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求男孩超生4個孩子的山東家庭，在北京六環外流浪_風聞

在鄉野與城市的邊緣，一羣孩子在貧困、留守或疾病面前，逆來順受、無聲地生活着。今天的故事發生在北京通州，一對北漂夫妻環繞北京六環“打游擊”，生下五個孩子後，在拮据與顛沛中相依為命。

2018年放暑假前最後一天，通州區管頭村一棟村辦企業的職工宿舍裏，課桌拼起來當成餐席，青紅藍學校八年級的師生們吃了一頓難得的團圓飯，由頭是送別要回安徽老家上學的一位李姓同學。

這位李同學打零工自己有積蓄，掏錢請大家客，校長也出了經費，並親自下廚掌勺，張羅了這一桌東北風味的大盆菜。李同學還叫了兩件啤酒，幾個男同學舉瓶吹得泡沫橫流。幾位年過花甲的老師埋頭吃菜，他們平時的伙食簡單，偶爾抬頭舉起塑料杯和學生碰一下。校長也喝了兩口，並且舉杯祝李同學回鄉順利。師生的間隔，在這間廠房改裝的逼仄教室裏似乎不存在了。

馮亞星也在圍坐舉筷的學生當中，只是沒有端起酒杯，她的兩個讀低年級的妹妹則和眾多學生一樣拿泡麪當午飯，平時三姐妹一共20元伙食費，泡麪之外只能選擇煎餅。

餐桌旁要返鄉讀書的學生不止一位。這頓團圓飯過後，在座的幾位老教師也要回鄉避暑，下學期説不定是否返校，學校本身連同它暫時棲身的這座廠房一起，也可能在北京疏解提升的潮流中消失。

對於馮亞星和她的兩個妹妹珊珊、子怡，還有上幼兒園的四妹揚子和最小的弟弟來説，由於一時看不到回鄉的可能，還需要在六環外輾轉，隨着父母流動的攤販車和朝不保夕的學校漂浮。

不該出生的孩子

三姐妹從管頭村回家的路途很遠。由於校車太貴，需要先曲折走出管頭村，到崗山村南站坐6站公交到後橋車站，再步行穿過整個莊子營村莊，一直到最偏遠的地段。早上則是爸爸騎電動三輪車送到公交站。酷暑或者冬天，都會無形加增這條路線的長度，尤其是冬天，用2018年開始上學的四妹揚子的話説，“晚上就起來了”。

家是三間樣式老舊的瓦房，帶一個小院子，也只有在這樣偏遠的地方，能夠找到這樣低價出租的民房，容納一家大小七口人。

除了面積，屋子沒有別的好處，完全和裝修之類的事物無緣。正房是日常活動場地，一條從垃圾池撿來的長沙發看不出了顏色，缺了兩隻腳，用磚頭墊着。一堆破舊衣服碼在對面，是別人送來穿不得又捨不得扔的，體量有些過於龐大，到了冬天再打開，隨意找出些什麼能披在身上禦寒的東西。大人小孩身上的衣服都是別人給的，沒買過大衣服。“這些個孩子要買，得多少錢啊”，爸爸微笑説。

兩間廂房是卧室，和正房一樣看不出顏色，除了破衣服和幾張牀，很難在第一時間説出屋子裏還有別的東西。正房裏一台破舊的電視、一個二手冰櫃和失去了護罩的電風扇，是需要時間才能注意到的，和破布近乎一色。電視和最大的孩子同齡，屏幕的彩色已經消退，靠着自家的小天鍋收節目。

顯眼的是家裏的一羣孩子。當大小五個孩子出現在同一條沙發上時，還是讓人覺得有些不尋常。

這些孩子是父母多年環繞北京“打游擊”的結果。1973年出生的馮修聚和小自己兩歲的妻子劉芬結婚第二年，就從老家山東鄄城來了北京，從老大馮亞星開始，每一個孩子都出生在北京。除了亞星有老家的户口，其它四個都是計生政策下“不該出生的孩子”。在北京期間，老家計生辦的人去了家裏七趟，看到實在沒有什麼可拿走的才作罷。

沒錢去正規醫院，孩子生在小診所，找私人接生婆，五個孩子總共花了不到一萬塊。有的村不讓在村裏生，或者趕上北京城區擴張村莊拆遷，只好生一個孩子搬一次家。

姍姍媽媽的回憶中，搬家的過程是：最早住在吳家營，生完老三子怡後被村裏趕，搬到楊家營；楊家營被拆遷後，家裏搬回吳家營，吳家營又被拆遷；搬到後橋，住了一個月，房東嫌孩子多讓搬家，又搬到米各莊；在米各莊懷了老四，村裏不讓生，又搬到莊子營，是另一個房東，在那裏又生了老五；兩年前的臘月裏，下着大雪，房東讓一家人搬去偏房，原因是合住正房的租户上夜班，白天回來休息嫌孩子吵鬧；父母不想租了，這才搬到了現在的屋子，一直在北京六環外輾轉。

這些搬家的次數里，姍姍只記得米各莊，“喜歡那裏，那裏有草原”，實際上是村外的養殖農場，房子蓋在農場裏。眼下農場也被拆遷了。

因為生了五個孩子，媽媽在老鄉中得到了“五子媽”的綽號，媽媽知道還有一個“二號五子媽”，都是前面四個是丫頭，非要生一個兒子出來。爸爸説孩子太多，年齡又密集，生日得一個個想，“從沒給他們過生日”，買蛋糕太貴，一個要一百多。事先糊里糊塗説要給過，到了又忘了，“孩子自己也不提”。

姍姍説，這學期學校搬到新址，門外有小蛋糕店，自己過生日時去買個，當作自己慶祝了。

説起生了五個孩子，爸爸也有點後悔，“想起來後怕”。但最後來到的這個男孩子，顯然還是補償了從前的辛苦，不然老五的名字不會叫“王子”。2017年下半年“王子”三歲半，他的四個姐姐分別是十四、十二、十歲、六歲，“王子”和老四上幼兒園，老三上五年級，兩個最大的姐姐在初中。在爸爸口中，四個女兒也經常被喊作“公主”。

孩子們就讀的民辦學校和幼兒園也像自家一樣四處被攆，2017年11月大興火災前夕，老四和老五的幼兒園從半壁店被攆到莊子營，又徹底被封閉，一時呆在家裏無處可去。三個大孩子讀書的青紅藍學校則數次搬遷，在管頭村一家關閉的幼兒園裏臨時落腳。

生完“王子”之後，目標達成，爸爸終於回了趟山東老家，給四個小的孩子一塊上了户口，託了人，辦了親子鑑定，四個孩子花了9000多塊錢。但在生身之地的北京，他們仍舊只是無根的蒲公英，沒有進過六環，去過天安門。

好在，有父母在，一切就都還好。中間爸爸考慮過把老大亞星送回老家，媽媽沒有同意。“要走都走，要不走都不走。養不起就別生。”多年下來，一家人始終在一起。

姐弟的日常

除了破爛衣服，屋子裏沒有什麼東西是富足的，好在是不缺熱鬧。一條長沙發和三間屋子裏，可以演出無窮的劇目。

王子通常是在沙發一頭堆疊的被子上，夏日他的肌膚滾熱，如同一團火，專愛往人身上蹭涼，在他和姐姐們之間，總在演出打打鬧鬧的戲劇，“都是互相打兩下，沒有打得亂套的時侯”，姍姍説。王子喜歡睡覺，他嫌姐姐們放學回來，吵醒了他的夢境，起身追着姐姐們打鬧，發現她們生氣了，他也就收斂一下。王子也抱怨，姐姐們“就惹我生氣，有時候偷偷打我”，他去打回來的時侯，“你跑得可快呢”，有時也是為了防止他摳過腳丫的手手指摸到臉上來。亞星説，弟弟長得好看，有時忍不住去摸兩下。

三個大孩子和兩個小的之間，隨年齡大體區分為兩個層級，大的層級內部，姍姍和子怡常打嘴仗，為了一副捲筒紙或者一雙腳揹帶大瓣花朵的新拖鞋都會爭起來，第一天爭，第二天也就忘了。這也是家裏少數可以爭的新東西，因為大多數總是鄉鄰送的舊物。

爭執過後，兩人又會一起玩從大姐朋友處借來的大富翁，姍姍看同學玩了一道就會，腦筋略微笨拙的大姐亞星只是在一邊觀局。跳棋、五子棋和軍棋，也是姐妹們的益智遊戲，此外是趁爸爸在家幹活，偷偷玩一下他的手機。連王子也知道，爸爸的手機上沒有遊戲，只能玩的時侯下載，爸爸發現就刪了。

家裏也沒有WI-FI，只能出去蹭巷口小超市的流量。媽媽自從一年多前手機丟失，就沒有再辦過。姐妹們坐着聊天還説到學校有同學玩手機，打“王者榮耀”走火入魔，上課下課連同吃飯都在玩，有人充了一千多塊的費，這在自家是不可想象的。

作為老大，亞星有分配幹活和零食的權力，覺得自己“最厲害”，但鎮不住老三子怡。因子怡性子暴，喜歡大哭，譬如洗頭把瓶子撂了一地，亞星打她，她就大叫。姍姍沒有子怡那麼犟嘴，零食不夠分時也會和大姐一起捨棄份額，但會耍滑，話少。亞星覺得四妹揚子性情最好，揚子長相温柔甜美，剪着一副帶密密頭簾的蓋瓦頭，頭簾是亞星給弄的，亞星自己的頭髮以往是媽媽拾掇，六年級那年剪得太短，把亞星弄哭了，好容易才長起來，以後就不讓媽媽上手了。

幾個姐姐知道，小弟“王子”最受寵，好東西總要先留給他吃。但好在家裏可以偏心分配的東西並不多。爸爸脾氣又好，雖然愛喝點酒，但從來不打人，媽媽相對厲害一點，也就是嘮叨一下，只有以前輕微動過兩次手。弟弟自己並不喜歡“王子”的稱呼，他鄭重地告訴外人，他叫“馮王子”，和姐姐們的名字一樣帶着姓。

睡覺的時侯，五姐弟大致分成三撥，父母和老四、老五住一間，擺兩個牀；三個大的一間，亞星和姍姍一個大牀，子怡睡靠窗的小牀。搬過來第三年，姍姍不肯總是和大姐一牀，有時去和爸爸、小弟擠一牀，有時和四妹睡，子怡則和亞星擠。大牀頭有一台風扇，但已經壞掉一年，另外安了一把吊扇，夏天會把靠窗的小牀也挪到吊扇下吹風。客廳裏的電扇白天公用，晚上會搬到爸媽卧房裏。

屋子裏用不起電燒的暖氣，以前燒個煤爐，到了晚上怕中毒提出去，現在通州成了北京副中心，不讓燒煤了，假期在家白天多曬點太陽，跺跺腳，入夜早早上牀裹着被子，村裏電費高，有個電熱毯也不敢多開。亞星和揚子的耳朵和手背都長凍瘡，但“人多，不覺得冷”。2018年入冬有幾個極寒天氣，爸媽的卧房終於添置了一牀電熱毯。媽媽和老四揚子的臉上，都凍出了輕微的水皰。

雖然沒有變形金剛和洋娃娃，五姐弟們並不缺玩具，多數出於自我創造。夏天三姐妹的卧房桌子上擺着一隻大土豆，生了很深的芽子，作為擺設。頭年秋天我去的時侯，平房窗台上擺了一溜鳳仙花盆栽，是媽媽買回來的，大的三姐妹每人都領養了一盆，負責培育，亞星名下有兩盆在室內，姍姍和子怡的搬出來，姍姍説“放屋裏不開花，在外面磨鍊一下”，子怡的花長得比姍姍更好一點，開了花可以染指甲。

來年夏天再去，指甲花不見了，説是冬天凍死了，但窗台上又添了爸爸從朋友家拿來的雞冠花，朋友是為辦展會擺設花卉的。

三姐妹卧房的牀頭添了兩串千紙鶴，是亞星過年時疊的。父母卧房牆壁的玻璃上貼着“新年愉快”的四個花字，是姍姍過年時畫的。這年冬天再去，三姐妹卧房的牆上又添了很多剪紙圖案，有裙子、籃子和皇冠、花朵，出自女孩們的手工。

家裏還時常多出一隻小貓，是別家的貓溜進來，女孩們喜歡餵它，爸爸吩咐趕出去，女孩子們卻把它藏到裏屋。

姐弟們很少出去玩，姍姍的解釋是同齡的孩子不多。父母出攤時插上大門，姐弟們自己遊戲。爸爸不擔心外人闖入，“巷子口有攝像頭，安全得很。”

大人的幫手

暑熱的下午，媽媽早已去菜市場擺攤賣水果，爸爸在家裏準備傍晚出攤的滷煮，院子裏擺着兩口大鍋，要煮四個豬心，四個豬耳朵，二斤多腸子，還有肘子和其它熟菜，蒼蠅循味而來，紅油辣椒混和大料的氣味嗆人。

經過一個小時的熬煮，鍋裏的肉漸漸變得紅亮，到了快出鍋的時侯。先前坐在長沙發上逗樂看電視的孩子，次第起身打幫手。亞星拿起堂屋地上的榨汁機，去院子裏龍頭加水，打大蒜汁。地上的大蒜是她先前剝好的。

堂屋地上的雜物中間，放着一盆泡花生，一盆泡鵪鶉蛋，另有一盆加一袋小螺螄，兩袋毛豆，這些都是賣滷煮的配菜。爸爸先在一隻老式單隻煤氣灶上燒開了辣椒油，把小螺螄倒進去煮，姍姍倚在卧房門邊看着，防止辣椒油溢出來。屋裏的氣味更濃烈了，蒼蠅縈繞來去。

亞星將榨好的蒜汁倒進剛才爸爸洗出的塑料瓶子裏，預備出攤用。爸爸揩拭一隻放在三輪車上的桂花大瓦罐，用來盛煮好的滷肉。

一個女人打電話來買煮花生，因為價格的事掰扯了半天，又一直追問是不是新鮮的，只肯出兩斤十塊錢。爸爸説沒賣過這價，但因為同是做小生意的熟人，過後還是讓亞星給她送去。院子裏擱着幾輛廢棄的小黃車，亞星騎上其中一輛前去。

姍姍在煤氣灶旁邊的案板上切了一把香菜，裝起來等爸爸帶走，抽空玩了一下爸爸的手機。摘香菜是她名下的任務。亞星送花生回來，和妹妹聊了幾句，一塊把香菜和蒜汁搬上車。三妹子怡也把秤盤搬上三輪車的座位，又把車上的醋拿下去，醋只剩了半瓶，爸爸讓姍姍去巷子口的超市買。子怡又拿來爸爸的圍腰，洗好了菜夾子。爸爸把一張塑料布蒙上瓦缸，在車頭挑起晚上用的一盞電燈泡，準備工作才算是做完了。

媽媽説，亞星最老實，活兒大都攤在她身上了。亞星説四妹揚子最勤快，讓她幹啥都行，和三妹二妹則須討價還價。晚飯爸媽不在家，都是亞星做，炒一個菜，“自己感覺還行”。

很小的時侯，女孩們就開始幹活了。媽媽回憶剛來北京時，拆遷時砍磚掙錢，帶着亞星和姍姍，弄個小推車擱在一邊，渴了買個冰棒。亞星小時候走路有點頭重腳輕，總愛摔跤，現在額頭上還有磕出的疤痕。再大一點，姍姍記得自己站在磚堆上，有時也學大人拿鐵夾子夾磚幹活。

後來添了老三子怡，父母在南郊收了幾年破爛，又拾棉花，也帶着孩子。在楊家營，亞星和姍姍上了一個私人開的學前班，閉園時先到老師家裏，媽媽收破爛回家後再送到家，整個學前班就這一個老師。老大老二上學了，老三子怡還不會下地走路，扔在家裏，弄個學步車拴在牀頭上，一天哇哇大哭，現在的暴烈脾氣或許是從那時來的。

子怡在米各莊上了一個殘疾人開的學前班小班，一個月200塊錢，也是早晚在老師家吃喝，媽媽另外給老師錢她不收，買了一箱方便麪。後來蓋新房費用漲到300，又轉到尹各莊上。添了老四揚子之後，媽媽幹上了賣水果一行，一邊餵奶一邊賣，頭年賠了兩千。以後又懷着老五賣水果，直到臨產前一個月歇攤，產後一個多周又開始出攤，孩子都是跟着攤子長大的。

爸媽做水果和滷煮生意，一個考慮是自家孩子可以落得吃些。以前媽媽賣過菜，剩下的不方便保存，孩子也吃不了，才換成水果。爸爸賣的滷菜和花生毛豆，剩下的也做孩子們的食物。對於地上剩的一袋昨天的毛豆，姍姍和姐弟們沒人去動，因為吃得太多了。以前姍姍喜歡吃滷雞腿和雞胸脯肉，現在也失去了胃口。至於家裏的滷煮氣味，孩子們早已沒有了感覺。

媽媽是個很瘦小的女人，晚秋裹着一件從頭到腳踝的二手羽絨服，身上有過早的風霜痕跡，因為趁城管下了班，晚上要出市場外擺攤，賣得好些。媽媽的任務還包括半個月集中洗一次衣服，一週給每個孩子挨個洗一次澡，冬天帶孩子們去澡堂，小孩每人6塊。2017年冬天，村裏的澡堂子拆了，孩子們洗澡要去鄰村，次數很少了。

夏天來臨的時侯，爸爸用三輪車載着幾個孩子去看了一次牙齒。亞星的牙齒保持得特別好，只有一顆壞牙。姍姍自己説小時候喜歡咬鉛筆尺子，後果如何她沒明説。子怡有蛀牙，姍姍的蛀牙脱落了。這是孩子們少有的體檢項目。

暑天下午三點半，爸爸的三輪車載着滷煮離開了院子，和鄰居赤膊男人一塊去市場。王子吵着要拉屎，亞星找了衞生紙帶他出去。路旁楊樹林子下有個簡易廁所，幾塊廢棄彩鋼板搭起一個低矮的棚子，男女勉強隔開。低頭走進棚子，蹲位旁邊堆成一座令人心悸的衞生紙小山，沒有地方下腳，似乎和沙發上的孩子們難以聯繫起來。

學業與生計

那天的聚會結束之後，暑假當中有個學生路過管頭髮現，廠房已經被扒平。“我們的學校！”幾個學生在微信羣裏發着哭泣的表情。

這已經是青紅藍兩年內第四次遷徙。在亞星上學之前，它在六環內的南半壁店村有一座很大的校園，一千多學生。兩姐妹入學時它也還有700多師生。校園並未拆毀，甚至學校大門上的花體鐵字校名仍在，只是派了別的用場，師生們再也回不去了。

2017年，學校在疏解整治潮流中搬到管頭村，借一家幼兒園的地盤棲身，學生們告別了陽光充足的寬綽校園，搬進逼仄陰暗的幾進房間。一條缺乏光線的走廊，是學生主要的活動場地，以往的體育課連同升旗儀式不得不取消。校名也成了忌諱，生鏽的鐵門關閉，只在孩子們需要出來上公廁時打開。

大興火災前後，大量學生轉回老家上學，或跟隨父母離開北京。隨着學生人數的大幅下跌，學校的老師大部分離開，只剩下幾個退休後出門代課的老人，年紀最大的過了70歲，日常吃住都在學校，擠在擺了架子牀的兩間宿舍裏。其中包括兩個終生教學卻未能轉正的民辦教師，出門掙得自己每月的生活費。人老精力衰退，授課水平下滑，課堂上也管不住學生，和在半壁店時完全是兩回事了。

姍姍以前喜歡英語，現在上課卻頭疼，因為老師“口語就那樣了”，帶着河南口音，“隨便一句話，能説一節課”。相形之下，數學老師沒有口音，“認真聽就能聽懂”。

“男生抽煙喝酒，學想上就上”。亞星説。當着老師的面，學生也會抽煙。一個八年級女生經常翹課，理由是“天太熱了不想來”，家裏人也不管，眼下她已經開始學美甲了。

談戀愛的特別多，亞星班上三個女生，兩個有男朋友。那個愛翹課的女生從六年級開始，一學期談一個。亞星説自己壓根兒沒想過這事兒，“他們談的又沒結果，過一段就分了，浪費時間”。亞星和姍姍的學習在班上都在前面，只是現在班級的人數太少，名次也做不得數了。

在管頭村的廠房裏，空間更加狹窄，僅有的活動空間是一條過道，二樓還住着幾十位幹零活的民工，每天經一架鐵梯上下。附近有幾間空曠的倉庫，膽大的孩子有時跑去玩，倉庫裏廢棄的墊子成了他們翻跟頭練跳遠的地方，焊工的電槍在校門不遠處噴出火星。

暑期廠房被拆後，下半年學校搬到了火沙路上一個小區裏，學生總共剩下30多人，各個年級合併成初中小學兩個班。因為上學動靜太大遭到投訴，被迫分成兩撥，初中班轉移到校長自己買的房子裏，小學班的上學時間改成周六日上課，週一二休息，以調和對居民的打擾。

因為老四子怡入學，爸爸去新校址看了一次，課堂上幾個年級的學生混在一起，一組學生上課，另一組就做作業，互相干擾。在老師家裏上學的亞星和姍姍起初連課桌都沒有，只能席地而坐在膝蓋上寫作業。爸爸覺得，這個學校維持不了多久了。

孩子回老家上學的問題擺在眼前，但在北京呆了十幾年，一下子又不知道怎麼回去。

當初因為家境貧困，結婚後夫妻一塊出來，老家全無根基，只有兩間十幾年未曾修葺的爛瓦房，已經遮蔽不住風雨，住不下一家人。十幾年中只想着生兒子，錢都花在孩子身上，沒有買房修房。孩子的爺爺去世，奶奶患有癲癇，靠一個姐姐在家鄉照顧。此外只有三畝地，鄉鎮沒有工廠可以上班。回去的話沒有收入，不回去，眼看北京呆不住了。

尤其是大興火災發生後，一時間人心惶惶，出租屋總有人來清查，連天然氣有段時間都不讓用，爸爸的三輪車被抄，似乎馬上就要被趕回老家。2018年擺攤查得鬆一些，爸爸也在市場裏頂了別人的攤位，但很多外地人走了，生意清淡，2017年生意不好拉了一萬多塊錢賬，好容易才還上。房租又步步上漲，從説好不搬不漲錢的一年5000，一步一個台階漲到2019年的9000。送孩子回老家，看起來是必然的事了。

幾個孩子都沒怎麼在鄄城呆過，2014年回去上户口，在老家一週，幾個孩子身上都長痘，回北京才好了。提起回老家上學，亞星搖頭説“不想”。姍姍説姐姐擔心回去學習趕不上，水土不服，姍姍自己“不想那麼多”，回去可以上更好的學校，眼下青紅藍實在沒有個樣子了。

由於孩子們一直在上民辦學校，享受不了義務教育政策，每個孩子的學費都不菲。以2018年新入學的揚子為例，一學期需要繳納2800元學費，這還是學校減免了一千元的數字。冬天取暖費一人四百，校車和學校伙食更是不敢有份。兩個上了初中的女孩，2017年繳費已經達到了每人一學期3600元，老三也要3500，每次開學無法一次交齊，都是分期付。如果回到老家讀寄宿，學費和一部分生活費是國家出的。

但老家的學校不是想回去就能上的，學籍是門檻。青紅藍沒有辦學資質，無法辦理學籍，有的孩子回老家上學需要畢業證，青紅藍的老師只好找朋友，用photoshop軟件自己製作。聚餐結束後打掃房間，學校給姓的李同學頒發的“三好學生”獎狀被撇在地上，李同學説“沒用”，老師們也無人在意。倒是喝空的啤酒瓶，被一個老教師收集起來，拿到廢品站去換幾塊錢。

2018下半年，爸爸打聽了老家的學校，都需要學籍才能接收。爸爸計劃的是在青紅藍讀完這一學年，明年下半年全部孩子回老家上學，但學籍的事看不到解決的希望。其它從青紅藍轉學回鄉的學生，都需要在當地託關係，爸爸媽媽離鄉多年，又沒有這方面的人脈。

如果姐弟們回鄉上學，爸爸媽媽只能由一個人陪同，另一個留在北京掙錢，這是好不容易商量出的方式。從來沒有分開過的家庭，要拆成兩撥。

媽媽可能會是留在北京的那個人。在家裏，她是主要的收入來源。賣水果辛苦，4點多去十公里外的市場進貨，七點多出攤，晚上八九點才回來。爸爸的出攤時間晚一些，早晨進貨回來，把幾個孩子送到公交站，可以回來補個覺。以前攤子被抄那段，爸爸閒着，每天喜歡喝兩頓小酒，媽媽頗有抱怨。

冬天騎三輪車去農貿市場出攤的途中，經過一座公路橋，橋底有一位北京老人開着自己的三輪車，車上載着一套dvd音響，停在橋底自己拿着話筒唱k。媽媽看着説，“命不好，沒生在北京，各種照顧”。

對於幾個孩子，媽媽的打算是儘量讓她們好好上學，“不要像自己這麼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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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袁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