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體屆反覆作妖——美國政治正確，其實終究只是生意？_風聞

今年的美國國慶節，硬是被耐克活生生變成了“批鬥日”。

原本，耐克計劃在國慶期間推出一款愛國紀念球鞋，但沒想到卻在設計上出了政治問題。

這雙鞋上的美國國旗圖案，是貝特西-羅斯設計的“復古款”國旗。按照美國民眾的普遍認知，這就是美國曆史上第一面國旗，羅斯親手為國父喬治-華盛頓縫製。當時美國並沒有現在的版圖，因此國旗上的13顆星星，象徵的是打響獨立戰爭的十三個英屬殖民地。

按理説，在國慶節紀念第一面國旗的做法沒毛病，但耐克硬是被自家代言人審查出了毛病。

前NFL球星科林-科佩尼克提出異議，他認為這面復古國旗在當下政治社會環境中所代表的，已經不是獨立精神，而是種族歧視。

因為在十三殖民地宣佈獨立之時，也是蓄奴達到高潮之時。19世紀頭十年，有超過12萬非洲奴隸被輸送到美國——這其中必然包括瞭如今很多美國黑人運動員的祖先。而在如今美國右翼極端羣體和白人至上主義者中，這面13星國旗非常流行，逐漸染上了民粹的色彩。

在科佩尼克提出抗議後，耐克立刻接受，發聲明宣佈將球鞋下架，這才引發軒然大波。

美國共和黨和保守派媒體非常憤怒。德州現任聯邦參議員、2016年總統大選共和黨參選人泰德-克魯茲就批評耐克“只想把球鞋賣給憎恨美國國旗的人”；密蘇里州聯邦參議員、特朗普在參議院內最主要的支持者之一約什-霍利也表示，耐克完全是一家“反美企業”。

這的確是個非常敏感且細思極恐的話題。美國人的愛國主義舉世聞名，街道上社區裏隨處可見飄揚的星條旗，每年7月4日，各地民眾都樂於參加各種各樣的慶祝派對。現在，耐克要告訴大家，國慶節其實不值得慶祝？

如果真站在黑人角度講歷史，從獨立戰爭到南北戰爭再到20世紀的平權運動，的確都是他們的屈辱血淚史和反抗壓迫史。但改變十三殖民地的象徵意義，是否也意味着要否認那些兼任大奴隸主的美國國父們對國家的貢獻、拉什莫爾山上的偉人雕像是否也該被扔雞蛋呢？

不管政治後果如何，耐克這一決策在商業層面上可謂大獲全勝。

國旗球鞋退市後，耐克股價漲了2%，增值30億美元。也難怪有右派媒體諷刺：“誰知道他們能靠激怒保守派賺這麼多錢呢？”

科佩尼克因為引領了NFL抗議國旗國歌的運動，早就成為一個引戰的政治符號。他與其説是耐克簽約的運動員，不如説是耐克的政治風向標，用來貼近和討好特定受眾羣體。

多年之前，邁克爾-喬丹説共和黨也要買鞋。但現在，耐克的品牌定位，顯然已經發生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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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治改頭換面的巨頭企業不止耐克一家。

前不久，迪斯尼宣佈重啓經典童話作品《小美人魚》，將拍攝真人版電影。而新版主角，被定為19歲的R&B黑人女歌手哈爾-貝莉。

這件事引發了極大的輿論風波，推特上很多網友表示無法接受從小讀到大的“公主”變成一個黑人。但迪斯尼堅持立場，稱安徒生並沒有明確表示小美人魚就是白人，丹麥也有黑人，一切皆有可能。

好萊塢精英階層自然贊同，從天后瑪麗亞-凱莉到黑人影后哈里-貝瑞，都在公開場合支持貝莉的選角。

畢竟，在今年的奧斯卡，迪斯尼才憑藉漫威超級英雄電影《黑豹》大出風頭，讓這部在主題、劇情、特效等等方面都平庸無奇的爆米花影片一口氣拿下七個奧斯卡提名。以2億投資賺到13億票房和3個奧斯卡獎，還有什麼比這更能詮釋名利雙收？

這幾年，電影學院一直都在努力矯正“種族歧視”的惡評。就在2016年，他們連續兩年所有表演獎提名都是白人，導致大批黑人明星開始抵制奧斯卡。從2017年開始，黑人電影項目終於成為大贏家，包括2017的《月光男孩》和今年的《綠皮書》。

迪斯尼在《黑豹》上嚐到了甜頭，今年他們的重頭大片無一不打政治正確牌，包括《驚奇隊長》的女權主題；《復仇者聯盟4》的黑人美國隊長和女權戲份；《玩具總動員4》在女權主題之外還首次在系列中引入黑人演員作為主要角色配音；《獅子王》的大半主要配音都是黑人，碧昂斯更是新“小美人魚”貝莉的導師；還未上映的《冰雪奇緣2》就不説了……

迪斯尼知道，他們那些美國千禧一代的受眾（1982-2000出生的羣體）——特別是中產階級以上——如今大抵變成了孩子家長，他們有政治訴求，也必然對孩子的內容消費進行嚴格把關，政治正確與否，跟言語暴力分級一樣重要。

公主變黑，是否符合當下現實不重要。就跟《黑豹》中的虛幻飄渺的瓦坎達王國一樣，不過是精神鴉片而已。大熒幕上的女性和黑人超級英雄講的俏皮話不管多麼刻板，都是時代和市場的自嗨訴求，迪斯尼怎麼可能嗅不到那麼龐大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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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本就是一門生意，耐克利用科佩尼克賺大錢並不是這一回了。

去年九月，耐克推出的“Just Do It”三十週年廣告就選了科佩尼克做封面人物。廣告面世後，耐克的整體銷量和市值都有所提升，而媒體曝光量的增加，更讓他們直接獲利超過4000萬美元。

早有調查顯示，千禧一代非常看重品牌與政治的結合，喬丹曾經的理念已經過時了。這也是為什麼勒布朗在其職業生涯裏對政治的態度發生了180度的轉變。

當勒布朗第一次在騎士效力時，他幾乎從不發表政治觀點，還曾經拒絕跟隊友一起簽名抗議達爾富爾的人道主義危機，並因此遭到眾多美國媒體的口誅筆伐。

勒布朗現在也並不愛對國際政治發表觀點，但若論美國國內的社會和政治矛盾，他已經成為影響力非常大的意見領袖。就跟科佩尼克一樣，勒布朗給自己的品牌定位，就是新世紀黑人平權運動領袖，直接對標穆罕默德-阿里。

身價超過4億美元的加拿大富商、曾參選保守黨領導人的凱文-奧利裏就説過：“我認為，耐克總是懂得如何把爭議話題放大，變成廣告來賺錢。”

就連百事都試圖讓90後代言人肯德爾-詹娜表達一點政治訴求，只不過因為態度不對，被輿論反噬，被迫撤下廣告公開道歉。不管是百事還是耐克，這些大品牌的年輕受眾，都希望看到明目張膽的反抗精神。

因為科佩尼克的“Just Do It”廣告，耐克在美股券商投資平台Robinhood上增加了超過1.5萬名投資者。

所以勒布朗從頭到尾都在支持科佩尼克，如今又力撐美國女足的性別、薪資平權鬥爭，一起跟總統特朗普唱反調。他在社交網絡上致敬女足的喝茶動作，而女足也立刻為他和小女兒送上定製球衣。

他們都以被特朗普在推特上點名批評為榮。的確，名利雙收的事，為什麼不做呢？

但體育界的鬥士們選擇的對抗態度，讓種族平權陷入了跟“me too”運動一樣的困境與悖論。他們的鬥爭並非求同存異，而是讓本就對立的雙方越隔越遠。

這幾乎成了美國政治的無解議題。當立場相反的兩派堅持發出各自的聲音，對彼此的態度都是不聽不看不接受，如何協同進步？

也因為這樣的拒絕和敵對，全球範圍內開始質疑自由主義的普通民眾已經越來越多。因為他們發現，喊着所謂自由主義的口號，真正的獲益者並非自己。進步與保守派在對抗中不但找不到出路，反而開始扼殺彼此的自由。

今年，《紐約時報》發出了多篇關於自由主義受到威脅的社論，其王牌播客節目《The Daily》更是走訪歐洲四國，提出了“自由民主還能否在歐洲倖存”的問題。

民主黨一位數據分析師就指出，在民主黨提出的9大主要政治議題中，8個議題的支持率都超過60%，然而真正支持全部議題的人，僅佔投票人數的18%。偉光正的口號人人會喊，但自由主義一旦固化，根本無法應對越來越多樣化的反對浪潮。

其實，不管是為黑人爭取平等權利，還是為女性爭取更安全公平的生存工作環境，反對任何形式的欺凌虐待，都是崇高而正確的事業。馬丁-路德-金的光輝，在任何時代都不應被掩埋和抹黑。

可為自由平等博愛奮鬥的過程，從不可能是一條坦途。在如今這個時代，它反而成了危險的滑坡（slippery slope），一個不小心，翻車的可能不只是道德，甚至還有制度。

反正，迪斯尼電影描繪的願景的確已經快成為五光十色、一戳即破的泡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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