了。從極端貧困到小康在望，創造了“中國速度”。

把時間拉長一點，才能認識到這種變化之快之大。七十多年前，當著名美國漢學家費正清先以訪學者、後以美國政府代表身份來華時，他在長期觀察中發現，這個剛剛推翻帝制不久的新國家，內在底子竟然是如此薄弱：1940年代初，中國鐵路里程才12，036英里，比美國伊利諾斯州還少；公路里數上，中國剛剛與西班牙相等；棉花紡錠數上，也只與意大利差不多；中國的中學生總數只有110多萬人，相當於美國伊利諾斯州和紐約州兩州之和。[ 費正清：《論中國》，7-8頁。]  

時間再拉長一些，中國在短短時間內擺脱以往的貧窮落後面貌，今天所呈現的景象，不過是曾經有過的歷史的迴歸。基辛格在《論中國》（《On China》）一書的序言中説：在過去的20個世紀中，有18個世紀中國國內生產總值佔世界生產總值的比重超過西方國家，即便到了1820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仍然超過世界生產總值的30%，大於西歐、東歐和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之和。

這樣的一箇中國，當然已經不再是鴉片戰爭和義和團運動中的那個不知世外為何物的老大帝國，也不是20世紀上半葉那個深受分裂和戰亂之苦、國家遲遲不能實現統一的混亂國家。當一個新的中國形象在21世紀來臨前後悄悄出現在世界舞台時，世界沒有理由不去關注這條東方巨龍的再次復興。最近一些年來，全球各地重要媒體，頻頻以 “中國世紀”為題，突出報道了中國的成就與變化。

2004年，美國人喬舒亞·雷默2004年在英國倫敦的一次演講中，提出了“北京共識”這個詞語，引發全球熱議。

在此之前，世界各地聽得多的，是“華盛頓共識”，這是由美國主導的世界銀行為發展中國家量身定製的一件“衣裳”。很多國家在穿上這件“衣裳”之後，卻發現它並不合身，反給自己身上留下累累傷痕。

通向“羅馬”的大道一定只在美國和西方？喬舒亞·雷默後來又在一本書裏告訴中國人和全世界：“中國已經成為不可思議的年代的首都”。[ 喬舒亞·庫珀·雷默：《不可思議的年代——面對新世界必須具備的關鍵概念》，中文版序，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0。]

中國的“不可思議”，更在於中國人的不可思議。台灣淡江大學的一位教授呂正惠先生，退休後受聘大陸的大學任教，他在與許許多多的大陸知識人接觸交流後，發現了一個令他納悶的現象：為何在中華文明正迎來她的第三次黃金時代的時刻，反倒是身處其間的人，對這個國家卻毫無信心、疑慮迭出？

經常碰到的現象是：當你跟人説，中國經濟總量在不久將來就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時，他會跟你説，中國的人均GDP，才不知是美國、日本的幾分之幾？當你跟人説，中國從現在起就要關注歐洲、日本乃整個西方世界衰敗，防止它也會在中國身上發生時，他會跟你説，中國人的生活水平要趕上歐洲人、日本人，不知要到哪一天呢？當你跟人説，中國已成為世界經濟的新引擎，要加大對外援助、帶動其他國家共同發展時，他會跟你説，中國能管好自己的事情就不錯了、還有閒力幫助他人？

這樣的疑問還有很多很多。很多時候，你説中國有這個問題那個問題、這也不好那也不好（請恕，我也常説中國存在着諸多“致命性問題”），那會博得陣陣掌聲。而當你把“中國的問題”説完，話鋒一轉説中國有着這樣那樣的希望時，聽眾們往往一臉驚諤和迷茫：你是在説中國嗎？

這些場景，令人驚訝。然而，把中國今天所發生的種種，放到歷史的縱深裏，卻又感覺，一切難以理解的，其實又都再自然不過。

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美國人，也曾對自己的國家疑竇重重、抱怨不絕。一邊是南北戰爭後不斷增長的經濟總量，今天超法明天超德後天趕英，另外一邊，“鍍金時代”的政治腐敗、種族壓迫、貧富分化和環境破壞， 又讓美國人痛心疾首，不知何日才能迎來光芒。

向上提升與向下沉淪，如同一張陰陽臉，一起在一個面具上同時存在，人們在思想上陷入混亂，也就沒有那麼奇怪了。

面對一個急速變化的中國，中國人的思維，顯然還沒有跟上來，無論是看待自己的國家，還是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上，都還鮮明留存着過去時代的印記。

這個時代的主要口號，是“改革開放”，它的主要訴求，又是“融入人類文明主流”、“與國際接軌”。

時至今日，當中國發出建設“一帶一路”倡議，亞歐大陸國家紛紛加入這一合唱；當中國倡導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英法德意等歐洲國家也紛湧而至時，究竟是“中國與世界接軌”，還是“世界與中國接軌”？

人們普遍還沒有意識到，中國單方面向西方世界開放的時代，已漸去漸遠，而已進入了世界與中國相互開放的新時代。

中國已處於新一輪思想突破的臨界點

時代的改變，又意味着中國需要全面推進思想改變。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已多次有過思想突破，隨後在經濟、政治和社會等方面實施改變。最近的兩次思想突破，分別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剛剛建立時轉向社會主義國家建設，和1978年全面推進改革開放。

1949年是中國在大陸結束國共內戰的年份，也是中國結束百餘年來受外國侵略、重新實現國家統一的年份，那一年實際上也是近代以來中國社會思想突破的一個臨界點，由之前的“救國救亡”、“兩條道路的鬥爭”，轉向以公有制為特徵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

“公有制”和“社會主義”為什麼會成為新的話語正當性？在很大程度上，不過是工業化的需要而已。這個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當時面臨的最大問題，恰如美國漢家家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一書中所説的那樣，乃是如何擺脱貧困，而其途徑則是工業化，工業化的前提，又是資本和技術投入。

一個剛剛結束內戰的國家，哪來工業化所需的資本和技術？只可能兩種方式：一是接受外部資本和技術轉移，二是內部資本積累。1949年的世界，是一個逐漸進入冷戰狀態、敵我兩分的世界，中國不可能像三十年後那樣，可以充裕地從經濟全球化浪潮中吸收資本和技術，最多隻能接受蘇聯的資本和技術轉移，這解了中國工業化的燃眉之急，但卻又是極不充分的。怎麼辦呢？

正如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温鐵軍先生所指出來的那樣：只能實施內部剝奪進行工業積累，而剝奪的最大對象，則是農民。1956年，新中國完成了三大改造（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結束了社會主義過渡時期，馬上就確立了以公有制為特徵的社會主義制度，而它在農村的表現，則是將土地制度從私有變為公有、推動土地集中。放到今天來看，土地集中和公有制無疑削弱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是不利於農業生產力的發展的，為何還要推行呢，難道僅僅是因為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狂熱？其實不然，放到當時情況，乃是利用工農剪刀差為工業發展提供支持的不得已措施。

放到世界範圍看，新中國當年以工農剪刀差推動工業發展的制度安排，一點也不新鮮。日本1868年的“明治維新”，確定以發展工業為國家目標，同樣是以犧牲日本農民為代價。美國在1860年代發生了內戰，其實質是用武力手段強行使南方農業經濟進入北方工商業經濟的軌道，為美國工業發展創造更好條件。

任何話語體系及相關的制度安排，都是有約束條件和適用時限的，約束條件變了，當另一個時間段來臨時，就可能不再適用。在建設社會主義口號下、以公有制為主要特徵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有力促進了上世紀50、60年代的工業發展，中國就此建立起了完備的工業體系，然而，進入70年代後，其效用已經逐漸耗盡，又進入了要求進行思想和制度突破的臨界點。

1978年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為標誌，新中國完成了又一次“思想解放”，同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以改革開放為基本訴求的新話語體系。其實質乃是，當時中國已經完成原始積累的城市產業資本，要開始產業擴張了，於是需要另外一套話語體系及相關制度安排。

在“改革開放”名義下，中國先是承認商品經濟的必要性，接着認為應該推進計劃為主、市場為輔的體制變革，再次出要計劃體制與市場體制並存，後來更進一步、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系列有利於城市產業資本擴張的制度安排於是迅速展開。中國也因此融入經濟全球化大潮，充分利用已有的工業積累和人力、土地、其他自然資源和環境污染的低成本優勢，吸收了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而漸漸成長為一個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的大型“新興市場經濟體”。

“改革開放”有可能按照它既有的軌道一直進行下去嗎？在有效運行三十年後，改革開放話語體系及相關制度安排，在很多層面同樣出現之前有過的類似疲勞，其效用也幾乎用盡。  

根本的約束條件再次改變：西方對中國的產業轉移已經基本完成、並對中國繼續利用全球化“便車”產生警惕，不僅不再如以往那樣歡迎中國加入經濟全球化潮流，反而製造如TTP、TTIP那樣的新“軌”，意圖將中國排斥在外，抑制中國經濟發展；而在內部，人力、土地、自然資源和環境污染的低成本優勢已發揮殆盡，不推進全面的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國家發展將有可能陷入停滯。

中國已再次進入要推進思想突破，以此帶動制度變革的新臨界點！然而，今天各行各業的中國人，在憧憬中國的前行方向時，普遍卻陷在以下三種思想迷障裏走不出來：

第一種主張，是全面向西方學習，實際上就是全盤西化。其典型話語，是要求中國繼續“融入人類文明主流”，推進“普世價值”，也就是説，要中國無論在經濟、政治還是社會體制上，都向歐美髮達國家看齊，它們的現在就是中國的未來。這一套話語體系，其實又是近三十餘年來改革開放話語體系的一種表現，而在當下卻已蜕化為開放教條主義。

第二種主張，是回到建國前三十年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體制。這套現今被貼上“毛左”標籤的思想觀念，強烈認為前三十年的“一大二公”才是理想形態，而改革開放則是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所剝奪的乃是廣大工人、農民的利益，完全無法體現社會主義的公平公正。

第三種主張，是覺得無論全盤西化，還是回到“毛時代”，都背離了中國的具體歷史和文明傳統，因此最好的選擇，是回到更古老的中國過去，也就是以儒家文化為主的古典中國文明傳統。一言以蔽之，就是認為中華文明的復興，最好的途徑乃是回到老祖宗，甚至應該上溯到“三代”和“周公之治”。

這是關於中國未來的三種典型觀念表達，其他類型的主張，還有很多，但都是旁枝未流、不成大音，在此不作評述。為何説它們已成為中國人前行的思想迷障？

首先，這三種思想，不是在歷史中失靈過，就是在現實中失靈了。上世紀70年代末為什麼要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下轉向改革開放，還不是因為前三十年的“一大二公”話語體系及相關制度安排，在那時效用已基本用盡、無法提供更多的正能量了嘛。第二種“回到毛時代”的主張，對“毛時代”的美化，可能連毛主席本人也不會贊同，一時代有一時代能做的事情，那時代能做的，換個時代可能就無法去做、也不必去做了。

中國更老的傳統，也曾在回應現代西方世界時，有過慘痛的失敗經歷，憑什麼説換個時間，現在就能帶中國人走出五彩斑斕？在談論中國的“復興”或向歷史的常規時代迴歸時，一種錯誤的觀念，是認為今天中國又可以恢復朝貢體系了，這其實也是不可能的，當代世界早已是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不可能簡單地回到唐宋明清，回頭路是走不了的。

至於第一種，在2008年歐美金融危機後，整個西方的主流知識界都陷入思想困境，對近代以來的西方思想知識體系及相關的的制度安排都在反思，認為它們已無力應對當下西方在經濟、政治和社會各領域出現的新難題。“普世價值”、“多元文化”、“福利社會”等等在原產地都已病厄纏身的思想知識和制度體系，憑什麼説搬到中國來，就能把中國的問題都解決好？

其次是，任何思想知識和制度體系，都有其人口規模和具體生活場景的限制。能夠解決一萬人生產生活問題的思想和制度，不一定能解決十萬人的問題。規模越大的國家，複雜程度越高，對知識思想和制度的要求也就越高。盧梭寫《社會契約論》，當時所想的不過是瑞士這樣的小國家的治理。托克維爾也指出，大國會有理想擔當，而小國多很安逸無爭，心理狀態和所需要的內部組織，都是不一樣的。

為什麼已不可以再回到前三十年、不能簡單模仿西方、也不能一味從中國古典傳統中找藥方？是因為所有這些知識思想體系，都沒有遇到過今天中國這樣一個巨型國家所遇到的問題。

從古到今，有過一個13億人口的國家實現過工業化、城市化和全民社會保障嗎？近代以來人類所創造出來的最有效的思想知識體系，頂多也就處理過3億人口規模國家（即美國）的問題，然而就在這3億人口規模的國家，思想和制度都已面臨衰退、不夠用。中國古典傳統、建國前三十年的傳統，同樣有這個問題。

中國今天遇到的挑戰，從複雜程度看，是人類歷史上從未經歷過的，過去的思想知識體系及相關制度安排，所致力解決的只是過去出現過的問題與挑戰，今天都已經過時了。

《天命》作者：程亞文教授

《天命》作者：王義桅教授

“世上沒有救世主”。當21世紀的大幕掀開、中國再次迎來複興勢頭時，如果中國人的思想，還一味停留在過去的吉光片羽中，中國是不可能為自身、也為世界開拓出新的文明格局的。

中國當下的思想突破，所需要的乃是哲學家趙汀陽所説的“創作眼光”，無論中國古典傳統、建國前三十年的傳統、改革開放的新傳統或西方的思想知識體系，都是創造中國新文明的有用資源。從這個角度説，反西方沒有意義，反中國自己傳統沒有意義，反建國前三十年的經歷也沒有意義，它們都會有很多有價值的東西可以作為文明創新的資源。

中國需要站在自身文明和人類文明的最高處，俯瞰人類曾經有過的一切思想知識和制度體系，從中擷華取英，融會貫通，並開陳出新。也就是説，有待中國開拓的，乃是既有別於中國傳統，也有別於西方，但又包含了中國傳統和西方經驗的一種新文明。

僅僅着眼於為中國自身的生存和發展面展開思想突破與制度創新，已經不夠了，當代中國要有新胸懷，要把為天地立心、為萬世天太平，為中國和世界的長久福祉，作為新一輪思想突破的目標和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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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亞文：英國首相道破了“世界公民”真相

2016-10-10 00:52:00　來源: 環球時報-環球網(北京) 

（原標題：程亞文：英國首相道破了“世界公民”真相）

英國首相特蕾莎·梅日前在其所在保守黨大會上的發言驚呆了英國人，也讓世界大跌眼鏡。她説：“如果你幻想自己是世界公民，那你就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因為你不理解‘世界公民’這個詞的真正含義。”

遙想二三十年前，以英國為重要代表的西方，可是“世界公民論”的產生地。這種世界主義的“高大上”口號，對“主權”“國家”的“狹隘性”表示了強烈不滿，對非西方國家沒能達到西方國家的民主、人權標準總是居高臨下橫加指責。在這種信心爆棚的道德優越感驅動下，還時不時發生對非西方國家的“人道主義干預”和赤裸裸的軍事顛覆。

如今，特蕾莎·梅對“世界公民論”大加鞭撻，對外來移民表現出不友好，甚至強調“我們再也不會讓那些社會活動家、人權律師開嘴炮威脅我們行使國家權力”，這種把“政治正確”扔到一邊的言論嘩嘩譁出來，真可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其背後的一把辛酸，則是在“世界公民”的道德高調下，西方國家的對外干預把世界很多地方弄得一團糟。而且在西方國家內部，經濟持續低迷、民粹主義興起、社會對立加重、外來移民帶來衝擊等問題已讓西方國家捉襟見肘，也讓“世界公民論”的不切實際暴露無遺。

人類生活中其實並不少見所謂“世界公民”。有一類“世界公民”今天極為常見，他們不必承擔對任何國家和生活羣體的責任，卻可以在世界各地享有各種好處。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在西方世界被罵最多的投資銀行家們，他們就無所謂國家不國家，哪裏有錢賺就去哪裏，至於生活之處是水深還是火熱，則與他們毫無關係。美國大投資家羅傑斯，2007年底移民新加坡，這位“世界公民”遠走美國的原因，據他自己説是因為已對美國前景不看好。金融危機後被美國法院判處150年刑期的納斯達克股票市場公司前董事會主席麥道夫，也是一位典型的“世界公民”，曾夥同其他一些“世界公民”騙了全球各地不少人的鉅額錢財。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很早就曾撰文指出，少數原籍美國的“世界公民”在美國之外也有自己的生意和住所後，對美國就不再有國家忠誠，這正在嚴重損害美國國家認同和大多數美國人的利益。

以一則曾在歐洲廣為流傳的老故事作為結尾。説的是有一個人在1755年的里斯本地震中四處兜售抗震藥物。有人質疑，抗震藥物可能什麼用處也沒有，但賣藥者回答説：“抗震藥沒有用，那你們又能用什麼代替它呢？”現在，英國首相特蕾莎·梅所拋棄的，就是那味被西方世界吆喝了很多年但被證明確實沒用的“抗震藥”，至於用什麼代替它，相信英國甚至更多西方國家會從現實經驗中找到答案。(作者是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

版權作品，未經《環球時報》書面授權，嚴禁轉載，違者將被追究法律責任。  程亞文：英國首相道破了“世界公民”真相獲取授權

程亞文《大國戰略力》

2016-08-01 16:08

文/雪珥（澳大利亞太平紳士，著名晚清改革史研究者）

中國人有許多政治概念，是混亂的，比如對所謂“左”、“右”的區別，往往與國際慣例相反；也比如對“集權”的看法。

如果説美國是“集權”的，估計大多數讀者都該大搖其頭、甚至噴飯而哂，且先看兩段故事。

1957年9月，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下令著名的101空降師，全副武裝，前往阿肯色州小石城，執行特殊任務。這支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立下赫赫戰功的美軍主力部隊，要對抗的“敵人”，居然是阿肯色州的國民警衞隊。正規軍應對預備役軍隊，這種不惜內戰的決絕，其目的僅僅是為了保衞9名黑人學生入學。

此前，美國最高法院在一個判例中，取消了公立學校中種族隔離的決定，地方法院因此裁定該市公立中心中學，必須接納提出入學申請且符合其他條件的9名黑人學生。但這遭到了該州佔多數的白人種族主義者的堅決抵制，該州州長甚至動用國民警衞隊對這些黑人學生入學進行武力阻撓。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艾森豪威爾總統下令國防軍進行武裝干預。在更強悍的槍桿子護衞下，9名黑人學生順利入學。這就是美國民權史上著名的“小石城事件”。

同樣的事件，在1962年肯尼迪總統任內又發生一次。為了捍衞一名黑人空軍退役士兵進入密西西比大學的權利，對抗持種族主義態度的國密西西比州州長及大量宗族主義暴徒，肯尼迪總統也派出了國防軍護衞那位黑人入學。這場衝突甚至導致了2人死亡、數十人受傷。

在原則問題上，美國“中央政府”表現出的這種強硬態度，一方面固然是法律至上的體現，為了捍衞最高法院判決可以不惜代價；另一方面，這也是“中央集權”的某種體現——對，“中央集權”，未必只能指“中央政府集權”，而應該是包括中央層面的立法、司法、行政在內的整體機構的集權。

匯聚戰略學者程亞文十多年心血的新著《大國戰略力》中，對美國式的“中央集權”有精彩的論述。他認為，“集權不等於極權”，或許是中國人欠缺的常識之一。

集權，有“政治集權”與“行政集權”兩種。程亞文引用托克維爾的論述，認為“政治集權”就是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在全國範圍內形成統一的意志，“有些事情，諸如全國性法律的制定和本國與外國的關係問題，是與全國各地都有利害關係的”，與這些事務相關的權項，必須由中央政府掌握。“另一些事情，比如地方的建設事業，則是國內的某一地區所持有的”，則應該行政分權，原因是，“一箇中央政府，不管它如何精明強幹，也不能明察秋毫，不能依靠自己去了解一個大國生活的一切細節。”美國和英國是政治集權而行政分權的代表。

憑着對國家戰略演進細節的熟稔，程亞文細緻而生動地分析了美國建國初期，以華盛頓為首的元勳們，在政治體制改革上的艱難摸索，將美國如何從一個以地方分權為主、幾乎導致無政府狀態的邦聯制國家，演進到中央集權為主、併成功地在中央和地方兩個層面通過三權分立設計實現了權力的制衡，防止某一種權力獨大的聯邦制國家。

也就是説，美國的政制，在我們相當熟悉的“行政非集權”之外，還有更為根本而我們並不熟悉的“政治集權”，而這，正是集權最大的紅利所在。對於美國開國政制史如此深入而獨到的剖析，《大國戰略力》可謂獨步於華文著作中，其對現實政制的資治通鑑意義，也就顯得格外直接和珍貴。

程亞文的微博的博客

新浪個人認證浙江大學非傳統安全與和平發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

http://blog.sina.com.cn/u/2479914591

程亞文：《大國戰略力》後記 (2016-02-29 09:19:15)

    深秋的一個下午，我又來到位於香山買賣街一家名叫“伴山”的咖啡館，在二樓的露台上，望着不遠處的山巒和依稀若存的紅葉，驀然發現咖啡館隔壁院子裏一顆斜過牆來的棗樹，葉子不知不覺已悄然不見。我才意識到，為修訂一本斷斷續續寫了多年的小書，在這間咖啡館裏，已經消磨了三個季節。

    在今年春天柳樹剛剛發芽的時候，我忽然有一種不由自主的緊迫感，下定決心要儘快完成一本早就在寫、一直未竟的小書，所述是近世以來那些大國崩潰、解體或衰敗的經歷。起心發軔是在七八年前，那時輿論普遍關注的是“大國崛起”，中央電視台專門推出了同名的十二集電視紀錄片，對荷蘭、英國、美國等國家在歷史上的“崛起”經歷進行了一番梳理。這種樂觀主義情緒與中國自1978年以來的歷程有着對應，經過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2005年前後中國進入了今天超越法國、明年超越英國、後天超越德國、日本，國家經濟總量排名不斷向世界前列靠攏的過程，中國的國際影響也越來越大。這當然令人欣喜。

    然而，作為一個喜歡閲讀歷史的人，我的感受卻有所不同。大國的興起或復興有無限榮耀，但這只是事實的一個方面，從歷史中還可以經常看到的，卻是大國在明槍暗箭中屢屢分崩離析。短短一兩百年間，多少大國已經消逝成細屑雲煙或曾歷盡劫數。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沙皇俄國、中國清朝、蘇聯、南斯拉夫…… 不是國已不存，就是曾入煉獄。十幾年前一度被稱作為“新羅馬帝國”的美國，也曾在19世紀60年代差點一分為二。這提醒人們不僅要看到大國的榮華，更要看到大國的風險。

    相比規模較小的國家來説，在領土、人口、族羣等方面有着較大體量的國家，維護國家穩定存在反而顯得更加不易。小國是脆弱的，威脅主要來自外部，大國卻是個複雜系統（比如《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先生就説：中國是“複雜社會”），內部融合不佳就可能會有大麻煩。英國曆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因此指出，大國的結構更像白蟻穴，而非金字塔，它們的運行方式處於秩序和混亂之間的某種狀態，一個非常小的起因就可以觸發“相變”，把良性的平衡狀態轉變為危機。

    “千里長堤，潰於蟻穴”式的蝴蝶效應，對大國比對小國更易引發困擾，不少大國都是在看起來不錯的情況下，出人意料陷入沉淪的。在《大國崛起》紀錄片如火如荼播出的時候，我開始從相反的方向思考：大國在崩潰、解體或衰敗的時刻，是什麼樣的？如果瞭解了大國向下沉淪的景象和成因，並從中發掘出舒解之方，大國的生存風險不就可以降低、興起的根基不就更加紮實嗎？一個在任何時候都足以應付非正常事態、得以避免沉淪的大國，才能真正長久享有興起的光榮和喜悦，反之，所謂興起就可能只是曇花一現，偶有風吹草動就大廈將傾。

這是一件十分吃力的工作。我非專業史家，無論史料積累、史見洞察都很有限，展現大國崩潰、解體或衰敗時的景象，並對其進行分析，所涉及到的知識類型又有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民族學、人口學、軍事學等等之多，同樣超越了我的知識儲存。我只能從重新讀書做起，慢慢去深入更多的歷史，慢慢去了解更多領域的知識。形成寫作思路和成書的進程，因此格外緩慢，這也與我的惰性有關，不時就會因為這項工作展開之難，而灰心喪氣，置於一邊，過後又重整旗鼓，再拾舊章。

    到2012年下半年的時候，這本小書還只能説搭起了框架、有關資料基本準備完畢。一起突然而至的個人“事件”催化了快速完成這本書的動機。一年前的八月，我被檢查出患有鼻咽癌——一種聽起來很可怕的病症。我倒並不驚慌——富貴由命、生死在天，在無法改變的事實面前，害怕與恐懼毫無用處，不如淡然處之，悠悠面對，或許這樣才能“不戰而勝”，讓靠近你的魔物悻悻而去。然而，在躺在醫院病房的那些日子裏，我又的確感覺到了一絲惶恐——身為一名寫作者，如果在生命就此消逝時，卻還沒有把最想表達的事物表達出來，那未免不是很大的遺撼和慚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