烏蘭夫這樣治理內蒙古_風聞

2019年7月15日，正在內蒙古考察的習近平説，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週年。這裏發生的變化充分證明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正確的，百姓生活真正是芝麻開花節節高。中國共產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一心一意為百姓謀幸福的黨，我們要永遠獲得人民羣眾支持擁護，就必須永遠堅守黨的初心和使命，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

提到內蒙古的變化，人們就會想起曾經在內蒙古主政19年的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前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烏蘭夫。

烏蘭夫是我國少數民族中獻身共產主義的先驅者之一。“烏蘭夫”蒙文原意是“紅色之子”。他於1906年12月23日出生在內蒙古自治區土默特左旗塔布賽村。少年時代投身革命，1925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7年5月1日，在他的主持下，勝利地宣告中國第一個少數民族自治政權—內蒙古自治政府誕生。在他主政的19年裏，內蒙古形成了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民族團結的大好局面，當時被周恩來總理譽為“模範自治區”。

在烏蘭夫身邊工作18年之久的一位工作人員，在2001年出版的回憶錄中寫道：

【“烏蘭夫一生無比忠於毛主席，忠於中國共產黨。忠實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民族政策。”

“內蒙古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跨越幾個世紀，實現歷史性突變，一躍進入繁榮幸福的社會主義社會。這都是烏蘭夫同志堅決貫徹執行毛主席、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路線和各項政策取得的偉大成果。”】

防疫：為了蒙古民族的生存

1948年1月1日，烏蘭夫在《元旦獻詞》中提出了打仗、生產、防疫三大中心任務。他把防疫提高到與打仗和生產同等重要的地位，完全是從內蒙古的實際情況出發提出的。當時性病、鼠疫和布氏桿菌病等疫病在內蒙古地區流行多年，嚴重損害了人民健康，造成人口持續下降，開始威脅到了蒙古民族的生存。有一個日本人曾預言，“再有50多年，蒙古民族將自行滅亡。”

對內蒙古情況瞭如指掌的烏蘭夫，對發展衞生事業，搞好防病治病，有着刻骨銘心的感受。早在抗戰剛剛勝利後的1945年11月，以他為主席的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就規定了發展衞生事業，免費為內蒙古民眾醫療疾病的政策。1946年5月，聯合會成立了內蒙古歷史上第一個衞生技術行政管理部門——衞生處。為了培養急需的醫療衞生人才，烏蘭夫在他擔任院長的張家口軍政幹部學院設立了醫務班。1947年“五一”自治政府成立後，更是加快了醫療衞生隊伍的建設。同年7月，烏蘭夫在哈爾濱開會期間，懇切地向東北局、東北軍區提出支援內蒙古衞生幹部的請求，得到了大力支持。到內蒙古自治區地域幾經調整確定下來後的1954年，內蒙古已經擁有了一支相當強有力的醫療衞生隊伍。1954年末，烏蘭夫在與剛剛改組擴編的衞生廳一二把手談話時，鼓勵他們要保持戰爭年代的精神，説：“你倆如同司令員與政委的關係。”

烏蘭夫身居內蒙古的領導職務，一直是親自抓防疫工作。在撲滅鼠疫方面，經過幾次大規模行動，到1950年，人間鼠疫的發病數和死亡數呈直線下降。曾經被稱為是鼠疫“恐怖之城”的烏蘭浩特，1952年成為了全區的第一個無鼠市。到1956年，整個自治區的鼠疫完全得到了控制。昔日的“疫發天無色，田荒斷炊煙，荊棘伴白骨，鬧市無明燈”的慘象，終於永遠成為了歷史。1960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共中央北方地方病防治領導小組，由烏蘭夫任組長。領導小組設在呼和浩特。所謂的防治北方地方病，主要還是防治鼠疫。內蒙古的撲滅鼠疫成功的經驗，在其它北方地區得到了迅速的推廣。一位國家衞生部派到北方地方病防治小組工作的幹部回憶道：

【“烏老不僅關心消滅內蒙古的地方疫病，也十分關心東北、華北、西北的防疫工作。他胸懷寬廣，不論哪個地方發生疫情，他都心急如焚，堅決撲滅，保障人民的生命與健康。”】

對內蒙古人口直接威脅更大的是性病。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時，蒙古族人口只有83.2萬，比1912年還減少了4.6萬。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性病蔓延，嚴重影響了人口的繁衍。有幾個性病患病率高的地區，佔到了這些地區總人口的70%至80%。有的地方甚至看不到15歲以下的兒童。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烏蘭夫提出：貫徹“人畜兩旺”方針，迅速扭轉民族人口下降趨勢，要像打仗一樣，消滅性病。經過15年堅持不懈的努力，內蒙古終於向世界宣佈，內蒙古已經消滅的性病。當牧民抱起嬰兒時，往往發出同一個聲音：

【“感謝毛主席、感謝共產黨、感謝烏蘭夫主席。”】

很多牧民把毛主席和烏蘭夫的像供在神龕內，顯示了他們虔誠的心。共產黨就是這樣在草原上深深地紮下了根。2006年，在紀念烏蘭夫100週年誕辰的時候，面對蒙古族人口達到420多萬的的興旺局面，一位年逾古稀的藥學專家感概萬千：

【“內蒙古衞生事業烏老功不可沒。他抓住瞭解決蒙古族人口下降的核心問題----消滅疫病，即消滅鼠疫、性病和布氏桿菌病。”

“黨和政府僅為消滅性病，我們就專項調進了大量的進口盤尼西林等藥品，免費治療性病人數達12萬人”，“內蒙古的衞生工作可以説是‘從防疫起家’都是烏老的關懷直接抓的。”】

從建軍打仗到鞏固國防

烏蘭夫非常理解毛澤東所説的“沒有一個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在1946年當選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主席時，就兼任軍事部長，着手組建第一支內蒙古人民自己的軍隊。1947年5月1日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後，擔任主席的烏蘭夫仍然親自兼任軍事部長。在他的組織和領導下，內蒙古的人民軍隊初具規模。

針對當時部隊成分複雜，相當大的部分是由舊軍隊整編而來的具體情況，烏蘭夫決定整訓部隊以提高軍政素質。1947年7月22日，他在團以上幹部的會議上説：

【“我們肯定，舊軍隊可以改造，但必須進行脱胎換骨的改造，要改變立場，要和羣眾結合，要建立與保證共產黨的領導，要在鬥爭中去考驗鍛鍊。”】

他還注重抓好騎兵1師這個典型，把支部建在連上落到了實處，成為了一支標杆。1948年1月1日，為了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內蒙古的人民軍隊由原來的內蒙古人民自衞軍改稱為內蒙古人民解放軍，烏蘭夫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在烏蘭夫的率領下，內蒙古人民解放軍以威武之師更加昂揚地投入瞭解放全內蒙古和全中國的作戰中。騎兵1師和2師參加遼瀋決戰，騎兵11師和16師參戰平津戰役，打出了騎兵的犀利作戰風格。烏蘭夫回憶道：

【“他們發揮了騎兵部隊勇猛、神速、機動、靈活的作戰特點……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以內蒙古騎兵為主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騎兵部隊，曾在解放戰爭時期成為了除步兵之外的最大兵種。隨着全國解放，人民軍隊由以打仗為主轉向以國防建設為主，加之軍隊機械化程度的提高，騎兵逐漸退出歷史舞台。同時，作為祖國北部邊疆的內蒙古，成為了國防的重地。

為了回擊帝國主義的核訛詐，鞏固國防，保衞社會主義建設，黨中央毛澤東決定研製原子彈。1958年初，中央和中央軍委確定在內蒙古以額濟納旗的青山頭一帶建設國防試驗場區。實驗區內當時有260多户牧民，1100多人（佔全旗人口四分之一）和7萬多頭牲畜需要搬遷。作為樹立了正確“打仗”觀的老革命，深知國防建設的重要性；作為對內蒙古地域民情心中有數的父母官，也深知動員牧民搬遷的複雜性。經過周密慎重考慮，他在他主持的自治區領導和額濟納旗地方負責人的會議上提出了破解難題的思路。他指出，額濟納旗是土爾扈特部落地域，牧民在此定居300年了，要他們遷走，肯定會遇到不少困難。但塔旺嘉布是愛國王爺，深明大義。可以把做好他的工作作為突破口，跟他講清道理，講清搬遷移牧與國防建設的關係，講清沒有強大的國防，就不可能有安定的生產生活環境的道理。他應該會通情達理，協助我們動員牧民搬遷。烏蘭夫還要求地方領導一定要親自去談，一定要談通。

烏蘭夫的判斷是正確的，工作很快就取得了預期效果。為了順利開始搬遷，額濟納旗地方領導寫出了一份工作彙報提綱，包括搬遷方案和需要國家解決的問題，飛往北京向烏蘭夫彙報（因烏蘭夫同時擔任國務院副總理，每年都有一定的時間在京辦公）。烏蘭夫聽完彙報，表示滿意。接着派車送來彙報的同志前往總參謀長黃克誠處彙報。黃克誠聽完彙報，連聲稱好。

由於黨政軍民緊密配合，從1958年5月到9月，搬遷順利完成。整個過程出現的“事故”，是死了幾隻羊和丟失了3袋糧食。實驗區建成後，在青山頭樹立了紀念碑，紀念當地人民作出的貢獻。1990年，聶榮臻元帥滿懷深情地説：“不要忘記額濟納旗人民對導彈基地建設作出的貢獻，有機會理當回報。”參與這個大搬遷的內蒙古自治區的黨政軍幹部，在烏蘭夫誕辰100週年之際，紛紛撰文，指出：“烏蘭夫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為了解放生產力”

自治區成立之初，烏蘭夫就採取了一整套有效措施，保護和發展當時十分脆弱的社會生產力，牧區內很快初步呈現出“人畜兩旺”的景象。他曾強調指出：

【“不論民主革命還是社會主義革命，都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也只有生產發展了，才能有力地鞏固和擴大革命的成果。”】

在烏蘭夫主政的十九年裏，內蒙古取得的經濟發展成就是有目共睹的。這首先歸咎於他敢於創造性地執行黨中央的總體部署，根據內蒙古的實際情況，制定了一系列具有內蒙古特色的政策。

在早期的牧區民主改革中，烏蘭夫敏鋭地發現，“照搬照套”內地農區土改辦法的某些牧區，第二年牲畜死亡竟高達百分之七八十。他迅速組織調研，制定了“三不兩利”的政策，即：“不鬥、不分、不劃階級，牧工牧主兩利”，很快扭轉了局面。在後來的牧區合作化運動中，又制定出“政策要穩、方法要寬、時間要長”的方針，保證了所有制改造的順利進行和畜牧業經濟的穩步發展。這些實事求是的政策方針取得的成果，在國家三年困難時期體現得特別明顯，那就是：內蒙古不但保證了本地區人民有吃的，而且調出大量的糧食和牲畜支援了全國。

三年困難時期的內蒙古，也像全國一樣，遭受了十分嚴重的自然災害。烏蘭夫帶領自治區領導一班人，傾聽羣眾呼聲、深入實際，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終於化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

烏蘭夫的老家土墨川，1958年至1960年連續遭受前所未有的洪澇災害。特別是1958年夏連續七天七夜的滂沱大雨，“這一滅頂之災讓人們一夜之間一貧如洗”。這年初冬，正當人們考慮來年生產的時候，刮來了照搬內地的挖“衞星田”的風氣。農民們知道這種做法在自己的家鄉是肯定行不通的，於是向上面寫信反映。

1959年初春，烏蘭夫親自來到災區調研。他沒有驚動當地盟和旗的領導，直接向鄉親們噓寒問暖，瞭解災情。鄉親們如實講述了災情，同時不無憂心地反映挖“衞星田”運動中出現的問題，認為這樣做是犯了農耕之大忌。鄉親們的意見引起烏蘭夫的格外注意和高度重視。當天下午，烏蘭夫又走門串户，慰問鄉親，繼續徵求大家對生產自救的意見。第二天上午，在瞭解情況的基礎上，請來了公社和大隊領導，圍繞災區人民災後的生產生活安排，特別是對挖“衞星田”一事進行座談，交換意見。

烏蘭夫聽取大家的意見後，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鄉親們的意見是很有價值的，是來自於自身的生產實踐，因此一定要高度重視。他説，要多調查瞭解，多聽取農民的意見，要講實際，不能盲目搬用外地的經驗，實事求是，決不要把挖“衞星田”搞成教訓，搞成勞民傷財的事情。在烏蘭夫的悉心指導下，一場“轟轟烈烈”的挖“衞星田”運動，不但在土默川及時停止，而且在整個內蒙古也及時停止了。

這次調研，烏蘭夫保持一貫的低調行事，不喜張揚的風格。既不“擾官”，更不“擾民”。當地小學的師生們，出自於內心對德高望重的烏蘭夫的崇敬，本來準備舉行一個送行儀式，同時請烏蘭夫在儀式上講話，對師生們進行一次革命傳統教育。烏蘭夫婉拒了這個安排。他讓人告知學校，不能干擾學校的正常教學秩序，不能為此在羣眾中造成不必要的影響。

連續的災年，仍然使農村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餓肚子成為許多地區的普遍現象。烏蘭夫帶領一班人，堅持經常下到基層，幫助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無論是停辦公共食堂，還是制止虛報浮誇，都體現了烏蘭夫的實事求是的態度。後來人們回憶道：

【“那個年代的村裏敢於適量偷分糧食，敢於抵制虛報浮誇，能讓人們少餓肚子的真實情景，儘管已經成為歷史，但人們不會忘記烏蘭夫等老一輩革命家堅持實事求是的膽識與以民為本的宗旨理念。”】

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三年困難時期，烏蘭夫主政內蒙古取得的成績深深影響了全國。在千方百計保障全區人民吃飯的同時，積極幫助國家和兄弟省市渡過難關。他指示有關部門：

【“在糧食問題上，必須堅持內銷服從上調。自己不夠吃怎麼辦？一是增產，二是減人（指壓縮城市人口）。其它物資的調撥，必須執行‘先中央後地方，先區外後區內’的原則。總之，要使自治區的財富成為全國的財富，首先為建設富強的社會主義服務。”】

據統計，內蒙古在此期間調出15億糧食和大量牲畜。當時上海等地幾十個孤兒院裏的三千多名孤兒嚴重營養不良，周恩來總理請烏蘭夫設法提供一些奶粉。烏蘭夫立即召開自治區黨委常委會，決定把這批孤兒接到內蒙來撫養。這就是至今仍備受讚賞的“烏蘭夫與三千孤兒”的故事。烏蘭夫不但關心普通羣眾，對知識分子的生活還給予重點關照。同時還把眼光放到了北京。當時北京同全國一樣，物資匱乏。烏蘭夫本來就特別重視邀請內地、特別是北京的專家教授來內蒙古指導交流。三年困難時期，更是想到了請他們來改善生活。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膾炙人口的《內蒙訪古》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成的。這篇文章曾多次收入中學生語文教科書。教師們在講解這篇文章時，總會指出，

【“本文是翦伯贊同志寫的一篇史論。1961年7月23日9月14日，民族歷史研究指導委員會應烏蘭夫同志的邀請，組成了一個有16位委員參加的學術代表團，由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等同志率領訪問了內蒙古自治區。歷時近兩個月，行程15000裏。訪問結束後,以流暢的語言，寫下了這篇旅遊記。發表在1961年12月13日的《人民日報》上，後收入周立波編選的《散文特寫選》。”

“全文洋溢着愛國主義精神，表達了無比珍視民族傳統友誼的感情。”

“總結歷史經驗教訓，促進民族間的合作和團結，共同去創造幸福的未來，這正是作者寫作本文的目的。”】

的確，烏蘭夫在主政內蒙古期間，堅持馬克思主義民族觀，堅持毛澤東思想，創造性地貫徹黨的方針政策，實事求是地抓好三大中心任務，使內蒙古大地發生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變化：牧草豐盛，遍地牛羊，人畜兩旺，安居樂業。一位當年負責自治區公安工作的同志從社會安定的角度回憶道，由於貫徹了烏蘭夫多次強調的與羣眾打成一片的指示，

【“當時內蒙古政通人和，犯罪現象明顯減少，搶劫殺人、投毒殺人、縱火等案件幾乎消失，各級公安看守所在押的人犯明顯減少，有些旗縣甚至牢獄為空。各種人民內部矛盾通過派出所、基層單位和羣眾工作解決得很順利。呈現出夜不閉户、路不拾遺的盛世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