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死不擇音:邵飄萍的卓絕一生(下)_風聞
中国国家历史-《中国国家历史》官方账号-人民出版社《中国国家历史》连续出版物唯一官方号2019-07-15 1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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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其文,文如其人,邵飄萍秉筆直書,不受權貴左右。
1916 年6 月,段祺瑞上台不久,邵飄萍受上海《申報》社長史量才的聘請,進京任特派記者,這次説是偶然實則必然的機會開啓了邵飄萍最輝煌的一段人生。進駐北京,權力中心就在身邊,這對於邵飄萍來説是夢寐以求的安排。
段祺瑞沒有改變中國局面的決心和策略,照舊勾結日本,盤剝中國人民,以參戰為藉口向日本借款,妄圖與日本在中國利益上實現共贏。人民所依靠的信息來源——新聞基本由國外通訊社掌控,國內報紙既看不到事實的真相,又報道不及時。
身處日本的邵飄萍
據曾任北京政府國務院總理的顏惠慶回憶,清末,有一次駐外大使館參贊周自齊調回外務部,他建議設立新聞處,並推薦顏惠慶來當主任。**當時北京有影響的記者全是外國人,包括《泰晤士報》記者莫里森以及路透社、美聯社的幾位記者,大部分電訊稿由他們寫成,外界對中國的瞭解也來源於此。**張功臣在《外國記者與近代中國》中寫道:“至1908 年,西方各國傳媒在中國派有常駐記者的還只有路透社以及《泰晤士報》《紐約先驅報》三家。”
顏惠慶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世界各大通訊社才相繼在中國建立了穩定的辦事機構,如合眾社、美聯社、哈瓦斯通訊社(法新社前身)等都已進入中國。日本早在1 9 1 4 年便由宗方小太郎在上海成立了東方通訊社,1921 年前後,俄國通訊社(後為塔斯社)也向北京派駐了記者。他國記者掌握本國新聞,這對於一個主權國家來説是極其危險的。外國記者可以根據本國利益任意篡改新聞要旨,煽風點火擾亂政局,亦可歪曲事實,愚弄百姓。長此以往,政府不瞭解民意,百姓不瞭解政府,矛盾會越積越深,最終只能導致魚死網破,任他人坐收漁翁之利。
漢文版《泰晤士報》
邵飄萍眼明心細,很快就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他説:“北京之報紙,幾無重要有系統之新聞,愚以他國人在我國有通訊社,率任意左右我國之政聞,頗以為恥,乃首創華人自辦之通訊社。”説幹就幹,北京新聞編譯社(文中簡稱“編譯社”)就這樣成立了,初址在北京南城珠巢街。這裏雖然規模小,人手少,設備簡陋,卻是國人自己説話的地方。編譯社的主要任務是編譯外電,也自己採寫一些北京通訊。每日19 時左右,將編髮的消息油印或複寫,由派送員騎自行車分送北京各報館,並用快件郵寄京外。1917 年,編譯社突破了新聞禁區,使內閣會議內容成為每週二、週四、週六的重要消息。閣議大事得以公開,是邵飄萍從閣員那裏力爭而來的。著名報人張季鸞曾説:“飄萍每遇內政外交大事,感覺最早,而採訪必工。北京大官本惡見新聞記者,飄萍獨能使之不得不見,見且不得不談,旁敲側擊,數語已得要領。其有干時忌者,或婉曲披露,或直言攻訐,官僚無如之何也。自官僚漸識飄萍,遂亦漸重視報紙,飄萍聲譽,以是日隆。”1923 年,時任中華民國教育總長的湯爾和認為“中國有報紙52 年,足當新聞外交而無愧者……僅得二人,一為黃遠生,一即邵飄萍”。
張季鸞
伴隨着風生水起的事業、如日中天的名譽而來的是流言蜚語,有人説他為了金錢,上到政府要員,下到普通百姓,都是他敲詐的對象;也有人説他“交際”和“活動”能力異於常人,為此道中人之最;更有人説他不配談言論自由。如今邵飄萍已離我們遠去,留下的是他一篇篇針砭時弊的新聞稿與新聞著作,更有那北京天橋下抹不去的鮮血。如果説邵飄萍靠耍手段獲得新聞,筆者覺得無可厚非,新聞本在於探求現象背後的因果聯繫,如果不採取一些特別方式,如何突破銅牆鐵壁,釐清其中的盤根錯節?至於説邵飄萍不配談言論自由則是無稽之談,無非是眼紅之人的故意詆譭罷了,且不説邵飄萍並沒有做出通姦賣國的齷齪之事,即便有些許差池,也更應看到他疾惡如仇、高聲吶喊的正義之舉,不應拘於小節而耿耿於懷,抹髒一代新聞人的光輝偉業。
**邵飄萍之所以能夠在新聞界獨當一面,是因為他有自己的一套見解與方法。**對於採訪,邵飄萍認為:其一,“蓋政治上、社會上各種新聞現象,皆因人而發生,大半即為各有關係人物之言動。故外交記者必留意當代人物”。其二,“每因新聞記員之一電……使局勢根本變化,直接間接影響國勢之盛衰,人類之幸福”。其三,“報社之第一任務,在報告讀者以最新而又最有興味、最有關係之各種消息”。要使報紙轉變為新聞紙,其重要突破口就是讓記者重視採訪,親臨一線,據實報道。對於新聞,邵飄萍認為要麼不寫,寫就寫大事;開門見山,直抒己見;雖説是通訊,卻又夾敍夾議,充分表達自己的觀點。邵飄萍堅持自己的方法,一路走來,成就了自己,也扶持了近代中國的新聞業。到1924 年,北京的通訊社已達20 家以上,以致政府重要新聞無一可漏。
1916 年下半年,邵飄萍為《申報》寫了250 餘篇、22 萬餘字的《北京特別通信》。1918 年,邵飄萍倡議並與蔡元培、徐寶璜一起創立了“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後更名為“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開創了我國新聞教育和新聞學研究事業。1918 年10 月5 日,邵飄萍創辦《京報》,並在編輯部辦公室大書“鐵肩辣手”四個大字以明心志。至此,邵飄萍的新聞事業有了完整的運營結構,編譯社收集、整理新聞,《京報》直接刊印發行,減少了中間諸多環節,也保證了新聞的準確性、及時性。《京報》出版一個月,銷量自300 多份陡增至4000 多份。馮玉祥曾説邵飄萍“主持《京報》握一支毛錐,與擁有幾十萬槍支之軍閥搏鬥,卓絕奮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不屈於最兇殘的軍閥之刀劍槍炮,其大無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會人士敬服”。
位於北京宣武門外的京報館舊址
如此曠世之才本應得到上天庇佑,大展宏圖,可是天不遂人願,邵飄萍終究沒能擺脱厄運,於1926 年4 月26 日凌晨被張作霖、吳佩孚等軍閥下令槍殺於北京天橋,年僅40 歲。關於邵飄萍被害的原因,九十多年來眾説紛紜,無一定論,可他用短暫的一生向我們詮釋了“鹿死不擇音”的含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