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體屆反覆作妖——美國政治正確,其實終究只是生意?_風聞
后厂村体工队-后厂村体工队官方账号-公众号:sports_1632019-07-15 08:50
今年的美國國慶節,硬是被耐克活生生變成了“批鬥日”。

原本,耐克計劃在國慶期間推出一款愛國紀念球鞋,但沒想到卻在設計上出了政治問題。

這雙鞋上的美國國旗圖案,是貝特西-羅斯設計的“復古款”國旗。按照美國民眾的普遍認知,這就是美國曆史上第一面國旗,羅斯親手為國父喬治-華盛頓縫製。當時美國並沒有現在的版圖,因此國旗上的13顆星星,象徵的是打響獨立戰爭的十三個英屬殖民地。
按理説,在國慶節紀念第一面國旗的做法沒毛病,但耐克硬是被自家代言人審查出了毛病。
前NFL球星科林-科佩尼克提出異議,他認為這面復古國旗在當下政治社會環境中所代表的,已經不是獨立精神,而是種族歧視。

因為在十三殖民地宣佈獨立之時,也是蓄奴達到高潮之時。19世紀頭十年,有超過12萬非洲奴隸被輸送到美國——這其中必然包括瞭如今很多美國黑人運動員的祖先。而在如今美國右翼極端羣體和白人至上主義者中,這面13星國旗非常流行,逐漸染上了民粹的色彩。
在科佩尼克提出抗議後,耐克立刻接受,發聲明宣佈將球鞋下架,這才引發軒然大波。
美國共和黨和保守派媒體非常憤怒。德州現任聯邦參議員、2016年總統大選共和黨參選人泰德-克魯茲就批評耐克“只想把球鞋賣給憎恨美國國旗的人”;密蘇里州聯邦參議員、特朗普在參議院內最主要的支持者之一約什-霍利也表示,耐克完全是一家“反美企業”。

這的確是個非常敏感且細思極恐的話題。美國人的愛國主義舉世聞名,街道上社區裏隨處可見飄揚的星條旗,每年7月4日,各地民眾都樂於參加各種各樣的慶祝派對。現在,耐克要告訴大家,國慶節其實不值得慶祝?
如果真站在黑人角度講歷史,從獨立戰爭到南北戰爭再到20世紀的平權運動,的確都是他們的屈辱血淚史和反抗壓迫史。但改變十三殖民地的象徵意義,是否也意味着要否認那些兼任大奴隸主的美國國父們對國家的貢獻、拉什莫爾山上的偉人雕像是否也該被扔雞蛋呢?

不管政治後果如何,耐克這一決策在商業層面上可謂大獲全勝。
國旗球鞋退市後,耐克股價漲了2%,增值30億美元。也難怪有右派媒體諷刺:“誰知道他們能靠激怒保守派賺這麼多錢呢?”
科佩尼克因為引領了NFL抗議國旗國歌的運動,早就成為一個引戰的政治符號。他與其説是耐克簽約的運動員,不如説是耐克的政治風向標,用來貼近和討好特定受眾羣體。
多年之前,邁克爾-喬丹説共和黨也要買鞋。但現在,耐克的品牌定位,顯然已經發生了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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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治改頭換面的巨頭企業不止耐克一家。
前不久,迪斯尼宣佈重啓經典童話作品《小美人魚》,將拍攝真人版電影。而新版主角,被定為19歲的R&B黑人女歌手哈爾-貝莉。

這件事引發了極大的輿論風波,推特上很多網友表示無法接受從小讀到大的“公主”變成一個黑人。但迪斯尼堅持立場,稱安徒生並沒有明確表示小美人魚就是白人,丹麥也有黑人,一切皆有可能。
好萊塢精英階層自然贊同,從天后瑪麗亞-凱莉到黑人影后哈里-貝瑞,都在公開場合支持貝莉的選角。
畢竟,在今年的奧斯卡,迪斯尼才憑藉漫威超級英雄電影《黑豹》大出風頭,讓這部在主題、劇情、特效等等方面都平庸無奇的爆米花影片一口氣拿下七個奧斯卡提名。以2億投資賺到13億票房和3個奧斯卡獎,還有什麼比這更能詮釋名利雙收?

這幾年,電影學院一直都在努力矯正“種族歧視”的惡評。就在2016年,他們連續兩年所有表演獎提名都是白人,導致大批黑人明星開始抵制奧斯卡。從2017年開始,黑人電影項目終於成為大贏家,包括2017的《月光男孩》和今年的《綠皮書》。


迪斯尼在《黑豹》上嚐到了甜頭,今年他們的重頭大片無一不打政治正確牌,包括《驚奇隊長》的女權主題;《復仇者聯盟4》的黑人美國隊長和女權戲份;《玩具總動員4》在女權主題之外還首次在系列中引入黑人演員作為主要角色配音;《獅子王》的大半主要配音都是黑人,碧昂斯更是新“小美人魚”貝莉的導師;還未上映的《冰雪奇緣2》就不説了……
迪斯尼知道,他們那些美國千禧一代的受眾(1982-2000出生的羣體)——特別是中產階級以上——如今大抵變成了孩子家長,他們有政治訴求,也必然對孩子的內容消費進行嚴格把關,政治正確與否,跟言語暴力分級一樣重要。
公主變黑,是否符合當下現實不重要。就跟《黑豹》中的虛幻飄渺的瓦坎達王國一樣,不過是精神鴉片而已。大熒幕上的女性和黑人超級英雄講的俏皮話不管多麼刻板,都是時代和市場的自嗨訴求,迪斯尼怎麼可能嗅不到那麼龐大的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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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本就是一門生意,耐克利用科佩尼克賺大錢並不是這一回了。
去年九月,耐克推出的“Just Do It”三十週年廣告就選了科佩尼克做封面人物。廣告面世後,耐克的整體銷量和市值都有所提升,而媒體曝光量的增加,更讓他們直接獲利超過4000萬美元。

早有調查顯示,千禧一代非常看重品牌與政治的結合,喬丹曾經的理念已經過時了。這也是為什麼勒布朗在其職業生涯裏對政治的態度發生了180度的轉變。
當勒布朗第一次在騎士效力時,他幾乎從不發表政治觀點,還曾經拒絕跟隊友一起簽名抗議達爾富爾的人道主義危機,並因此遭到眾多美國媒體的口誅筆伐。

勒布朗現在也並不愛對國際政治發表觀點,但若論美國國內的社會和政治矛盾,他已經成為影響力非常大的意見領袖。就跟科佩尼克一樣,勒布朗給自己的品牌定位,就是新世紀黑人平權運動領袖,直接對標穆罕默德-阿里。
身價超過4億美元的加拿大富商、曾參選保守黨領導人的凱文-奧利裏就説過:“我認為,耐克總是懂得如何把爭議話題放大,變成廣告來賺錢。”


就連百事都試圖讓90後代言人肯德爾-詹娜表達一點政治訴求,只不過因為態度不對,被輿論反噬,被迫撤下廣告公開道歉。不管是百事還是耐克,這些大品牌的年輕受眾,都希望看到明目張膽的反抗精神。
因為科佩尼克的“Just Do It”廣告,耐克在美股券商投資平台Robinhood上增加了超過1.5萬名投資者。
所以勒布朗從頭到尾都在支持科佩尼克,如今又力撐美國女足的性別、薪資平權鬥爭,一起跟總統特朗普唱反調。他在社交網絡上致敬女足的喝茶動作,而女足也立刻為他和小女兒送上定製球衣。
他們都以被特朗普在推特上點名批評為榮。的確,名利雙收的事,為什麼不做呢?
但體育界的鬥士們選擇的對抗態度,讓種族平權陷入了跟“me too”運動一樣的困境與悖論。他們的鬥爭並非求同存異,而是讓本就對立的雙方越隔越遠。
這幾乎成了美國政治的無解議題。當立場相反的兩派堅持發出各自的聲音,對彼此的態度都是不聽不看不接受,如何協同進步?
也因為這樣的拒絕和敵對,全球範圍內開始質疑自由主義的普通民眾已經越來越多。因為他們發現,喊着所謂自由主義的口號,真正的獲益者並非自己。進步與保守派在對抗中不但找不到出路,反而開始扼殺彼此的自由。
今年,《紐約時報》發出了多篇關於自由主義受到威脅的社論,其王牌播客節目《The Daily》更是走訪歐洲四國,提出了“自由民主還能否在歐洲倖存”的問題。
民主黨一位數據分析師就指出,在民主黨提出的9大主要政治議題中,8個議題的支持率都超過60%,然而真正支持全部議題的人,僅佔投票人數的18%。偉光正的口號人人會喊,但自由主義一旦固化,根本無法應對越來越多樣化的反對浪潮。

其實,不管是為黑人爭取平等權利,還是為女性爭取更安全公平的生存工作環境,反對任何形式的欺凌虐待,都是崇高而正確的事業。馬丁-路德-金的光輝,在任何時代都不應被掩埋和抹黑。
可為自由平等博愛奮鬥的過程,從不可能是一條坦途。在如今這個時代,它反而成了危險的滑坡(slippery slope),一個不小心,翻車的可能不只是道德,甚至還有制度。
反正,迪斯尼電影描繪的願景的確已經快成為五光十色、一戳即破的泡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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