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戰役中的解放軍如何應對動員民工遇到的種種困難_風聞

文：婁紅樂

　　陳毅説：“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羣眾用小車推出來的”，此語國人想必都不陌生，然而，這幾十萬小推車並不是剛開戰就一下子動員出來的。

　　剛開始的時候，是個什麼樣的狀況呢？

　　一、戰役初期，民眾支前熱情並不高，怪話也多

　　其實，從謀劃打淮海戰役之日起，中共高層就特別重視後勤保障的問題，強調一定要充分動員百姓支援前線。比如華東軍區政委饒漱石在戰前就一再強調：“要有足夠的民夫，足夠的擔架，足夠的挑子，使前面的傷員能夠及時的運下來，使糧食運輸到前面。過去的民夫我們臨時動員的時間很短，現在必須動員更長時間的民夫。過去我們估計一個縱隊500副擔架，應付這樣大的戰役是不夠用的，現在初步提出要800副。常備民夫大量增加，加上部隊運動非常迅速，失去聯絡，軍需不能及時，對部隊影響很大。加上戰鬥很殘酷，猛烈的炮火，天上的飛機，沒有經過訓練的民夫逃亡很多，因此按我們原有民工的數日差不多加倍才夠用。”他還要求各華東解放區進行最大限度的動員，動員一切可能的力量支援戰爭。

　　然而動員一開始就遇到了非常多的問題。首先是民夫逃亡現象嚴重，比如據冀魯豫區黨委1948年7月的報告稱：“僅7月10日前後一批擔架中，二分區原調2000副，到總指時僅1550副，接受任務者約450副（這還不就是完成任務數）。三分區1000副，到醫院僅百餘副，餘均在同莊為飛機炸散。七分區2000副到總指1700副，接受任務者約700副。五分區有1500副，約過路500副（此數更欠準確）。總計擔架逃亡約為4850副，佔動員數75％。”1948年10月10日，冀魯豫區黨委戰勤報告又提到：“上期常備擔架，濮陽原1300人，完工回去僅40人；南樂原800人，完工回來僅320人；昆吾原250人，完工回來10人。這期常備擔架稍好些，茌平縣400人，兩天跑了175人。”可見當時戰場上民工逃亡的現象有多嚴重。

　　其次是解放區的民眾不願支前。農民不願出工是因為耽誤農忙，比如莒縣有常年出民工者，結果造成自己家裏土地荒蕪，春天捱餓。一個叫楊家圈的窮村子，出了36頭驢，支前時死7頭，病6頭。而這些損失並沒有得到及時的補償，因而當上級再動員支前時就出現了叫誰去誰不去的現象。甚至有不少農民為了逃避支差，不惜破壞大車，殺掉牲口。一般的小商小販更不願意出差，因為一旦出了差，家庭生活即無法維持，當時有人就因為出差負了債，還有人因為出差吃光了積蓄，因此這些人認為出差是個“要命事”。城鎮上的商人更是一提到出差就非常害怕，因為這不單會影響生意，而且身體上也支持不了，甚至有人出現了因為出差壓病，壓的吐血的情況，因此有的商人提出寧幹五天寫算的活，也不願意出一天差。

　　即便不得不出差者，也是滿腹牢騷怪話連篇，比如河南杞縣總結戰勤總結中有如下內容：“一般人説：‘該咱去即去，不能孬了’，一勃子扭筋的農民漢説：‘反正死到八路軍手裏，把老百姓弄死算妥，該去就去，看成色吧！’‘活都誤了，負擔又重，分地還不如不分好呢！’還有的説：‘啥時逼得都當兵好啦！’”可見民眾心裏的確有牴觸情緒。

　　造成民夫不願支前及逃亡的原因很多，中共負責戰勤工作的幹部對此有不少比較中肯的分析，總結起來主要是以下幾點：

　　原因一：強制攤派百姓出工很容易激發牴觸情緒。比如據陳毅介紹：“軍差命令急如星火，地方政府為了應付突如其來的軍差，行署、專署、縣政府等，常常控制幾千幾萬民工集中待命；區、村政府則採取控制民力辦法，禁止農民、大車、牲口遠離家鄉，以便隨時徵用；有些地區，更提出‘村不離村、區不離區’的口號。如此勞動力便凍結起來，農村間商運停滯，生產減低，很多羣眾逃避支差，甚至把大車破壞，牲口殺掉，民眾對我們極感不滿。”再如徐州剛剛解放時，徐州軍管會徵集城裏的公私車輛，為前方緊急運送糧食彈藥，“在開始組織時，拋棄了原有公會、不分車主和工人，統統採用集中管制，結果形成了他們的對抗與恐慌。有的竟開了小差，或將車故意弄壞，造成了極大的困難。”

　　原因二：百姓出工幹部不出工，引發普遍不滿。以冀魯豫邊區為例，邊區政府規定：“村幹、模範、英雄到區、縣開會，及民兵集訓等均抵出差。”這樣基本上大部分基層幹部都可以避免出差。據冀魯豫邊區的戰勤報告顯示：“村往往是帶‘長’字的（農會長、組長、自衞班班長、排長、隅長）、帶‘員’字的（各委員、通信員）、幫辦等均不出差，這一現象非常普遍。”同時，由於這些基層幹部掌握着百姓出差的支配權，因此他們的親戚朋友就有了可以逃避出工的機會：“與村幹有關係有地位的人，該着出差，提着壺拿着煙找村幹部想辦法，村幹部把煙酒擺上請自衞隊，要自衞隊代出，羣眾稱為包庇私自。”老百姓對這種徇私的做法自然深惡痛絕，因此對出差更加抵制。

　　原因三：支前民工待遇差，常常吃不飽穿不暖。劉瑞龍在淮海戰役時的日記中説：“民工的供給是最大問題。糧食部署只是提一下，沒有固定來源及一定供給計劃。”正因為沒重視民工的吃飯問題，因此造成了“民夫吃不飽飯，且不及時。甚至喝不到開水，睡不妥”的現象，甚至有的地方連民工的糧秣站都未建好，致民工食宿發生困難，有的只能睡草堆。除了食宿，穿衣也出現嚴重問題，據劉瑞龍日記介紹説：“民工衣服是最嚴重問題，來時天氣不太冷，帶的棉衣不多，至今沒有很好解決，幾次都是在繳獲中解決。已發棉衣五萬五千套，野供在窯灣收一萬二千套，大部是單衣，夾片子，半成品，很短，三分之一穿不得。”食宿有問題，人就容易生病，“病員多，腸胃炎，寒熱是凍的。五分區的已病三百多，醫藥沒有解決。”

　　原因四：基層幹部配備不到位或工作不到位。一是幹部少，無法深入開展工作。比如某縣指揮部只有一個人作戰勤工作，且此人系半工作半休養狀態，直到病重走了才添一個動員股長。缺少幹部的後果便是領導工作不到位，擔架處於無人領導的狀態，據該縣1948年10月份報告：“上期常備擔架逃亡四分之一（200），這次常備挑夫逃亡160，佔40％，臨時擔架跑了50副。”二是有些幹部是靠欺騙等手段動員百姓出工，比如豫皖蘇分局總結淮海戰役時提到：“戰役初期，幹部思想落後於羣眾，用欺騙辦法，自設難關，越解釋羣眾越懷疑，逃亡很多，如五分區擔架，先説到扶溝三五天的任務，又説到亭州，又説到永城，每逢一關，逃亡一批，到前方者不及百分之三十。”

　　為保證淮海戰役中的糧食、彈藥供應，戰勤部門和地方政府須想盡辦法改變這些狀況。

　　二、戰勤部門採取了多種應對措施，包括用酬勞吸引民工

　　措施一：以“保飯碗、保衞翻身果實”的口號做宣傳

　　動員的第一手段是宣傳。如豫皖蘇分局在總結報告中提出：“一般羣眾，最迫切的要求是太平，一般的認識是消滅敵人才能享太平，凡是敢於公開宣傳支援淮海大戰，消滅敵人享太平，説明任務的都易鞏固。”杞縣組織黨員幹部“在貧農團會上進行保飯碗、保衞翻身果實的教育，及檢討每人是否有忘本思想。打仗為誰，如何保證任務的完成與帶頭作用。”

　　此外，戰勤部門也同樣注重對前線民工的宣傳工作。如以具體事例展開”訴苦復仇立功運動“，隨時總結宿營、行軍、抬傷員、搞糧草與居民關係，提出優缺點；培養積極分子等。

　　措施二：制定新規則，以緩解公平問題及懲戒逃亡者

　　針對農村出差“抓鬮”，“論趟”不論工，村幹包庇“黑人”等現象，在基層開展“民主運動”，即“誰出差、誰免差，前方差、後方差都由羣眾評定清楚”。比如杞縣在動員時就召開民工座談會，“爭論出工是否公允，及本人意見和所有困難，全部提出來解決。召開民工家屬座談會，打通家屬思想與實際解決困難，避免拉腿。和進行此次不該出工、民工的輿論動員（如説硬話，表示他的態度，今後該他出如何如何……）”。經過這樣的“民主運動”，過去是“莊裏稍有一技之長、替村幹部做些事的人便不出工，民兵也不出工”，現在是“根據各家實際情況，合理攤派任務。支前人人要去，不能找工，不能趕工，防止有人找藉口不出工。幹部帶頭輪流去。公平問題得到了一定緩解。

　　為遏制逃亡現象，冀魯豫區黨委也制定了處罰措施：“對於一般逃亡民工可使其補還糧柴另行補差，個別特別窮困義為人所惑逃亡者，要保證下次不逃亡，可準免其補償柴糧。但應由羣眾評定之。至於其中蓄意破壞煽動逃亡之個別不良份子，則應視其犯罪情況由政府法辦之。”

　　措施三：搞互助生產，賠償民工支前損耗

　　民眾擔心出差耽誤生產，一般的解決辦法，是發動羣眾訂立五保公約，搞互助生產，“把所該出工、民工、軍工烈屬的户數地畝，都具體的分到以居民組為單位的生產組裏”。

　　此外，後勤部門還要求對羣眾出的車和牲口，要折工計算，損壞要折價賠償或給予維修，總之不讓出工具牲口的羣眾吃虧。

　　措施四：尋找積極分子，建立支前組織

　　對於尚未建立基層政權的新收復區而言，要想動員民眾支前，難度相對而言更大。在這些地區，首要之務是尋找積極分子，這些人主要是“參加過支前受過考驗的，參加武工隊打過游擊戰的，抗烈屬，政治面目清楚、沒有投降敵人的或與故妥協未作壞事的老村幹，以及一般羣眾中的苦主”等。然後在積極分子的配合下“發動羣眾訴苦”，號召支前。

　　措施五：改義務運輸為“給價包運”，以吸引民眾為軍隊“打工”

　　針對各地區強制攤派民夫出工，民工在支前過程中待遇較差的情況，戰勤部門下發通知要求改善民夫待遇。首先是提高民工出差的生活待遇。1948年10月25日，華東支前委員會決定在民工來往的道路旁設立民站，每30裏設一小站，60裏設一大站，給運輸糧食物資的民工提供“茶水與飯食，要支起10-15口大鍋、囤積一部分燒柴與麪粉，專做民夫吃飯與喝水之用。宿營站初民夫的吃喝問題外，尚需招待住宿，要支20-30口。”“每一站至少要聘請中醫一、二人與民夫治病。”

　　此外，針對之前對民工只供伙食義務運輸的情況，從1948年9月開始，中原解放區發佈了《禁止無償派差，實行給價包運制度》的公告，給予出差民工一定補償。公告規定：“凡前後方部隊、政府機構、學校、工廠、醫院、兵站及其他任何機構、任何個人所有搬運武器、彈藥、機器及一切糧草物資等，概應依照規定運費按工給價，或按件給資。一律禁止無價派赴，禁止只分伙食不結工資之義務運輸制度。”那麼到底給多少呢？公告中規定：“轉送傷員無論採用何種運送方法，每轉送一人行50裏，發給運價糧食30斤（秋前以小麥計，秋後以雜糧計）。但如用擔架時，按每個傷員加發10斤。……運送軍械、彈藥等每百斤百里之運費，人力挑運為32斤，馱運23斤，各種車輛為20斤。”這就使得“支前不僅不是負擔，反增加活路，因此到處修理大車，增加牲口。……過去供給制支差，每輛大車只運600斤者，現能運1400斤至1700斤。過去一天只走四五十里者，今能走八九十里至百里。過去出公糧、公草、田賦之外還要支差，並要出村經費、做鞋慰勞等，真是苛雜不堪重負。現在羣眾只出公糧、公草、田賦，其餘村經費慰勞、派軍鞋一概停止。過去羣眾對我不滿心理，已一掃而空。”

　　三、淮海戰役期間共動員民工500餘萬人

　　通過一系列細緻入微的措施，民眾支前的積極性大幅度提升，比如莒縣一個區原來計劃出900輛小車，估計已經到頂。縣裏讓再出200輛，區裏召開動員會後，羣眾又出了500輛車、700條麻袋，超額完成任務。

　　最能體現動員效果的無疑是以下一系列令人乍舌的數字：淮海戰役期間，共動員“支前民工（包括隨軍民工、二線轉運民工和後方臨時民工）543萬人，擔架20.6萬副，大小車輛88.1萬輛，挑子30.5萬副，牲畜76.7萬頭，船8539只，汽車257輛，向前線運送彈藥1460萬斤、籌運糧食9.6億斤，前方實際用糧43400萬斤，向後方轉運傷員11萬餘名。在戰役的第三階段，參戰兵力與後方支前民工的比例為1比9，大大超過戰役初期1比3的概算。”

參考資料：

黃道炫：《三年內戰中的民夫——以冀魯豫區為例》，《新史學》第七卷《20世紀中國革命的再闡釋》，中華書局2013年6月版；

劉統《華東解放戰爭紀實》，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王樹成《戰勤工作資料選》，1988年12月版；

劉瑞龍《我的日記——淮海、渡江戰役支前部分》，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版；

《淮海戰役·第三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淮海戰役資料選》，山東人民出版社，1978年12月版；

《陳毅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3月版；等。